1. 引言
近100年来，道德在人格科学研究中无处不在。以人格为基础的观点研究道德心理学为这一领域带来了独特的贡献，为理解道德行为、道德品质判断以及道德发展的个体差异提供了丰富的理论框架和实证基础(Fleeson et al., 2014; Sun & Smillie, 2024)。道德品质(Moral Character)是指一个人以道德与不道德的方式思考、感受和行为的倾向，或者是与道德相关的个体差异的子集，即道德品质特征是捕捉个体差异的人格特征(Fleeson et al., 2014)。在日常交往中，我们常常提及“他是一个怎么样的人？”这类问题涉及的是对他人道德品质的判断。研究表明，无论在知觉和评估他人时，还是在印象形成与发展中，道德品质都处于主导地位，是一个人身份的核心(Strohminger et al., 2017)，是比其他特质更独特的人类特质(Goodwin et al., 2014)。因此，对他人道德品质的判断对整个社会和个人的发展有重要作用。不仅将有较大概率能避开最有可能的潜在伤害者，决定与什么样的人交朋友或信任谁，而且会使人们对过去行为的理解变得有意义，同时对目标对象的后续行为有预测作用。此外，Rai和Fiske (2011)指出，亲密的人际关系是有关道德的伦理和心理学理论的核心。道德根植于我们的社会关系中，人所处不同的社会环境和关系类型，会在不同的时间凸显不同的动机，因此同一道德人的行为会非常不同。也就是说，现实世界中的道德品质判断和行为是嵌入在特定的关系背景下的。而且研究表明，道德品质判断准确性可能会对人际关系产生深远的影响，在道德品质上与他人判断不一致会导致负面的人际关系结果(Barranti et al., 2016)。因此，探究关系亲密度对道德品质判断准确性是有必要的，而且具有深远的意义。
尽管已有实证研究探讨了关系亲密度对道德品质判断准确性的问题，但目前还缺乏一个全面的文献综述来整合这些研究成果。本文希望通过梳理现有的各类实证研究，提供一个更全面的视角来深入理解这一复杂问题。因此，研究关系亲密度与道德品质判断准确性的关系，不仅可以了解关系程度不同的人对道德品质判断准确性的差异，谨慎、谦虚地判断他人的道德品质，而且有助于社会和人际关系的和谐稳定发展以及为道德教育、道德理论研究提供有益的参考和借鉴。
2. 关系亲密度
2.1. 概念
关系亲密度一直是社会学和心理学共同关注的话题。赵永萍等人(2017)提出关系亲密度是判断者与判断目标间相互依赖和了解的程度，以自我包含他人量表得分作为判断指标。
2.2. 社会重要性
从微观层面来看，关系亲密度对个人的认知、成长、心理健康、社会适应和价值观发展有重要意义(Ogba et al., 2019; Reis & Shaver 2018)。在亲密关系中，个体通过与他人的互动和反馈，分享内心深处的想法和感受，有助于更深入地了解自己和对方，促进自我认知和成长。此外，良好的亲密关系是心理健康的基石。不仅有助于个体在社会网络中更好地融入，感受到来自他人的认同和接纳，增强认同感和归属感，从而促进个体适应社会。同时，亲密关系会引导个体形成共同的社会规范和价值观，传递和弘扬社会文化价值观。
从宏观层面来看，关系亲密度对于社会的稳定和和谐也具有重要意义(徐嫣，2016)。亲密关系的存在有助于减少社会冲突和矛盾，增强社会凝聚力和向心力，对维护社会稳定、促进社会发展具有积极作用。
3. 道德品质判断准确性
3.1. 概念
道德品质判断可能是最重要的人际判断，是人们形成对他人整体印象的核心。因为道德品质与确定判断目标对自己是有益还是有害，以及他们是否可靠显著相关(Goodwin et al., 2014)。基于以往研究，Goodwin等人(2014)提出，道德品质判断是指对人内在的“道德本质”的概括与评估。当对一个人的道德品质进行判断时，评估的是这个人内在、稳定的特征，这些特征致使其做得好(高道德品质)或差(低道德品质)。道德品质判断的准确性则是指知觉到的道德品质与目标个体的真实道德品质的相符程度。因为在道德品质研究中，对真实道德品质的测量只能无限接近。如果对某一个个体的道德品质的判断越接近其真实的道德品质，则认为对其道德品质的判断越准确。但目标对象的自我判断与他人判断不一致时，谁的判断更加准确呢？是自我的，还是他人的，或是两者都不准确？这是道德品质判断研究中一直未能解决的问题。
3.2. 衡量指标
迄今为止，研究人员一直依赖于自我报告、他人报告或者行为分离地来衡量道德品质(Sun & Schwitzgebel, in prep)。在某些方面，自我报告和他人报告确实是比行为测量有实质性的优势。文献研究表明，判断准确性的衡量指标主要有自我–他人一致性(self-other agreement)和他人–他人一致性(consensus)。自我–他人一致性是指判断者的判断与判断目标自我判断之间的一致性，通常通过评估一个人的自我报告与判断者的他人报告之间的双变量相关性来研究(Lee et al., 2009; Watson et al., 2000)。强相关表明判断者和判断目标之间高度趋同，即判断准确。他人–他人一致性是指两个及以上的判断者对同一目标个体道德品质判断的一致性程度(Helzer et al., 2014)。但是仅使用他人报告可能会错过重要信息，因为道德品质在某种程度上是内部的(Vazire, 2010)。因此，自我–他人一致性目前是道德品质判断领域的主要衡量指标。
然而，由于与其他特质相比，道德特质的自我–他人一致性较低(Helzer et al., 2014; Sun & Goodwin, 2020)，可能较难依赖自我–他人组合材料来衡量道德品质判断。因此，Pringle等人(2023)提出了一种替代方法：考虑自我和多个信息提供者(即多个他人)之间共有的道德观念差异，即多个判断者与判断目标自我判断之间的一致性。可以说，这种方法提供了最接近一个人真实道德品质的方法，因为它避开了个人偏见，但在实证研究中尚未全面展开。
3.3. 理论模型
现实准确性模型(Reality Accuracy Model, RAM)是由美国加州大学心理学教授大卫·范德(David Funder)提出，主要描述了从目标的特质到知觉者判断的特质之间的过程(Funder, 1995)。该理论认为，准确的判断有四个重要前提：有与目标特质有关的行为、这些线索可以被观察、观察者检测到这些线索、对线索正确地利用，即相关、可用、检测和利用这四个过程缺一不可。Funder (2012)还总结了影响判断准确性的四个重要调节变量，即良好的目标(good target)、良好的特质(good trait)、良好的信息(good information)、良好的判断者(good judge)。它们通过影响RAM中的一个或多个阶段而影响判断。因此，为道德品质判断准确性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和解释框架。
自我–他人知识不对称模型(SOKA model)是由Vazire (2010)提出的，认为我们对自己的认识与他人对我们的认识的差异并非随机产生，而是源于自我和他人所能获取的信息差异以及动机性偏差。该模型与RAM不同的是，它并不是将自我判断作为判断准确性的标准，而是也作为检查准确性的目标(陈少华，曾毅，2014)。其关注的核心是哪些特质自我判断更准确，哪些特质他人判断更准确。因此，在阐释特质特性如何影响道德品质判断准确性方面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
4. 关系亲密度与道德品质判断准确性之间的关系研究
道德品质是人际感知的核心(Pringle et al., 2023)，可以被熟悉的他人检测到(Cohen et al., 2013)。LaFollette (1995)提出道德需要社会关系中的经验，部分原因是人际关系中的经验增强了一个人理解他人思想和接受他人观点的能力。亲密关系可以促进道德行为和道德价值观，即道德可以通过亲密关系得到提升。可见，亲密关系与道德的联系是紧密的。此外，Linke (2012)的研究发现，道德品质评估(判断)与社会关系错综复杂地联系在一起。更紧密的社会关系被预测会激发更有利的评估并增加利他行为。社会关系可以为相关的社会道德判断和评估提供信息。因此，处于不同关系亲密程度的人获取的信息不同，对其道德品质判断准确性也会有所不同。
研究发现，判断者与判断目标的关系亲密程度会影响判断的准确性，即亲密关系会影响对一个人道德品质的归因和判断(Hughes et al., 2016)。来自熟人朋友的判断与判断目标的自我判断之间的一致性高于来自不太熟朋友与判断目标自我判断之间的一致性(Ashton & Lee, 2010; Lee et al., 2009; Helzer et al., 2014)。而且关系亲密程度不同，具体道德品质的一致性也不同，如Helzer等人(2014)的研究中采用家人、朋友、同事作为判断者，发现同情心的自我–他人一致性最低，节制的自我–他人一致性最高；Barranti等人(2016)的研究中采用亲密朋友作为判断者，发现同情心、诚实、忠诚的自我–他人一致性容易发生分歧；Pringle等人(2023)的研究中采用家人、朋友、同事等作为判断者，发现关爱、诚实的自我报告和他人报告都较高；公平、忠诚、权威的自我报告较高，而他人报告不一定高。此外，在不同关系中道德品质优先考虑的相对重要性会发生变化，如在关系疏远中，优先考虑诚信品质；在关系亲密中，优先考虑仁慈品质(Moore et al., 2023)。
可见，在道德品质判断中，关系亲密度水平会影响道德品质判断准确性。熟悉目标与更高的准确性和更少的积极偏差相关。当个体与目标对象关系较好时，他们对目标对象的道德品质判断往往更为准确。这可能是因为亲近的个体有更多的机会观察和了解目标对象的内在特质和行为模式。特别是在长期亲密关系中，如婚龄较长的夫妇，由于长时间的相处和深度的了解，他们对彼此的道德品质判断往往更加一致和准确。
5. 影响关系亲密度与道德品质判断准确性的因素
5.1. 特质特性
特质特性是指特质本身具有的性质。研究表明，道德品质具有可观察性(Paulhus & John, 1998;Cohen et al.,2013; Helzer et al., 2014; Vazire, 2010)和可评估性特性(Leising et al., 2021; Vazire, 2010)。
特质特性会影响道德品质判断准确性。Vazire (2010)的自我–他人知识不对称(SOKA)模型假设，自我报告与他人报告的相对准确性取决于该特质在可观察性上的高低程度和在可评估性上的高低程度。首先，道德品质有些是内在的，即一些道德行为的基本发生率可能较低(如勇敢)，其低可观察性表明，道德品质特征的自我报告比他人报告更准确(倾向于自我报告)。因为基于内在品质的特质往往更难以评估，至少对于外部观察者来说(Vazire, 2010)。观察者的评分可能无法提供对目标在这些特征上的深入了解(Funder & Colvin, 1988; John & Robins, 1993; Vazire, 2010)。此外，道德品质特质之间的可观察性也有所差异，例如，在诚实–谦卑的诚实方面的一致性往往比在公平、避免贪婪和谦虚方面的一致性要低得多(Lee et al, 2009)。其次，道德品质也被认为是可评估的(相对于中性)，研究表明高评估性特征评分的判断间相关性往往低于低评估性特征(John & Robins, 1993; Vazire, 2010)。这种较低的一致性可能是由于评估特征的评级受到社会赞许性或其他自我表现问题(如自我服务偏见)的影响(Helzer et al., 2014)，这可能会破坏自我报告的准确性(倾向于他人报告)。例如，在评估一个人的同情心时，自我评估的一部分可能会因为受社会赞许的影响而被歪曲，而评估者(他人评估)则会从各自特定的角度评定目标对象的同情心，致使自我评估与他人评估之间产生不一致。而且评估性高的特质往往是那些与重要的社会价值取向有关的特质(Connelly & Ones, 2010)。例如，与不太受社会欢迎的道德特征相比，更受社会欢迎的道德特征会引发更低程度的一致性，这重复了之前的研究(John & Robins, 1993)。
特质特性和判断者与判断目标的关系质量(relationship quality)有关。特质的可观察性效应不仅存在于关系好的个体之间，而且在陌生人当中该效应最为显著。例如，在相互熟悉的组中，诚实–谦逊组的自我–他人一致性程度中等高，与其他人格维度的自我–他人一致性程度相似。对不太熟悉的朋友，相应的一致性明显较低，而在陌生人判断中的一致性可能几乎为零。因为陌生人对可观察性低的特质通常难以做出准确判断，尤其是诚实、勇敢。Hayes和Dunning (1997)指出，人们对好朋友做出的评估与他们对自己做出的判断类似，两者都受动机性因素的影响。而且在对特定个体的道德品质判断中，当评定者与判断目标很熟悉时，与可评估性相关的自我–他人一致性将会提高(Vazire & Carlson, 2010)。可见，特质特性对关系亲密度与道德品质判断准确性有影响。
5.2. 信息数量和质量
道德品质的一致性与过去的一致性研究中已经确定的一些相关因素有关，比如熟人(Funder & Colvin, 1988)、判断者的特质和关于目标的可用信息(Funder, 1995)。关于目标的可用信息，即良好的信息。良好的信息决定了判断过程的相关性和可用性阶段，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信息数量(即信息量)，也就是说判断者可以获得多少信息，二是信息质量，即信息与被判断的特征的相关性如何。
研究表明，信息的数量(即知觉者掌握信息的数量多少)会影响判断准确性；信息质量(获取信息的可用性)会因信息类型(价值信息、事实信息、公开信息和私密信息)、情境强弱不同而不同，从而影响判断准确性(Beer & Watson, 2008)。Cohen (2103)提出一个人必须相当了解一个人，才能对他的品质形成准确的判断。可能需要相当多的时间，行为样本和经验的人能够看到道德品质。也就是说需要很长时间和各种各样的经历才能看清一个人的真面目。即获取的信息的数量和质量会影响品质的判断准确性。例如，如果一种强情境给一个诚实–谦逊的人带来明显负面的影响(如失去工作机会)，那么此人就会觉得他必须在诚实–谦逊方面表现得很好，不管他们是否真的如此(Pike et al., 2022)。所以，与强情境相比，弱情境下受限制较少，比较灵活，获取更多可观察、高质量的信息，从而判断更准确性。
此外，信息数量和质量的获取会因为关系亲密程度不同而不同。研究表明，随着亲密程度的增加，后续就会发生更多的自我表露(Ogba et al., 2019)。如我们会和家人、朋友讨论比较私人的话题，则能够获得更多真实、深入的信息，而与不熟悉或陌生的人谈论比较公开的话题，更倾向于隐藏自己的真实想法和感受，获得信息有限且可能失真，这可能会导致对他人的判断产生误解或偏差。因此，关系水平的不同导致了信息数量和质量的不同，进而影响到人们相互之间的道德品质判断。可见，信息的数量和质量对关系亲密度与道德品质判断准确性有影响。
6. 意义与展望
6.1. 社会意义
第一，有助于揭示影响道德品质判断准确性的多元因素，更深入地理解道德品质判断的复杂性和多样性，深化人们对道德认知的理解。认识到道德品质判断准确性不仅受到行为本身的影响，还受到个体与行为者之间关系的影响。
第二，可以为道德教育和行为纠正提供更为精准的指导。如在教育过程中，教师可以根据学生与他人的关系亲密度，调整道德教育的策略和方法。对于关系亲密度高的学生的不道德行为，可能需要采用更加细致和深入的引导方式，帮助他们建立更为客观和公正的道德品质判断标准。这有助于提升道德教育的实效性，培养学生的理性客观的道德品质判断能力。此外，有助于减少因情感因素或认知偏差而导致的道德品质判断失误，提高道德品质判断的准确性和公信力。尤其是在司法、企业管理等领域，可以为其决策制定提供有益的参考。
第三，关系亲密度对道德品质判断的影响还关系到社会的和谐稳定。虽然对关系亲密的人的道德品质判断准确性更高，但是当个体在面对熟人的不道德行为时，可能会因为情感因素而降低道德品质判断的准确性，从而导致社会不公和道德沦丧。通过本文可以引导个体在面对熟人的不道德行为时保持客观和公正，从而维护社会的公平和正义。这有助于推动社会的和谐稳定，增强社会的凝聚力和向心力。
6.2. 问题与展望
国内外对于关系亲密度与道德品质判断准确性之间的关系进行了一些研究，这些研究不仅增进了对人际互动中道德品质判断准确性的理解，而且从判断者和判断目标角度出发进行探究。但同时也存在一些不足之处。针对这些不足，未来研究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展开：
首先，关于道德品质的测量方式，目前研究采用的是自我报告、他人报告、行为测量以及生物测量，但在控制变量、揭示深层心理机制方面存在局限。因此，可以结合神经科学、认知科学等领域的技术手段，如脑成像技术、眼动追踪等，或者开发一种基于遗传标记、大脑结构和功能或生理测量(如皮肤电导、激素水平)的道德测量仪，更动态、更直观地揭示道德品质判断过程。
其次，目前已有的研究中，所使用的人口学变量多为性别，变量局限性使得研究结论的普适性和推广性有待检验。未来研究可以重视其他人口学变量，例如年龄等在关系亲密度与道德品质判断关系中的作用。此外，道德品质判断也会受不同文化的影响，而且不同道德特质在中西文化中存在差异，如东方文化在忠诚、圣洁方面评价高于西方，在其他道德基础内容评价上则无明显差异(赵书松，张旭，2021)。因此，可以开展跨文化比较研究，以揭示不同文化背景下关系亲密度与道德品质判断准确性的关系。
最后，由于在不同情境中，可能获得关于一个人不同的品质信息。因此，考虑判断情境强度以及类型所导致的差异外，还可以比较不同信息来源(如文本材料、图片信息、音频和视频信息)下的关系亲密度对判断准确性的影响。
致 谢
致谢是我完成本论文最重要的一部分。在此，我想对那些在我完成研究工作过程中给予我帮助、支持和鼓励的人表示衷心的感谢。感谢老师在论文撰写过程中的指导和建议，感谢家人和朋友的支持和陪伴，感谢给予转载和引用权的资料所有者。
再次向所有给予我帮助和支持的人表示最诚挚的谢意，你们的付出使我能够顺利完成这篇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