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丝绸之路对秦汉西南夷地区经济发展的影响

The Southern Silk Road and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the Southwestern Yi Region during the Qin and Han Dynasties

摘要: 以四川、贵州、云南为中心的“南丝绸之路”，是中国古代与内地联系的主要通道，对推动秦汉西南夷经济发展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本文将使用历史研究方法，即通过对相关文献资料、考古材料的整理，研究秦汉时期南部丝绸之路的基本情况，总结秦汉西南夷地区的经济变化现象，并揭示其对西南夷地区的经济影响。

Abstract: The Southern Silk Road, running through Sichuan, Guizhou and Yunnan, was the main transportation artery between the ancient Southwestern Yi Region of China and the hinterland, and it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promoting the economic changes in the Southwestern Yi Region. This paper will use the historical research method, that is, through the collation of relevant literature and archaeological materials, to study the basic situation of the Southern Silk Road during the Qin and Han Dynasties, to summarize the phenomenon of economic changes in the Southwestern Yi Region in the Qin and Han Dynasties, and to reveal its economic impact on the Southwestern Yi Region.

1. 引言

秦汉之际，中央加强了对南丝绸之路的管理，使其从一开始的民间交往通道，发展为官方和官方的交通要道。南方丝绸之路开通最初的主要目的之一便是促进丝路沿线的经济交流，所谓的经济交流不只是指双方之间的往来贸易，产品交换，更是生产方式、工具的引进传播，通过生产方式的改变来改变一整个地区的经济面貌。南方丝绸之路作为一个学术命题提出于上世纪的80年代，早期“南方丝绸之路”的研究主要依托于西南地区考古学界和民族学界，以往的研究大多将视角聚焦在旅游、考古、建筑、文化、外贸等方面，与西南夷经济变迁相关的研究并不多。本文将聚焦南方丝绸之路与西南夷经济发展两个关键词，分析该条道路对该区域在经济方面发挥出的重要作用。

2. 农业生产方式的变革对农业经济发展的影响

“南方丝绸之路”是相对于北方经西域的丝绸之路而言，又或称其为川滇缅印古道[1]。关于南方丝绸之路，最普遍的说法是说其始于战国时期秦入巴蜀之时，但实际上时间可能会更早。秦朝灭亡至西汉王朝早期，南方丝绸之路一度关闭，直至汉武帝时期，西汉处于极盛时期，在其边疆开发的步履之中南方丝绸之路也迎来了新的生机。北方丝绸之路的大致轮廓即为：从四川成都出发，向南延伸出去分为东西两段，最后又在云南大理区域汇合为一处道路，通向外域。

秦汉时期的西南夷，《史记》《汉书》称之为“巴蜀西南外蛮夷”[2]，它的地域范围相当于今四川南部和西南部、贵州西部和云南全部。除此之外，有史载滇地“地方三百里，旁平地，肥饶数千里”、“河土平敞，有盐池田渔之饶，金银畜产之富，人俗豪忲，居官者皆富及累世”[3]，但根据云南滇池区域相关的考古报告来看，此处虽已实属富庶，但仍旧存在着农业工具滞后，生产效率底下的问题。

笔者根据王大道发表在《考古》1977年第二期《云南滇池区域青铜时代的金属农业生产工具》一文，将云南出土农业工具整理制成表1。

农业发展是西南夷地区经济发展的基础。镬，是一种起土工具，《说文解字》中有“镬，大鉏(锄)也”。镬类一般分为尖叶形和宽叶型，一般认为宽叶型是尖叶形的变体。根据表一可知，尖叶形镬类的使用较其他器具而言较为广泛，曾经尖叶形铜镬被定义为铜犁，可知在石寨山出土的尖叶形铜镬其柄和镬叶的夹角小于90度，残木柄直径仅有3.6厘米，经不起较大的拉力[4]，其后出土的相关贝器图画上的尖叶形铜镬也有此特点，故其作用与铜犁不同无法被定义为铜犁，仅仅是起土工具而已，生产效率低下。见表1，目前云南滇池区域还未有能证明居民在春秋末期至西汉初期使用犁具的器物，故此地还未进入犁耕的时代，正处于锄耕时代，农业生产效率低。见表1，滇池区域居民使用斧头的现象是最突出的，这大概是因为当地需要伐木开山，开辟土地的缘故。除此之外，云南滇池区域在春秋晚期–西汉初期农业用具以青铜器为主，铁器数量极少，这也说明了在此时冶铁技术还未完全传入西南夷地区，铁制工具尚处于起步阶段，铁器农业对促进农业经济发展的潜在价值正在初步显现。总体来说，作为西南夷地区最为富裕的云南滇池区域在春秋晚期–西汉初期的农业生产效率十分低下，农业经济发展十分缓慢，可想而知，西南夷地区的其他区域的农业经济发展情况则会更为迟缓。

而南方丝绸之路的开辟促进了中原先进区域与西南地区的文化交流，牛耕技术、冶铁技术被引进西南地区，极大地解放了西南地区的生产力促进了西南地区的农业经济发展并最终促进了西南地区的经济发展。

Table1. Statistics of bronze age metal agricultural tools excavated in Dianchi Lake area, Yunnan Province (late Spring and Autumn Period to early Western Han Dynasty)

表1. 云南滇池区域出土青铜时代金属农具统计表(春秋晚期~西汉初期)

器具类型 出土地点	镬类		锄类		臿		镰			斧
	尖叶形	宽叶形	长条形	半圆形	铜	铁	铜爪镰	铜镰	铜柄铁镰	铜斧	铜銎 铁斧	铁斧
晋宁石晋山	22	7	17	5				5		108	2	1
昆明小板桥小羊堡头										17
昆明大团山										2
昆明海口白塔村										7
昆明岔街										2
昆明双龙坝						1
昆明东沙河水库							2
江川李家山	9		3				1		1	30	2	2
江川竹园村										1
江川李忠村										1
溦江黑泥湾					1					2
溦江万海	1
呈贡龙街石碑村							26			60	1
呈贡天子庙	3									3
呈贡东门大队	1
富民赤就										1
安宁太极山	4									3
安宁红星农场										1
元江罗垤村										15
曲靖三宝村										2
昆明磷肥厂	2									21
牟定琅井		7								4
合计	42	14	31	5	1	1	29	5	1	287	5	3

2.1. 牛耕技术的引进

关于牛在西南夷地区的最初用途，李善生根据已出土的器具在《云南牛耕起源》中总结为祭祀、财富象征、食用三种，牛不为耕种之用。关于西南夷地区牛耕最早的历史文献记录是《华阳国志·南中志》中：“诸葛亮收其俊杰建宁爨习、朱提孟瑛、及获为官属。习官至领军、淡辅汉将军、获御史中垂。出其金、银、丹、漆、耕牛、战马给军国之用。”[5]这条史料所记载的时间为蜀汉建兴三年，即225年，也就是说最晚在225年，云南地区居民已经熟练掌握了牛耕技术，才会将牛作为农业耕种之用献给蜀汉(军队)。学界一般认为“云南的牛耕出现的时间应该是东汉初期或中期，其耕牛技术应该是由中原地区经四川传入”[6]在两汉时期，云南与内地的交流依赖于四川这颗枢纽，而这个运行的网络便是南方丝绸之路。牛耕技术的引进与发展势必极大地提高了农业生产力，农耕的使用使得耕地面积大大增加，促进粮食增产，使可种植农业的品类大大增加，极大地促进了当地的农业经济发展。

2.2. 铁器的推广使用

关于西南地区正式使用铁器的时间，学者根据目前所掌握的历史文献资料与考古出土文物，大致确定时间为战国中期前后。根据表1云南滇池区域出土青铜时代金属农具统计表(春秋晚期~西汉初期)，可知在西南夷地区最富庶的云南滇池区域更多使用青铜器具，很少或几乎没有使用铁器，这与滇池区域农业生产效率低、经济发展缓慢的状况相符。秦灭巴蜀后在蜀地丰富的铁矿资源的基础上设立了盐、铁官。蜀地产铁，又较早地设置铁官，汉朝时又承袭旧制设置铁官，由此可知在西南夷地区最有能力生产和推广铁器的地方是蜀地。考古工作者在云南晋宁石寨山、江川李家山、昭通、贵州赫章可乐等地墓葬中发掘出土了大量铁制农具，考古学者认为“此三件东汉铁镬都是标准的巴蜀汉式器物证明了云南的一部分铁农具确系由巴蜀输入”[7]。所以在汉武帝开始开发西南夷后，西南诸郡开始建立起来，蜀地与云贵之间的交通路线(南方丝绸之路)得以打通，使得云贵地区的铁制用具数量急剧增加。现出土铁具的地区主要集中在成都通往西南夷各地区的重要交通要道附近，除此之外，荣经、西昌、晋宁、昭通、赫章、清镇等地出土了大量铁农具，可见交通线也能起到辐射带动的作用，在南方丝绸之路修筑以后铁器得到了推广，冶铁技术得到了传播，该地区生产力显著提高，成为推动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

3. 盐业经济的兴起与对区域贸易的推动

一个地区经济发展的标志就是出现除农业经济之外的另外经济形态。自古以来，食盐都是非常重要的一类物质。中国古代盐业经济是指以盐的生产、加工、流通和贸易为核心的经济活动，是古代农业社会中重要的经济组成部分。盐在中国古代不仅是生活必需品，还与赋税、军事、社会治理等密切相关，成为国家控制经济和社会的重要手段。中国古代盐业的内容主要包括生产、流通、贸易、赋税、财政几个部分，其中流通是最为重要的一环，只有盐得以流通才有之后的贸易、赋税、财政内容，而流通是通过交通线路的建设才能得以实现的。

一般而言，盐可以根据制取方式的不同分为井盐、海盐与池盐，而古代的盐业生产主要集中在四川自贡的盐井区、山东的海盐区、以及两湖江南地区的湖盐区等等。西南夷地区从很早便有关于其产盐的相关记载，从历史文献记载来看“然秦惠文、始皇，克定六国，辄徙其豪侠于蜀；资我丰土。家有盐铜之利，户专山川之材，居给人足，……富侔公室，豪过田文，汉家食货，以为称首”[5]。从考古角度来讲，在南方丝绸之路沿线有许多盐井的旧址。可见秦统一六国之时，曾有许多富商迁入蜀地，见此地盐源丰富，便以煮盐冶铁为业，获得经济利益。江阳县“有富世(今四川富顺)盐井”的记载，可见西南夷地区在秦至两汉时期已有多地产盐。而盐的用途十分广泛，尤其在食物保存、医药、化工等等方面，为经济活动的发展提供了最初的基础支撑。随着交通线路的不断完善与拓展，盐业飞速发展，秦并巴蜀后在成都设立了盐铁市官，西汉武帝元封二年全国共设盐官37处，在南方丝绸之路沿线就设置了五处，它们分别是临邛、南安、南广、连然、蜻蛉[8]。历任统治者设置盐官就代表着西南夷部分地区的盐业贸易已经有了一定程度的规模，盐官数量的增加佐证了盐业贸易日益兴盛的事实，这表明在该地区盐业已经形成了一定规模的贸易网络，成为推动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产业。盐业的生产和发展与南方丝绸之路的建设带动了盐商群体的形成，以川盐为中心的盐业重镇慢慢发展为重要的城市经济中心，经济区域格局中心开始生成。另外，古代中国盐税收入长期是国家财政的重要来源之一，对维持中央政府的财政稳定至关重要，西南夷地区的经济发展受到中央政府的重视。

食盐贸易是南方丝绸之路最先出现的贸易形势之一，它的出现和发展与道路的开通息息相关，后来的南方丝绸之路把西南夷地区与缅甸印度等地连在了一起，不难想象，产于川滇的食盐很有可能销往异域，实现了中国西南部与境外的贸易往来，在贸易活动中其他先进的生产技术传入西南夷地区，使得经济进一步得到发展。

4. 铁器交易及政策对经济发展的影响

中国古代铁器走私贸易主要指中国古代在特定历史时期，由于铁器的管控、生产需求以及周边区域对铁器的需求旺盛而形成的非法贸易活动，贸易内容主要包括铁器或铁制品非法生产、销售、运输几个当面。这种现象与中国古代社会经济发展、资源分配以及政府的管控政策密切相关。走私的铁器多为农具(如犁、锄)、兵器(如刀、剑、矛)以及日常生活工具，这些物品既满足周边国家和地区的农业生产需求，也可能用于军事目的。走私是交通线路辐射带来的结果，通过交通主干道的沟通，需求与市场彼此链接，走私主要通过隐秘渠道在边境或市场交易来实现。

汉初朝廷曾有过铁器禁令，《汉书·南粤传》称此举是为“毋予蛮夷外粤金铁田器”，敦煌出土的竹简上也有“毋羌人入塞买兵铁器者”的相关记载，钱穆先生评价汉初“徼外蛮夷”的政策是为了“使当时诸蛮夷不得不俯首听令”([9]: p. 149)，以保证自己的军事优势。在交通日益便捷完善，蜀地冶铁制铁技术不断发展的背景下，这条政策所导致的结果就是走私贸易的出现。西南地区部落之间多战争，故相关文献记载中西南地区的铁器走私贸易主要以铁制兵器为主，并成为最初走私贸易最主要的内容。先进的铁制兵器不仅是军事实力的象征，更是政治权利的象征，部落之中谁拥有的武器多谁自然就更有话语权，走私贸易带来的巨额利润自然也吸引着内地的汉人商贾源源不断地将铁兵器等禁物运至徼外。国家政策的限制，西南夷地区部落对武器的渴望，内地汉人商贾对财富的渴求，三者共同促进了丝绸之路走私贸易的繁荣。这一贸易现象最直接的证据就是禁令时期的西南夷墓葬中的出土文物，例如在滇池地区昆明羊甫头三期M113滇人贵族大酋长墓中出土有少量铜铁合铸器，这个阶段西汉正在实施严格的贸易限制[10]，铁是不被允许出口的。纯铁器的器物的数量极少，这说明虽然有贸易走私的现象发生，但汉朝的铁器禁运政策依然是有效的。总的来说，走私贸易充实了部落间的战斗力，赋予了部落首领更大的政治话语权利，使得部落之间的财富差距开始出现，财富积累开始形成。

走私贸易的出现和发展促进了西南地区的经济发展，推动了当地手工业的进步，铁器的流通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中原与少数民族地区的技术文化交流，加强了民族之间的经济联系。铁器走私是生产力发展，财富积累要求共同作用的结果，铁器走私成为走私贸易最初的内容形式，在多方因素的影响下，走私贸易的发展对象和内容会因为当地经济发展的需求而变化并不断地发展，故有史料记载后续的走私贸易也不再仅仅只局限于铁器，范围也不再仅限于内地–西南，限制政策消失后其会成为外贸交易的一部分，并最终促进该区域的经济发展。

5. 总结

综上，南方丝绸之路不仅作为交通纽带促进了区域经济交流，还通过农业生产方式改良、生产工具迭代、盐业经济兴起、走私贸易发展等多方面作用推动了秦汉西南夷地区经济的整体发展。这条道路的开发为该区域后世经济繁荣奠定了重要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