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乾嘉时期是资本主义生产要素不断萌芽、科学知识广泛传播的时期，戴震以文本考据为手段，开创了“以词通道”新的释经方法论，构建了一套“达情遂欲”的伦理学和“道赅理气”的新道论形上学，成为了乾嘉学术中皖派的代表人物。戴震一生的治学都体现出求真务实的作风，批评宋儒以“理”责人，否认宋儒把理解释为“天理”，戴震把理解释为“条理”，消解了宋儒把“天理”作为本体论，通过《原善》《孟子字义疏证》等著作建立新理学。戴震用实证性知识解释经学，加强经学的权威，对于清代实事求是的学风和思想基调影响深远。
Abstract: The Qianlong-Jiaqing period witnessed the budding of capitalist production elements and the widespread dissemination of scientific knowledge. Dai Zhen, utilizing textual criticism as a method, pioneered a new hermeneutic approach called “accessing the Way through words.” He developed an ethical system emphasizing “expressing emotions and fulfilling desires” and a metaphysical theory that “the Way encompasses principle and qi.” Dai Zhen became a representative figure of the Anhui School during the Qianlong-Jiaqing academic era. Throughout his scholarly life, he upheld a pragmatic pursuit of truth, critiquing Song scholars for imposing “principle” on people and rejecting their interpretation of “principle” as “heavenly principle.” Dai interpreted “principle” as “order,” eliminating the ontological status given to “heavenly principle” by Song scholars. Through works such as “On Goodness” and “A Detailed Explanation of the Meaning of Words in Mencius,” Dai established a new form of Neo-Confucianism. By applying empirical knowledge to interpret classics, he strengthened the authority of Confucian texts and profoundly influenced the pragmatic scholarly style and ideological tone of the Qing dynasty.
1. 引言
戴震，字慎修，又字东原，安徽休宁人，生于雍正元年(公元1724年)，卒于乾隆四十二年(公元1777年)，戴震生于贫困家庭，自幼便随父亲经商，生活中注重实际效益，长期居住在休宁县的山区村落，他亲眼见证了普通百姓所经历的艰辛与困苦，这些经历在他心中种下了救济众生的理想种子，生活条件艰苦，有时只能收集店铺中的面包屑来果腹，戴震依然坚持着他的学术追求，戴震的贫寒出身不仅没有阻碍他的学术道路，反而促使他发展出了注重实际效果的学术思想。戴震以文字考据为研究方法，践行实证主义精神，对古典文献进行仔细地阅读与对比，找到古代文献与当代文献的差别，找出不符合古圣经典思想的内容，戴震反对空谈心性，强调实事求是，认为学术研究应该基于可靠的证据，戴震的学术研究涉及广泛，从对经典文献的解释到历史规章制度的记录，从古籍的校勘到古汉语发音的研究，乃至数学和天文学等领域，他都致力于实证研究，他的研究对象主要是古代文献和经典，而其治学态度则体现了“实事求是”的精神。这种求真的态度不仅体现在他的生活习惯中，也贯穿于他的思维方式和信念之中。
2. 戴震求实思维的萌芽
当历史进入十八世界上半叶时，民族资本主义早已流行开来，与之相适应的是，西方文化不断传入中国，科学求实精神的影响力不断扩大，逐渐成为乾嘉时期的学术精神，他的整个思想，因此和资本主义生产要素密切结合着[1]，当时科学知识已经相当发达，学术思想却被恐怖的白色文字狱所围绕，这种政治上的压迫，促使学者进行学术研究时，更加谨慎，有利于求实思想的发展。从思想史的角度来看，清代的考据学可以追溯到明代晚期程朱理学与陆王心学之间的义理之争[2]，这两派的争论最终促进了对经典文献进行更为严谨的考证研究，更深层次地讲，这反映了清代儒学从强调内在道德修养(“尊德性”)向注重学问探究(“道问学”)的转变。知识论与反知识论的斗争，“尊德性”与“道问学”之间的斗争，这就是戴震学术产生的时代背景。
戴震十岁在私塾学习《大学章句》，与私塾先生辩论，戴震问，何以知孔子言之曾子述之，私塾先生回答：朱子注之，戴震又问：朱子那朝人呢，老师回答说：宋朝人，戴震又问东周到宋朝多少年，老师回答说：大约两千年，戴震说：朱子与孔子相隔两千年，朱子怎知孔子思想？依据是何？老师无言以对，通过这场辩论，可以证明戴震从小就养成了实事求是的精神，梁启超认为，这段辩论，可以代表清学派实事求是精神之全部[3] (p. 85)。戴震二十一岁从师江永，因江永字慎修，遂只用东原，江永不仅以经学文明于世，而且在数学、天文、音韵各方面也深通，是一位实事求是的学者，戴震深受其实事求是思想的影响，戴震学习江永自然科学与经学相结合的学术思想，因此，戴震早期著述了许多自然科学书籍，他在《策算》中用乘法验证《易》卦，戴震的计算方法，实际上是对古典文献的一个数学方法的注释，加强经典文献的权威性[4] (p. 128)，戴震用自然科学解释经学，把科学求实的精神带入经学，充分体现了戴震谨严求实的治学特点。戴震在经学方面也受到江永的影响，不反对程、朱，江永著有《朱子近思录集注》，戴震在《经考》和《经考附录》中多次引用程朱，余英时说：“东原早年受江永的影响，在义理上服膺程、朱”。
3. 戴震在自然科学上求实精神的体现
戴震从小热爱天文，是受一位卖姜老人的影响，这一天早上天气放晴，老人带了一把伞，幼年时的戴震对此很不理解，就去询问老人，戴震听到老人的解释，将信将疑，不到中午，天果然下起雨来，这件事对戴震影响巨大，他下定决心，要去探索天穹的奥秘。给戴震学术以重大影响的又学者之一是梅文鼎，梅氏从小就熟读数学、天文学等自然科学，他对学问采取“技取其长，而理唯其是”的态度，兼采中西，不偏不倚，他善于学习西方的文化，热爱总结中国传统文化，在数学方面，梅氏精通西学，重视中西结合。戴震开始研究自然科学的时代，是西学东渐的低迷时期，罗马教皇颁布了一道教令，不允许传教士与教徒参与祭祀孔子，祭祀孔子无疑属于古代官僚体制的一部分，这项教令无疑是清代最高层统治者所无法接受的，西方传教士从此不再允许来内地，虽然乾嘉时期西学的传入几乎停止，但是明末清初西方自然科学传入中国后，在学界已经生根发芽，从清初到乾嘉时期，学界巨星，无一不学贯中西，而不以门户私见，以求真务实为宗旨，戴震当然也以这一宗旨为准则。在学理逻辑上，只要是追求真理，东学和西学是一致的，戴震是一位从事自然科学研究的哲学家，因此其哲学思想充满着科学思想，求真求实的思想特别强烈。戴震的数学著作有《策算》《考工图记》《勾股割圆记》等等，合九篇为《原象》，作为《七经小纪》的首篇，天体算法具有，这一篇形成了戴震的自然科学知识体系，一方面戴震受到西方科学思想传播的影响，另一方面戴震求实务实的治学方法，主张解经必有法可依，这篇著作就是对自然规律正确的认识。此外，戴震在天文学方面的著述还有《古今岁时考》《续天文略》，戴震后期的生生不息的朴素唯物主义辩证运动观，无疑与他的天体视运动的运动观有着某种逻辑上的联系[4]，戴震在乾嘉时期在数学、天文学等自然科学的成就达到了新的高度，是其科学求实精神的充分应用。
4. 戴震经学研究中的求实精神
考据，是科学研究的方法之一，实质上是一个知识论方法，是一个以文献资料为主要部分而进行实事求是的研究方法。考据学萌芽于明末中后期，这时期的学者开始关注文献的准确性与正确性，为考据学奠定切实的基础，到了清代，特别是乾嘉时期，考据学达到空前的繁荣，戴震就是其中最著名的学者之一，戴震批评陆九渊、王阳明的“尊德性”，赞扬朱熹的“道问学”表明戴震前期思想不反对程朱，与皖派思想相近，戴震从事文献考据，采用“以词通道”的考据学方法，具体来说，读经以明道，明道在于词，词由字组成，所以由字可以通词，由词可以通道，其核心思想治经求道必自语言文字为起点，此外治经时要考证经典名物，贯通文献中的历法、音韵等，戴震对治学处处都体现着谨言求实的精神。实际上从学术上可以证明“以词通道”考证名物等一套方法的正确性，考证需要渊博的知识，章学诚指出戴震早期学术特点是多学多识，章学诚曾说：“夫实学求是，与空谈性天不同科也。[5]”章氏的表述，也证明戴震在学术上的风格。戴震早年著《尔雅文字考》《诗补传》《屈原赋注》，这是戴震“以词通道”的开端，清代真正研究《尔雅》的，戴震当为第一人，《尔雅》是中国古代最早的一部词典，也是最早的一部训诂书，戴震著著这几本书籍时，家境非常贫困，一天只有早晚两餐，依然发愤著书，这种昂扬挺拔，贫贱不能移的志向，生动体现出戴震早年治学的精神，戴震著《屈原赋注》不仅概括大段的意义，而且对大段中的小段意义也作出概括，这等于是在层层解释《离骚》，戴震苦心孤诣的寻找《楚辞》中的义理精核，完全有其明确的指导思想，并且在考据的同时寻求“十分之见”。戴震考证名物的方法是一个实事求是的方法，是研究古典文献，乃至一切历史科学的重要基础，戴震为求学问提出了“十分之见”其根本就是强调治学的“见识”，“十分”就是极限的意思，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表示“十分之见”与“非十分之见”可以当作科学的定理与假说之分[3] (p. 66)，钱大昕谓戴震之学的核心特点是“实事求是，不偏主一家”[6]戴震对于其他人的真知灼见，也是认真加以学习，余延灿对戴震“十分之见”有一个极好的注释，他说“有一字不准六经，一字解不通贯群经，即无稽者不信，不信者必反复参验而后即安。[7]”戴震自己表达了个人治学的体会：“昔以为直者，今见其曲，昔以为平者，今见其坳”[8] (p. 66)，这一段自述，真实的表达了戴震在治学上进程，反复实践，一步步走向真理。
乾隆十九年，戴震为躲避豪强的迫害，避难北京，衣食无着，生活的颠沛流离，使得戴震只能接受现实，更加培养了他实事求是的精神，避难北京之后，戴震拜访了钱大昕，二人讨论学问，谈论了一整天，临别时，钱大昕叹曰：“天下奇才也”。不久之后，戴震结识吴派代表人物惠栋，钱穆认为，戴震受惠栋的影响，他从顾炎武算起，一直数到惠栋，肯定吴学的辨伪求真的精神，不可否认，钱穆也赞同戴震求真务实的作风。引起他学术思想的重大变化，戴震天道论和宇宙论受《易传》的影响很大，戴震早年就对《易经》作过很勤密的研究[9] (p. 39)，戴震推崇程颐的《易传》，程氏以追求客观为主，惠栋是清代真正以汉学求实的客观态度来研究《易经》的代表人物，惠栋对戴震影响巨大，引起他学术思想的重大变化，从此戴震对宋儒的态度发生转向。此后戴震批判宋儒凿空，他说：“是故凿空之弊有二：其一，缘词生训也；其一，守讹传缪也。[8] (p. 97)”戴震受惠栋的影响而转向，并且还保留着戴震学术原有的“分析条理”的特点，戴震有很强的科学性，弥补了惠栋的不足之处，王引之曾说：“惠定宇先生考古虽近，而识不高，心不细，见异于今者从之，大都不论是非。”惠、戴不同，一般可以概括为惠栋求其近汉近古，戴震求其近真近实，可以说，求真求实，讲究科学性与逻辑性，正是戴震之学的精髓。
由于戴震结识学界中许多有真才实学的学者，见识大涨并且思想更趋于成熟，戴震著《七经小记》，这形成了戴震全部思想体系，该著作也彻底的体现出戴震唯物主义一元论的思想，《七经小纪》的核心大意是变经学为新理学，戴震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继承，改造，创新，全部体现在《七经小纪》之中，《训诂篇》是《七经小纪》之一，它是为解释儒家经书服务的，形成了高于解经的语言文字学科学体系，关于《七经小纪》中的《原善篇》和《孟子字义疏证》著作，标志着戴震完全超出经学，建立了新的哲学，充分体现实事求是精神的独具特色的新哲学。
戴震为《周礼•考工记》作图注，礼学全部都是实学，《周礼》《礼记》《仪礼》本身就是一系列实事、实物、实情，戴震礼学秉承江永，戴震一生都是不断的学习、实践礼学，对礼学进行反复的研究，他说：“为学须先读《礼》，读《礼》要知得圣人礼意。”戴震治礼，是以考据、校勘为主，在戴震的“礼记”最值得重视的是，以考证古代井田制的具体做法为出发点，用历史发展的时间线为线索分析了井田制兴衰的原因，这是戴震以历史的眼光看待历史。从历史上看，清代儒学形而上学思维衰降是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学界的风向越来越接近实事求是[10]，清代乾嘉学术鼎盛时期的思想，主要偏爱经验文本考据，反对过度的义理阐释，学界的学术基调就是以求实、求真的思想为主，戴震受到清代日益求实的思想影响，他坚持经验论主义的做法，认为宋儒本体论所谓“理”只是一种形而上的意见，如果“理”抛弃了客观物质世界规律就不能成为“理”，只能称为一种主观意见，这个理论给予了程朱派的客观唯心主义以致命的打击，他们以“理”责人，但实际上他们是以自己的主观意见责人。朱熹一面说“有是物必有是理”，一面又说：“心者–身之主宰”，对于心与理的关系，朱熹主张“心包万理，万理具于一心”，“心者人之神明，所以具众理而应万物者也”。他认为“理”具有客观性，但并非等同于物质世界的本身。戴震主张，认知活动始于对物质世界的认识，并且最终也归结为对物质世界的理解。在他看来，脱离了物质世界的客观法则，“理”便失去了其存在的基础。我们认识的是“理”，就是天地人物事为之“理”。程朱派客观唯心论，主张“形为神主宰，气为理所生”，他们认为脱离了人心，找到圣心，就可见到绝对的理，也就是说，圣心就是理。宋儒的认识过程，不是从物格出理来，而是从物中格出物的形而上思想，为求得不增不减不生不灭的“理”，认识得目的就是“复其初”，“初”指的是那种绝对的、原本的理或原则，也可以理解为纯粹的圣人之心。在《孟子字义疏证》中，戴震解释说：“人的身体成长壮大，依靠的是饮食的滋养，这种成长是日渐增加的过程，并非回复到初始状态；同样，德性的提升依赖于学习与知识的积累，从而达到圣贤的智慧，这也显然不是回到初始的意思。”[8] (p. 90)。
戴震认为这种认识的目的乃是本末倒置的错误理论，我们所谓认识，离开了物质世界，就无法讲所谓真理的问题，只因为我们对真理认识不清，戴震认为“解蔽莫如学”，学就是更深地认识客观世界规律，学，自然可以无蔽，但最终还是要正确认识物质世界的规律。他说：“明理者，明其区分也。”我们向外界接触时，就会察觉“事情”存在区分的条理，认识真理需要依赖客观世界，但不是回转追求心之本身，戴震对理认识的转变，是戴震求真务实治学态度的必然结果。
戴震认为，“理”或“义”必须基于人之常情来讨论，戴震将“情”解释为人的自然状态与真实感受，即“情”是人类存在的根本，如果脱离了“情”而去谈论“理”或“义”，那么这些概念就会变得空洞而不切实际。因此，对于戴震而言，只有将理论建立在真实的人类情感和实际体验之上，才能确保其意义与价值，戴震认为所谓“理”或者“义”，都必须在人情上讲，他把“情”字解为“素也，实也”，意思是情是人存在的基础，舍“情”谈“理”或者“义”，必然会使“理”或“义”变为空谈，戴震强调，只有依据对于客观事物“不易之则”的正确认识，才可以成为“同然”，这个“同然”的标准，“不易之则”，不是任何人可以凭借主观决定的，戴震提出了“以情絜情”的主张，认为人心“能于事不爽失，使无过情，无不及情”，就能得到真理，达到“同然”。从人人共有的实情出发，以共同感受为标准，这样就能得到客观的实情或者合乎客观的实情，有了对客观实情的见识，我们才能有正确的认识，与之相对的是，如果我们把理看作心中之“物”，心中之物从何而来，必然归于先天，这种方法就是人类为自己的偏见与意见找合理的根据，戴震反对儒学家不重视日用饮食的现实世界的研究，反对不重视他人的真情实感，这都是戴震从实际出发，以务实的作风，贯彻求实精神。
戴震哲学不是没有本体论，只是坚持了一种朴素而内在的、自然主义一元论立场[9] (p. 49)，戴震总结了当时的科学知识，应用当时科学的结论解释“理”本质，证明了程朱脱离客观世界的“理”只是一种意见，戴震重视科学和物质世界的规律。就是想要引导学者不要跟着宋学的蹈空之论走，以免忘记黎民百姓的苦难。今天，戴震留给我们求实求真的精神遗产是一笔重要的财富，以免当今学者陷入唯心主义的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