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辩论赛的起源可以追溯到古希腊和古罗马，经过中世纪到文艺复兴的演变，发展成为现代社会中一种重要的思想交流与教育形式。古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1]通过问答法引导学生思考和探讨真理，为后来的辩论奠定了基础。亚里士多德[2]在《修辞学》中系统化了修辞和说服的理论，为辩论提供了重要的框架和指导。古罗马时期，公共辩论和诉讼辩论广泛存在，辩论技巧进一步提升。在中世纪，辩论成为大学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19世纪，许多学校正式组织辩论赛，旨在锻炼学生的逻辑思维、演说能力和批判性思维。现代辩论赛多种多样，涵盖各个领域。辩论赛是一种以逻辑推理和语言表达为核心的竞技活动，具有独特的特性和魅力。辩论赛的目的之一就是摆脱固有思维，促进理解和和谐。在现代辩论赛中，以华语辩论世界杯为例，其辩题通常是由主办方提前设定的，辩手需要在规定的立场上进行辩论，这意味着辩手可能需要为自己并不认同的观点辩护。辩手从促使自我观念认同入手，以与他人观念认同，促进双方的同一，达成辩论目的。华语辩论世界杯自2012年创始以来，共有上千所学校，近10万名选手参与，借助辩论，积极向社会传递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向世界传播中国文化、中国声音。
辩论与修辞之间密不可分，但国内鲜少有学者以西方修辞学视角出发，去探讨辩论赛中的修辞运作机制。本文将从叙事修辞学视角入手，去探究顶尖赛事——华语辩论世界杯决赛的修辞运作，以期揭示辩论中的叙事结构、修辞策略，以及这些元素如何影响辩论选手的表现和听众的理解。通过分析辩论中的故事构建、论证技巧和情感动员，旨在深入探讨叙事在辩论语境下的重要性，并探寻如何通过有效的修辞手法提升辩论的说服力和感染力。此外，本文还希望为未来的辩论研究和实践提供新的视角和启示。
2. 理论简述
在20世纪80年代，沃尔特·费希尔(Walter Fisher)提出了叙事修辞批评范式(Narrative Paradigm Theory)。叙事修辞学的修辞观即将修辞视为基于语言基本功能的诱发合作的象征性行动，以“同一”取代“劝说”([3], p. 189)。这一理论主张，叙事在人类沟通和理解中的核心地位，强调叙事的逻辑和修辞对人类行为和思想的影响。修辞者运用叙事诱发听众/读者如修辞者那样所思、所行([3], p. 189)。
修辞者通过叙事使其观点、主张、信念等合法化或听起来有理。叙事无处不在，无人不用，甚至是每一种语言体裁形式还是非语言的艺术形式，都离不开叙事，展现了其普遍性。修辞者能通过叙事诱导听众/读者得出其所希望的结果，不是修辞者单方面的行为，而是听众/读者参与的过程，即叙事的诱导功能。如：“失败是成功之母”，将失败转为积极的经验学习，强调其重要性，鼓舞听众/读者从失败中学习和成长，也鼓舞听众/读者对失败抱以包容和宽容的态度。此外，叙事还能成为论题的支撑部分，是“使……合法化的手段”，即叙事的论题建构功能。如：要说某人是个“坏人”(即“实质”)，可以用叙事的形式讲述，他“出生于犯罪家庭”(即“来源”)，或讲述他“因犯法，被处以死刑”(即“结局”)的故事。不仅如此，叙事能使人们认知世界、获得关于世界的知识，即叙事的认知功能。如小至个人讲述的某人影响他人对其的认知，大至各个国家对历史的撰写影响本国民众。社会现实也是通过人的修辞话语建构起来的，非独立于人而存在，即叙事的现实建构功能[3]，如语言命名的世间万物——榴莲，导致爱吃的人听到便垂涎三尺，不吃的人听到只觉得恶心难闻。“榴莲——美味/恶心”现象的因果分析表明我们所处的世界是用叙事构建起来的。
叙事修辞学从修辞学角度出发对叙事进行阐释则考虑到叙事的诱导功能、认知功能和社会建构功能，及其运作原理。其核心是发掘修辞者是如何运用个人叙事诱发听众与修辞者达成合作，其主要涵括五个与价值相关的问题([3], p. 208)，① 故事中隐含的价值；② 这些价值与行为抉择的关联度；③ 坚持这些价值的后果；④ 与听众世界观的重叠；⑤ 与听众相信的事物的一致性。叙事发挥关联作用，将其秉持的价值观与其他事物相联系起来，如果叙事逻辑高度合理，即叙事理性度高，那么听众/读者就容易信服修辞者。
叙事修辞批评建立在“人是讲故事的人”的哲学观之上。叙事是价值、意识形态、情感、态度的表现形式，对修辞者的观点起着逻辑支撑的作用([3], p. 210)。叙事修辞行为包含多个因素及其变量：修辞者、听众、话题、场景、媒介、说服领域、修辞惯例等。对修辞情景最为主要的是对听众的分析，即听众的价值、情感、态度、需要、兴趣、知识认知习惯等，尤其是价值观([3], p. 207)。为了信息的展示，修辞者需要为听众/读者提供认知所需要的框架。修辞者将世界上的事物按照某种逻辑关系或者因果关系组织起来去诱导听众/读者达成其所希望的认知。当叙事作为支撑修辞者观点的因素时，叙事也必须与修辞者和听众/读者交流的主体相关。如果修辞者的叙事所承载的价值、理念与听众的相同或相似，作为论题支撑部分的叙事就会诱使听众接受修辞这的主张或结论([3], p. 199)。叙事是一种“术语屏”，将世界事物以某种逻辑或因果关系组织起来，将修辞者不愿听众/读者所知的信息遮蔽或屏蔽掉，其所提供的视角，则将听众/读者导向特定的方向([3], p. 197)。叙事的评判标准是“逼真”而非“真实”，即与听众/读者的经验相符合。但人除了是理性的动物，也是情感的动物。
修辞者可以通过叙事激发听者/读者的情感反应，引起情感共鸣，使受众对修辞者的立场产生认同感，从而促使听众/读者作出有利于修辞者的判断。修辞者能通过结构化的信息传递观点，建立逻辑关系，使受众能更好地理解观点，进而使观点更为合理和可信。叙事可以借鉴受众熟悉的文化内容，通过共通元素增强自己主张的合法性。当叙事与听众的文化认同相吻合时，听众/读者更可能接受其观点。有时候，理性论证难以打动观众，虚构的故事能弥补逻辑论证中的不足，使其观点更容易被接受。
3. 案例分析
本研究将以该赛事决赛辩论为语料，分析其中的修辞运作模式。决赛中，北京大学迎战牛津大学，辩题为“‘念念不忘，必有回响’更是中华文化特有的孤独/昂扬”，最终北京大学夺冠。在该场赛事中，辩论双方的目的都是阐述观点、驳斥对方观点，以期达到多方的认同。在该修辞情境中，目的主导了双方的修辞策略。根据国际华语辩论赛，其赛程如表1所示。
Table 1. International Chinese debating competition schedule
表1. 国际华语辩论赛赛程
环节 |
程序 |
时间 |
1 |
正方一辩立论 |
180秒 |
2 |
反方二辩质询 |
90秒 |
3 |
反方一辩立论 |
180秒 |
4 |
正方二辩质询 |
90秒 |
5 |
反方二辩小结 |
120秒 |
6 |
正方二辩小结 |
120秒 |
7 |
四辩对辩 |
各90秒 |
8 |
正方三辩盘问反方四辩 |
90秒 |
9 |
反方三辩盘问正方四辩 |
90秒 |
10 |
正方三辩小结 |
120秒 |
11 |
反方三辩小结 |
120秒 |
12 |
自由辩论 |
各180秒 |
13 |
反方四辩总结陈词 |
210秒 |
14 |
正方四辩总结陈词 |
210秒 |
分析分为两部分。其一单方面陈述部分，即立论、小结及总结陈词；其二对辩部分，即质询、盘问及自由辩论。
3.1. 个人叙事修辞：立论、小结及总结陈词
在辩论中，修辞策略的运用对论证的清晰度、逻辑性至关重要，进而会直接影响到受众的接受度和认同感。
辩论赛事首先需要一辩立论，正方—牛津大学，辩手首先通过礼貌问候，随后阐述了“中华文明是世界上唯一绵延不断且以国家形态发展至今的文明”的论点。以中华文明的独特性开头，强调其在时间上的连续性，与听众对中华文明的认知达成一致，即观念同一。通过“时间是人类理解世界的视野”这一表述关联时间和人类的联系，引导听众关注时间与文化的关系。通过叙事，将中华文明与价值体系联系起来，“从子子孙孙、无穷愧也到有一口气点一盏灯，这是自我价值实现”，进而将“念念不忘，必有回响”与主体价值、自我价值联系。辩手通过首要阐述当下社会的困境，解释古今价值观层面的差异：
“曾经我们相信子子孙孙，无穷愧也，家祭无忘告乃翁
现在却认为，原生家庭与生育是诸多烦恼的来源
曾经，我们相信未来可期的乐观主义精神，功成不必在我的集体主义精神
现在却认为，这是在经济下行中的画饼与PUA
究其原因，宗族的认同与传承的稳定是念念不忘、必有回响”
间接性引导受众认为当下社会的“孤独”导致如今人不再抱有“回响”，以普遍认同之下的社会现实获取受众的事实认同。辩手逐步分析文化在个体价值和社会正义层面的体现，对比过去与现在的文化认同和价值观，展示了文化的孤独与昂扬的复杂性。辩手在论述中展露出对传统文化的敬意与对现代社会现象的忧虑，情感的复杂性、社会现象的紧迫情形驱使受众对该现象的思考与反思。正方立论时主要通过主观叙事和情感共鸣来引导受众对社会现象紧迫的认识，多次以曾经与现在的对比，驱使受众思考。
反方立论同正方一致，首先问好，以示礼仪。但不同的是，反方建立虚幻的场景，对“昂扬”与“孤独”两词分别阐述，运用叙事建构受众对该论题的认知方式。通过提到“先贤历史的薪火相传”，强调中华文明的延续性和文化自信。历史的积淀为个体提供了强大的精神支撑，使得人们在面对困难时能够坚持信念，坚信“今天必有回响”。这就是“昂扬”，着眼于“自我与现实”，是“站在山峦上的自信者”。第二个场景中，跪倒在教堂中向神祈祷，表现出一种内心的孤独与执念。尽管有对神灵的期待，但这种期待往往无法得到回应，反映了个体在现代社会中的孤独感。对双方论点的差异性作出自己的场景定义，引导受众从该角度上明晰二者之间的区别。指出这种孤独不仅是文化的缺失，也是对现实的逃避。“孤独”靠“执念自我说服，执迷不悟”，是“跪在教堂的孤独者”。“昂扬”揭示的是历史的延续性和集体的力量，“孤独”揭示的是个体在历史洪流中的孤独感。通过对比两者之间的异同，凸显出中华文化的独特性，两者共同构成了中华文化。阐释题目之后，反方简述了逻辑推理观点的步骤，“我方要论证这是中华文化特有的昂扬，一定要证明，如此昂扬的信念，只有中华文明能培育。二要指出，执念式的孤独并不为中华文化所独”，架构清楚，对辩题论辩逻辑进行阐释，促进了受众对正方误题的进一步认同。此外，立论时多次引经据典，如愚公移山、卧薪尝胆等，辩手提到的历史事件(如愚公移山、华容县的壮举等)都是中华文化中集体奋斗的象征，体现了个体在集体中的价值与意义。这种历史的回响鼓舞着人们在现实生活中不断努力，追求进步。辩手指出，孤独是一种普遍的情感，不仅存在于中华文化中，在其他文化中同样可以找到类似的表现，如中宫二的武林梦和堂吉诃德的骑士梦。这些例子强调了人类共同的孤独感和对理想的执着追求。通过对比“昂扬”的信念与“孤独”的执念，辩手强调了中华文化的独特性。中华文化不仅培养了人们对未来的信心，也在历史的积淀中形成了强大的集体意识。最后，辩手提到中华文化中“大写的人”，强调了个体在集体中的重要性与价值。这种文化认同与集体精神，使得中华文化在面对现代挑战时，依然能够保持昂扬向上的姿态。
正方第一次小结时，通过举反例展现对方论证逻辑的谬误，以此打破反方对论点的支撑部分，即打破受众对反方观点构建的逻辑认同，西方文化的例子中也有“昂扬”，因此，“昂扬”并不是独属于中国文化的。正方表明有许多特例可以以偏概全，去论证双方的观点，因此这样的论证思路是存在问题的，诱导受众对举例证明的结论都持有怀疑态度。接着，辩手通过对比，逐步展开自己的论点，强调孤独与昂扬状态的复杂关系。最后，辩手总结了现代文化与传统文化之间的冲突，形成了一个完整的论证过程。辩手提到的“过去的殉情爱情故事”和“今天的女权意识觉醒”展现了时间的演变，强调了文化和价值观的流变，建构起受众对时间演变之下的认知。这种时间上的对比使得论述更具深度，展现了文化的动态特性。
正方第二次小结时，首先就双方辩论产生的三个分歧作出本方的回应，梳理叙述脉络，以清晰明了的叙说结构展现了辩手的逻辑，并展现了对双方论题的深层次认识。辩手指出，个体的感受是随机且个性化的，与受众达成认知认同，这使得对方的分析缺乏普遍性和说服力。主张通过文化的流变和历史背景来理解孤独与昂扬的关系，强调文化的深度与广度。辩手认为，对方强行将个人的孤独与昂扬对立，使得理解变得模糊。通过引入文化分析，辩手试图重构这种对立，使其更具意义。在第二个分歧中，辩手通过对比过去与现在的生活状态，指出现代社会中小集体的消失，反映出人们对个生活的关注与集体认同的缺失，以社会现实为论述实质，进而诱导受众对论点的认同。最后，辩手以“这是孤独，谢谢”结束，简洁而有力。辩手通过对比与对立的方式，深入探讨了孤独与昂扬的关系，揭示了时代变迁对个体与集体认同的影响。同时，辩手在论述中融入了情感因素，使得论点更加生动和引人共鸣。整体而言，这段论述不仅是对辩题的理性分析，也是促使受众对当代社会文化现象的深刻反思。
辩手在小结中充当了文化批评者和理性思考者的角色，通过理性的分析来反驳对方的观点。叙述者的立场和声音在论证中显得坚定，显示出对传统文化的深刻理解和对现代性的批判，传达出传统文化的敬意，同时也流露出对其在现代社会中“格格不入”的失落感。这种情感的复杂性使得论述更能与受众达成共鸣，引起听众的思考和反思。其反举类论述通过批判对方的论点来赢得观众的认同。通过对文化流变的分析，辩手引导受众重新思考传统与现代的关系。辩手在这段话语中不仅仅是在辩论一个观点，而是在进行一场关于文化认同与价值观的深刻对话。正方通过叙事方式，对比传统与现代、孤独与昂扬，辅以情感认同，有效地引导受众思考文化的流变及其对个人和社会的影响，对反方叙述的以偏概全的方式推导的结论抱有怀疑态度，从论据上动摇了反方构建的论点。
反方小结时，辩手首先明确了讨论的两个语境——文化语境和时代语境。辩手通过个人案例“孤独”时刻和“昂扬”态度对比，指出中华文化的独特性和集体主义的认同感是双方的共识，以此与受众的认知达成一致。辩手以辛弃疾和孙中山为例，指出怀才不遇是人类共同的困境，而非中华文化特有的孤独。这一部分通过具体的历史人物来增强论证的说服力，使抽象的文化孤独问题变得具体而生动。在时代语境部分，辩手质疑时代的变迁是否真的导致了中华文化的特有孤独，通过举例日本和西方的情况，提出其他文化同样面临类似的困境，即文化转型的普遍性，以支撑论点的事实为依据，构建受众对论点的认知。最后，辩手强调中华文化的创新性发展与内生力量，指出尽管宗族观念在淡化，但文化认同仍然存在。这一部分不仅回应了对方的论点，也为中华文化的未来发展提供了积极的展望，与中华民族自古以来所崇尚的对未来发展的积极态度一致，与同为华夏子民的受众达成情感同一。在小结叙述中，反方辩手构建自我身份，即辩论中的积极回应者和文化捍卫者的角色，深入分析与反驳，不仅维护了中华文化的价值，也展现了对文化传承与创新的信心。强调尽管面临挑战，中华文化依然展现出韧性与活力，暗示着文化认同并非固定不变，而是可以在新的时代背景下不断重构与发展。辩手提及怀才不遇的普遍性，拉近了与听众的距离，使人们能够在个人的孤独感中找到共同的共鸣，强化了文化认同感。最后，发言者提到“同志仍需努力”，不仅是对历史的回顾，也是对未来的展望，强调了每个人在文化传承中的责任与使命感。发言者通过结构清晰地论述、具体的历史例证和积极的文化展望，成功地传达了中华文化在现代社会中的重要性与价值，为听众提供了深刻的思考。
反方第二次小结时，辩手明确指出自己方的立场，即通过文化分析来探讨文化传承与个体的关系。辩手直接反驳，“反倒是您方，再提一些，更具有个体无关性和不确定性的事件”，指出对方的论证存在问题。辩手指出对方承认中华文化的昂扬，进而质疑对方的逻辑，强调理性化并不是对文化的挑战，而是外部因素的影响。辩手引用历史人物和事件(如夏明翰、柳絮丹心等)，唤起听众对中华文化的共鸣，强调这种昂扬情感在我们心中从未消失。辩手在结尾部分强调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呼应了开头的论点，并通过积极的语言激励听众。正是中国的特色方案让中华民族以昂扬的姿态屹立于世界，这一总结不仅呼应了辩论的主题，同听众所希望被给予的希望和信心的信念保持一致。
正方和反方的辩论围绕中华文化的独特性、时代变迁与文化认同展开。正方通过反例和时间对比，强调文化的动态特性与复杂性；反方则通过历史例证和普遍性论证，捍卫中华文化的价值与韧性。两方的论述不仅在逻辑上相互对立，也在情感上引发了对传统与现代关系的深刻思考，促使听众重新审视文化认同与价值观的流变。
最后，陈词总结环节，双方都抛出讨论该议题的困难之处。反方指出正方辩论有跑题之嫌，连续三大反问，诱导受众自我推理出正方论证的是该时代的“孤独”，而非“中国独特的孤独”。进而引出中国浸染集体主义，中华文化在历史的沉淀中滋养出了自信和底气，在时代孤独之下，独有属于自己的昂扬。再次引用历史人物，唤起听众对中华文化的认同感，强调文化的延续与传承。讲述现代科技成就和当代辉煌，激发听众的自豪感。正方首先指出感知上的差异是辩论混乱的原因，强调在不同历史背景下，同一句话会有不同的解读和感受。辩手指出感受的随机性使对方的论证缺乏说服力，强调个体的孤独感是普遍存在的，而不仅仅是中华文化的特征。正方引用周敦颐的名句，强调中华文化对孤独的欣赏，认为孤独是一种独特的文化体验。中国文化本身就是孤独的，中国人骨子里是享受孤独的，这是文化自信的体现，并非负面情绪，只有直面孤独，才能超越孤独，孤独并非孤苦伶仃，而是勋章。
3.2. 话语反击：质询 & 对辩
反方质询，直截了当表明对方从时代语境解图，而非从文化语境之下解读，这是对题目理解的偏差。反方简单直接总结对方的观点“你其实整个论点就在告诉我说，中华文化在现代性失落中，陷入了一种孤独的状况”，而后“他方觉得”，通过人称的转换，与其他受众建立联系，割裂正方与受众之间的联系。反方通过举反例，如日本明治维新时面临西方文化的冲击，本土文化的落寞、一战二战后，西方的群体性失落等去引导受众推出结论，孤独是世界范围的思潮，而非中国现代独有的，以此促进受众对正方所持观点的不认同。
正方质询，首先简述对方的论证思路，再而举例以反驳反方的论证过程。正方从个人诗歌层面入手，表明个人表述的“孤独”，如孙中山、辛弃疾。通过引导对方说“他(辛弃疾)相信他之后的人一定会有回响”，而正方则通过诗歌展现了辛弃疾本身的“孤独”，由此，致对方的立论均建立在虚无的相信之下，其阐述都是想象的，不具有逻辑说服力，进而表明正方则是逻辑诉诸引导受众自己得出观点，这样的观点受众接受度会更高。
论证一个观点确实困难，这是因为需要提供充分的证据、逻辑和例证，以便说服听众或读者。在辩论中，双方都选择了反例来反驳对方的观点。正方通过个人诗歌的孤独感来展示历史人物的情感，而反方则通过历史事件的对比，强调孤独感并非中华文化独有的现象。这种反例的运用使得双方的论证更具说服力，但也显示出辩论中的逻辑谬误和推理缺陷。双方在寻找对方论点薄弱环节的同时，未能充分展示自身论点的优势，导致论证的深度和广度都受到了一定限制。
对辩阶段，由正方主导，通过问题“你为什么回来读北京大学呢？”指出“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这一传统观念的变化，引出当今的集体主义正在消散。反方则指出个体主义的兴起并不意味着集体主义的消亡，二者在不同历史阶段相互融合。双方都引用了个体案例，以佐证自己的观点。
自由辩论时，正方指出鲁迅在孤独中坚守信念的重要性、“新年快乐”所投射的文化孤独、以及集体主义的衰退。第二点与中华文化传统认知违背，与受众无法达成价值观同一，不是好的修辞策略。正方过度强调个体主义盛行，集体主义消亡，认为两者此消彼长。而反方抓住对方逻辑漏洞，按对方逻辑，所有传统文化在当今都孤独，严重违背常识。正方接着说这是由于各种文化信念的人越来越少，所以文化觉得孤独，反方认为文化的感觉是拟人描述，无法论证。
盘问阶段，正方将话题引到邻居，双方就如今邻居的增减作出辩论。在反方盘问时，反方直接询问，“是没有昂扬，还是没有特殊的昂扬”，将正方致于当今价值观的对立面，正方直接挑明双方框架结构不同，而这一点根据后来的评委述票可以看出，大部分人此前并未明晰正方所述主体是中国文化这个虚指主体，而非实际的人。此种叙事方式导致受众对于正方所述前半部分均处于模糊不清的状态，而反方孔武有力，架构清晰，易与受众达成认知同一。
正方花费大量篇幅从理论层面阐释“孤独”的主体是中华文化，由于笔墨过多，导致前半部分受众听着模糊。而反方直接对“孤独”与“昂扬”作出具体区分，下定义，将个人层面的“孤独”与集体的“昂扬”联系起来。在反方的主动出击，正方在对辩阶段，从各方面维护自己的阐述。后半段，正方阐述了当今社会文化各类孤独现象，呈现出极为悲观的社会形态，与中华文化所坚守的积极乐观的心态违背，在四辩小结时，最终提出，即使孤独又如何，中华文化是直面孤独，超越孤独，这一句话受众解读出来却是积极昂扬，与反方观点一致。
4. 结语
辩论中双方整体均采用了诸多的叙事修辞策略，如引经据典、举例说明、对比论证等，但在不同阶段侧重不一。自述时建立逻辑框架，正方以逻辑诉诸为先，而反方侧重于举例。对辩时，双方均举反例辩驳，运用对立策略与受众建立同一，正方侧重于维护自我观点，而反方则侧重于主动出击。在立论时，辩手应确保论点的逻辑结构清晰，避免因论证混乱而削弱说服力。可以通过简洁的框架或步骤，帮助受众更好地理解论证过程。双方引用经典文化或历史事件能够增强论证的深度和权威性。在使用反例时，辩手应确保所举反例与论点的相关性，避免因反例的片面性而导致论证的失效。同时，反方在质询时应更加关注对方论点的内在逻辑，而非仅仅依赖于外部反例。辩手在论证过程中应适时与受众互动，鼓励他们思考和参与。这种互动能够增强受众的参与感，使其在思维上与辩手形成共鸣。
论题之所以能站得住脚，不能以自我为中心，要倾听他人的关切，不能把自己的思想或观点强加于人，要愿意适应对方，并要审视自己的不足，用事实说话，否则叙事就不具有理性([3], p. 203)。因此，在辩论中，辩手在维护自己的观点的同时，需要理解对方的立场和理由，即阐述理解对方的观点和立场，否则容易引起误解。辩手应针对对方的观点进行适度调整，否则会陷入无效争论，应审视自身不足，并加以弥补。在论辩中，应加强事实阐述，但应避免以偏概全，以个例概括整个群体。论辩中应良好运用叙事策略，均衡情感和理性叙事，多方面加强论点的说服力。此外，论辩中的广泛视角和各类反对意见能够促使人们理解事物的复杂性，清晰看到不同观点之间的关联，有助于减少对立情绪，促进社会的包容性。在多样化意见中，公众能通过了解不同立场的优劣，避免陷入狭隘的理解，提升公众的批判性思维能力。
辩论是一项复杂的交流艺术，成功的辩手不仅需要扎实的逻辑和丰富的知识储备，还需灵活运用各种修辞策略。通过对正方和反方辩手表现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清晰的结构、情感的共鸣、文化的引用以及有效的反例运用都是提升辩论效果的重要因素。未来的辩论中，辩手应不断提升叙事修辞策略，以更好地引导受众思考，增强论点的说服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