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关于亚里士多德逻辑与墨家名辩学的不同，学者们在两者的比较研究中从多个方面进行了探讨。
崔清田在其著作《墨家逻辑与亚里士多德逻辑比较研究——兼论逻辑与文化》中认为，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下，两种逻辑的差异主要体现在不同的任务与目的、不同的逻辑特征、不同的主导推理类型、不同的推理成分分析以及不同的后续发展状况[1]。另外，也有学者专门对两种逻辑的类比推理进行过比较研究，其中对于两者的区别与不同，作者力图从宏观的视角出发，从文化背景、价值取向、发展历程的差异，对两者类比推理的区别产生的原因进行了细致分析[2]。相对于两者类比推理的不同，有研究者则对两种逻辑系统的不同进行了探讨。他们认为，两者的逻辑系统的第一个不同，从思维方式上说，墨家学派最强调类推，而亚里士多德的逻辑则强调演绎。而另一个不同，则是亚里士多德认为逻辑的任务是“探求方法”，因而研究事物不能依赖感觉和信念。而对于墨家而言，论辩的目的之一是为改造社会服务，因此他们的推论的前提之一是预设的信念[3]。另外，对于两者逻辑的不同，还有研究者从命题论的角度进行了比较。即从命题与语句、命题的类型，命题的关系以及模态逻辑这几个方面讨论了墨家与亚里士多德的不同，认为通过比较，有利于进一步认识两者的相同本质和不同特点[4]。除此之外，也有研究者对两者的特征进行了对比，认为墨家名辩的特点是非形式化，而亚里士多德的逻辑则是形式化的[5]。此外，还有学者出于为“主语–谓语”结构与“话题–说明”结构的差异寻找到哲学与逻辑上的基础的目的，对两种逻辑关于定义概念与语言、概念与世界的关系以及利用初始概念从而形成逻辑判断的方式进行了对比。同时，又从语言学出发，为两种逻辑的差异给出了合理的解释[6]。除了以上学者的研究视角，还有研究者从语义学的角度对两种逻辑进行对比，对墨家和亚里士多德的语义学思想以及体现进行了研究，认为墨家语义学思想主要体现在其名实关系的讨论中，认识到语词意义的普遍性和灵活性，注重探讨语句的内涵意义；而亚里士多德深入讨论了符号与指称关系的复杂性，把语词作为命题的主谓词来讨论其意义，注重对语句外延意义的研究，并对定义方法进行了理论概括[7]。此外，也有学者对亚里士多德的三段论与墨家的三物思想进行了对比，认为亚里士多德的三段论思想是进行逻辑推理的重要工具，在亚式的逻辑学中占有显著的地位，是传统逻辑最系统的部分，它的客观根据就是最一般的类的关系；而较之更早的中国墨家的三物论思想与之却有很大相似之处，从根本上说三物论中的三要素“故”“理”“类”所体现出来的推理关系与三段论殊途同归[8]。与之不同的是，还有研究者对墨家与亚里士多德指称论思想的进行了对比，从而揭示出了两者的逻辑之所以不同的原因[9]。对于两者的谬误理论，也有学者进行过研究，认为它们的相同点是都分析了思维形式方面的谬误、都重视对语言和违反矛盾律所犯逻辑谬误的分析。其不同点在于，墨家和亚氏对谬误分析的表现形式不同，而且其谬误理论的系统化程度不同。总而言之，墨家逻辑和亚里士多德逻辑是本质相同，但形态不同的两种谬误理论[10]。
综合目前学界对于亚里士多德与墨家名辩学的比较研究的成果，总结起来，大致可以归结为以下两个方面：
一是从逻辑的角度出发，对两者进行比较研究。如果细分起来，可包括以下几点：第一，是关于两者的推理成分的比较。这里主要包括对墨家名辩的名与亚里士多德的词项或概念、以及墨家名辩的辞与亚里士多德的命题之间的比较。第二，是关于两者推理形式的比较。这里指的是在墨家名辩中占主导的推类与亚里士多德逻辑中占主导的演绎之间的比较，以及墨家名辩的类比推理与亚里士多德逻辑中的类比推理之间的比较。第三，是关于两者逻辑系统的比较。第四，是关于两者指称思想的比较。第五，是关于两者谬误思想的比较。第六，是关于两者形式特征的比较。
二是从非逻辑的角度出发，对两者进行对比。这里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对两者产生的社会文化以及背景进行了对比。第二，对两者产生的目的与任务进行了对比。第三，对两者的发展状况以及最终结局进行了对比。第四，从语言学的语形与语义两个方面进行了对比。
鉴于目前学者们在墨家名辩学与亚里士多德逻辑比较研究中取得的成果，本文旨在同时结合非逻辑与逻辑两个视角，对两者的不同进行比较。所谓非逻辑视角，指的是从动态方面，即从社会背景、产生的动力、发展状况以及结局等方面对两者进行对比。所谓逻辑视角，指的则是从静态方面，以逻辑为工具，对两种逻辑的研究内容、形式特征、推理类型等方面进行对比，旨在从纵向与横向两个方面对两种逻辑的不同有一个完整的认识。
2. 动态比较
(一) 产生的社会背景
古希腊逻辑的产生与发展，是与当初的希腊社会的经济、政治以及文化的发展状况是分不开的。公元前7、6世纪、在地中海沿岸、小亚细亚西岸、巴尔干半岛和意大利半岛等地建立了许多奴隶制国家。由于交通的发达与工商业的发展，一些城邦由农业经济逐渐转化为工商业经济，出现了新兴的工商业奴隶主。这样，新兴的工商业奴隶主阶级与原先的地主贵族奴隶主阶级进行了各种政治斗争，而社会意识形态中的斗争，就是这种斗争的反映。在古希腊、社会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涉及政治、伦理、宗教、法律、哲学等各个方面，于是，论辩之风盛行。因此，作为说理论证的演说术和论辩术应运而生。当时盛行的辩证法就是一种通过揭露不同意见争论中的矛盾而探求真理的方法。由此可见，逻辑学的产生，与论辩、演说等现实需要密不可分。
在希腊化时期，传入希腊的东方民族的天文学、地理学、数学、特别是几何学，使得古希腊的科学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科学的发展为逻辑学的产生提供了理论基础。
另外，科学的发展也需要逻辑学方法，比如科学原理的建立离不开归纳方法，几何学体系的建立离不开演绎方法。因此，科学的发展需要也刺激了逻辑学的建立[11]。
值得注意的是，古希腊的文化传统具有明显的思辨性特征，这种思辨传统不停留于事物的表面现象，而是深入到现象的背后以寻求其深层的原理或规律，从而说明和解释现象。在哲学中，思辨性思维涉及对基本概念、命题和理论的分析和探讨，以揭示其内在的逻辑和意义。在科学中，思辨性则通常涉及对现象的分析和解释，以发现原理和规律。古希腊文化的这种思辨传统，对古希腊的科学、数学产生了重大影响，它使得古希腊的科学与数学具有高度抽象化，理论化，以及轻视应用，远离生产实践等特征。这种思辨传统对逻辑的重大影响表现在，对逻辑研究不停留于思维的内容，而是抛开思维的内容，寻求普遍的思维形式，或者深入思维内容的背后，寻求思维的规则和原理，这对亚里士多德形式逻辑的特征有重大影响。
亚里士多德作为形式逻辑的创始人，在西方逻辑史上，是第一个全面，系统地研究了人类的思维问题的人物。赫拉克利特的逻各斯、巴门尼德的唯心主义逻辑规律、芝诺的论证方法、德谟克利特的认识论和逻辑、苏格拉底的归纳和定义以及柏拉图的逻辑思想，都对逻辑学的产生做出过重要贡献。亚里士多德在吸取了前辈们个别的逻辑的思想以及概括当初科学成果所应用的逻辑成果的基础上，以认识真理，追求科学知识为目的，创立了形式逻辑。
墨家名辩学的孕育诞生时期是处在春秋战国时代的动荡年代，是我国由奴隶社会向封建制的转变时期。当时社会矛盾尖锐，百家争鸣、学术繁荣、思想活跃。儒家尊崇孔子学说，崇尚“礼乐”“仁义”、倡“忠恕”，主“中庸”，施“仁政”；前期墨家有唯物主义倾向，后期墨家坚持唯物主义，并放弃了墨子学说中的宗教迷信成分，但有机械论倾向。道家是坚持老、庄“道学”的学术派别。名家注重探讨名实关系，进行概念分析。阴阳家提倡五行学说。由于当时的社会条件，几乎所有的思想家的逻辑思想都有强烈的政治伦理思想：有的维护奴隶主阶级利益，有的代表上升的手工业者和商人利益等等。总之，诸子百家都在不同方面、不同程度为后期墨家创立系统的名辩体系提供了思想材料，墨家在充分概括当时自然科学的研究成果上，继承了各派合理的名辩思想，从而达到了名辩学思想的最高锋，形成了一门具有中国古代特殊风格的名辩学体系。
此外，中国先秦时期的文化的主要内容是社会制度与伦理价值观的重建，诸子百家的各种各样的思想主张都与政治与伦理相关。诸子百家关注的重心是人们的现实需要，即从他们各自代表的阶级利益出发，建立一个他们心中各自的理想社会，从而结束战乱，重建社会制度与伦理纲常。正如崔清田在《墨家逻辑与亚里士多的逻辑的比较研究》中说道：“先秦文化的主要内容是社会伦理尺度与治理国家纲纪的建立与实践。而这些伦理尺度和治国纲纪所体现的，不外是处于特定历史文化背景下的不同人群及其代表有关社会人事方面的种种主观愿望、理想和信念。这种文化的总体特征和主要内容相适应，形成了先秦时期以伦理政治为核心、以人的现实需要和实际经验为依托的思维趋取向。”[12]这样的一种重实用的经验传统，导致先秦的思想家不关心形而上的问题，对于事物现象背后的原理和规律不感兴趣，这种经验传统表现在中国古代科学与数学中，则是轻理论概括、重实践应用、重经验，重视实际问题的解决。因此，中国先秦时期的科学和数学都是应用性的，而不是理论性的，比如，中国古代的科学著作和数学著作都偏向于解决实际问题，而不深究事物运动的深层法则与规律。先秦的这种经验性的文化传统的特点，对墨家的名辩思想的特征有重大影响。
总之，通过以上的叙述和分析，古希腊和中国先秦时期的社会背景有如下不同：首先，文明类型不同。古希腊是工商业文明，中国先秦是农业文明。其次，古希腊的社会矛盾是新兴的工商业奴隶主阶级与原先的地主贵族奴隶主阶级的矛盾，中国先秦的社会矛盾则是新兴的地主阶级与没落的奴隶主阶级之间的矛盾。再次，古希腊的文化传统具有思辨性，中国先秦的文化传统具有经验性。最后，古希腊的逻辑学与政治伦理联系较远，先秦时期名辩学与伦理政治联系紧密。而后我们将看到这里面的几个不同，将会对两种逻辑体系的几个方面造成重大影响。
(二) 产生的动力
亚里士多德认为，逻辑学是获取科学知识、追求真理的重要工具，是所有学科不可或缺的准备。他认为，只有我们熟悉了逻辑思考的原理，才不会在第一哲学的研究和事物本质的研究中失败。亚里士多德的逻辑学精确地界定了真正科学知识的先决条件，他视逻辑学为一门科学研究的工具和手段，这是亚里士多德创立逻辑学的主要动力[13]。
而墨家创立名辩学的目的则是为了回应儒家和道家等诸子百家的社会主张和思想观点，从而论证和宣传自己的社会主张。因此，墨家名辩学创立的动力在于通过自己的论辩活动，说服别人，让别人认可自己“兼爱”和“非攻”等社会主张，以期建立自己心中的理想社会。墨家的名辩学是为了支持墨家的政治主张而建立的，通过名辩学的方法，墨家可以有力证明他们政治主张的合理性，从而让更多人接受他们的观点。
我们可以说，由于两种逻辑体系诞生的社会背景的不同，因而两种逻辑体系创立的动力也是不同的。亚里士多德逻辑学诞生在社会稳定，经济繁荣的古希腊，因而他创立逻辑学的动力则是“为学术而学术”，即在于追求知识，探索真理。而墨家的名辩学则诞生在战乱频繁、民不聊生的先秦时期，墨家创立的动力则更是“为政治而学术”，即通过把它作为论证和宣传自己思想和社会主张的工具，说服别人，令对手信服，从而希望按照自己的社会主张建立理想的社会。因此，亚里士多德的逻辑是为追求知识服务的，而墨家的名辩学是为了实现自己的政治主张服务的。亚里士多德的逻辑学是为了求真，墨家的名辩学直接是为了求胜，最终为了求善(按照他们的主张，社会应该是怎么样的)。
(三) 发展的状况与结局
在亚里士多德死后，斯多葛派发展了亚里士多德的逻辑。而在中世纪，亚里士多德的逻辑作为论证宗教教义的工具，得到了教会的极大重视，并成为学校教授的课程。到了文艺复兴，形成了以亚里士多德为代表的传统逻辑。到18世纪初，莱布尼茨以他的“通用语言”“通用数学”和有关符号逻辑的构想，为亚里士多德逻辑的发展开辟了新的局面，经过弗雷格和罗素等人的努力，形成了现代以数理逻辑为代表的形式逻辑学科群，并得到了广泛的应用。
而墨家名辩学的命运则与之不同，先秦时期，墨家学说是与儒家并列的显学。到了汉代，随着“罢黜百家、独尊儒者”政策的推行，墨学归于沉寂，墨家名辩学也走向了终绝。虽说近代墨学出现了复兴，但更多的是文献的发掘与解释，而不是发展。
总之，由于两种逻辑传统与其现实政治的联系的紧密程度不同，在很大程度上造就了它们各自不同的命运和结局。由于亚里士多德的逻辑与现实政治的联系较远，所以，它作为一种认识工具更加独立，所以，它的发展是由而后的逻辑学家不断地解决其自身所面临的问题而推动的。另外，它作为一种无阶级性的认识工具，特定的利益集团都能把它作为论证自己意识形态正当性的工具，后来中世纪的教会用它来论证其教义就是个例子，这也是亚里士多德逻辑得以延续的一个原因。而对于墨家来说，由于墨学与政治主张联系密切，所以，当“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时，墨家的政治主张就得到了压制乃至其名辩学最后也走向了终绝。
3. 静态比较
(一) 内容不同
首先，亚里士多德主要关注词项逻辑，即对命题和概念进行分类、定义、推理等进行研究。而墨家名辩学则关注名实关系，即对事物的名称和实际情况的对应关系进行研究。墨家认为，名实关系是人们认识事物的基础，只有正确地把握名实关系，才能正确认识事物。
其次，两者的研究对象不同。墨家名辩学的研究对象是论证，或论辩的方法与技巧，目的在于阐述自己主张的合理性，说服对方。在九个具体的论辩方法中，五个适用于论辩而不适用于证明；而亚里士多德的逻辑研究的对象为推理，通过发现有效的推理形式，做到证明的科学性。
最后，两者重视的推理类型不同。亚里士多德以研究演绎推理为重心，亚里士多德的逻辑是以三段论为主导的推理类型，他不仅把命题分解为词项，还把词项分为大项、小项、和中项，并在三段论推理中对词项之间的逻辑关系进行了细致的考察。另外，他不仅把组成三段论推理的命题为大前提、小前提和结论，而且为保证推理有效性还建立了应遵循的规则，并根据这些规则发现了若干有效推理形式，使其推理具有必然性。而墨家名辩学最看重的推理类型是“推类”，而“推类”是以类的同异作为基础的。类同是推类顺利进行的前提，墨家认为推理的实质就是基于事物的类属关系进行的推理。《墨辩》以故、理、类作为推类的根据，为了确保推类的正确性，他们总结出三条需要注意的问题，即“同异交得”“异类不呲”以及“类之大小”。由于墨家的推类并未重视形式化，因此推类的结果具有或然性。
(二) 形式不同
从整体上说，亚里士多德的逻辑具有形式化特征，墨家名辩学具有非形式化的特征。因为在两者的逻辑体系中，都有对逻辑形式的重视。如亚里士多德用“A”“B”“C”，墨家用“是”“此”“其然”，都发明了用符号代替具体词项来表示逻辑形式，但两者的重视程度和自觉程度不同。亚里士多德很明显地只探讨形式逻辑，他的理论从一开始就离开了命题的内容，只讨论命题的形式。用符号表示变项代替具体词项，从而简明地显示命题的形式或结构。因此，他得出的结论完全不依赖内容而只依赖逻辑形式，从而结论具有必然性。墨家虽然也用过符号把逻辑的形式抽象化，但很少，也不够自觉，这跟墨家对具体内容的考虑密切相关，因此，墨家名辩学主要是非形式的。造成这种形式不同的原因应该有以下几点：
首先，两者创立的目的不同。亚里士多德主要以研究形式化的三段论为主，以用于追求科学知识，探求真理。人们通常认为，把变项引入逻辑学，是亚里士多德对逻辑学发展的重大贡献，也正因为如此，亚里士多德才得以建立形式逻辑。因为引入变量是使逻辑学走向形式化的关键步骤。逻辑只有走向形式化，抽取出一般的逻辑形式，逻辑学作为一门工具性学科才具有普遍的适用性，才能建立普遍的有效形式，这样的逻辑才能成为追求正确知识，反驳谬误的有力工具。而且也只有这样，思维过程才能摆脱思维内容的干扰和影响，遵循固定的程序和规则运行，思维结果才具有不以意志为转移的必然性。总之，只有走向形式化，逻辑学才有资格成为追求科学知识，寻求真理的工具。而墨家名辩学关注的是通过使用论辩的方法与技巧，达到说服人，令人信服的目的。因此，墨家主要关注的是推理的思维内容而不是思维的形式。
其次，两者文化传统的特点不同。古希腊文化的思辨传统，有一种追根究底的本性，它不拘泥于事物的现象，而要寻求现象背后的本质和原理。这一点表现在逻辑研究中，则是寻求思维内容背后的逻辑规则，以及舍弃具体的思维内容而建立普遍的思维形式。而中国先秦的文化传统，则是一种经验传统，即重经验，重实际，重应用而轻概括，轻理论。这种特点不仅在中国的科学和数学上有所体现，而且在墨家的名辩学也有体现，即没有通过引入变项抽取出普遍的思维形式或对思维形式的研究没有抛开思维内容，这导致推理的结论深受个别的思维内容的影响而不具有必然性。
最后，古希腊与中国先秦的语言不同。汉字是一种表意文字，汉语对于语义的表达是灵活的，即对同一思维内容，可以用不同的汉语表达方式体现出来。因此，汉语的主谓结构没那么固定，语法结构也比较简单，这既为墨家名辩学对以语言表现出来的思维过程的形式化增加了难度，又为对普遍有效的逻辑形式的寻求增加了难度。与汉语相比，希腊语具有严格的主谓结构和时态变化规则，这些规则与逻辑形式化中的结构和规则较为相似，这些都有助于逻辑的形式化[14]。
总之，亚里士多德的逻辑主要研究思维的形式和规律，特别是以三段论为中心的演绎推理和方法，他的逻辑是一种形式化的逻辑。而墨家名辩学则主要研究论辩的技巧，方法与规则，名辩是通过言辞辩论来解决问题的方法，其核心思想是“名实相符”，即事物的名称和实际情况一致，所以，墨家名辩学是一种非形式逻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