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近30多年来，技术人类学在国内外均处于一个蓬勃发展的阶段。虽然作为一门学科它直到20世纪80年代末才被莱蒙里尔、普法芬伯格等人正式确立，但其思想源流最早可追溯到古希腊时期，柏拉图在其著作《普罗泰戈拉》中将技术与人类自身的需要联系在一起[1]。到了20世纪，法国的一些人类学家开始从人类学的视角来研究技术，勒鲁瓦–古兰(André Leroi-Gourhan, 1918~1986)便是其中之一。勒鲁瓦–古兰主要从事人类学研究，是法国著名的史前史学家、民族学家、人类学家和哲学家，被盖兰称为法国二十世纪的布丰(Buffon) [2]。他对技术的研究为后来技术人类学的建立奠定了基础，与莫斯、吉尔、奥德里古等人开创了技术人类学研究的法国传统，受其直接影响的学者也非常之多。
2. 勒鲁瓦–古兰技术人类学思想源流
20世纪法国学者对技术的思考从来不是部分哲学家的“专利”，尤其是对于考古学家和人类学家来说。考古学和人类学的研究都离不开人类活动下的物质遗存特别是石器、陶器、土冢等，对这些古代技术产物的研究自然使考古学家和人类学家们对技术产生了更深层次的追问，勒鲁瓦–古兰的技术人类学思想也正是在此基础上产生的。
法国宏观的人类学中的技术研究公认始于莫斯(Marcel Mauss)，莫斯在技术人类学领域的著述颇多，研究的主要内容涉及技术界定、身体技术、技术分类、技术与社会关系等([3] p. 442)。莫斯在《身体技术》一书中，强调了技术中蕴涵着的总体性。这种总体性意味着技术并不是独立于人的生物、心理、社会等维度而存在，而是与这些因素相互关联，共同构成了总体的人。因此，人类各种看似自然的行为其实是高度社会化的，而涉及到工具的更复杂的技术行为更是社会化的产物[4]。进而社会差异和技术差异联系了起来，“没有什么能够比两个社会间的工具和工艺的差别更能呈现出两个社会间的差别了，这种差别即使在我们的时代依然很深”[5]。
勒鲁瓦–古兰恰是莫斯的学生，1944年莫斯指导他完成了北太平洋考古学的博士论文。作为莫斯的弟子，勒鲁瓦–古兰很好地继承了莫斯的技术人类学思想和研究方法。勒鲁瓦–古兰同样关注技术与社会的关系，他“延续了莫斯乃至整个涂尔干学派整体主义的传统，古尔汉(勒鲁瓦–古兰)认为工具、技术是构成了作为生物的人与人类社会的关键中介”[6]，认为“技术行为也是社会行为”[7]。与莫斯一样，勒鲁瓦–古兰也使用人类学研究中田野调查的案例来说明其观点，通过结合在环太平洋地区进行的田野调查，提出了技术趋势理论和操作链理论。
3. 主要内容
勒鲁瓦–古兰的作品主要是《人与物质》(L’Homme et la matière, 1943/1971)《环境与技术》(Milieu et techniques, 1945/1973)，及《手势与言语》(Le Geste et la parole, 1965)。《手势与言语》在1993年还被翻译成英文(Gesture and Speech)。这些作品涉及技术进化以及技术起源等诸多论题，技术趋势理论、操作链理论和“外化的技术”思想是勒鲁瓦–古兰有关技术人类学的三个重要组成部分。
3.1. 技术趋势理论
勒鲁瓦–古兰最早在《人与物质》一书中提出了“技术趋势”的概念，用以解释人类的技术现象——人与物质耦合的技术进化过程。如同生物具有进化的趋势，技术趋势反应了技术的成体系进化。他的核心论点是“技术趋势具有普遍性，虽然构成趋势的一系列技术事件具体地实现于各种不同的种族区域中，但是趋势本身却独立于种族的文化区域。”([8] p. 48)凭借这个理论揭示了技术的发展具有自己的内在逻辑。
它的来源是勒鲁瓦–古兰在人类学上对原始部落的研究，他发现在一些相互隔绝、毫无文化交流的太平洋岛屿部落，居民们使用的技术与工具有着惊人的相似性。技术趋势的普遍性与不同种族的特殊性之间的关系是他重点所研究的问题。通过对原始部落的研究，勒鲁瓦–古兰提出和技术起源理论相符合的人类起源理论，而后以此为基础来认识不同种族之间的文化差异。
为了论证技术趋势的普遍性，他的思路是将技术界同生物界进行类比，把人(生物)和作为技术形式的载体的“原始物质”(无机物)之间的关系，当作动物学的一个特殊情况来分析。技术自身的发展趋势类似生物进化的趋势，生物的进化受到环境向有机体提供不可避免的、有限的选择，于是生物按照某种预定的系谱进化，比如鱼类进化到两栖类、爬行类、哺乳类或鸟类。工具也有类似的系谱，如简单的石器进化到石磨刀、铜刀和钢刀[9]。在人与物质的关系中，技术可以看作被人有机化的无机物，虽然它不是生命，但人凭借它和环境相互作用，他形象的说道“工具是人类身体和大脑的真正分泌物”([8] p. 164)。勒鲁瓦–古兰承认，技术趋势会和它所在的文化环境发生冲突。虽然技术具备普遍性，但它仍然表现出一定的民族特性。关于技术所具有的民族特性，勒鲁瓦–古兰反对“文化主义”和“种族中心主义”的观点，认为技术现象的根源没有“民族特性”。技术现象有其必然性，“随机的多样化形式是趋势同不同种族的交往引起的”([8] p. 55)。由此，技术趋势保有了在种族文化环境下的独立性。
3.2. 操作链理论
“操作链”(操作序列)是勒鲁瓦–古兰于1966年提出的关于技术过程的术语，他通过这一创造性概念来描述技术过程，强调技术的过程是动态的。他说：“技术既是行为又是工具，通过真正的规则组织起来形成一个链条，使操作序列具有稳定性和适应性”[10]。其中，他还强调了人体作为意念、力量、象征及行动的一种表达与来源的重要性。制造东西的行为比终极产品更能雄辩地表达和传递更为丰富的信息，([7] p. 202)即技术的操作过程比技术最终呈现的产品更能表达技术的意义。20世纪90年代后随着勒鲁瓦–古兰的著作被译成英文，“操作链”概念也逐渐被英语语系学者了解、接受并广泛应用。勒鲁瓦–古兰明确表示除了人类之外，许多动物的行为都融入了极深的操作链特征。但只有在人类上才能看到这些操作链以物质的形式，或多或少地成为人类环境的永久组成部分，这是因为操作链需要依赖集体记忆。对于勒鲁瓦–古兰来说，这些操作链组成的技术模块，实际上是文化，它们受到文化或种族的制约而高度结构化。
在《手势与言语》的第二卷《记忆和节奏》中，勒鲁瓦–古兰描述了操作链在不同环境下的变化。在非工业环境下如“猎人的技术生活，以及后来农民和工匠的技术生活，涉及大量的操作链，这些操作链对应于他们获得所需物质生存的行为。这些操作链是经验的，借用了一代又一代的集体传承。它们的主要特征是，尽管它们的广大轮廓和它们在辽阔多民族区域上的延伸具有统一性，但它们具有强烈的地方性和个性。”([11] p. 253)在技术的实践过程中，人将所做的一切如工具、手势和产品都融入了群体美学，使操作链具有民族个性。但在工业环境下，工人被要求按照机器的节奏进行操作，一系列的动作将工人排除在外，操作链变成了一个纯机械的链条，整个过程其实完成了“技术去文化化”。对于人类自身来说，技术的解放却降低了个人的技术自由，个人不再像以前一样属于一个个性鲜明、舒适自由的群体。
3.3. “外化的技术”思想
勒鲁瓦–古兰在研究进化时发现，生物的进化是把物种特征，以及后天习得的特征内在化于基因之中；而人类的进化则是将肌肉特征、骨骼特征、神经系统特征以及意识形态特征逐步地外在化于身体之外的技术物体之中([11] p. 317)。人类“通过技术来实施其器官功能的外在化”([11] p. 257)，进而实现种系的进化。由此生物学和社会学紧密联系了起来，人的进化不再仅仅是一个生物学论题，也是一个社会学论题，从技术角度也可以思考人类的进化。
在《手势与言语》一书中，他综合了所研究的诸多领域对该观点进行了论述。他举例道“自从第一个南方古猿使用石块获取食物开始，人类就不断地把自身机体的器官功能外在化于技术物体之中。人类使用石器和金属制品使自身的骨骼器官能力外在化，使用弓箭和弹簧使自身的肌肉器官能力外在化，使用红外线射频装备和超声感应装备使自身的神经官能在化，使用文字、视频和音频使自身的意识官能外在化([11] p. 317)。同时他也表达了对人类身体和思想不断外化的担忧，“直立行走的确立使人类解放了大脑运动皮层的部分区域，而当我们成功地将它外化后，它会得到完全解放。除此之外，可以被设想的外在化过程，就只剩下知性思维的外在化了。这一过程中所出现的机器不仅可以进行判断(这一阶段已经出现)，而且能够被注入情感：偏袒，热情，或者失望。一旦人类将自我繁殖的能力添加于机器身上，将不会有任何留给人类去做的事情……在未来一千年的时间中，人类会用尽其自我外化的所有可能性，进而会感到自旧石器时代就已拥有的古老的骨骼肌器官成了自身进化的障碍。”([11] p. 248)这不由得让人联想到现在所熟知的“赛博”一词，同样表达了人类为适应技术发展对自身身体的改造“一种在人类技术文明中前所未有的情况：为了与技术系统建立新的平衡，人类不仅仅要调整原本的社会系统，更是要从根本上对人类的身体进行技术化的改造，即实现人的赛博格化(Cyborgization)。”[12]这体现了勒鲁瓦–古兰技术人类学思想的前瞻性。
4. 研究影响
勒鲁瓦–古兰是一位横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学者，从学科上看他对技术的研究不仅影响了技术哲学的发展，对其他学科领域的影响同样深远。例如技术哲学家吉尔伯特·西蒙栋(Gilbert Simondon)、地理学家奥古斯丁·贝尔克(Augustin Berque)。他提出的操作链概念是分析技术的基本工具，如今在考古学领域也已是一个避不开的词汇。
对于技术人类学来说，他毫无疑问奠定了该学科得以兴起的基础。1977年，在其赞助下罗伯特·克雷斯韦尔(Robert Cresswell)在巴黎创办了《技术与文化》杂志。《技术与文化》有关技术人类学的专题期刊，涵盖了几代研究人员。其中也包括了法国技术人类学的集大成者——皮埃尔·莱蒙里尔(Pierre Lemonnier)。莱蒙里尔曾接受过勒鲁瓦–古兰的直接指导，技术趋势理论由于不能反映技术存在的特殊性，不能体现文化差异对技术的影响，被莱蒙里尔所舍弃。而操作链所体现的技术整体性和活动性的观念则被莱蒙里尔所发展，成为莱蒙里尔技术系统人类学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3] p. 442)。另一位受到勒鲁瓦–古兰研究重大影响的是法国当代技术哲学家斯蒂格勒。基于勒鲁瓦–古兰以及相关的进化论成果，斯蒂格勒考察了技术在人类进化过程中发挥的作用，提出了“后种系发生”概念。在《技术与时间》第一卷和第二卷中，斯蒂格勒细致分析了勒鲁瓦–古兰的几处文本。他在《意外地哲学思考》一书中说到“有关史前史的研究让我有机会与古人类学家勒儒瓦–古汉的团队开展密切合作，我们一起实践所谓实验性科技……这些研究引导我从人类学的角度思考技术问题，我在《爱比米修斯的过失》一书中的部分论述就以此为基础”[13]。在斯蒂格勒看来，技术的外在化就是将技术置于时间之中来加以考察。而技术的外在化思想，就是斯蒂格勒从勒鲁瓦–古兰那里借用而来的[14]。
5. 结语
勒鲁瓦–古兰对技术的人类学探讨涉及技术与进化、技术与环境、技术与社会等多个方面，他提出的技术趋势理论与操作链理论在技术人类学上影响深远。和以往的只把技术当作认识的对象不同，勒鲁瓦–古兰用结构主义的方式将“人”从认识的主体也变成了认识的对象，发展出客观的研究方法，为20世纪技术哲学的发展带来了新的活力。由于多种原因勒鲁瓦–古兰在中文语境中鲜有出现[15]，但是无法否认其研究价值。勒鲁瓦–古兰的技术人类学思想为理解技术在人类社会中的作用和影响提供了重要的基础，他的思想继续影响着技术人类学、技术哲学和科学技术研究等领域。
从研究方法看，应当借鉴勒鲁瓦–古兰人类学的田野工作法和深描法。“过去，中国技术哲学为了获得认同和学术地位，侧重于形而上的哲学思辨，相对忽视了形而下的经验分析与案例研究。事实上，借助于案例研究，通过研究者的身体参与，可以翔实而生动地揭示技术案例背后隐秘的社会生产关系和文化语境。”[16]此外，勒鲁瓦–古兰人类学视角下的技术不再是一种只面向西方的工业生产技术。他拓宽了技术的概念，使之不局限于西方中心主义之下。由此带来的启发性意义是，一些也许无关生产的技术也应有其研究价值。中国古代就存在着大量的“非生产性”技术，以人类学视角“来重新思考非西方的技术史，就带来一系列全新的理解过去的可能性，以及新的与其他历史和文化研究的分支的对话的可能性。”[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