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随着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数字经济已然成为全球经济增长的新引擎。在数字经济时代，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广泛应用，深刻改变了生产方式和经济运行模式。一方面，数字经济的快速发展使得经济活动的范围、深度和速度都得到了极大的拓展。企业可以借助数字平台在全球范围内开展业务，实现资源的高效配置和快速流动。例如，一些大型电商平台能够在短时间内将商品销售到世界各地，极大地提高了交易效率。另一方面，数字经济也对传统的剩余价值理论提出了挑战。在传统工业时代，剩余价值主要通过对劳动者的剥削来实现，表现为延长劳动时间、降低工资等方式。而在数字经济时代，剩余价值的产生方式更加复杂多样，且更为隐蔽，使得研究剩余价值规律活动更为困难。本文从探究数字经济的内涵特征入手，去分析数字经济时代给剩余价值理论带来各种挑战以及剩余价值理论未来发展的几个有价值的方向。
2. 数字经济的内涵与特征
根据《G20数字经济发展与合作倡议》，数字经济被定义为以使用数字化的知识和信息作为关键生产要素、以现代信息网络作为重要载体、以信息通信技术的有效使用作为效率提升和经济结构优化的重要推动力的一系列经济活动[1]。数字经济是继农业经济、工业经济之后的一种新的经济社会发展形态，其内涵随着时代发展不断演进。进入数字时代，由“数据 + 算力 + 算法”定义的数据生产力加速形成与迭代，将人类生产生活的每一个方面、每一个角落都卷入如火如荼的数据革命浪潮之中[2]。目前，数字经济通常被认为是以使用数字化的知识和信息作为关键生产要素、以现代信息网络作为重要载体、以信息通信技术(ICT)的有效使用作为效率提升和经济结构优化的重要推动力的一系列经济活动。
数字经济具备诸多鲜明的特征。其一，鼓励创新，它推动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不断涌现，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的应用，为各行各业带来了巨大的变革和发展机遇。例如，数字化内容生态系统的发展，为流媒体平台等数字产业提供了更加多元化的解决方案；食品送餐服务企业通过优化商业逻辑以及电子化订单可视化管理，为客户提供了全新的体验以及高质量、高效的送餐服务。其二，跨界融合性强，数字经济打破了传统行业的边界，实现了不同领域之间的深度融合，像金融科技、智能制造、智慧城市等领域都是其跨界融合的产物。其三，能够提供个性化服务，它借助大数据分析和精准营销，深入了解消费者的偏好和需求，为消费者提供更加个性化和定制化的服务，满足多样化的需求，提高消费者满意度和忠诚度，比如电商平台根据消费者的历史购买记录推荐符合其兴趣的商品。其四，催生了一批平台型企业，像电商平台、社交媒体平台等，这些平台通过连接供需双方，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和价值的最大化，共享经济也是数字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方向，如共享单车、共享住宿等模式的兴起。
总之，数字经济以其独特的内涵与特征，正在重塑着经济发展的格局，而这也必将对剩余价值理论产生深刻的影响，后续我们将进一步深入探讨二者之间的紧密联系。
3. 数字经济时代剩余价值理论面临的挑战
数字技术是当前经济发展的命脉之一，能否在数字经济变革中抓住机遇，在国际政治经济竞争中起着关键的作用[3]。数字经济与剩余价值理论在多个层面相互交织、相互影响，数字经济的发展不断丰富着剩余价值理论的内涵和外延，同时剩余价值理论也为我们深入剖析数字经济背后的生产关系和经济活动提供了有力的理论支撑。也正是因为这种紧密联系，给剩余价值理论如何适应数字经济时代的新状态，如何突破自我、不断创新提出了诸多挑战。
3.1. 知识和技能的价值挑战
传统假设与现实变化。在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中，存在着工人体力劳动创造全部价值的假设。然而，随着数字经济时代的到来，知识经济和服务经济迅速崛起，知识、技能、创新和服务的重要性日益凸显。在这一背景下，传统的价值创造假设与现实情况发生了显著变化。例如，在传统工业经济中，工人的体力劳动是价值创造的主要来源。但在数字经济中，一款软件的开发往往需要软件工程师具备深厚的专业知识和创新技能。软件的价值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工程师的创新和技能，而非单纯的工作时间。这与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中基于体力劳动创造价值的假设形成了鲜明对比，使得剩余价值理论在数字经济时代的应用变得复杂。
以软件行业为例，一款软件的价值不仅仅体现在其功能和实用性上，更重要的是软件工程师在开发过程中所投入的知识和技能。软件工程师通过创新的思维和高超的技术，将复杂的业务需求转化为高效的软件解决方案。这种价值创造过程与传统的体力劳动有着本质的区别。传统体力劳动的价值主要取决于工作时间和劳动强度，而软件工程师的价值则更多地体现在他们的知识储备、创新能力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上。因此，软件的价值不能单纯地用工作时间来衡量，这使得剩余价值理论在软件行业等知识和技能密集型领域的应用面临挑战。
3.2. 全球化和国际贸易的挑战
全球分工与价值构成。全球化使得生产过程日益呈现全球分工的态势。在数字经济时代，这种趋势更加明显。商品的价值不再仅仅由单一国家的劳动者创造，而是包含了世界各地工人、技术人员、经理等的劳动。不同国家在生产环节中发挥着各自的优势，例如一些发展中国家可能在制造业的组装环节提供大量劳动力，而发达国家则在研发、设计等高端环节贡献智慧。不同国家工人的工资和生活水平差异巨大，这反映了各国经济发展水平、劳动力市场状况以及社会福利体系的不同。在工资水平较低的国家，劳动力成本相对较低，企业可以通过将生产转移到这些地区来降低成本，获取更高的利润。然而，这也导致了全球范围内的收入不平等问题，高收入国家的劳动者与低收入国家的劳动者在收入和生活质量上存在明显差距。
计算和分析的复杂性。全球化和数字经济的发展使得计算剩余价值和分析剩余价值分配变得极为复杂。首先，商品价值的构成变得更加多元化，涉及到全球各地不同劳动者的贡献，难以准确衡量每个劳动者所创造的价值份额。其次，不同国家的货币体系、税收政策、劳动力成本等因素差异较大，增加了剩余价值计算的难度。例如，跨国公司在全球范围内组织生产和销售，其利润的来源和分配涉及多个国家和地区，要确定其中的剩余价值并进行合理分配，需要考虑众多复杂的因素。再者，现代经济中雇佣关系的形式越来越多样化，包括临时工、合同工、自由职业者等，他们的劳动价值计算和剩余价值分配方式与传统的长期雇佣关系有所不同，进一步加大了分析的复杂性。此外，资本在全球范围内的流动更加频繁，资本对生产过程和商品价值的贡献也越来越难以准确评估。在数字经济时代，技术、设备、数据等新型生产要素的作用日益凸显，这些要素与传统的劳动力要素相互交织，使得剩余价值的计算和分析变得更加困难。
3.3. 资本的贡献挑战
在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中，强调工人劳动创造全部价值，这一观点在传统工业经济时代具有一定的合理性。然而，随着数字经济时代的到来，现代经济现象发生了巨大变化。在数字经济中，资本对生产过程和商品价值的贡献越来越重要。例如，数字经济的发展离不开大量的资本投入，包括对技术研发、设备更新、数据中心建设等方面的投资。这些资本投入不仅提高了生产效率，还创造了新的价值。此外，资本还通过整合资源、优化配置等方式，促进了数字经济的发展。
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在解释现代经济现象时面临挑战。一方面，数字经济时代，资本的作用不仅仅是提供生产资料，还包括对创新的支持、对市场的开拓等。例如，风险投资在数字经济领域发挥着重要作用，为创新企业提供资金支持，推动了技术创新和商业模式创新。这些创新带来的价值难以单纯用工人劳动来解释。另一方面，数字经济中的资本具有更高的流动性和灵活性，能够快速响应市场变化，实现价值的增值。而剩余价值理论主要关注的是工人劳动与资本家剥削之间的关系，对于资本在现代经济中的复杂作用缺乏充分的解释。这使得剩余价值理论在数字经济时代的应用面临一定的困难。
3.4. 雇佣关系多样性的挑战
现代社会雇佣关系形式呈现出多样化的特点，不再局限于传统的长期稳定雇佣模式。其中，临时工、合同工、自由职业者等雇佣形式日益普遍。临时工通常是为了满足企业短期的用工需求而被雇佣，他们的工作期限较短，工作任务相对明确。合同工则是根据与企业签订的合同期限来确定工作时间，合同期限可以是短期、中期或长期。自由职业者则更加灵活，他们不受传统雇佣关系的束缚，根据自己的技能和兴趣，为不同的客户提供服务。
这些多样化的雇佣关系形式使得剩余价值的计算和分析变得极为复杂。首先，不同类型的雇佣者在工作时间、工作强度和工作价值的体现上存在较大差异。例如，临时工的工作时间可能较短，但在特定时期内可能承担着高强度的工作任务；合同工的工作价值可能与合同期限和工作内容的复杂性相关；自由职业者的工作价值则更多地取决于其专业技能和市场需求。其次，不同雇佣关系形式下的薪酬支付方式也各不相同。临时工可能按小时或按天计算薪酬，合同工可能根据合同约定的月薪或年薪支付，而自由职业者的收入则可能根据项目的完成情况而定。这些差异使得确定劳动力价值和计算剩余价值变得困难。再者，不同雇佣关系形式下的劳动者权益保障也存在差异。传统长期雇佣关系中的劳动者可能享有较为稳定的社会保障和福利待遇，而临时工、合同工和自由职业者在这方面可能相对薄弱。这也影响了剩余价值的分配和计算。此外，现代经济中，不同雇佣关系形式的劳动者可能同时参与多个项目或为多个雇主服务，这进一步增加了剩余价值计算和分析的复杂性。
4. 数字经济时代剩余价值理论发展的几个方向
4.1. 深化数字劳动价值创造机制的研究
在数字经济时代，进一步剖析数字劳动在不同场景、不同行业中的价值创造过程与机制，对于完善剩余价值理论有着关键意义。以软件开发领域为例，软件工程师们运用专业知识编写代码、进行程序开发等工作，他们的劳动成果并非直观可见的物质产品，而是具有使用价值的数字化软件。这一过程中，其价值创造不仅取决于工程师投入的工作时长，更与他们的创新能力、专业技能水平以及对复杂问题的解决能力息息相关。比如一款功能独特、用户体验良好的办公软件，它所创造的价值可能会为开发企业带来巨额收益，然而很难单纯通过传统衡量工厂工人劳动价值的时间标准或者产品数量标准，去准确量化软件工程师在其中创造的剩余价值，这就需要深入研究如何构建契合这类知识劳动的价值创造衡量机制。再看网络平台运营方面，平台运营者需要投入人力进行用户数据分析、平台功能优化、内容管理等工作。以电商平台为例，通过分析用户的浏览、购买等数据，平台可以实现精准推送商品，提高交易成功率，创造更多的经济价值。同时，平台上众多商家的入驻与运营也离不开平台运营者的劳动付出，而这些劳动所创造的价值往往分散在平台交易的各个环节，且受到用户数量、活跃度、商品种类与销量等多种复杂因素影响，要精准量化出其中的剩余价值同样面临挑战。
此外，还有大量普通网络用户在社交媒体平台、内容分享平台等进行看似无偿的“数字劳动”。比如用户在社交媒体上发布生活点滴、分享经验见解、参与话题讨论等行为，会产生海量的数据，这些数据经平台收集、整合与分析后，成为平台推送广告、开发新功能、优化服务的依据，进而间接为平台创造了剩余价值。对于这种特殊形式的数字劳动，其价值创造机制更为隐蔽和复杂，需要深入挖掘和分析其具体的作用路径以及在整个价值链条中的贡献占比。
4.2. 拓展剩余价值理论的全球化新视角
全球化使剩余价值的生成和分配成为全球问题，跨国公司通过全球转移生产实现更高剩余价值占有。在数字经济时代，全球化趋势更加明显，生产过程日益呈现全球分工的态势。跨国公司充分利用不同国家和地区的优势资源，在全球范围内组织生产和销售。例如，一些跨国公司将劳动密集型的生产环节转移到发展中国家，利用发展中国家较低的劳动力成本获取更高的利润。同时，将研发、设计等高端环节保留在发达国家，利用其先进的技术和人才优势创造更高的价值。这种全球转移生产的方式使得剩余价值的生成和分配不再局限于单一国家，而是成为全球范围内的问题。
数字经济时代的全球化使得剩余价值的生成和分配更加复杂，也要求研究剩余价值理论必须开辟新的视角。传统的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主要关注的是单一国家内部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剩余价值的生成与分配。而在数字经济时代，全球资本主义的发展使得我们需要从更广阔的视角来分析剩余价值的问题。例如，我们需要考虑跨国公司在全球范围内的生产和销售活动，以及不同国家之间的贸易和投资关系对剩余价值的影响。同时，我们还需要关注全球资本主义体系中的不平等问题，以及如何通过国际合作和政策调整来实现更加公平的剩余价值分配。从全球范围内来看，不同国家的劳动力成本、劳动生产率、技术水平以及数字基础设施建设等存在显著差异。发达国家可能凭借先进的技术和高素质的劳动力，在数字经济高端环节获取更多的剩余价值，而发展中国家更多参与到劳动密集型的环节。我们构建的理论框架要能够充分考虑这些差异，分析其对剩余价值生成、流转和分配的影响，从而为各国在全球数字经济竞争与合作中合理定位、争取自身利益提供理论依据，也为协调跨国经济关系、应对可能出现的矛盾和问题提供有力的支撑。
4.3. 强化剩余价值理论在社会公平领域研究
在数字经济时代，剩余价值分配不均以及由此引发的社会公平问题日益凸显。在现实中，区域之间数字经济的发展存在差异，并在城乡、人群之间形成数字鸿沟[4]，未来剩余价值理论的发展应着重加强与社会公平保障的融合，从理论层面深入探索如何借助政策、制度等手段实现更为合理的剩余价值分配，进而推动社会的和谐发展。
一方面，数字经济中存在着剩余价值分配失衡的现象。例如，大型数字平台企业凭借其对数据、技术以及市场的掌控优势，往往能够获取绝大部分的剩余价值，而众多中小微数字企业、一线数字劳动者尽管也参与了价值创造过程，但只能分得相对较少的份额。这种两极分化的分配格局，不仅影响了劳动者的积极性和生活质量，也对整个社会的公平性构成了挑战。从理论角度来看，传统剩余价值理论在分析当下这种复杂的分配关系时，需要进一步拓展和细化，充分考量不同主体在数字经济生产过程中的贡献差异、权力结构以及所面临的风险等因素，构建起能够准确反映数字经济时代剩余价值分配规律的理论框架，为解决分配不公问题提供坚实的理论依据。
另一方面，社会公平是经济健康、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基石。在数字经济蓬勃发展的背景下，若剩余价值分配长期处于不合理状态，将会加剧社会阶层的分化，引发一系列社会矛盾，最终也会反过来制约数字经济自身的发展。因此，需要将社会公平理念深度融入剩余价值理论之中，探讨如何通过完善税收制度、加强劳动权益保护、优化数字基础设施建设等政策举措，来调节剩余价值在不同群体间的分配，使得数字经济发展的成果能够更广泛、更公平地惠及全体社会成员。比如，可以研究如何制定合理的数字税政策，针对那些从数字经济中获取高额剩余价值的平台企业、数字巨头等进行适度征税，然后将税收收入用于提升公共服务水平、加强对弱势群体的扶持以及开展数字技能培训等方面，以此提升整个社会的公平程度，同时也为数字经济营造良好的发展环境。
5. 结语
数字经济时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必然面临深刻变革，这是数字技术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广泛覆盖、影响深远的趋势。数字生产全球化智能化大协作生产方式的高效率和数字资本剩余价值增值的高效率双重效应推动资本运动车轮飞速运转，进而不断激发资本主义私人所有制下财富分配两极分化的社会危机[5]。虽然马克思的批判主要集中在机械大工业时代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上，但对于当今数字化资本主义经济的马克思的理论体系仍然具有关键的适用性和解释力。社会生产力水平将显著提高，包括信息通信技术，物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机器人，3D打印等。但是，不管是替代人类脑力劳动的新型机器，还是剥夺利润的平台资本，都会使劳资对立关系进一步加深，从而出现产量过剩的问题。此外，数据在生产力发展中的关键地位促使资本竭力争夺数据资源，而这种数字资源的积累不仅影响了再生产的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也增强了资本的垄断性，使不同类型资本之间的社会总利润分配格局发生了重新调整，资本的垄断性日益增强，对于我们研究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提出更高的要求，也迫切需要一套时代化政治经济学理论来指导和解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面临的新的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