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魏晋时期政治动荡、社会矛盾尖锐，个体命运充满不确定性。在此背景下，玄学兴起，融合道家、儒家思想，探讨宇宙本体论以指导人们寻找生命的意义与价值。郭象作为玄学代表，批评王弼“以无为本”的观点，提出“独化论”，认为万物各自独立存在，每个个体具有独特性和不可替代的价值。郭象强调个体的自主性和创造力，认为万物生成是自然界的自发过程，每个生命体的存在本身就是目的。他指出，个体应顺应自然规律，保持内心的平和与自由，不受外界环境变化的影响。尽管万物“独化”，但它们之间存在相互作用，构成和谐整体。郭象的思想不仅为魏晋知识分子提供了自由和个人价值追求的思考，也为后世处理个人与社会关系提供了启示，强调个体独立性与和谐共存的重要性，对现代人寻找自我定位具有重要意义。
Abstract: The Wei and Jin Dynasties were characterized by political turmoil and sharp social conflicts, and the fate of individuals was full of uncertainty. Against this background, metaphysics emerged, integrating the ideas of Taoism and Confucianism, exploring the ontology of the universe to guide people to find the meaning and value of life. Guo Xiang, as a representative of metaphysics, criticized Wang Bi’s view of “nothingness as the basis” and put forward the “theory of uniqueness”, which believed that everything exists independently, and that each individual has uniqueness and irreplaceable value. Guo Xiang emphasized the autonomy and creativity of the individual, believing that the generation of all things is a spontaneous process in nature and that the existence of each living being is an end in itself. He points out that the individual should follow the laws of nature, maintain inner peace and freedom, and be unaffected by changes in the external environment. Although all things are “unique”, they interact with each other to form a harmonious whole. Guo Xiang’s thought not only provided the intellectuals of the Wei and Jin dynasties with thoughts on freedom and the pursuit of personal values, but also provided inspiration for later generations in dealing with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individual and society, emphasizing the importance of individual independence and harmonious coexistence, which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modern people in searching for their self-orientation.
1. 引言
郭象作为魏晋玄学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他对王弼提出的“以无为本”的本体论进行了深刻的反思与批判。在郭象看来，“以无为本”虽然揭示了宇宙生成的一个方面，但却忽略了万物独立存在的价值，即每个个体都有其独特性和不可替代性。基于此，郭象提出了“独化论”，强调万物各自独立地存在和发展，每个个体都是自我完成的过程，而不是简单地依赖于外在条件或力量。万物之所以能“独化”，是因为它们内在蕴含着推动自身发展的动力。这种动力源自于自然界的自发性和创造性，而非人为设定的目的或目标。因此，从万物生成的角度来看，每一个生命体都是自然界创造力的具体体现，它们的存在本身就是目的，无需外求。对于事物变化与生死的问题，郭象认为，变化是自然界的常态，生与死则是这一过程中的两个不同阶段。重要的是认识到，无论处于何种状态，个体都应保持内心的平和与自由，不受外界环境变化的影响。通过顺应自然规律，个体可以实现精神上的解脱与超脱。尽管郭象强调了个体的独立性和自主性，但他并不否认事物之间存在着相互作用的关系。在他看来，万物虽“独化”，但并非孤立存在。相反，它们通过相互影响、相互制约构成了一个有机整体。每个个体既是独立的，又是整个宇宙网络中的一个节点。这种观点既肯定了个体的价值，也强调了和谐共处的重要性。郭象的“独化论”不仅深化了人们对宇宙本质的认识，也为个体如何在复杂多变的社会环境中寻找自我定位提供了理论依据。它启示我们，即便身处逆境，只要保持内心世界的独立与完整，便能够获得真正的自由与解放。同时，郭象的思想对于现代社会中的人们也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尤其是在全球化背景下，如何处理好个人与集体、传统与现代之间的关系，郭象的哲学为我们提供了一种思考方式，同时也为当代人在面对生活挑战时提供了一种精神指引。
2. 自生、独化——自由之基
王弼在承传老子道家学说的基础上把“道”“物”关系转变为“本体”与“末用”的关系，进而提出“有生于无”，“无”在王弼的哲学体系中，是为纯逻辑上的一个设定，即以“无”作为本体的逻辑置定性从而构建“贵无”的本体论作为自己的形上学。但借助逻辑抽象给出的“本体”并不一定要归之于“无”，王弼的“贵无”的“本体”纯为学理上的一种预设，在转换为个人生存方式的追求时亦纯为一种无意于用世的超越性的精神追求[1]。
郭象接过这个话题，认为“有”“无”问题属于本体论，王弼哲学“以无为本”的主张从实存性的角度出发意味着“本体”对万有没有任何意义，因此郭象直接以万有世界个别事物之自己为“本体”，以“有”“无”为逻辑基础解释万物起源和统一性的问题，回答了人在自然和社会中的地位以及人的价值追求的问题，进而探讨人的自由问题。
郭象反驳王弼的“有生于无”，提出：“无既无矣，则不能生有；有之未生，又不能为生。”[2]，他既不同意“万物生于无”的观点，也不同意“万物生于有”的观点，认为无不能生有，因为无是抽象的，所以不是能生的，有也不能生有，就像在音乐的音阶中，商不能生徵，因为商是具体的。另一方面，如果“有”能生“有”，那么就会衍生出无限后退的问题，即终极的、第一个“有”又从何而来？为避免出现这种无限后退的困境，他提出“独化论”，“故天者，万物之总名也。莫适为天，谁主役物乎？故物各自生而无所出焉，此天道也”[2]，万物自生，事物是自己生成自己，并没有一个终极的原因，从而避免陷入循环。
“万物自生”否定了万物存在终极原因，取消了对终极原因的探究，万物没有终极原因，它们的存在只能从自身中寻找原因，即“自因”。“然则生生者谁哉？块然而自生耳。自生耳，非我生也。我既不能生物，物亦不能生我，则我自然矣”[2]，“块然自生”即突然而产生的，这种原因仍然不在事物之外，但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万物的生成和演变。既然万物“自生”、“自然”，不以其他事物为原因，也不能成为其他事物的原因。万物各不相为，自己就是自己。郭象所说的“自然”不仅是自然而然的意思，还蕴含有“自己而然”的意味。
“世或谓罔两待景，景待形，形待造物者。请问：夫造物者，有耶无耶？无也？则胡能造物哉？有也？则不足以物众形。故明众形之自物而后始可与言造物耳。是以涉有物之域，虽复罔两，未有不独化于玄冥者也。故造物者无主，而物各自造，物各自造而无所待焉，此天地之正也”[2]。他以物各“自生”讲物之“独化”，反对造物主，指出“造物者无主”[3]，“未有不独化于玄冥者”，所凸显的正是万物的“自己而然”[4]。万物变化的原因在于其自身，不存在一个外部的推动力，这称之为“独化”。郭象的“独化论”为人的自由提供基础，万有世界中的每一事物，都是无待而自足、绝对而无限的[5]，事物的发展变化不是由外部力量决定，甚至也不受影响，那么它自身就是完满自足的，能自我决定、自我发展，因而是自由的。
3. 独化而又相因——于纷纷扰中顺“理”而为即是自由
郭象认为万有中之任一事物自己为“本体”的同时也看到了万物相互的依存，但他不认为这种相因是因果关系。“天下莫不相与为彼我，而彼我皆欲自为，斯东西之相反也”[2]。每个事物都是与他事物相互联系的，处在一个复杂的关系网络中受到制约。独化说事物自己决定自己，是自由、自足的，这便与“独化”相矛盾。面对这种矛盾，郭象一方面肯定事物确实都是独化自生的，但他又肯定世间所有的万物都相互联系，如果有一物不存在，则另外的物一定会受到影响[6]。
但是郭象在承认联系的同时，又否定联系是有目的由意志的，认为事物之间的联系是“相为于无相为”。“然彼我相与为唇齿；唇齿者，未尝相为而唇亡则齿寒”[2]，唇亡则齿寒，但唇并不是有意识的亡，它根本不会考虑自己的存亡对齿的影响。人体的各种器官相互配合的很好，但是每个器官它并不是有意识地为了对方的存在而存在。例如老虎要吃掉兔子，兔子吃草，但是兔子不是为了老虎而存在，他们在客观上是相互依赖，为对方服务，但是并不是有意识这样的。
在郭象看来事物的联系必然有远近亲疏，有些联系是非常微弱的，并不是所有事物之间都存在联系，郭象把所有的事物的联系都绝对化，从整个世界存在的角度来看，整个的世界是完满和谐的，其中一物的缺失就是会导致世界的不完美[7]。他一方面认为万物密切联系，一方面又取消了远近关系，认为事物周围的环境，近因并不影响个体，若是有人把这种周围环境看做变化的原因，那就犯了错误。他通过把事物的原因归于外在的方式，认为个体的变化是内在的，因此也是自由的。
事物的存在，相互之间的联系，都有一定的“理”。这个“理”为事物的本性，只要按照“理”来行动，符合自己的本性和命运，就是自由。这种相互的关系把所有的事物连接起来，就像是渔网上的各个节点，所有的节点共同构成一个网，各个节点的位置按照一定的规则排列，网因此就有了功能。按此类比，所有世界万物共处，构成一个和谐的世界，万物各自“未常相与而百节同和，斯相与于无相与也”，宇宙世界依然是和谐的[8]。郭象把各种事物之间这种“无情”又“和谐”的联系称之为“冥合”，“卓者，独化之谓也。夫相因之功，莫若独化之至也。故人之所因者，天也；天之所生者，独化也。人皆以天为父，故昼夜之变，寒暑之节，犹不敢恶，随天安之，况乎卓尔独化，至于玄冥之境，又安得而不任之哉？”[2]，也就是说它们之间基于一些偶然性相互联系和结合，具有神秘性。这种理解排除了一个外在的超越性力量，事物之间的和谐和等级秩序不是某种超越性力量所安排的，秩序是自然而然形成的，这就是“无”，个体的自由与整体的秩序完全协调了起来，这种个体的自由是一种精神上的境界。
在这复杂的相互联系中，每个事物都受到他物的制约，这本来是一种不自由，但是事物的变化的原因还是在自身内部，只要符合自己的本性，接受自己的命运，就可以说是自足的，自由的。
4. “性分自足”符合本性即是自由
郭象由万物“自生”、“独化”而提出他的“性分”说[3]。“天性所受，各有本分，不可逃，亦不可加。”[2]每一个体都是在各自所得的禀得的范围和情形下各自自足、各任其性分的。庄子在《逍遥游》中写道“故九万里，则风斯在下矣，而后乃今培风；背负青天，而莫之夭阏者，而后乃今将图南。蜩与学鸠笑之曰：我决起而飞，抢榆枋而止，时则不至，而控于地而已矣，奚以之九万里而南为？”[2]，对此郭象在注《齐物论》进一步解释为：“夫小大虽殊，而放于自得之场，则物任其性，事称其能，各当其分，逍遥一也。苟足于其性，则虽大鹏无以自贵于小鸟，小鸟无羡于天地，而荣愿有余矣。故小大虽殊，逍遥一也”[2]。大鹏鸟起飞时，翅膀拍击水面激起三千里的波涛，海面上急骤的狂风盘旋而上直冲九万里高空。郭象评论这不过是鹏鸟天生具有大翼不得不如此，并非它喜欢如此，这是天性使然。无论是大鹏还是小鸟，只要符合自己的能力，符合天性，各自所做的努力都是有意义的，不应以设定高下标准来相互区别，甚至歧视和讥笑对方。每一个体的禀赋是有所差别和有所限定的，但由于每一个体各自自足，因此只要能够各任“性分”于“自得之场”，就能获得自由。
庄子的《齐物论》取消了是非、美丑、高下的区别[9]。然而郭象强调，无论是处在何种地位，只要符合各自本性就不必相互歧视。庄子主张无为，郭象对无为做了完全不同的解释，只要是符合事物本性努力，也可以看作是无为，因此在他眼中，“有为也是无为”。老庄的思想有些过于消极，主张人们放弃一切努力，无知无视无欲无求，郭象“有无也是无为”的观点弥补了老庄无为思想的不足。在郭象看来，即便小鸟努力地在飞向高处和远处与大鹏相比这种高度不值一提，但是因为这种努力符合小鸟本性，就不必讥笑，这并不是有为，而是无为。只有那些企图超越自己的性分，羡慕和模范他人，追求分外之事，才可以称之为“有为”，这是不值得肯定的。将这种思想放在现实社会中，就是说每个人在其“性分”范围内都是“绝对的自我”，这一“绝对的自我”是否能够在各自有所差别与限定的场域中“自然而然”，从而达致逍遥之境。
5. 运动变化与生死——“死亡”并不是终点，破除人的畏死之心
人皆有死，皆有大限在前。人从一出生，死案已立，整个一生无非是死刑之缓期执行。尽管从生物学规律来看，人生确是延颈待毙之过程，但大家都不取生物学观点，还是把人生当作人生来过，不舍弃终极关怀。所以，知道人皆有死这一“科学事实”，非但不会取消人的终极关怀，走向虚无主义，反倒是引发终极关怀之根源。海德格尔基于个人的偶然性提出人是“被抛”到世间的。在哲学上，被抛状态强调人的存在是“在而且不得不在”的状态，即人无法选择自己的存在方式，而是被抛入这个世界并不得不存在。这种状态揭示了人的存在是无本质的，因为人在存在的同时并没有一个预先设定的本质，被抛状态也反映了人在面对生命时的无奈和无力感。人似乎是被世界无情地抛出来的，面对生命的开端和存在的意义，人们常常感到困惑和迷茫。人从出生就是被抛，充满种种可能性，但死亡的可能性却是一种将会取消我的所有其他可能性的可能性，自我始终面临着他无法包容的自身之虚无——死亡，因此死亡问题便成为人这一生所面临的最大不自由。
对此庄子认为人的死亡只是物质存在形态的变化，妻子去世，他鼓盆而歌。而郭象哲学立足批判王弼“以无为本”认为无不能生成有，有也不可以化为无，提出个体的形态在一刻不停地变化没有不变的事物会永恒存在，一个人在这一刻和下一刻并不是同一个人，只是从一个“有”变成了另一个“有”，但是没有什么事物消失。“有”不可能转化为“无”，现在不能，将来也永远不可能。“变化”是郭象哲学中的一个重要观点，在他看来变化具有连续性与不可逆性，基于这两点，万物得以薪火相传、生生不息。生死即是“变化”的一种，死生之变本身就包含在“代故以新 ”的否定之中。因此这个世界就是各种“有”无限地动态演变下去的过程，万物都在奔向死亡的途中，这叫做有而无之。个体处在生灭之中，但整体是有。这样来看，不可能有什么东西死亡，只是从此一种存在形式转变到另一种存在形式而已，这种演变的本质是“气”的演化。
人们之所以害怕死亡，是因为过分看重生与死。由此郭象指出要泯除生死的分别，平等地看待生死[10]。在此之后，便可使万物聚焦于此生，显发个体之生的价值，将个体的死亡融入到整个长程的变化之中为人之生存提供一种终极关怀，破除人面对死亡的恐惧心理，为人之自由存在提供直面虚无的勇气。
6. 逍遥境界与政治秩序的合理性
逍遥者，“游外冥内”。所谓“游外”即是遵行名教的规范而不相违背；“冥内”即是内心不为名教所限制而顺应自然。圣人能够做到“游外以冥内”、“无心以顺有”，则虽“戴黄屋、佩玉玺”、“历山川、同民事”，他自身心随清风而动，淡泊名利，于纷繁世事中，以一颗宁静心灵航行，不问世俗烦扰，亦无需沉湎于功名富贵。在岁月长河中，如一片浮萍自在漂游，任思绪随着流水轻荡。不被红尘牵绊，而是以心静如水，享受这人生逍遥的境地。此即所谓“虽在庙堂之上，然其心无异于山林之中”。个人的逍遥只要做到不受欲望驱使、不被无尽的波动纷扰干扰，人能与外在世界自然相处中得到内心的平静。如果刻意抗拒政治生活，就会打乱精神的自然。庙堂亦是山林，个人不必回避世俗生活也能获得精神自由，实现自然与名教的相统一。
在名教与自然的关系上，郭象主张名教与自然相统一。人在名教中仍然可以得到自由，痕迹冥圆，达到内外合一的境界，消除物我界限。通过这种认识论来达到逍遥，处在被统治地位的人，处在不同社会等级的人，不过是他们各自的性分决定的，即是各自的才能和天性禀赋决定的、是命运，不必抗拒，人们要学会接受自己的命运，顺应自己所处的社会环境，依理而行，就可以得到自由。
7. 结语
郭象的“独化论”不仅为魏晋时期的知识分子提供了关于自由和个人价值追求的深刻思考，也为后世在处理个人与社会关系时提供了宝贵的启示。通过“自生”和“独化”的概念，郭象强调了每个个体的独特性和不可替代的价值，认为万物的生成是自然界的自发过程，每个生命体的存在本身就是目的。他指出，个体应当顺应自然规律，保持内心的平和与自由，不受外界环境变化的影响。尽管万物“独化”，但它们之间仍存在相互作用，构成一个和谐的整体。每个个体既是独立的，也是宇宙网络中的一个节点，这种观点既肯定了个体的价值，又强调了和谐共存的重要性[11]。郭象的思想在解决个体与宇宙关系、实现内心自由方面具有重要的理论贡献。他提出的“有为也是无为”、“相为于无为”、“有待也是无待”等命题，深化了人们对宇宙本质和个体存在意义的认识。在现代社会，郭象的哲学思想依然具有现实意义，特别是在全球化背景下，如何处理好个人与集体、传统与现代之间的关系，郭象的“独化论”为我们提供了一种思考方式和精神指引[12]。总之，郭象的“独化论”不仅为魏晋时期的知识分子提供了精神慰藉，也为现代人在复杂多变的社会环境中寻找自我定位和实现精神自由提供了宝贵的智慧。通过理解和应用郭象的思想，我们可以在纷繁复杂的世界中保持内心的平和与自由，实现个人与社会的和谐共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