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进入新时代，我国现代化建设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是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人民所向往的健康又美好的生活既包含身体上的健康，也包含心理上的健康(王鑫强，张大均，2012)。在过往的研究中显示，良好的生命意义感对心理健康有着重要的作用，也有助于减少抑郁等心理问题或者自杀行为(张潮等，2021)。初中时期，学生正面临生理和心理上的巨大变化以及学业上的压力，这种变化以及学业压力会降低个体的生命意义感(刘雨佳等，2023)。同时，初中生也会感受到来自家庭的支持，研究表明家庭亲密度和适应性可以有效地提升个体的生命意义感(张珊珊，2023)。此外，初中时期也是学生自我意识发展的关键时期，自我概念不断清晰(邓昕睿，2021)，而目前关于家庭亲密度和适应性对生命意义感的影响研究中，大多是从外部层面来探究其影响机制，较少从个体层面出发(如心理韧性)去揭示其作用机制，因此，从个体层面探讨其对生命意义感的影响机制也是非常必要的，同时对进一步提升初中生命意义感也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生命意义感是指个体积极寻找并发现生活意义的程度(Steger et al., 2006)。人生意义包括意义的存在和意义的追求两个方面；意义的存在指的是个人相信人生有价值和目的，而意义的追求指的是个人对人生价值和目的的追求(陈颖等，2023)。家庭亲密度和适应性则是指家庭系统中家庭的亲密程度和反应能力，以及家庭成员的情感依恋和交流(Olson, 2000)，是对家庭的一种综合评定。根据生态系统理论的观点，在微观系统中，家庭、学校等是个体直接接触的环境(Bronfenbrenner, 1986)，会影响其身心发展，家庭作为个体所处的生活环境，会影响初中生的生命意义感的发展。实证研究表明，家庭亲密度和适应性正向预测生命意义感(周伟，2023)，同样的结果在以高职生为研究对象的研究中也得到了支持(杨光金，陈朝阳，2023)。也就是说，家庭亲密度和适应性发挥得越好，个体的生命意义感水平越高。综上所述，提出假设1：家庭亲密度和适应性正向预测生命意义感。
此外，心理韧性动态模型表明，个体获得良好的外部资源之后，会促进其内部资源(如心理韧性)的发展(王秋英等，2020)。心理韧性，也叫做心理弹性或心理复原力，是指一个人在面对逆境、压力和挫折等负面经历时，能快速恢复并很好地适应生活的能力(Garmezy, 1991)。相关研究表明，家庭亲密度和适应性是影响心理韧性的重要因素(江瑞辰，2016)。实证研究发现，家庭亲密度和适应性发挥得越好，个体的心理韧性水平也会相应提高(张丽敏，田浩，2014)。另外一项关于城镇化背景下农村青少年的研究表明，农村青少年良好的家庭亲密度和适应性可以显著提高其心理韧性的水平(彭思韦等，2015)。与此同时，也有研究发现，良好的家庭亲密度和适应性和亲子关系更有助于孩子心理韧性的发展(Lu et al., 2017)。
心理韧性的发展模型(Rutter, 1979)认为，心理韧性的保护因子可以提高个体的自我效能感，增强其解决问题的信心，并进而体验到更多的自我价值感。目前大量的研究都证明，心理韧性水平高的人更乐观，他们能付出更多努力积极克服困难，能主动适应环境，对外部环境有控制感，更容易感受到自身的力量和价值，进而体验到生命的意义(王莹滟等，2023)。一项关于受父母HIV影响的儿童的研究发现，心理韧性和生命意义感显著正相关，并且心理韧性可以加强生命意义感对抑郁的保护作用，从而改善个人的心理健康(Du et al., 2017)。另外，在一项以中学生为研究对象的研究发现，心理韧性强的个体，能够很好地适应环境，也愿意探索自我，并有强烈的生命意义感(王洁聪，2022)。于是，提出假设2：家庭亲密度和适应性、心理韧性和生命意义感三者之间显著正相关，并且心理韧性在家庭亲密度和适应性和生命意义感之间起中介作用。
领悟社会支持是指个体对自己感受到的各种社会支持强度的主观评价(Dahlem et al., 1991)。根据压力缓冲模型可知，感知到的社会支持水平越高，就越能有效应对家庭虐待和家庭忽视等，从而减少其对自身的负面影响(Cohen & Wills, 1985)，与此同时，领悟社会支持会增加个体应对负性事件的心理资源，从而促进心理韧性的发展(Zhang et al., 2018)。以往的研究还发现，社会支持是心理韧性的保护因素之一，在心理韧性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起着重要的作用(胡明慧等，2020)，也就是说，当个体感知到的社会支持越多，他们更有可能获得高水平的心理韧性。而根据社会认知理论(龙君伟，2005)的观点，家庭可以为承受压力的个人提供支持性环境，帮助他们解释自己对事件的态度和看法，从而建立积极的信念系统，培养心理韧性。因此，提出假设3：领悟社会支持在家庭亲密度和适应性和心理韧性之间起调节作用。
Figure 1. Hypothetical model
图1. 假设模型
综上所述，本研究拟以初中生为研究对象，根据相关理论和研究结果，从心理韧性的角度出发，考察家庭亲密度和适应性对生命意义感的影响机制，并探讨领悟社会支持的调节作用。于是，我们假设家庭亲密度和适应性对生命意义感的影响路径有两条，领悟社会支持调节了中介模型的前半段路径，并形成本研究的假设模型(见图1)，以期为初中生生命意义感的提高和干预提供理论指导。
2. 研究方法
2.1. 研究对象
采取整群抽样的方法，在山东省D市某所私立中学进行问卷调查，共发放900份调查问卷，有效问卷853份，回收有效率为94.8%。其中男生451人(52.9%)，女生402人(47.1%)；初一416人，初二270人，初三167人。
2.2. 研究工具
2.2.1. 家庭亲密度和适应性量表
采用由Olson等编制，费立鹏等(1991)进行中文版修订的家庭亲密度和适应性量表(FACESII-CV)，包括亲密性、适应性两个维度，共30个条目，采用5点计分，“不是”记1分，“偶尔”记2分，“有时”记3分，“经常”记4分，“总是”记5分。亲密性维度的分数越高，代表家庭成员之间的情感联系越紧密；适应性维度的分数越高，意味着家庭处理事务时的灵活度越好。总分越高，说明家庭功能和适应性发挥的越好。本研究中量表Cronbach’s α系数为0.93，各维度的Cronbach’s α系数分别为：亲密性0.88，适应性0.87，表明该量表信度良好。
2.2.2. 生命意义感量表
采用由美国学者Steger编制，我国学者王鑫强(2013)进行本土化修订的生命意义感中文修订量表(C-MLQ)，一共10个条目，包括两个维度，分别是拥有意义感和寻求意义感，每个维度各5个条目，采用7点计分，“完全不符合”记1分，“完全符合”记7分。两个维度总分和越高，表示生命意义感水平越高。本研究中该量表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82，各维度系数α分别为0.78和0.82，说明生命意义感量表信度较好。
2.2.3. 心理韧性量表
采用青少年心理韧性量表(ARS)，分为个人力和支持力两个维度。该量表共有27道题目，由胡月琴和甘怡群(2008)编制，采用5点计分，“1”代表“完全不符合”，“5”代表“完全符合”。总分越高，表明被试心理韧性水平越高。本研究中该量表Cronbach’s α系数为0.86，信效度良好。
2.2.4. 领悟社会支持量表
领悟社会支持量表(PSSS)是由姜乾金(2001)基于Zimet编制的《领悟社会支持量表》进行修订的，该量表共有三个维度：家庭支持、朋友支持和其他重要他人(老师、亲戚、同学)支持，每个维度包含4个项目，共12个项目。量表采用7点计分，“非常不符合”记1分，“非常符合”记7分，所得总分越高，代表被试领悟社会支持水平越高。本研究中该量表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94，拥有良好的信效度。
2.3. 数据处理
数据收集后，采用SPSS 20.0软件以及PROCESS 4.2程序进行统计分析，包括共同方法偏差检验、描述统计、皮尔逊相关分析、中介效应检验和有调节的中介效应检验。
3. 结果
3.1. 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根据Harman单因素检验，对研究数据进行共同方法偏差检验(周浩，龙立荣，2004)，对数据的所有项目进行因子分析时发现，特征根大于1的因子有13个，而且第一个主因子的方差占比等于26.39% (低于40%的标准)，所以共同方法偏差不严重。
3.2. 变量的描述统计和相关分析
家庭亲密度和适应性、心理韧性、领悟社会支持与生命意义感的相关系数如表1所示，四个变量两两之间均为显著正相关，且年级和领悟社会支持之间存在显著正相关。因此，在本研究中把年级作为控制变量进行分析。
Table 1. Descriptive statistics and correlation analysis and results (n = 853)
表1. 描述性统计与相关分析结果(n = 853)
变量 |
M |
SD |
1 |
2 |
3 |
4 |
5 |
6 |
性别 |
1.47 |
0.50 |
1 |
|
|
|
|
|
年级 |
1.71 |
0.77 |
−0.02 |
1 |
|
|
|
|
家庭亲密度和适应性 |
3.33 |
0.74 |
−0.06 |
0.01 |
1 |
|
|
|
心理韧性 |
3.35 |
0.60 |
−0.02 |
0.03 |
0.65** |
1 |
|
|
领悟社会支持 |
5.01 |
1.37 |
0.02 |
0.08* |
0.62** |
0.62** |
1 |
|
生命意义感 |
4.84 |
1.10 |
0.01 |
−0.01 |
0.44** |
0.47** |
0.57** |
1 |
注：*p < 0.05，**p < 0.01，***p < 0.001，下同。
3.3. 中介效应分析
采用PROCESS4.2程序里的模型4进行心理韧性的中介效应检验，将年级作为控制变量处理之后发现，家庭亲密度和适应性显著正向预测生命意义感(β = 0.22, t = 14.34, p < 0.001)，假设1得到验证；在引入了心理韧性这一中介变量之后，家庭亲密度和适应性依然显著正向预测生命意义感(β = 0.35, t = 6.03, p < 0.001)。家庭亲密度和适应性显著正向预测心理韧性(β = 0.53, t = 24.96, p < 0.001)，心理韧性显著正向预测生命意义感(β = 0.58, t = 8.12, p < 0.001)。这说明心理韧性在家庭亲密度和适应性和生命意义感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假设2得到验证，详见表2。
Table 2. The mediating effect of psychological resilience
表2. 心理韧性的中介效应检验
结果变量 |
预测变量 |
R |
R2 |
F |
β |
t |
生命意义感 |
年级 |
0.44 |
0.20 |
103.00*** |
−0.01 |
−0.31 |
家庭亲密度和适应性 |
0.22 |
14.34*** |
心理韧性 |
年级 |
0.65 |
0.42 |
312.58*** |
0.02 |
0.88 |
家庭亲密度和适应性 |
0.53 |
24.96*** |
生命意义感 |
年级 |
0.50 |
0.25 |
95.86*** |
−0.02 |
−0.56 |
心理韧性 |
0.58 |
8.12*** |
家庭亲密度和适应性 |
0.35 |
6.03*** |
同时采用Bootstrap检验，结果表明，家庭亲密度和适应性对生命意义感的影响的两条路径在95%置信区间上都不包含0，说明中介效应显著。且家庭亲密度和适应性与生命意义感之间的直接效应占比为0.35/0.66 = 53.03%，心理韧性在家庭亲密度和适应性与生命意义感之间的中介效应占比为0.31/0.66 = 46.97%，详见表3。
Table 3. Bootstrap test of the mediating role of psychological resilience
表3. 心理韧性的中介作用的Bootstrap检验
|
效应值 |
标准误 |
95% CI上限 |
95% CI下限 |
总效应 |
0.66 |
0.05 |
0.57 |
0.75 |
家庭亲密度和适应性→生命意义感 |
0.35 |
0.06 |
0.24 |
0.46 |
家庭亲密度和适应性→心理韧性→生命意义感 |
0.31 |
0.04 |
0.23 |
0.39 |
3.4. 有调节的中介效应检验
Table 4. Moderated mediating effect test
表4. 有调节的中介效应检验
变量 |
方程1心理韧性 |
方程2生命意义感 |
β |
SE |
t |
95% CI |
β |
SE |
t |
95% CI |
年级 |
−0.01 |
0.02 |
−0.31 |
[0.76, −0.04] |
−0.02 |
0.04 |
−0.11 |
[−0.11, 0.06] |
家庭亲密度和适应性 |
0.35 |
0.02 |
14.03*** |
[0.30, 0.40] |
0.35 |
0.07 |
6.03*** |
[0.24, 0.46] |
心理韧性 |
|
|
|
|
0.58 |
0.07 |
8.12*** |
[0.44, 0.72] |
领悟社会支持 |
0.17 |
0.01 |
12.30*** |
[0.14, 0.20] |
|
|
|
|
家庭亲密度和适应性 ×
领悟社会支持 |
0.09 |
0.01 |
6.44*** |
[0.06, 0.12] |
|
|
|
|
R2 |
0.52 |
|
0.25 |
|
F |
232.81*** |
|
95.86*** |
|
Figure 2. The moderating effect of perceived social support between family functioning and sense of meaning in life
图2. 领悟社会支持在家庭亲密度和适应性与心理韧性间的调节作用
为了检验领悟社会支持在家庭亲密度和适应性与心理韧性之间的关系，采用PROCESS模型7来检验有调节的中介效应，将年级作为控制变量，建立2个方程。结果如表4所示：家庭亲密度和适应性与领悟社会支持的交互项显著正向预测心理韧性，也就是说领悟社会支持在家庭亲密度和适应性对心理韧性的预测中起调节作用。效应值为0.09，置信区间为[0.06, 0.12]，置信区间不包含0，说明有调节的中介效应显著。
同时，为厘清领悟社会支持的调节作用的实质，本研究还进行简单斜率检验来考察不同领悟社会支持水平下(取正负一个标准差M ± 1SD)家庭亲密度和适应性对心理韧性的预测作用，见图2。
从图2可知，对于高领悟社会支持的人来说，家庭亲密度和适应性显著正向预测其心理韧性(β = 0.47, SE = 0.03, p < 0.001)；对于低领悟社会支持的人来说，家庭亲密度和适应性依然显著正向预测其心理韧性(β = 0.23, SE = 0.03, p < 0.001)，只是回归系数有所降低。综上所述，以上研究结果共同支持了研究假设3。
4. 讨论
4.1. 家庭亲密度和适应性与生命意义感
本研究相关分析发现，家庭亲密度和适应性、心理韧性和生命意义感之间两两显著正相关。家庭亲密度和适应性发挥的好的个体表现出了更高水平的心理韧性和生命意义感，这与以往的研究结果相同(张珊珊，2023)。这表明，家庭亲密度和适应性发挥的好的个体会体验到更多的生命意义感，而对于初中生的身心健康发展来说，需要良好的家庭环境来做支持(周伟，2023)。此外，每个人都通过与周围的人和环境建立联系，在主观世界的层面上寻找信息的意义，而一个人最初的社会关系便是在家庭中建立起来的。家庭是初中生最重要的亲密关系之一，是个人活动和交往的直接环境，对个人的发展有重大影响。具有良好家庭亲密度和适应性的个体在其家庭中与其他成员有更密切的联结和互动，他们可以从家庭中得到更多的理解、帮助和温暖，同时也会有更强的归属感和安全感，这有助于他们更好地认识生命的意义(Lambert et al., 2013)。家庭亲密度也是家庭亲密度和适应性的一个维度，已有研究表明家庭亲密度是生命意义感的一个积极指标(魏灵真等，2021)，家庭亲密度高的人与家庭成员的情感联系更加紧密，在家庭中能够得到足够的支持和温暖，并有强烈的家庭归属感，可以帮助青少年积极探索自己的生活，寻找生命的意义(马茜芝，张志杰，2020)。由此可见，从家庭亲密度和适应性的角度出发，增加家庭成员的亲密度和情感联结，给彼此提供足够的支持与理解，营造温暖的家庭环境等，对提高初中生的生命意义感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4.2. 心理韧性的中介作用
本研究从心理韧性的角度出发，进一步探讨了家庭亲密度和适应性对生命意义感的影响机制。中介效应分析发现，家庭亲密度和适应性除了可以直接影响生命意义感，还可以通过心理韧性提高生命意义感，也就是说，良好的家庭亲密度和适应性促进了个体心理韧性的发展，进而提高了其生命意义感的水平，这与以往的实证研究结果吻合(张丽敏，田浩，2014；王洁聪，2022)。心理韧性作为一种内部资源，可以有效地提高个体的生命意义感，同时也会受到家庭亲密度和适应性的影响。一方面，根据心理韧性动态模型和有效资源匹配模型的观点，与父母关系密切以及积极互动可作为一种外部保护因素，使个体获得满足感(蔡明越，2023)，拥有足够的心理资本，在此过程中其心理韧性水平也会随之提高(郭雯等，2023)。另一方面，具有高水平心理韧性的个体在应对创伤性生活事件时往往表现出积极的适应行为，他们更有可能利用积极情绪来帮助自己从困境中恢复，心理韧性对日常生活中的风险可以起到缓冲作用，并进而提高自身的抗逆力，促进其生命意义感的提升(金豆，董亚琦，2023)。因此，有针对性地对初中生进行抗逆力干预和心理辅导，提高其心理韧性，将有助于生命意义感的提高。
4.3. 领悟社会支持的调节作用
研究发现，领悟社会支持在家庭亲密度和适应性和心理韧性之间起调节作用，在不同的领悟社会支持水平下，家庭亲密度和适应性对心理韧性的影响程度不同。相对于领悟社会支持水平低的人来说，高领悟社会支持的人家庭亲密度和适应性对心理韧性的影响较明显。可能的解释是，领悟社会支持水平低，这从另一方面说明个体所获得的社会支持较少，而家庭支持则是其获得支持的主要来源，当家庭亲密度和适应性发挥不良时，会更容易对个体产生不良影响。而高领悟社会支持的个体获得的支持较多，即使家庭亲密度和适应性发挥不良，他们也可以从其他社会支持中得到弥补，对其本身产生的不利影响也会较小，他们的心理韧性水平提高也比较明显。这也符合社会支持理论的观点，倘若个体获得的社会支持较多，其心理韧性水平也会越高(李婧等，2023)。与此同时，领悟社会支持水平高的人，更容易感知到家庭的亲密度和适应性，家庭亲密度和适应性更容易保持平衡，自身的心理压力也会降低(Lei & Kantor, 2022)，其心理韧性水平则会相应地增强。领悟社会支持水平低的人，家庭支持占自身拥有的社会支持的比重较大，家庭亲密度和适应性提升其心理韧性的效果则没那么明显。综上，除了在家庭中父母要重视为学生提供良好的家庭环境，学校和社会等各方力量应该联动起来，为提高初中生生命意义感提供坚实的物质基础和心理支持体系。
5. 不足与展望
本研究主要解释了家庭亲密度和适应性影响生命意义感的机制，并探究了心理韧性的中介作用和领悟社会支持的调节作用，但是关于是否存在其他间接影响生命意义感的中介因素，这可以在今后的研究中通过引入其他的中介因素来进一步解释。此外，本研究采用问卷调查的方法，可能存在一定的主观性，未来可以根据其他学者的研究进一步客观、准确的测量各变量。
致 谢
感谢沈阳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杨硕老师在撰稿初期提供的帮助，特此感谢！
基金项目
2024年度辽宁省社会科学规划基金项目一般项目(L24BSH009)。
NOTES
*通讯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