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母教养方式与青年人网络成瘾的关系：状态焦虑和社交回避的中介效应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arental Upbringing and Internet Addiction in Young People: The Mediating Effect of State Anxiety and Social Avoidance

摘要: 养育者对子女的影响，并不因其成年或离家而停止。研究基于依恋理论，关注父母教养方式对青年人网络成瘾的影响及其内部作用机制。研究结果显示：母亲过度保护与网络成瘾呈正相关，父亲情感温暖与网络成瘾呈负相关。状态焦虑和社交回避在父母教养方式与网络成瘾的关系中发挥了链式中介作用。研究深入地探析了青年人网络行为的成因，同时也为网络成瘾的形成与干预提供新的视角与思路。

Abstract: The influence of caregivers on their children does not cease as they reach adulthood or leave home. Based on attachment theory, this study focuses on the impact of parental upbringing on internet addiction in young people and its internal mechanisms. The research results show that maternal overprotection is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internet addiction, while paternal emotional warmth is negatively correlated with internet addiction. State anxiety and social avoidance play a chain mediated role i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arental parenting styles and internet addiction. The study delves into the causes of young people’s online behavior and provides new perspectives and ideas for the formation and intervention of internet addiction.

1. 引言

随着信息技术的不断普及，互联网已成为人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根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 [1]发布的第53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截止2024年6月，我国网民规模达到10.92亿人，其中青年人¹成为网络使用的主力军，占网民数量的比重达到52.5%。互联网的使用可能是一把双刃剑，不仅给他们生活带来了便利，也因为过度使用，造成其学业失败、社交退缩、负面情绪、生活满意度降低等[1]。尽管随着青年人年龄的增长，他们对网络使用行为会变得越来越规范、恰当[2] [3]，但是对于年龄较小的青年人他们依然是全天网络在线，过度使用手机和网络[4]，成为网络成瘾的对象，并且这类群体极度依赖网络所带来的生理和心理上的快感，导致他们的生理、社会和心理功能受损[5]。因此，研究针对该群体的网络行为成因进行深入分析。

家庭作为影响个体成长、发展最直接的微观环境[5]，对个体发展起着重要作用，并且这种影响是跨时空、深刻而持久的[6] [7]，然而，绝大多数关于家庭对子女影响的研究多集中于成年前[6]。子女成年后，这种影响是否依然存在并且以何种机制运作，是本研究想探讨的问题。父母作为家庭环境中的重要角色，与孩子之间的互动不仅影响当下的行为和情感状态，还会在很大程度上塑造他们未来的心理健康、人际关系[7]。青年人与父母的依恋关系影响他们的认知、情绪和行为。根据依恋理论，童年早期，孩子与照顾者之间的相处经验会转换成内部工作模式，影响认知、情绪和行为，并且这种影响伴随他们整个生命周期[8]。父母对孩子不同的教养方式会形成两类依恋关系，分别为安全依恋、不安全依恋关系[9]，安全依恋关系可以促进情感安全，增强自我效能感，帮助孩子建立安全感和积极的人际关系[10]，影响心理健康[11]，例如，情感温暖的教养方式可以满足子女的情感需要，由此减少其使用网络来补偿情感需求。相比之下，不安全依恋关系是心理、情绪问题的风险因素[12] [13]，这种不安全依恋关系使孩子拥有较差的情绪调节能力，容易表现出不安、焦虑[14]，也会增加青少年的外化问题[15]。例如，拒绝、过度保护教养方式下的子女通常采取其他行为来补偿无法从父母中获得的依赖需求[16]，并且这种不安全依恋关系使青少年把互联网作为自己的依恋对象或者通过网络寻找新的依恋对象从而沉迷于网络[17]。因此，成瘾行为就成为他们依恋需求的转移和补偿[18]。由此推测，父母教养方式对青年人网络成瘾有重要影响。

不同的教养方式对孩子的影响不同。情感温暖教养方式帮助个体培养自主性和独立性，形成安全型亲子依恋关系，使他们能够获得归属感、安全感以及较低的状态焦虑[19]，形成和谐健康的人际关系[20]，减少发生问题行为的风险[8]，降低孩子对网络的依赖[21]。拒绝、过度保护教养方式形成不安全型依恋关系，这种不安全依恋关系使孩子产生状态焦虑[22]，畏惧与他人建立联系，社交回避，不利于正常的社会交往[23] [24]，因此，拒绝、过度保护的教养方式会增加他们问题行为的风险[25]，也会增加对网络的依赖。

我们将状态焦虑作为一种消极的心理因素，是内心极度痛苦的表现[26]。而青年人产生的社交回避是其回避社会交往的消极倾向[26]，是其在社会群体中沉默的一种防御倾向[27]。产生状态焦虑的年轻人更愿意采用社交回避的方式应对社交情境，进而频繁使用网络[28]。因此，有社交回避行为的年轻人，更愿意长时间沉浸在网络世界[29]，最终导致网络成瘾行为。

综上所述，本研究以父母教养方式为自变量，分维度进行研究，以网络成瘾为因变量，状态焦虑和社交回避为中介变量，探讨父母不同教养方式与青年人网络成瘾的关系。

2. 理论与假设

2.1. 父母教养方式与网络成瘾

父母教养方式定义为日常生活中父母在教育孩子时所表现出来的观念、行为及情感的集合，并且对孩子的发展具有深刻、稳定的影响。父母教养方式包括拒绝、过度保护、情感温暖，其中拒绝和过度保护属于消极教养方式[30]，主要体现为父母对孩子管教严格、惩罚严厉、过分干涉和过度保护等特点；而情感温暖属于积极教养方式，具体表现为及时回应子女需求[31] [32]，关爱子女、积极关注子女的表现以及赞同和支持子女行为。

父母教养方式与孩子的成瘾行为密切相关。这是因为拒绝教养方式下，父母对孩子是冷漠、攻击或者批评的[33]。这种教养方式会使孩子容易出现不良的适应问题，导致他们把互联网作为依恋对象或者通过网络寻找新的依恋对象，进而沉迷网络[34]；而过度保护教养方式主要表现为控制孩子行为和心理，破坏孩子的情绪调节能力[35]，使他们更容易出现情绪不稳定，子女为了逃离这种教养环境，选择过度使用网络[36]。相反，情感温暖教养方式则是一种支持、赞美的亲子互动，这种教养方式鼓励孩子，提高幸福感和帮助减少问题行为[37]，减少对手机、网络的依赖[38]。根据依恋理论，在童年时期，拒绝、过度保护教养方式下形成的不安全依恋关系，在子女成年后，依然会对环境产生不适应，缺乏归属感和安全感，导致长大后的孩子还是会选择网络世界来满足自己在现实生活中无法满足的情感需求，由此也增加了青年人网络成瘾的可能。综上所述，拒绝、过度保护的教养方式更容易造成青年人的网络成瘾，情感温暖的教养方式能够减少青年人过度使用网络，降低网络成瘾的风险。因此，提出了以下假设。

H1a：母亲拒绝与网络成瘾呈正相关关系。

H1b：母亲情感温暖与网络成瘾呈负相关关系。

H1c：母亲过度保护与网络成瘾呈正相关关系。

H2a：父亲拒绝与网络成瘾呈正相关关系。

H2b：父亲情感温暖与网络成瘾呈负相关关系。

H2c：父亲过度保护与网络成瘾呈正相关关系。

2.2. 状态焦虑的中介作用

状态焦虑是指个体在面对不确定场景下的危险或威胁时，所产生的忧虑和紧张的消极情绪[39]。这种焦虑不仅会影响个体正常工作和生活，还会引起网络成瘾、攻击等问题行为[40] [41]。由于焦虑的个体缺乏对执行能力的认知，使他们无法控制自己的行为，因而容易造成网络成瘾[42]。年轻人是焦虑的高危人群，在这个年龄段的焦虑，除了受学习、工作因素影响外，父母教养方式等家庭因素也是影响其焦虑的关键[43]。如果父母的教养方式是拒绝、过度保护，则会阻碍孩子对环境的掌控感，导致孩子产生恐惧、焦虑[44]；若教养方式为情感温暖，有助于子女产生安全感以及形成积极情绪，减少焦虑等负面情绪[45]。根据依恋理论，拒绝、过度保护的教养方式所形成的不安全型依恋关系，父母可能无法适当回应孩子的情感需求和感受，这可能会出现增加子女的焦虑和行为问题[46]，情感温暖教养方式可以帮助形成安全型依恋关系，这种安全型依恋关系可以减少焦虑，帮助孩子发展社交技能以及提高生活满意度[47]。

由于子女所产生的焦虑会使他们对事物产生不确定性，这种不确定性会使他们缺乏对事物控制感，因而引发他们倾向于在网络世界中寻求确定性事物[48]；并且长期处于状态焦虑的个体，也更倾向于逃脱现实世界中的焦虑，在网络中寻求安慰和补偿，进而会过度使用互联网[49]。因此，状态焦虑也是预测互联网过度使用的重要因素[50]。综上所述，提出了以下假设。

H3a：状态焦虑在母亲拒绝与网络成瘾之间起中介作用。

H3b：状态焦虑在母亲情感温暖与网络成瘾之间起中介作用。

H3c：状态焦虑在母亲过度保护与网络成瘾之间起中介作用。

H4a：状态焦虑在父亲拒绝与网络成瘾之间起中介作用。

H4b：状态焦虑在父亲情感温暖与网络成瘾之间起中介作用。

H4c：状态焦虑在父亲过度保护与网络成瘾之间起中介作用。

2.3. 状态焦虑、社交回避的链式中介作用

个体处于状态焦虑时，情绪状态是抑郁、烦躁并且排斥社交活动[51]。并且担心自己在社交情境得到他人否定、消极评价，因而选择避免社交活动[52]。当个体出现焦虑的情绪时，可能还会伴随着社交问题的产生，由于个体担心自己在焦虑情绪下，做出一些尴尬、丢脸的行为，会习惯于社交回避和隐藏自我[53]，倾向于用虚拟网络来与他人建立联系，增加对网络使用频率，因而容易引发网络成瘾[54]。因此，根据所提出的假设内容，确定了研究模型图，如图1所示。

H5a：状态焦虑和社交回避在母亲拒绝与网络成瘾之间起链式中介作用。

H5b：状态焦虑和社交回避在母亲情感温暖与网络成瘾之间起链式中介作用。

H5c：状态焦虑和社交回避在母亲过度保护与网络成瘾之间起链式中介作用。

H6a：状态焦虑和社交回避在父亲拒绝与网络成瘾之间起链式中介作用。

H6b：状态焦虑和社交回避在父亲情感温暖与网络成瘾之间起链式中介作用。

H6c：状态焦虑和社交回避在父亲过度保护与网络成瘾之间起链式中介作用。

Figure 1. The basic model diagram of parental parenting style on young people’s internet addiction

图1. 父母教养方式对青年人网络成瘾的基本模型图

3. 研究设计

3.1. 研究样本

我们采用问卷调查的方法，通过微信、QQ等多种社交平台收集问卷数据。参与者来自武汉、郑州、上海等多个城市的在读大学生和刚入职场的学生。对于刚刚成年的青年人，他们更容易形成成瘾行为，属于网络问题使用的高风险群体，因此，保留样本中年龄在18~28范围内，较为年轻的成年人进行分析研究。由于问卷系统的设置，参与者只有在回答完所有问题后才能成功提交，所以没有数据缺失。重复选择相同选项且回答在300秒以内的受试者被视为无效并被删除。本次调查为分时间测量，在时间1，被试者回答了父母教养方式、控制变量；在时间2，即两周后，被试者回答了状态焦虑、社交回避；在时间3，即在测量时间2的两周后，被试者回答了网络成瘾。三次问卷均发放问卷372份，问卷收回并进行配对，两次调查问卷均填写且问卷有效的共328份，有效回复率88.17%。

328名有效受访者中，男性占34.5%，女性占65.5%；年龄均在18~28岁之间；教育背景方面，93.3%的人具有本科学历，4.9%的人具有硕士及以上学历；来自农村家庭的占65.9%，城市家庭的占34.1%；在是否独生子女方面，独生子女占25.6%，非独生子女占74.4%；在父母受教育程度方面，专科以下占85.7%，专科及专科以上占14.3%；在家庭收入方面，10,000元及以下占85.1%。

3.2. 测量工具

本研究的测量工具改编自国外开发的成熟量表。在中国语境下，对问卷使用的英语量表采用了“翻译和反翻译程序”[55]。所有变量均采用李克特5分量表(1 = 完全不符合，5 = 完全符合)进行测量。

3.2.1. 简式父母教养方式(s-EMBU)

简式父母教养方式测量采用由蒋奖(2010)根据英文版亲子教养方式改编成的父亲和母亲两个中文版本[56] [57]。该量表的父亲和母亲分量表均为21个题项。代表题目为“父/母亲常常赞美我”修订后的父亲和母亲两个量表具有较高的信度，Cronbach’s alpha分别为0.932和0.728。

3.2.2. 状态焦虑

状态焦虑测量采用由Spielberger修订而成[44]。该量表共20个题项。分数越高表示焦虑程度越深，代表性题目为“我极度紧张不安”。本研究中，该量表的Cronbach’s alpha为0.913。

3.2.3. 社交回避

社交回避测量采用Watson and Friend (1969)编制的社交回避与苦恼量表(Social Avoidance and Distress Scale, SAD)中的社交回避分量表[58]。共14个题项，分数越高表示越回避社交，代表性题目是“我尽量避免与人讲话，除非特别熟”。本研究中，该量表的Cronbach’s alpha为0.885。

3.2.4. 网络成瘾

网络成瘾测量采用Young (1998)编制和修订的评估个人网络使用情况[59]，共20个题项，分数越高表示网络成瘾程度越高。代表性题目是“我在一次上网后，会渴望下一次上网”。本研究中，该量表的Cronbach’s alpha为0.911。

3.2.5. 控制变量

我们在研究中加入了相关的控制变量来控制可能的替代解释。在整个影响过程中，受试者的性别、年龄、原籍地、独生子女身份、父母收入和父母受教育程度是重要的控制变量。因为它们都可能影响个人的父母教养方式和网络使用情况[60] [61]。

3.3. 数据分析

在研究中，我们使用SPSS 26.0软件及SPSS宏PROCESS进行数据统计和分析。使用SPSS软件进行共同方法偏差检验、描述性统计、相关性和中介效应检验。

4. 研究结果

4.1. 共同方差检验

由于样本数据均是采用自我报告的方式收集的，为了避免从单一被试取得所有问卷数据带来共同方法偏差(CMV)的问题，采用Harman单因素检验法对共同方法偏差进行诊断[62]，使用所有原始题项进行探索性因子分析，发现第一个因子的方差解释量为18.564%，小于40%，表明本研究不存在严重的共同方法偏差。

4.2. 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与相关性分析

表1给出了研究变量的均值和标准差，以及每个变量之间的相关性，如表1所示：母亲拒绝与网络成瘾呈显著正相关(r = 0.232, p < 0.01)；母亲情感温暖与网络成瘾呈显著负相关(r = −0.068, p < 0.01)；母亲过度保护与网络成瘾呈显著正相关(r = 0.250, p < 0.01)；父亲拒绝与网络成瘾呈显著正相关(r = 0.300, p < 0.01)；父亲情感温暖与网络成瘾呈负相关(r = −0.167, p < 0.01)；父亲过度保护与网络成瘾呈正相关(r = 0.177, p < 0.01)。初步验证了相关基本假设。

Table 1. Descriptive statistics and correlation between variables

表1. 各变量间的描述性统计及相关关系

变量	M	SD	1	2	3	4	5	6	7	8	9
1. 母亲拒绝	1.812	0.820	-
2. 母亲情感温暖	3.748	0.740	−0.485^**	-
3. 母亲过度保护	2.853	0.599	0.427^**	−0.123^*	-
4. 父亲拒绝	1.760	0.835	0.580^**	−0.324^**	0.326^**	-
5. 父亲情感温暖	3.422	0.881	−0.241	0.508^**	−0.070	−0.386^**	-
6. 父亲过度保护	2.622	0.609	0.290^**	−0.076	0.532^**	0.416^**	0.073	-
7. 状态焦虑	2.555	0.627	0.113^*	−0.106	0.184^**	0.169^**	−0.144^**	0.172^**	-
8. 社交回避	2.927	0.648	0.031	−0.143^**	0.156^**	0.054	−0.146^**	0.091	0.315^**	-
9. 网络成瘾	56.881	13.605	0.232^**	−0.068	0.250^**	0.300^**	−0.167^**	0.177^**	0.353^**	0.269^**	-

注：N = 328 (被试数量需注明)，^*p < 0.05，^**p < 0.01。

4.3. 中介效应检验

4.3.1. 状态焦虑、社会回避在母亲教养方式与网络成瘾中的中介效应

我们使用Hayes编译的SPSS中的PROCESS宏，设置模型代号为Model6，设定抽样次数为5000次。验证状态焦虑、社交回避的中介作用，以95%的置信度观测各路径的95%置信区间是否包括0，以判断中介效应是否显著。结果显示，母亲拒绝通过状态焦虑对网络成瘾(估计值 = 0.517, 95% CI = [0.010, 1.177])的间接影响显著，置信区间不包含0，所以状态焦虑的中介作用显著，支持假设H3a；母亲情感温暖通过状态焦虑对网络成瘾(估计值 = −0.581, 95%CI = [−1.315, 0.114])的间接影响不显著，置信区间包含0，所以状态焦虑的中介作用不显著，不支持假设H3b；母亲过度保护通过状态焦虑对网络成瘾(估计值 = 1.137, 95% CI = [0.370, 2.166])的间接影响显著，置信区间不包含0，所以状态焦虑的中介作用显著，支持假设H3c；母亲拒绝依次通过状态焦虑、社交回避对网络成瘾(估计值 = 0.104, 95% CI = [0.001, 0.257])的间接影响显著，置信区间不包含0，所以状态焦虑和社交回避的链式中介作用显著，支持假设H5a；母亲情感温暖依次通过状态焦虑、社交回避对网络成瘾(估计值 = −0.103, 95% CI = [−0.276, 0.018])的间接影响不显著，置信区间包含0，所以状态焦虑和社交回避的链式中介作用不显著，不支持假设H5b；母亲过度保护依次通过状态焦虑、社交回避对网络成瘾(估计值 = 0.193, 95% CI = [0.032, 0.452])的间接影响显著，置信区间不包含0，所以状态焦虑和社交回避的链式中介作用显著，支持假设H5c。

4.3.2. 状态焦虑、社会回避在父亲情感温暖与网络成瘾中的中介效应

我们使用Hayes编译的SPSS中的PROCESS宏，设置模型代号为Model6，设定抽样次数为5000次，验证状态焦虑、社交回避的中介作用，以95%的置信度观测各路径的95%置信区间是否包括0，以判断中介效应是否显著。结果显示，父亲拒绝通过状态焦虑对网络成瘾(估计值 = 0.707, 95% CI = [0.247, 1.293])的间接影响显著，置信区间不包含0，所以状态焦虑的中介作用显著，支持假设H4a；父亲情感温暖通过状态焦虑对网络成瘾(估计值 = −0.636, 95% CI = [−1.287, −0.127])的间接影响显著，置信区间不包含0，所以状态焦虑的中介作用显著，支持假设H4b；父亲过度保护通过状态焦虑对网络成瘾(估计值 = 1.075, 95% CI = [0.368, 1.907])的间接影响显著，置信区间不包含0，所以状态焦虑的中介作用显著，支持假设H4c；父亲拒绝依次通过状态焦虑、社交回避对网络成瘾(估计值 = 0.152, 95% CI = [0.034, 0.338])的间接影响显著，置信区间不包含0，所以状态焦虑和社交回避的链式中介作用显著，支持假设H6a；父亲情感温暖依次通过状态焦虑、社交回避对网络成瘾(估计值 = −0.109, 95% CI = [−0.263, −0.013])的间接影响显著，置信区间不包含0，所以状态焦虑和社交回避的链式中介作用不显著，支持假设H6b；父亲过度保护依次通过状态焦虑、社交回避对网络成瘾(估计值 = 0.202, 95% CI = [0.038, 0.469])的间接影响显著，置信区间不包含0，所以状态焦虑和社交回避的链式中介作用显著，支持假设H6c。

5. 讨论

本研究构建了一个链式中介模型，探讨了父母教养方式对青年人网络成瘾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结果显示，拒绝、过度保护教养方式与网络成瘾有显著预测作用，父亲情感温暖教养方式对网络成瘾有显著预测作用，而母亲情感温暖教养方式对网络成瘾影响不显著；父母拒绝、过度保护教养方式通过状态焦虑影响网络成瘾；以及状态焦虑和社交回避在父母教养方式与青年人网络成瘾间起链式中介作用。但是研究结果显示了状态焦虑在母亲情感温暖和网络成瘾的中介效应不成立，以及状态焦虑和社交回避的链式中介效应也不成立。

首先，结果发现拒绝、过度保护的消极教养方式显著预测网络成瘾行为，而父亲情感温暖显著预测网络成瘾，而母亲情感温暖教养方式对青年人网络成瘾的直接效应不显著。父母教养方式是影响孩子问题行为的关键因素，问题行为分为内化问题和外化问题[63]。内化问题主要包括焦虑、抑郁等个人内部精神状态；外化问题包括攻击人、网络成瘾等个人与环境产生负面互动的外在行为[64]。父亲、母亲教养方式影响青年人不同的行为[65]。在中国文化背景下，父亲教养方式影响青年人更可能出现外化问题[66]；母亲教养方式更多影响青年人的幸福感，更多影响青年人的精神世界[67] [68]，因此，网络成瘾作为青年人的外向问题行为，母亲教养方式影响不明显。

其次，父母在孩子成长过程中所采取的教养方式、沟通方式和情感支持程度，都会在潜移默化中塑造孩子的情绪反应模式。这种影响不仅限于儿童时期，甚至会延续到成年后，影响个体的情绪调节能力、人际关系和心理健康[69]，对于情绪调节能力强个体，其面对压力以及困难等问题时，不容易产生焦虑，会更自信从容地应对，并帮助个体培养人际关系技巧，有助于发展积极的人际关系[30]。此外，情感温暖的教养方式让他们在成年后具备较强的自我效能感，能够更自信地应对生活中的挑战[70]，建立健康的人际关系，正确使用网络[71]，反之，拒绝或过度保护的消极教养方式会导致孩子形成消极的自我认知，认为自己不够优秀或不被重视，限制孩子情感表达，导致他们在成年后难以有效调节情绪，容易产生焦虑和抑郁等情感问题，影响健康的社会交往，产生社交回避[72]，进而沉迷于网络，造成网络成瘾。

最后，研究揭示了父母的教养方式，在子女成年后通过影响情绪状态进而影响行为的作用机制，状态焦虑和社交回避在父母教养方式与网络成瘾间起链式中介作用。情感温暖的教养方式有助于培养青年人积极的心态和增强自信心，帮助青年人在社交活动中更自如的表达自己的想法，从而获得满足感[73]。拒绝、过度保护的教养方式更容易使青年人产生消极情绪并感到焦虑、压力，进而害怕、回避社交活动，导致青年人在社交环境之外的环境寻找情感依托，加剧了青年人网络成瘾风险的出现[74] [75]。

6. 研究意义

6.1. 理论意义

人的成长和发展是一个复杂的过程，涉及多种因素，包括过去的经验和当前的环境。本研究有三个理论贡献。首先，本研究拓展了父母教养方式对子女影响的研究视野。本研究揭示了父母不同教养方式在子女成年后所产生影响，证实了父母对子女的影响不因成年、离家而消失。其次，本研究对青年人网络成瘾的形成展开了更深入细致的思考。根据依恋理论，父母教养方式可能会引发青年人的状态焦虑，这种焦虑会诱发社交回避，进而导致青年人的网络成瘾。通过考察中介机制，我们更深入了解了父母对成年子女网络行为产生持续影响的内在机理，青年人网络成瘾的形成机理，为未来的研究和干预提供了新的思路和方向。最后，这一研究对于家庭教育与个体人格与行为的形成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通过深入理解父母教养方式与网络成瘾之间的关系，帮助家长和教育者更好地帮助孩子形成健康地行为习惯，预防成瘾行为的发生。

6.2. 实践意义

本文探讨了父母教养方式与成年子女网络成瘾的关系，以及状态焦虑和社交回避的中介效应，具体实践意义有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父母的教养方式对孩子的行为和心理发展具有深远影响。不仅在童年时期，成年以后，乃至整个生命周期，这种影响依然存在，影响着他们的社会适应和发展[76]。过度保护和拒绝的父母可能导致孩子缺乏自主性和应对挑战的能力，从而增加其对网络的依赖和成瘾风险。相反，温暖和理解能够促进孩子的自信心和自我调节能力，增加对情绪的欣赏和接受，愿意融入社交环境，进而降低其网络成瘾的可能性[77]。因此，父母应该注重培养良好的家庭氛围，建立积极的亲子关系，注重情感交流，避免过度保护和拒绝，以降低孩子产生状态焦虑和社交回避的可能性，从而减少沉迷于网络的风险。

其次，状态焦虑和社交回避是引发网络成瘾的常见表现。这不仅丰富了网络成瘾的心理学机制理论，也为干预和预防网络成瘾提供了新的切入点。通过加强家庭教育、学校教育和社会支持，我们可以共同努力，预防和干预网络成瘾问题，为孩子们健康成长和发展创造良好的环境和条件。

最后，成年人的行为问题并不是说完全不能改变，父母教养方式对子女的影响不是命定论。对于把很多问题都归结于父母教养有问题或原生家庭不好的成年人，并不意味着之后的人生不会发生改变，自己的心理、行为方式也不会改变。由于人的一生都在发展变化，不是一早就完全决定下来，所以可以自我学习，改变童年带来的影响[78]。并且处于青年时期的个体自我意识的发展潜力大，如果能够接纳自己，培养与人交往的能力，那么对网络的成瘾行为是可以被改变。

7. 研究局限性和未来展望

本研究存在一些局限性。首先，状态焦虑和社交回避的中介作用是部分中介，这意味着还存在其他影响网络成瘾的中介路径因此未来可以继续探讨影响网络成瘾的其他中介路径。接着，本研究仅考察18~28岁在校学生的网络成瘾情况，样本范围小，影响研究结论的普遍性，未来的研究可以进一步扩大不同年龄段的样本。最后，本研究仅采用自我报告问卷收集数据，这可能导致共同方法偏差，虽然本研究没有严重的共同方法偏差，但是削弱了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未来的研究应该包括纵向设计来验证当前的发现，或者未来的研究应采用客观的数据收集方法，如教师或家长的报告。

8. 结论

本研究采用多重中介模型，深入研究了父母不同教养方式对网络成瘾的影响。通过引入状态焦虑和社交回避作为中介变量，我们发现，拒绝、过度保护的教养方式均会显著增加青年人的状态焦虑水平，而这种状态焦虑影响健康社交关建的立系，导致社交回避行为的产生，使其寻求网络情感支持，引起青年人过度使用网络，造成网络成瘾；关于父亲和母亲情感温暖教养方式，由于家庭养育角色的不同，对青年人的网络成瘾影响结果不同。对于家庭环境层面，研究结果有助于更深入地理解父母的教养方式作用机制，帮助调整父母的教养策略，预防和减少孩子的问题行为。对于青年人层面，青年人可以通过外部条件，学习改善焦虑的课程，提高心理调节能力，积极融入社交环境，帮助自己干预和预防网络成瘾行为。

NOTES

¹青年人划分标准：根据联合国世界卫生组织2013年5月13日发布的《新年龄分段》，将18~44岁划分为青年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