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从学界已有的研究来看，目前，对欧阳修和苏轼二人的散文研究较为丰富和完善。《相州昼锦堂记》和《三槐堂铭》作为欧阳修和苏轼的散文创作，对其单篇的针对性研究则较少。学界在对《相州昼锦堂记》的研究为探讨韩琦自身事迹和品格、点出欧阳修作此文的目的为劝诫韩琦谦虚谨慎以及对文章简单的赏析等；对《三槐堂铭》的研究，前人则将关注点聚焦在了其家风的传承中。学界较少地关注到二者的对比研究。
两篇散文有很多相似性，对比来看这两篇文章，能够让我们更加熟悉房屋主人的美德与志向，同时也能了解到作者与房屋主人关系，还能看到欧阳修苏轼二人创作的相似与不同。两篇文章都具有很重要的研究意义，值得我们去进行更加深入细致的研究。
《相州昼锦堂记》是北宋著名文学家欧阳修所作，昼锦堂是宋代名臣韩琦在相州任武康军节度使、相州知州时建造的一间房屋，欧阳修作此文以赞美韩琦的志向和功绩[1]。《三槐堂铭》是北宋著名文学家苏轼所作，三槐堂是宋代名将王祐的宅子，因其在庭中种下三棵槐树而得名，苏轼做此文以称颂王祐及其子孙的思想和品格。
2. 主题思想对比
两篇散文都赞颂了士大夫及其家族的高洁品格，但其侧重点却有所不同。《相州昼锦堂记》侧重于描写昼锦堂主人韩琦崇高的人生境界，表达了欧阳修对友人功成名就的祝贺；《三槐堂铭》则主要围绕家族荣誉和传承展开，体现了苏轼对家族历史的尊重和对未来的展望。
欧阳修借堂屋之记称赞堂屋主人韩琦，重点在称赞他的高洁品行。“然则高牙大纛、不足为公荣。桓圭衮裳、不足为公贵。惟德被生民、而功施社稷。勒之金石、播之声诗。以耀后世而垂无穷、此公之志、而士亦以此望于公也。”[2]赞扬韩琦不以自身富贵为夸耀，只希望自己的德行能够施惠于民，自己的功绩能够有益于江山社稷，自己的事迹被刻在石碑上，传播在诗歌和音乐里，声名远扬，成为万世垂范。欧阳修曾发出感叹，说一百个自己加起来，也比不上韩琦，这篇《相州昼锦堂记》体现了欧阳修对韩琦由衷的赞美和敬佩之情。
良好的家风传承是子孙后代健康成长的关键因素，苏轼在《三槐堂铭》中肯定了这一点[3]。王氏家族是当时声名显赫的世家大族，王氏家族从王彻考中状元步入官场之时发迹，到其子王祐拜兵部侍郎，平步青云，王氏家族已初具影响力。王祐之子王旦仕途顺利，完成乃父心愿，官至宰相，宋真宗对王旦特别信任，几乎达到了言听计从的地步，王氏家族也随之飞黄腾达。王氏家族也以其良好的德行和远见的卓识赢得了广泛的社会赞誉。良好的家风更是王氏家族的精神传承。《三槐堂铭》传达出王氏家族对子孙后代的期盼，希望他们振兴家族，光耀门楣，传承家族文化。苏轼在文章中写道“贤者不必贵，仁者不必寿。”[2]贤能的人不一定富贵，仁厚的人不一定长寿，后又举出孔子和颜回的例子来佐证，引起我们对“公平”的思考，和对“不公平”的质疑，从而引发人们对自我价值的实现不能用富贵贫困和寿命长短来衡量。正如苏轼在文章中所说“松柏生于山林，其始也，困于蓬蒿，厄于牛羊；而其终也，贯四时、阅千岁而不改者，其天定也。”[2]既然无法改变自己的出身，就要通过后天的不断努力来提升自己的修养，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他夸赞王氏家族“至于子孙、则其定也久矣。”[2]王氏家族不攀龙附凤，而是脚踏实地，厚积薄发，将修身立德的良好家风传承下去，经过几代人的努力，终于实现了家族的繁荣[4]。
苏轼在文中是这样夸赞王祐的：
国之将兴、必有世德之臣、厚施而不食其报、然后其子孙能与守文太平之主共天下之福。故兵部侍郎晋国王公、显于汉周之际、历事太祖太宗、文武忠孝，天下望以为相、而公卒以直道不容于时。[2]
王公有宰相之能，却不做违心之举，一心为公，不图回报，甘愿潜心修习自身，将福荫留给后世子孙。有王祐做榜样，几十年后，王氏子孙在善良仁厚的家风传承中个个出类拔萃，养成了高洁忠厚的品格，成为当世楷模。苏轼称赞王祐，实际上也就是肯定了好友王巩的才学和人品，更是对贤者家风传承的一种欣赏与钦佩[5]。
3. 人物形象对比文
韩琦，字稚圭，相州人。是北宋时期著名政治家，曾任三朝宰相，官迹显赫。他出生在一个官宦世家，为人正直，能力出众，任人唯贤。在地方任职时广施善政，在中央时又三朝为相。他为人胸怀宽广，体恤民情。在地方担任主政长官之时，减免赋税，安抚饥民，教化民众，整顿军纪，恩威并行，将地方治理得井井有条，得到百姓的一致赞誉，并在很多地方都为他建立了生祠。在朝为官之时，面对日益衰落、内忧外患的国家，韩琦积极参与改革新政，敢于上书奏请罢免碌碌无为的官员，惩罚奸佞小人，不畏权贵，正直敢言。他任宰相之时，宋仁宗三子俱夭，国本动摇，是他力排众议，上书谏言，请宋仁宗择宗室子继位，避免了帝位之争，稳固了朝纲。他忠心报国，战功赫赫，盛誉满朝。却锦衣夜行，不以为意[6]。
在欧阳修笔下的韩琦，有以下几个特点：出身名门、不慕名利、文采斐然、爱民如子、忠心事主。所以他在文章中这样描述韩琦：
公，相人也，世有令德，为时名卿。自公少时，已擢高科，登显仕。海内之士，闻下风而望余光者，盖亦有年矣。所谓将相而富贵，皆公所宜素有……惟德被生民，而功施社稷，勒之金石，播之声诗，以耀后世而垂无穷，此公之志……能出入将相，勤劳王家，而夷险一节。至于临大事，决大议，垂绅正笏，不动声色，而措天下于泰山之安：可谓社稷之臣矣！[2]
《宋史·韩琦传》中这样评价韩琦：
琦蚤有盛名，识量英伟，临事喜愠不见于色，论者以重厚比周勃，政事比姚崇。其为学士临边，年甫三十，天下已称为韩公。嘉祐、治平间，再决大策，以安社稷。[7]
三槐堂是北宋名臣王祐所建，他仕途坎坷，历后周到宋，官至兵部侍郎，却以没有当上宰相为憾。他曾在堂中亲手种下三棵槐树，他认为自己的子孙中一定会有人位列三公，官至宰相，所以种下三棵槐树用以勉励子孙上进。
王祐的德行和志向为子孙树立了典范，其卓识远见和高尚的品德已经在当时形成了良好的社会声誉，所以他的儿子们受到良好家风的影响，努力读书上进，考取功名。
苏轼在文章中称赞王祐为人正直、忠心为国、志向远大。
故兵部侍郎晋国王公，显于汉、周之际，历事太祖、太宗，文武忠孝，天下望以为相，而公卒以直道不容于时。盖尝手植三槐于庭，曰：“吾子孙必有为三公者。”已而其子魏国文正公，相真宗皇帝于景德、祥符之间，朝廷清明，天下无事之时，享其福禄荣名者十有八年。[1]
《宋史·王祐传》中记载的王祐是一个才华斐然、胸有大志之人。
祐少笃志词学，性倜傥有俊气。晋天福中，以书见桑维翰，称其藻丽，由是名闻京师……因作书贻乡友以见志，辞气俊迈，人多称之……太宗谓祐文章、清节兼著，特拜兵部侍郎。[7]
因此，两篇文章中的主人公都出身世家大族，有着心怀国事、鞠躬尽瘁的相同点。相比之下，韩琦早年就声名远播，仕途顺遂，官至宰相却不贪图富贵权势；而王祐仕途不顺，最终官至兵部尚书，并且将做宰相的希望寄予自己的儿孙，期盼儿孙光耀门楣。
4. 艺术技巧对比
欧阳修与苏轼既是师徒，又是好友。二人都是文坛大家，在散文创作方面都具有逻辑清晰，论证充分的特点。
欧阳修散文的特点是结构严密，回环曲折。结构严密这一点在《相州昼锦堂记》中体现得淋漓尽致。文章的开篇，就讲述了人之常情“仕宦而至将相，富贵而归故乡。此人情之所荣，而今昔之所同也。”[2]人们都希望出将入相，带着富贵荣归故里，这种心情，古今相同。苏秦和朱买臣在穷街陋巷做寒士的时候，被嫂子瞧不起，被妻子抛弃。等到成为达官贵人，则人人都趋之若鹜，可见穷苦和显达之间的人生境地有着天壤之别。紧接着欧阳修笔锋一转，叙述韩相公的出身显贵，父亲官至谏议大夫，韩琦素有才华，弱冠之年便举进士，仕途一帆风顺，美名被天下传颂。作者用他人对待荣华富贵的态度与大丞相韩琦进行对比，衬托出韩琦高尚的品质。
“惟德被生民，而功施社稷。勒之金石，播之声诗。以耀后世而垂无穷、此公之志、而士亦以此望于公也。”[2]
韩琦的愿望是为人民造福，为社稷造福，为国家建立不朽的功勋，名垂青史。从韩公与平凡人的对比中可以看出韩公对人生价值的追寻。他非常讨厌炫耀富贵的行为，与之前提到的苏秦、朱买臣等人的心理相比，韩琦的志向站在了国家的高度。文章围绕着不同的人对富贵和荣耀的不同理解与追求，在多重对比中突出了韩琦的崇高境界。
欧阳修散文的另一个特点是语言平易，善用虚字。宋初文人为了矫正唐末浮靡文风影响下形成的西昆体，开始提倡古文复兴的思潮。但在创作过程中却出现了矫枉过正，狭隘偏执的情况。欧阳修在看到这一问题之后，便对其提出了批评，并将“平易流畅”的倾向加入到了自己的创作实践中，使得自己的散文语言流畅，平易质朴。欧阳修善用虚字，韩琦收到欧阳修的《昼锦堂记》之后，爱不释手，赏玩不尽。却不料几天之后欧阳修又遣人送来了另一个版本，两厢对比之下，发现不同之处只在“仕宦至将相，富贵归故乡。”一句中增添了两个“而”字，变成“仕宦而至将相，富贵而归故乡。”修改之后，语句疏缓，读来抑扬顿挫，更好地体现了穷人乍富后的得意心态[8]。
苏轼的散文创作特点是文章内容实用，简明扼要，形象精炼，论证逻辑严密，通俗易懂[9]。《三槐堂铭》可分为两个部分，前半部分为序文，讲述创作这篇铭文的由来，后半部分是铭文，铭文部分是整饬的四字句，主要内容为歌功颂德。文章一开篇即道出主旨，从天命有常开始理论，之后运用举例子，引用等方式，肯定因果循环，善恶有报的理论。阐述“仁者必有后”的观点，为下文作铺垫。文章三四段记述了王公手植三槐的经过，用其子孙后代之中多有贤能之人为例，反证出王祐自身德行出众，所以才会产生子孙后代俱有才干的圆满结果，从而论证了前文“仁者必有后”的观点。文章主旨得以深化。苏轼的这篇文章语言通俗自然，没有晦涩难懂的辞藻，还掺杂一些对偶、排比等句，为文章增色不少[10]。
5. 结语
《相州昼锦堂记》与《三槐堂铭》都是北宋时期散文的代表作之一，它们不仅展示了欧阳修和苏轼的卓越文学才华，也为我们提供了研究当时社会风貌和士人心态的宝贵资料。同时，这两篇文章中所蕴含的个人成就、社会责任、家族观念等思想，对今天的人们仍然具有深刻的启示意义。《相州昼锦堂记》中的韩琦不以功名财富为贵，珍视生民社稷，渴望建功立业，为国尽忠，千古留名。我们应该学习韩琦这种精神，脚踏实地为人民服务，不汲汲营营地追寻金钱财势，不向外人夸耀自己的名利和富贵。《三槐堂铭》中的王氏家族向我们传达了家风教育的重要性，良好的家风传承对子孙后代的品格才能有着不容忽视的作用，即便是在科技发展日新月异的今天我们也应该将良好的家风一代一代传承下去，为子孙后代树立良好的典范。两篇文章在中国文学史上都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对后世文人的创作产生了一定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