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未成年暴力犯罪作为全球范围内亟待解决的社会问题，长期以来引发了广泛的关注。如何有效预测未成年暴力犯罪者的再犯风险、识别其心理行为特征，并为矫治和预防提供理论支持，已成为刑事司法、心理学及社会工作等多学科交叉的重要研究课题。
针对未成年人的违法犯罪原因分析及再犯风险预测，加拿大的犯罪心理学家Andrews和Bonta提出了四大风险因子，即反社会行为史、反社会人格、对犯罪行为的错误认知及反社会同伴(Andrews & Bonta, 2010)。这四个因子被认为是违法犯罪行为的主要预测变量，也是多种犯罪风险评估工具的结构原型。由这四个预测变量发展而来的青少年暴力风险评估量表被认为是评估该群体暴力再犯风险较好的工具(Stockdale et al., 2013)。
现有研究表明未成年暴力犯罪者再犯的风险普遍较高，且与个体的心理特征、行为障碍、家庭环境等因素密切相关。根据美国国家青少年司法研究所的报告(National Institute of Justice, 2018)，约60%的未成年暴力犯罪者在释放后的三年内会再次犯罪，这一数据提示了未成年犯罪者再犯的普遍性和严峻性。未成年暴力犯罪者通常存在反社会人格障碍、品行障碍、冲动控制等心理行为问题，这些心理特征与暴力行为的发生密切相关(Blair et al., 2015)。尤其是冷漠无情的情感特质(Callous-Unemotional traits)和高冲动性往往是预测暴力再犯的显著因素(Frick et al., 2014)。目前国内研究对于未成暴力犯罪的再犯风险评估较为缺乏，对于与暴力风险相关的心理行为因素的研究也仍然欠缺。
本研究旨在探讨未成年暴力犯的暴力风险与心理行为特点，并通过调查分析揭示与暴力风险相关的多种个体心理行为特点。力求为我国未成年暴力犯罪的评估、预防和干预提供参考依据。
2. 研究方法
2.1. 被试选取
某未管所随机选取两个管区的男性未成年暴力犯206名。年龄范围为14~17岁，其中14岁3名，15岁25名，16岁93名，17岁85名；平均年龄为16.26 (±0.73)岁。被试的刑期为1~15年，平均刑期为4.5 (±2.80)年，平均剩余刑期为2.99 (±2.62)年。被试文化程度情况为：小学及以下文化63名；初中文化131名；高中文化12名；被试罪名的分布情况为(统计主要罪名)：故意杀人14名；故意伤害30人，强奸10人，抢劫145人，聚众斗殴4人，寻衅滋事2人，非法制造枪支1名。
2.2. 研究工具
2.2.1. 自编基本信息采集表
该表主要收集罪犯的人口统计学信息(包括性别、年龄、文化程度、家庭经济收入等)、犯罪历史信息(包括犯罪类型、罪名、刑期、累犯情况等)。其中犯罪历史信息由狱内电子系统导出填入，人口统计学信息由被试自己填写。
2.2.2. 青少年暴力风险评估量表
青少年暴力风险评估量表(Violence Risk Scale-Youth Version, VRS-YV)由加拿大Wong与Lewis等人为刑事司法系统及社区矫正机构评估青少年暴力风险而开发的具有针对性的工具。由肖玉琴等(2017)在国内未成年罪犯中进行了修订。该量表可用于多次测量同一被试的风险水平并比较风险水平的变化。VRS-YV包括三个维度：人际暴力(F1)、不良行为(F2)和家庭问题(F3)，可根据因子是否能被改变分成静态因子和动态因子。本研究中，VRS-YV的内部一致性系数为0.84。
2.2.3. 冷漠无情特质量表
冷漠无情特质量表(The Inventory of Callous-Unemotional Traits, ICU)包含24个条目，由Frick根据反社会行为筛查量表中测量CU特质的四个负荷稳定的条目为基础发展而来(陈展，2013)。本研究中，量表的内部一致性系数为0 .75。
2.2.4. 共情量表
个体的共情水平由人际反应指数量表(Interpersonal Reactivity Index, IRI)测量，包含28道题目，可测量认知共情和情感共情两个维度(张海形等，2010)。本研究中，人际反应指数量表的内部一致性系数为0.71。
2.2.5. 冲动性量表
冲动性量表(BIS-11)由周亮、肖水源等根据巴勒特冲动性量表(Barratt Impulsiveness Scale, BIS)于2006年修订。该量表具有较好的信效度。本研究中，Barratt冲动性量表的内部一致性系数为0.80。
2.2.6. 人格诊断问卷
人格诊断问卷(Personality Diagnostic Questionaire, PDQ)是根据精神疾病统计诊断手册第三版(DSM-Ⅲ)编制的自评问卷。2002年杨蕴萍等在PDQ-4的基础上发展出PDQ-4+，并应用于我国正常人群和不同人格障碍患者，PDQ-4+在国内具有较好的信效度。本研究只采用反社会人格障碍分问卷，共有8个条目，问卷采用0或1的记分方式，其中第8个条目包含15道题目，反社会人格障碍的阳性划界分为3分。在本研究中，反社会人格障碍问卷的内部一致性系数为0.92。
2.2.7. 品行障碍筛查表
品行障碍筛查表取自DSM-Ⅳ-TR轴I障碍临床定式检查使用指南，该指南是由美国纽约州立精神病学研究所生物测量研究室Michael B. First等人为DSM-IV-TR轴I障碍专门制定的临床诊断量表。中文版由四川大学华西医院心理卫生研究及北京回龙观医院临床流行病学研究室进行翻译及修订(First et al., 2001)。
2.3. 研究过程
对206名未成年暴力犯的评估分为访谈、他评和自评三种方式。1) 访谈，由受过专业培训的评估者对未成年暴力犯进行一对一的VRS-YV访谈；2) 他评，包组干警完成未成年暴力犯的基本信息采集表和ICU量表；3) 自评，采用集体施测的方式，将206名未成年暴力犯统一集中在阶梯教室，由主试宣读指导语，被试统一作答后收回。内容包括ICU量表、攻击量表等。
2.4. 数据处理
采用SPSS 17.0对数据进行录入、统计和分析。
3. 研究结果
3.1. 未成年暴力犯风险水平的总体状况及反社会人格障碍和品行障碍检出率
206名未成年暴力犯的总体风险水平如表1所示。VRS-YV总平均分为30.64，标准差为8.20。静态因子与总分的相关为0.77，在0.01水平上显著。动态因子与总分的相关系数为0.98，在0.01水平上相关显著。
Table 1. Risk levels of 206 juvenile violent offenders
表1. 206名未成年暴力犯的风险水平
|
最小值 |
最大值 |
平均数 |
标准差 |
VRS-YV总分 |
5.00 |
47.00 |
30.64 |
8.20 |
静态因子总分 |
0.00 |
11.00 |
4.90 |
2.00 |
动态因子总分 |
5.00 |
39.00 |
25.70 |
6.72 |
F1人际暴力 |
3.00 |
23.00 |
12.80 |
4.03 |
F2不良行为 |
1.00 |
21.00 |
12.12 |
3.92 |
F3家庭问题 |
1.00 |
13.00 |
6.54 |
2.38 |
根据VRS-YV风险程度的划分原则(Stockdale et al., 2013)，在该群体中采用平均数加减0.5个标准差为高风险和低风险水平，在这两个值中间为中风险水平。在本样本中，高风险值的范围为总分在35分及以上，低风险的计算范围为26分及以下，中风险的计算范围为27~34分之间。206名未成年暴力犯的风险水平具体分布为高风险66人，占总体的32.04%；中风险86人，占总体的41.75%；低风险54人，占总体的26.21%，整体分布呈正偏态。
根据人格障碍诊断问卷(PDQ-4+)中反社会人格障碍阳性分数的划分标准，206名未成年暴力犯的反社会人格障碍阳性人数为160名，占总体的77.67%。根据CD的筛查标准，206名未成年暴力犯符合CD诊断的人数为157人，占总体的76.21%。
3.2. 未成年暴力犯人口学变量、犯罪学变量与再犯风险的关系
被试的平均年龄为16.26岁，原判刑期范围为1~15年，平均刑期为4.5年。其风险水平与年龄、刑期无显著相关(P > 0.05)。将被试入所前户口所在地的性质分为农村和城镇，其中户口所在地为农村的180人，所在地为城镇的有26人，该变量与各种风险值也没有显著相关(P > 0.05)。
通过对风险水平在是否累犯等因素上的独立样本T检验，获得表2所示数据结果。暴力风险总分、动态因子总分、人际暴力维度和不良行为维度在是否累犯上差异显著(t = 2.96, p < 0.01; t = 3.04, p < 0.01; t = 2.06, p < 0.05; t = 3.82, p < 0.01)，累犯在各项暴力风险水平上都高于初次犯罪者，其中在暴力风险总分、动态因子总分、人际暴力维度和不良行为维度显著高于初次犯罪者。
从表2中还可以看到，未成年犯暴力风险水平在被试入所前是否在校生这一变量上也呈现了显著的差异。在校生未成年犯在暴力风险总分、动态因子总分、人际暴力维度和不良行为维度的得分显著高于非在校生未成年犯(t = 2.12, p < 0.05; t = 2.22, p < 0.05; t = 2.36, p < 0.05; t = 2.00, p < 0.05)。
未成年暴力犯的各项暴力风险指标在家庭完整性这一变量上也呈现出了显著的差异。家庭完整的未成年犯的暴力风险水平显著低于家庭不完整的未成年犯。具体体现在VRS-YV总分(29.52 < 31.76, t = 1.97, p < 0.05)、静态因子总分(4.46 < 5.33, t = 3.19, p < 0.01)、家庭问题(5.88 < 7.20, t = 4.10, p < 0.01)得分上。
Table 2. Comparison of risk levels of juvenile violent offenders based on recidivism, school enrollment status before admission, and family integrity
表2. 未成年暴力犯风险水平在是否累犯、入所前是否在校生及家庭完整性的差异性检验
|
N |
VRS-YV总分 |
静态因子 |
动态因子 |
人际暴力 |
不良行为 |
家庭问题 |
是否累犯 |
是(18) |
36.01 ± 6.76 |
5.61 ± 1.85 |
30.22 ± 5.59 |
14.66 ± 3.08 |
15.38 ± 3.03 |
6.88 ± 1.67 |
否(188) |
30.13 ± 8.14 |
4.83 ± 2.01 |
25.27 ± 6.65 |
12.63 ± 4.01 |
11.80 ± 3.86 |
6.51 ± 2.44 |
t |
2.96** |
1.57 |
3.04** |
2.06* |
3.82** |
0.63 |
入所前是否在校生 |
是(26) |
31.10 ± 7.94 |
4.97 ± 2.00 |
26.06 ± 6.51 |
13.05 ± 3.92 |
12.32 ± 3.83 |
6.58 ± 2.42 |
否(180) |
27.48 ± 9.24 |
4.42 ± 2.02 |
23.00 ± 7.50 |
11.07 ± 4.39 |
10.69 ± 4.26 |
6.30 ± 2.13 |
t |
2.12* |
1.30 |
2.22* |
2.36* |
2.00* |
0.54 |
家庭完整性 |
完整(102) |
29.52 ± 8.16 |
4.46 ± 2.09 |
25.00 ± 6.57 |
12.51 ± 3.96 |
12.05 ± 4.08 |
5.88 ± 2.40 |
不完整(104) |
31.76 ± 8.10 |
5.33 ± 1.81 |
26.41 ± 6.79 |
13.10 ± 4.09 |
12.18 ± 3.76 |
7.20 ± 2.18 |
t |
1.97* |
3.19** |
1.51 |
1.05 |
0.23 |
4.10** |
注：完整的家庭是指原生家庭完整。不完整的家庭在此既包括父母离婚分居状态，也包括单亲家庭和孤儿家庭。
3.3. 未成年暴力犯冷漠无情特质与风险水平的关系
将未成年暴力犯在人际反应指数量表、冲动性量表、冷漠无情特质量表的得分与暴力风险水平进行相关分析可得出表3。结果显示，未成年暴力犯的人际反应指数量表总分与VRS-YV总分、动态因子、人际暴力维度、不良行为维度显著负相关。人际反应指数得分越高，这几个方面的风险值越低，认知共情与风险水平的负相关程度最高，其次是情感共情。冲动性水平与风险值也显示出了显著的正相关关系。从表3还可以看出，冷漠无情特质量表的得分无论与暴力风险的总分还是静态、动态因子分、或是三个子维度的得分都表现出了显著正相关关系。
Table 3. Correlation between each variable and risk level (n = 206)
表3. 各变量与风险水平的相关关系(n = 206)
|
VRS-YV总分 |
静态因子 |
动态因子 |
F1人际暴力 |
F2不良行为 |
F3家庭问题 |
人际反应指数总分 |
−0.18** |
−0.08 |
−0.20** |
−0.24** |
−0.14* |
0.06 |
认知共情 |
−0.21** |
−0.12 |
−0.22** |
−0.26** |
−0.18 |
−0.08 |
情感共情 |
−0.19** |
−0.12 |
−0.19** |
−0.18** |
−0.15 |
−0.07 |
冲动性 |
0.31** |
0.12 |
0.31** |
0.22** |
0.17* |
0.15* |
ICU |
0.31** |
0.26** |
0.30** |
0.26** |
0.19** |
0.17* |
注：**表示相关性在0.01上显著；*表示相关性在0.05上显著。
Table 4. Linear regression analysis of each variable on the total score of VRS-YV
表4. 各变量对VRS-YV总分的线性回归分析
Predictors |
R |
Δ R2 |
F |
df |
Stand. β |
t |
ICU总分 |
0.31 |
0.10 |
21.87 |
204 |
0.31 |
4.67*** |
冲动性总分 |
0.28 |
0.08 |
17.63 |
204 |
0.28 |
4.20*** |
共情总分 |
0.17 |
0.03 |
7.239 |
204 |
0.17 |
−2.69** |
注：***p < 0.001；**p < 0.01；*p < 0.05。
表4呈现了各变量对暴力风险总分的线性回归分析，表中的各项变量对VRS-YV总分的预测力度皆显著。ICU总分(Δ R2 = 0.10)、冲动性总分(Δ R2 = 0.08)能够正向预测VRS-YV总分。共情总分(Δ R2 = 0.03)、认知共情(Δ R2 = 0.05)和情感共情(Δ R2 = 0.04)、能够负向预测个体的暴力风险值。其中预测力最强的是ICU总分，其预测力达到了百分之十以上。认知共情对个体暴力再犯风险的预测值大于情感共情。
4. 讨论
4.1. 未成年暴力犯的总体风险水平
通过采用已有的标准将206名未成年犯划分成中、高、低三种风险水平。三种风险水平成员的数量分别为66人、86人、54人，呈1:1.3:0.82。循证矫正的风险原则提出了罪犯矫正的对象应锁定在中高风险群体，未来干预和矫正的重点群体应锁定在中高风险的152人中。
高风险占总体成员的32%。说明本次取样的群体风险水平偏高。从206名未成年暴力犯的反社会人格障碍检出率和CD检出率来看，也属于问题行为严重的人群。本次未成年暴力犯的反社会人格障碍平均分为3.89 ± 1.83，高于杨蕴萍，杨坚(2002)在中国普通人群和精神障碍人群修订的常模(普通人群的平均数为0.76 ± 1.25，精神分裂症患者的平均数为1.12 ± 1.62，情感精神病患者的平均数为1.35 ± 1.34)，也高于蒋奖，许燕(2007)在18~24岁男性罪犯群体调查的反社会人格障碍得分(平均数为3.21 ± 1.77)。206名未成年暴力犯的CD检出率(76.21%)也高于我国其他调查结果。如罗学荣，万国斌(1994)对湖南省六千多名7~16岁儿童的调查发现，品行障碍的检出率为1.45%。在美国，CD人群的检出率为9.5%。其中男性为12%，女性为7%，平均检出年龄为11.6岁(Nock et al., 2006)。
4.2. 未成年暴力犯人口学变量、犯罪学变量与再犯风险的关系
本被试群体累犯占8.70%，初犯占91.30%，各项风险值对于累犯和初犯呈现出显著的差异。累犯者在VRS-YV总分、动态因子分、人际暴力和不良行为维度得分显著高于初犯。在静态因子和家庭问题维度，虽然平均得分高于初犯，但差异不显著。这说明未成年人中累犯的暴力再犯风险值超过了初犯。是否累犯这一指标在历史以来的各项风险评估量表中被大量应用。累犯次数作为一个重要的静态因子能够较好的预测再次不良行为的发生。
本被试群体中在校生的比例为12.62%，非在校生的比例为87.37%。这说明大多数未成年犯在案发时处于辍学状态，学历较低。然而，本批数据表明，入所前为在校生者，其风险值在暴力再犯总分、动态因子、人际暴力和不良行为方面显著高于非在校者。在家庭问题维度差异不显著。通过对这批被试的基础信息分析发现，入所前是在校生的人数为26，非在校生的人数为180，两者的样本数差异较大，存在一定的采样偏差。26名入所前是在校生的未成年犯所犯的罪名有故意杀人4人，占总体整个14名故意杀人犯的28.57%。4名故意伤害，4名为抢劫和强奸罪。从这点上看，入所前未成年暴力犯发生的犯罪都是较严重的行为，故而暴力风险值也较高。
家庭的完整度对未成年犯的风险水平产生了影响，不完整家庭者在暴力再犯风险总分、静态因子、家庭问题维度上出现的问题远高于家庭完整者，且差异显著。在完整的家庭中，父母双亲的角色都没有缺失，能够共同对孩子进行各方面的教育和管理、程度更高、精力更充沛，并在未成年人的社会化过程中扮演不同的重要角色。而父母双方任意一方的缺失在孩子的成长过程中都易造成不良影响，不完整家庭的孩子更容易缺乏关爱，行为管理也容易造成缺失，这种环境下的未成年人较易发展成、孤独、自卑、攻击、自私的性格(刘磊，2013)。
4.3. 与未成年暴力犯风险水平相关的心理特点
冷漠无情特质与未成年暴力犯的风险水平呈显著正相关，个体的ICU得分越高，其风险水平越高，且在风险评估量表的各个维度都表现出这样的趋势。冷漠无情特质是一种对他人表现冷漠、共情程度低、缺乏罪疚感的一种人格特质，这种特质与再犯率紧密相关，在该特质上得分越高的个体则越有可能发展成终身持续型犯罪人(肖玉琴等，2014)。冷漠无情特质还是预测问题青少年是否最终演变为成人精神病态的重要依据，也是预测暴力犯罪的重要指标(Frick & White, 2008)。
冲动性也是一种与暴力犯罪相关的人格特质，在本研究中，冲动性与暴力再犯风险呈显著正相关。具有冲动性人格特质的个体通常会对内部或外部刺激做出快速的、没有计划的反应，而不考虑这些反应对自身或他人是否会产生负面影响(Moeller et al., 2001)。冲动性与动态风险因子的相关显著。在冲动性的三个维度中，运动冲动性与各风险值相关非常显著，无计划性的显著性较低。说明未成年暴力犯动态风险因子值与一时兴起的风格有关，其次是与认知冲动性的关系较强。Barratt et al. (1997)的研究结果也认为冲动性中的运动和认知成分能够区分反社会行为的被试与正常被试。
共情水平与未成年犯的风险水平呈显著负相关，共情水平越高，其风险值越低。大部分研究认为共情能够增加个体的积极行为，减少反社会行为。对青少年的研究表明，共情与攻击呈负相关。Blackburn (1993)也认为低共情水平对未成年人的越轨行为和违法犯罪行为具有潜在影响。Davis提出了共情抑制攻击行为的作用机制，无论是共情的情感维度还是认知维度都起着抑制作用。这种抑制机制主要发生的方式为：个体在认知共情上采纳别人观点的能力、能够理解和容忍对方观点的能力可以抑制个体的攻击行为，个体在情感共情上对受害者悲伤或痛苦线索的共感程度也能够抑制攻击行为的发生(宋平，2011)。本研究中认知共情和情感共情与未成年犯的风险水平总分都达到了显著相关的程度，尤其体现在动态因子，而且在风险水平的各个维度上，认知共情和情感共情只与人际暴力维度显著相关，与不良行为和家庭问题相关不显著，这不仅验证了Davis的共情抑制攻击模型，而且还说明了在未成年暴力犯的各个动态风险因子中，共情水平直接指向了个体的攻击和暴力程度。同时，在本研究结果中，认知共情与风险水平的关系比情感共情更强，这一点也验证了已有的研究结果。Jolliffe & Farrington (2004)通过元分析总结：个体共情水平与犯罪行为具有负相关，认知共情与反社会行为具有显著的负相关，情感共情与犯罪的负相关性稍弱。以上提到的各项量表得分对未成年暴力犯的风险水平进行回归分析发现，各项指标皆能显著预测暴力风险值。
4.4. 对未成年犯罪预防干预和矫正的启示
上述研究结果对未成年犯罪的预防和干预具有重要的启示作用。从预防的角度来看，减少未成年犯罪的发生应从多个层面着手。首先，提升个体的共情能力，尤其是认知共情水平，对于降低暴力犯罪风险具有重要意义。共情能力的提高能够帮助个体理解他人的情感，进而减少冷漠无情特质对行为的负面影响(Jolliffe & Farrington, 2007; López-Romero et al., 2020)。此外，降低个体的冲动性和增强自控能力是预防暴力行为的有效手段。近年来的研究表明，冲动性与暴力行为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冲动控制训练能够显著减少青少年的暴力行为(Denson et al., 2012; Kohl et al., 2020)。另一方面，树立对他人和事物的健康认知，培养适当的社会行为规范，也是减少未成年犯罪发生的必要途径(Gifford-Smith et al., 2020)。对于表现出冷漠无情特质的青少年，早期干预尤为重要，这类孩子通常缺乏对他人痛苦的感知，因此，早期的情感教育和心理干预能够有效减少其暴力倾向(Luntamo et al., 2018)。总体而言，帮助未成年人发展情感控制和冲动管理技能，可以有效减少暴力行为的发生(Vitiello et al., 2020)。增强他们对自我的理解和对他人理解的能力，解决情感调节、冲动控制和人际交往等方面的问题，是有效干预的核心(MacArthur et al., 2001; Sullivan et al., 2022)。
5. 结论
本次取样范围的未成年暴力犯暴力风险水平较高，个体的冷漠无情特质、冲动性、共情水平对于暴力风险有较好的预测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