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发布资料表明，移动电话用户在青少年中的占比日益增加，在未成年人中的占比也在不断提高。手机在带给中学生新的学习资源和机会的同时，也容易诱发过度使用，导致手机依赖行为的产生，从而对他们的身心健康造成不良影响。从前人的研究中我们发现，亲子关系[1]和负性情绪[2]对于青少年手机依赖问题具有重要意义。研究者Park等人在针对中学生手机依赖的调查研究中发现，具有手机依赖倾向的被试和不具有手机依赖倾向的被试与父母之间的关系具有明显差异。有手机依赖倾向的被试亲子沟通显著低于无手机依赖倾向的被试[3]。同样Demirci通过调查了解到，当个体在晚上长时间观看手机，使自己的身体和大脑处于紧张状态，无法有效地休息调整，相比作息规律的个体来说，他们的生理和心理上容易表现出兴奋，以至于夜间难以入睡，导致睡眠障碍，影响身体健康，从而增强焦虑和抑郁情绪[4]。Byng-Hall研究发现，在家庭中，当父母对孩子的期望过高，孩子为了满足父母的需求，会放弃他们自己对于舒适、注意和指导的需求。而这样的孩子往往更容易产生羞愧，抑郁，焦虑情绪，这些情绪会阻碍他们成长[5]。
从心理学的角度来说，亲子关系是人际关系的一种，它是人与生俱来，也是家庭中最重要的关系，有着很强的情感亲密性[6]。青春期的孩子由于心理发展还不够成熟，他们在面对挫折和烦恼的时候，情绪的起伏会比较大，持续的时间比较长，当情绪的冲动和持久超过一定界限，面对父母的管控，就容易与父母爆发冲突，长期稳定和谐的亲子关系对于孩子认知、情感、意志等各方面都有好处，反之亦然[7]。张锦涛和刘学勤等学者的研究结果表明，父母与孩子之间关系越淡漠，越僵硬，孩子对于孤独情感体验也越强，网络成瘾症状也更明显，父子关系与母子关系均可以独立地显著负向预测青少年的网络成瘾[8]。
情绪是指个体内在的心理活动，包括喜、怒、哀、惧四种基本情感，主要由主观体验、表情行为和生理唤醒三个维度组成，是人的重要组成部分，不可缺少。心理学对情绪进行了划分，把情绪分为正性情绪和负性情绪。正性情绪具有积极作用，它可以提高个体思维的活跃性，促进智力的发展，协调人际关系，使人获得积极体验。而负性情绪不利于个体思维和智力的发展，会使人感到精力不足思维迟钝，也会导致人际关系紧张，获得消极体验，但情绪本身并没有优劣之分。
关于手机依赖一部分研究者认为，手机依赖是一种正常的社会现象，将手机依赖定义为：过度使用和间歇性渴望使用移动电话[9]。也有一部分研究者认为，手机依赖是一种行为成瘾，是个人现象，因过度地滥用手机而导致手机使用者出现生理或心理不适应的症状被称为手机成瘾[10]。无论是哪种观点手机依赖都是一种过分使用手机的行为。已有研究认为，手机是一把“双刃剑”，它既是我们的学习、生活、工作的一个重要工具，能够为我们的生活带来便利，但过度使用手机也会对我们的生活造成不良影响。Choliz在一项针对12~18岁青少年手机使用情况的研究中表明，15~16岁的青少年对手机使用最频繁，并因为过分依赖手机，与家人之间缺乏沟通，最终导致亲子矛盾产生。影响其亲子关系的质量[11]。
综上，中学生亲子关系、负性情绪和手机依赖之间关系密切，但是还缺少深入的相关研究。因此，本研究将对中学生亲子关系、负性情绪和手机依赖的关系进行探讨，并检验孤独感在初中生父母心理控制与自尊之间的中介效应。
2. 研究过程与方法
2.1. 研究对象
采用整群分层抽样的方法，分别选取衡阳市某一所高中、某两所初中的高一至高三以及初一至初三学生进行调查，共发放问卷1372份，收集有效数据1221份，有效率为88.99%。
2.2. 研究工具
2.2.1. 家庭适应与亲和评价量表
采用张文新等人修订的家庭适应与亲和评价量表。其中有父亲和母亲两个分量表，每个分量表均为10个题目，共20个题目。此量表的计分方法为5点计分，第3、4、8、9题为反向计分题。亲子关系的总分由父亲亲和量表得分与母亲亲和分量表得分的平均数，分数越高说明亲子关系越好[12] [13]。本次测量中，总量表的信度为0.850。
2.2.2. 正性负性情绪量表
采用Waston D等人编制的正性负性情绪量表[14]。本研究采用正性负性情绪量表中的负性情绪分量表。负性情绪量表一共由10个题目构成，采用5点计分方法。本次测量中，量表的信度为0.885。
2.2.3. 智能手机依赖量表
采用Kwon等人编制的《智能手机依赖量表》完整版(SAS)和简版(SAS-SV)。SAS包括33个项目，分为日常干扰、积极期待、戒断症状、网络亲密、过度使用和耐受性六个因子[15]。SAS-SV包含与手机依赖最为密切相关的10个项目[16]。两者均采用Liket 6级评分(1代表“非常不同意”。6代表“非常同意”)。SAS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967，SAS-SV的α系数为0.911。本次测量中，总量表的信度为0.893。
2.3. 数据处理与分析
利用SPSS26.0对数据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相关分析、采用PROCESS宏程序的模型4，进行中介效应分析。
3. 研究结果
3.1. 中学生亲子关系、负性情绪与手机依赖的总体情况
由表1可知，中学生父亲亲和力的均分为2.99，母亲亲和力的均分为3.22，家庭亲和力的均分为3.10，母亲亲和力高于父亲亲和力及家庭亲和力，父亲亲和力均分最低。有效样本中，中学生负性情绪得分均分为3.33分，原始量表中3分 = 中等程度，总体上，学生近期对于负性情绪体验频率为中等程度。
对中学生手机依赖各维度得分进行计算，日常干扰、戒断症状、网络亲密、过度使用、耐受性的均值分别为3.27、3.11、3.17、3.45、3.23。由此可知，中学生的手机依赖在过度使用维度上得分最高，其次是日常干扰和耐受性。根据研究工具给出的标准，总分超过32分(不包32分)，即平均分超过3.2分(不包含3.2分)，则可以认为该学生有手机依赖倾向。
Table 1. Descriptive statistics of parent-child relationship, negative emotion and mobile phone dependence of middle school students (N = 1221)
表1. 中学生亲子关系、负性情绪与手机依赖的描述性统计(N = 1221)
类型 |
M |
SD |
父亲亲和力 |
2.99 |
0.69 |
母亲亲和力 |
3.22 |
0.72 |
家庭亲和力 |
3.10 |
0.65 |
负性情绪 |
3.33 |
0.71 |
日常干扰 |
3.27 |
1.19 |
戒断症状 |
3.11 |
1.21 |
网络亲密 |
3.17 |
1.50 |
过度使用 |
3.45 |
1.46 |
耐受性 |
3.37 |
1.55 |
手机依赖 |
3.23 |
1.05 |
3.2. 中学生亲子关系、负性情绪与手机依赖的相关分析
Table 2. Correlation analysis of parent-child relationship, negative emotion and mobile phone dependence of middle school students
表2. 中学生亲子关系、负性情绪与手机依赖的相关分析
变量 |
1 |
2 |
3 |
4 |
5 |
6 |
7 |
8 |
9 |
10 |
1 |
1 |
|
|
|
|
|
|
|
|
|
2 |
0.67** |
1 |
|
|
|
|
|
|
|
|
3 |
0.91** |
0.92** |
1 |
|
|
|
|
|
|
|
4 |
−0.30** |
−0.24** |
−0.30** |
1 |
|
|
|
|
|
|
5 |
−0.19** |
−0.12** |
−0.16** |
0.30** |
1 |
|
|
|
|
|
6 |
−0.25** |
−0.15** |
−0.22** |
0.33** |
0.57** |
1 |
|
|
|
|
7 |
−0.18** |
−0.12** |
−0.16** |
0.24** |
0.54** |
0.55** |
1 |
|
|
|
8 |
−0.17** |
−0.09** |
−.014** |
0.22** |
0.41** |
0.60** |
0.48** |
1 |
|
|
9 |
−0.17** |
−0.12** |
−0.16** |
0.25** |
0.52** |
0.53** |
0.64** |
0.40** |
1 |
|
10 |
−0.25** |
−0.15** |
−0.22** |
0.35** |
0.82** |
0.90** |
0.74** |
0.69** |
0.72** |
1 |
注：*p < 0.05，**p < 0.01，***p < 0.001，下同；另外，1 (父亲亲和力)、2 (母亲亲和力)、3 (家庭亲和力)、4 (负性情绪)、5 (日常干扰)、6 (戒断症状)、7 (过度使用)、8 (网络亲密)、9 (耐受性)、10 (手机依赖)。
由表2可知，中学生亲子关系、负性情绪与手机依赖及其各维度之间两两存在相关关系。具体表现为，亲子关系与负性情绪、手机依赖呈显著负相关，负性情绪与手机依赖呈显著正相关。
3.3. 负性情绪在亲子关系和手机依赖之间的中介作用检验
Table 3. Regression analysis of parent-child relationship, negative emotion and mobile phone dependence of middle school students
表3. 中学生亲子关系、负性情绪与手机依赖的回归分析
项目 |
预测变量 |
结果变量 |
拟合指数 |
回归系数显著性 |
R2 |
F |
β |
t |
第一步 |
亲子关系 |
手机依赖 |
0.05 |
62.43 |
−0.33 |
−7.90*** |
第二步 |
亲子关系 |
负性情绪 |
0.09 |
117.41 |
−0.30 |
−10.84*** |
第三步 |
亲子关系 |
手机依赖 |
0.14 |
98.75 |
−0.19 |
−4.57*** |
负性情绪 |
|
|
0.47 |
11.34*** |
Table 4. The mediating effect of negative emotions in predicting mobile phone dependence in parent-child relationship
表4. 负性情绪在亲子关系预测手机依赖中的中介效应
|
效应值 |
Boot SE |
Boot CI下限 |
Boot CI上限 |
效应占比 |
直接效应 |
−0.19 |
0.04 |
−0.27 |
−0.10 |
57.58% |
间接效应 |
−0.14 |
0.02 |
−0.18 |
−0.10 |
42.42% |
总效应 |
−0.33 |
0.04 |
−0.42 |
−0.25 |
|
Figure 1. Mediating test path map of parent-child relationship, negative emotion and mobile phone dependence
图1. 亲子关系、负性情绪、手机依赖的中介检验路径图
参照Preacher和Hayes提出的Bootstrap方法，采用Hayes模型四对负性情绪在亲子关系和手机依赖之间的中介效应进行检验，结果显示，自变量亲子关系能够显著负向预测因变量手机依赖(p < 0.001)；自变量亲子关系能够显著负向预测中介变量负性情绪(p < 0.001)；中介变量负性情绪能够显著正向预测因变量手机依赖显著(p < 0.001) (见表3)。直接效应、间接效应、总效应在样本量选择5000，95%置信区间内上下限都没有包含0，直接效应占比57.58%，间接效应占比42.42% (见表4)。综上发现，亲子关系不仅可以直接影响手机依赖，还可以通过负性情绪间接影响手机依赖，即负性情绪在亲子关系对手机依赖的影响中起到了部分中介作用(见图1)。
4. 分析与讨论
本研究结果显示，亲子及各维度与负性情绪呈显著负相关，这说明，中学生的家庭亲子关系越好，他们对于负性情绪的体验会更少。可能的原因是，亲子关系较好的家庭中，学生受到自己家庭的关爱支持更多，性格和处世方法也会受到家庭的影响，当他们在面对负性事件所产生的压力时，承受能力更大，因而对于负性情绪的体验感相对会比较低。而Byng-Hall研究发现，在家庭中，当父母对孩子的期望过高，亲子关系较紧张时，孩子为了满足父母的需求，会放弃他们自己对于舒适、注意和指导的需求。而这样的孩子往往更容易产生羞愧，抑郁，焦虑等负性情绪，这些情绪会阻碍他们成长，造成负面的影响[5]。
本研究结果显示，亲子关系及各维度与手机依赖呈显著负相关。这与张锦涛、刘勤学等人的研究结果一致，即父子关系与母子关系均可以独立地显著负向预测青少年的网络成瘾[8]。当中学生与父母的关系越好，其手机成瘾性越低。然而随着科技的更新换代，智能手机的功能更多，用途也更广，在家庭中无论是父母还是孩子，手机成为了他们娱乐的主要工具，而手机的过度使用会产生许多不良影响。如导致父母与孩子的交流减少，彼此之间存在隔阂，孩子更愿意转向虚拟世界寻求安慰。除此之外父母的行为会直接影响孩子，在家庭中，孩子会不自觉地观察和模仿父母的行为，如果父母花费大量时间使用手机，既减少了亲子沟通，孩子也耳濡目染，不自觉地使用手机。充足的家庭活动，会在很大程度上替代手机的使用，同样父母增加与孩子之间的互动，也能减少其手机使用时间，从而缓解手机依赖行为。
本研究结果显示，中学生负性情绪与手机依赖各维度呈显著正相关，这说明中学生的负性情绪体验越多体验感越强，其手机成瘾的可能性会越高。胡月和黄海等人的调查结果表明，在大学生中，手机依赖者对消极情绪有明显的积极预测效应[17]，虽然研究对象不一致，但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认为，负性情绪与手机依赖可以双向正向预测。当学生体验到焦虑、抑郁、自卑、孤独等负性情绪时，他们在现实生活的社会支持力可能会比较低，但此时他们需要的更多是支持与包容，然而当这种需求在现实世界无法满足时，他们可能更愿意转向虚拟世界，从虚拟世界中寻求解脱、逃避和安慰，以缓解负性情绪所带来的强烈不适感。但是也有研究发现长时间使用手机的群体同样也伴随着诸多心理不适如：孤独感[18]、疏离感[19]，压力易感性[20]以及较低的自尊与认同[21]。
参照Preacher和Hayes提出的Bootstrap方法，采用Hayes模型四对负性情绪在亲子关系和手机依赖之间的中介效应进行检验，发现亲子关系能够显著负向预测手机依赖；亲子关系能够显著负向预测负性情绪；负性情绪能够显著正向预测手机依赖。即亲子关系越和谐亲密，孩子对于负性情绪的体验会更少，对于手机的使用频率也会降低。因此，通过本次研究我们可以发现，为孩子提供一个良好的家庭环境和采用良好的教养方式，可以有效地预防和减少中学生手机依赖的可能性。在家庭中，父母的行为尤为重要，父母通过管理自己的行为，给孩子树立一个良好的榜样，多与孩子沟通、交流，抽时间多陪伴孩子，为孩子提供足够的温暖与爱，进而减少他们负性情绪的产生，以及提升他们的抗挫能力，最终达到预防和减少孩子手机依赖的效果。
5. 研究结论
中学生的家庭亲和评价总体上为一般水平，负性情绪的体验频率为中等水平，一半以上的中学生有手机依赖倾向；亲子关系与负性情绪、手机依赖呈显著负相关，负性情绪与手机依赖呈显著正相关。负性情绪在亲子关系对手机依赖的影响中起到了部分中介作用。
NOTES
*通讯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