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德自由王国与马克思自由人联合体的理论联系及其启示
The Theoretical Connection between Kant’s Kingdom of Liberty and Marx’s Community of Free Individuals and Its Implications
DOI: 10.12677/acpp.2025.141032, PDF, HTML, XML,   
作者: 马艺珈:贵州大学哲学学院,贵州 贵阳
关键词: 康德马克思自由王国自由人联合体Kant Marx Kingdom of Freedom Community of Free Individuals
摘要: 自由在当代社会仍然作为一个价值理念被广泛讨论。康德和马克思在自由理论上的探讨具有内在的理论联系,这对当代理想社会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康德自由王国理念深刻影响了马克思自由人联合体的形成,马克思在此基础上将康德的自由理论转化为对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追求,将个体道德自由的关注拓展到人类发展的广阔领域。康德与马克思的自由理论在主体性、实践途径和自由相对性方面具有理论联系,认为人通过具体的行为和活动来实现自由。当代社会应从人的主体性、实践实现自由的融合统一以及自由的相对性等方面汲取启示,构建一个既遵循普遍伦理原则又包容文化多样性的和谐国际秩序,确保每个人在自由与尊严的环境中生活。
Abstract: Freedom is still widely discussed as a value concept in contemporary society. Kant’s and Marx’s discussion on the theory of freedom has an inherent theoretical connection, which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in guiding the development of contemporary ideal society. Kant’s concept of the Kingdom of Freedom profoundly influenced the formation of Marx’s association of free men, on the basis of which Marx transformed Kant’s theory of freedom into the pursuit of the free and comprehensive development of human beings, expanding the concern for individual moral freedom to the broad field of human development. Kant’s and Marx’s theories of freedom share commonalities in terms of subjectivity, practical pathways and the relativity of freedom, believing that human beings realise their freedom through specific behaviours and activities. Contemporary society should draw inspiration from the subjectivity of human beings, the integration and unity of practice to realise freedom and the relativity of freedom, so as to build a harmonious international order that follows universal ethical principles and accommodates cultural diversity, and to ensure that every individual lives in an environment of freedom and dignity.
文章引用:马艺珈. 康德自由王国与马克思自由人联合体的理论联系及其启示[J]. 哲学进展, 2025, 14(1): 196-200. https://doi.org/10.12677/acpp.2025.141032

1. 引言

在当今全球化的大背景下,我们面临着诸多复杂而深刻的挑战。如何在高涨的个人主义浪潮中平衡个人自由与社会秩序,如何在追求个体发展的同时促进人类整体的自由全面发展,如何在尊重普遍伦理原则的基础上构建一个包容多元文化、和谐共处的国际秩序,这些问题不仅关乎每一个个体的命运,更是时代赋予我们的重大课题。康德提出的自由王国理念,强调理性与自由的内在联系,认为只有在遵循普遍道德法则的前提下,个人的自由才能真正实现。康德的理念不仅为个人自由的追求提供了理论支撑,更为我们理解社会秩序和个体责任之间的关系提供了新的视角。马克思则在康德的基础上,将自由的追求与人类的实践活动紧密相连。在马克思提出的自由人联合体的构想中,个体不再是被动的接受者,而是积极参与社会生产和创造的自由主体。这种联合体不仅保障了个人自由的最大化,还实现了社会和谐与个体发展的统一。康德和马克思的自由理论贡献,为探索这些问题的答案提供了重要的启示。不仅指导我们如何在个体层面追求自由,也为我们如何在更大的社会和国际范围内实现自由和和谐提供了理论指导。

2. 康德自由王国理念对马克思自由人联合体构建的影响

康德自由王国的理念在哲学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为后来马克思的自由人联合体理论构建提供了重要的理论资源和启示。马克思在康德的基础上将自由的概念进行了深刻的转化和发展,从而使得自由的理论从抽象的哲学思辨转化为具体的现实追求,实现了从理念层面到实践层面的飞跃。

马克思将康德关于自由的理论转化为对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追求。康德的自由王国理念强调自由不仅是外在的社会状态,更是一种内在的道德和精神追求。这种转变意味着哲学的焦点从外在的绝对本体转向了人本身,为马克思关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理论提供了重要的启示[1]。在《1844年哲学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以劳动实践的角度来诠释自由,得出人是自由的本质。“人把自身当作普遍的因而也是自由的存在物而对待。”因而“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恰恰就是人的类特性。”[2]这是自由理论上的一次升华,奠定了马克思共产主义世界的最终目的是自由人联合体。

康德重视实践在道德生活中的作用,认为实践理性在理论理性之上。康德对实践理性的重视,及其在道德生活中的作用,为马克思提供了一种实现自由的现实路径。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中,马克思把在实践中的人作为主体同时看到人要生存的首要任务就是进行劳动,并且要通过消灭私有制来消灭社会分工,从而实现人们自由自觉的活动,最终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到达自由人联合体的状态[3]。马克思将康德对个体道德自由的关注拓展到人类发展的广阔领域,认为自由是每个人全面发展的必要条件[4],为理解共产主义社会的本质特征提供了关键视角,为如何建立一个每个人都能够自由而全面发展的社会提供了深刻理解。

马克思对于康德在理论上的继承与发展不仅揭示了二者在自由理论上的内在联系,也体现了康德自由王国与马克思自由人联合体在自由理解和追求上的理论联系。马克思在康德自由王国理念的基础上通过深入的理论创新和实践探索,为理解共产主义社会的本质特征提供了关键视角,同时也为如何建立一个每个人都能够自由而全面发展的社会提供了深刻的理论指导和实践路径,为人类实现自由提供了一条现实可行的道路。

3. 康德自由王国与马克思自由人联合体对自由理解和追求的理论联系

康德与马克思在自由的理解和追求上有其理论联系,二者都将人作为主体,认为追求人的自由是哲学的最终目的,自由人联合体是实现自由的理想状态。

人的主体性是康德和马克思自由理论的重要基石。康德自由王国与马克思自由人联合体这两种自由理论都认为自由是人的本质属性,只有人作为主体去追求和实现的自由才具有真正的意义。康德在其道德哲学中强调人作为理性的存在,具有自主决定自己行为的能力,这一能力正是自由精神的本质体现,它使人类能够超越自然法则的束缚,追求更高的道德境界。马克思在其历史唯物主义和共产主义理论中同样将人的主体性置于核心位置。人不仅是历史的创造者,更是社会发展的根本推动力量。在马克思的视野中,人的主体性不仅体现在对自然界的改造上,更体现在对自身社会关系的不断革新中。只有当人作为主体,积极投身于社会实践和勇于追求自身的解放,才能最终实现自由人的联合体,达到人类社会的理想状态[5]

自由的实现途径指向实践。康德强调自由需通过道德自律来达成,人作为理性的存在,应当遵循自己内心制定的道德法则,这种自我立法与自我遵守的过程正是自由意志的体现。道德自律不仅是对外在规范的遵循,更是内在自由精神的彰显。马克思则进一步将自由的实现途径与社会实践紧密相连。自由不是孤立的个体行为,而是在社会的大舞台上通过劳动和生产活动得以实现的。劳动不仅是物质财富的创造过程,更是人自身自由全面发展的途径。通过劳动,人们不仅改变了外部世界,更在改造中实现了自我,通过这条路达到自由的境界。康德自由王国与马克思自由人联合体都认为自由不是抽象的概念,而是需要通过具体的行为和活动来实现。

康德和马克思对自由的相对性都有着清晰的认识,认为自由需要在限制中寻求实现。康德认为自由并非无拘无束的放纵,而是受到道德法则的严格限制。康德自由王国与马克思自由人联合体的构想都强调了自由并非孤立存在,而是在一定的道德法则、社会条件和个人能力制约下得以实现。只有在遵守道德法则的前提下自由才是可能的。这种道德法则源自人内心的理性,是自我立法与自我遵守的过程,确保了自由的合理性,使自由不至于沦为任意的、无序的状态。康德通过道德法则为自由划定了边界,使自由在理性的轨道上前行。马克思从社会历史的角度审视自由,认为自由受到社会历史条件和个人能力的制约。社会历史条件为自由提供了舞台,而个人能力则是自由实现的内在动力。自由不是抽象的、孤立的,而是深深植根于社会现实之中,人在追求自由的过程中必须在遵循客观规律的同时发挥主观能动性,创造出属于自己的自由空间。这种对自由相对性的理解使自由更加贴近现实,更具可操作性。这种对自由相对性的深刻洞察使自由更具现实意义。道德法则与外部条件虽然为自由设定了界限,但同时也为自由的实现提供了可能,使自由意志得以物化和现实化。自由不再是遥不可及的梦想,而是可以在实践中逐步实现的理想。

康德的自由王国理念为马克思自由人联合体的构建提供了理论基石和实践启示,两者的联系不仅在于对自由的深刻理解,还在于对自由实现途径的探索。

4. 康德自由王国与马克思自由人联合体理论联系的当代启示

4.1. 康德自由王国与马克思自由人联合体理论联系中人的主体性的当代启示

人的主体性体现了理性存在的自主决策能力,这种能力是自由意志和个体内在的体现[6]。当个体得以在自由的氛围中追求个人目标、摆脱不合理的外在束缚时,自由便得到了意义与价值。在这一过程中,主体性要求国际秩序的构建必须立足于普遍伦理原则,确保所有国家和个体在公平正义的生态环境中共同成长。此外,主体性的内涵亦包括对不同文化和社会特性的尊重与适应性。在马克思的理论体系中,尽管国际性被置于重要位置,但并未忽视文化多样性的重要性。全球化进程应充分考量不同文化的价值及各国社会制度的发展轨迹,以此作为构建和谐国际秩序的坚实基础。同时,自由的实现作为主体性的核心追求不仅是政治和法律上的权利,更是人心所向的内在动力。唯有当人们作为主体自主追求自由,这种自由方具实质性的意义。因此,现代国际秩序的构建必须确保每个人都能在自由的环境中充分发展。

人的主体性作为现代理想社会构建的核心要素,承载着理性与自由的双重维度,构成了和谐国际秩序不可或缺的基石。康德的道德哲学以其对道德法则普遍适用性的强调,为个体道德行为的理性导向提供了哲学支撑。与此同时,马克思的自由人联合体视角启发我们深刻审视并努力构建一个更加公正的全球秩序。人的主体性在当代社会的意义已远超个体层面,关涉到整个国际社会的和谐与进步[7]。一个理想的国际秩序应当既恪守普遍伦理原则,又包容文化多样性,确保每个个体都能在自由与尊严的环境中生活。

4.2. 康德自由王国与马克思自由人联合体理论联系中自由相对性的当代启示

自由并非孤立无援的个人行为,它与广阔的社会实践紧密相连,当代社会迫切需要倡导道德自律与社会实践的融合统一。在当代社会,我们迫切需要倡导一种道德自律与社会实践融合统一的理念,这种理念既关注个体道德修养的深化,又强调个体在实际行为中践行自由的必要性。自由并非一个悬浮于空的抽象概念,而是必须通过具体的行为和活动来落实的权利与能力。在当今社会,应将自由的理念转化为切实可行的制度设计、政策制定和社会实践,确保每一位社会成员都能在现实生活中切实感受到自由的强大动力和深远价值。

康德与马克思的自由理论均强调了个人的自由与社会自由之间的紧密联系,个人自由的实现离不开社会自由的支撑,而社会自由的不断进步同样依赖于个人自由的积极推动。个体的道德自律通过内化社会道德规范,使得个体能够在追求自由的同时不侵犯他人的自由,实现自我与他人之间的和谐共处。个体不仅是自由的享有者,也是自由的实践者。通过具体的行动,个体不仅实现自身的自由,也推动了社会自由的进步。随着经济的繁荣、科技的进步和文化的多元,个体自由的实现形式和内容都在不断丰富。

4.3. 康德自由王国与马克思自由人联合体理论联系中实践实现自由的当代启示

自由的相对性要求我们在实现自由的过程中,必须考虑到道德自律和社会实践这两个不可或缺的维度。康德的道德自律观要求我们在追求自由的同时,不忘道德法则的约束,保持个人的道德自觉。在当代社会,这意味着个体在道德行为上的自律性,在遵循社会规范的基础上实现个人的自由发展。其次,自由的相对性还体现在个人自由与集体自由的相互关系上。康德的自由王国强调的是个体的道德自律,而马克思的自由人联合体则更加注重集体主义的实现。在当代社会,个人的自由与集体的自由不是相互排斥的,而是相辅相成的。只有在集体自由得到保障的前提下,个人才能获得更加充分的自由发展空间。同时,每个个体自由的实现,也是推动集体自由向前发展的动力。自由的实现既需要个体的道德自律,又需要社会实践活动的基础。既需要尊重个人自由的空间,又需要关注集体自由的实现。在当代社会的复杂环境中,个体应当通过不断的道德修养和实践参与,为实现个人自由与集体自由的和谐统一做出不懈的努力。

5. 结论

康德自由王国与马克思自由人联合体在自由的理解和追求上,展现出了深刻的理论联系,这些共通性不仅体现在理论层面,更对当代人类社会的实践探索具有深远的指导意义。两者都坚定地将人的主体性作为自由的基石,并且认识到实践在自由实现中的关键作用,这种对实践的高度重视为自由的实现提供了具体的路径和方法。二者对自由相对性的认识也使自由更加贴近现实,更具可操作性。康德与马克思自由理论的共通性与内在联系不仅揭示了康德与马克思在自由思想上的深厚渊源,更为人类追求自由、实现自由提供了宝贵的思想资源和实践指南。在未来的实践中,我们应当继续深化对康德与马克思自由理论的研究,结合当代社会的实际情况探索适合当代人类的自由实现路径,通过不断的理论创新和实践探索,为人类实现自由、构建更加美好的社会贡献智慧和力量。

参考文献

[1] 李丽丽. 马克思理想社会共同体思想的三个向度[J]. 广东社会科学, 2020(5): 86-92.
[2] 马克思.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0: 57.
[3] 马克思, 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79: 104.
[4] 辛子. 实现人的全面发展是马克思自由观的核心[J]. 社会科学战线, 2003(1): 21-24.
[5] 刘恩至. 论马克思的“自主活动”概念及其对自由主义自由观的超越[J]. 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4, 51(1): 12-20.
[6] 秦琳. 广松涉关于马克思“人”的概念的解读及其意义[J]. 哲学研究, 2020(9): 29-37.
[7] 吴海江, 徐伟轩. 马克思恩格斯“自由人的联合体”思想及其当代意义[J]. 东南学术, 2018(5): 34-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