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在当今全球化的时代背景下，翻译活动在跨文化交流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翻译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其研究不断深入和拓展。其中，翻译规范的研究逐渐成为翻译学领域的重要议题。20世纪中后期以来，西方翻译学研究历经了重大的范式转变。早期传统语言学范式下的翻译研究存在诸多局限，难以有效解释翻译实践中的丰富文化现象。直至20世纪七八十年代，随着对社会文化因素的重视，新的理论范式需求愈发迫切，这为图里翻译规范理论的诞生奠定了基础。吉恩·图里(Gideon Toury)的翻译规范理论不仅为翻译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和方法，还对译者的实践活动产生了深远影响。深入探讨图里的翻译规范，梳理其溯源和发展，对于我们全面理解翻译活动的本质和规律，推动翻译学的进一步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众多翻译研究者纷纷围绕该理论展开深入探讨，使其成为翻译理论体系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1]。通过对国内外相关研究的综合分析，我们能够更清晰地把握翻译规范理论的脉络，揭示其在翻译实践和研究中的价值，并为未来的翻译研究和实践提供有益的启示。
2. 翻译规范：溯源和发展
20世纪中后期西方的翻译学研究面临了范式转型的迫切需求，前后经历了两次影响深远的转向。西方翻译学研究的第一次转向在二十世纪四五十年代出现，此前传统语言学范式下的翻译研究，主要聚焦于语言层面的对等分析，局限于语文学的范畴，研究对象大多是原文与译文、直译与意译、优美与忠实之争，表现出“经验式”“随感式”“印象式”“评点式”等特点[2]，这种研究方式在解释翻译实践中的诸多文化现象时显得捉襟见肘。翻译学研究的第二次转向(1970~1980年代后)则实现研究维度拓展，翻译学界认识到翻译现象受制于超语言要素的交互作用。詹姆斯·霍姆斯(James Holmes)建构的描述翻译学与伊塔马·埃文–佐哈尔(Itamar Even-Zohar)的多元系统论，共同推动研究重心从文本静态对比转向社会文化动态考察[3]，为翻译规范理论的诞生奠定学理基础。在此背景下，吉迪恩·图里(Gideon Toury)整合前期理论成果，于《描述翻译学及其外延》中系统提出翻译规范理论框架。该理论具备双重突破性：微观层面建立文本转换的操作规范体系，宏观层面揭示经济、社会与文化参数对翻译行为的制约机制。其创新性体现在三方面：首先，突破类型学限制，构建普适性规范分类模型；其次，贯通翻译过程各阶段，涵盖译前政策选择至译后传播评估；最后，确立多层级分析范式，为译学研究提供兼具解释力与适用性的理论工具。
2.1. 规范和翻译规范的关系
“norm”一词的概念在学界存在多重阐释维度。巴特(Bartsch)界定为“正确性认知范式”，图里(Toury)强调其“行为导向功能”，彻斯特曼(Chesterman)定义为“主导性认知结构”，诺德(Nord)解读为“行为约束规则”，赫曼斯(Hermans)区分“惯例与制度化法则”，谢芙娜(Schaffner)则从社会学视角归纳为“社会化行为准则”。权威辞书释义呈现互补性：《韦氏高阶美语英汉双解词典》(第1版)强调其社会规约属性，即“被特定社群接纳的行为范式”；《朗文当代高级英语辞典》侧重其常态性特征，指“群体实践中的常规模式”；《现代汉语规范词典》则聚焦标准化内涵，诠释为“经系统化确立的准则”。韩江洪[4]通过跨语际概念比照指出，“norm”与汉语“规范”在“规则–标准”双重维度上具备语义对等性。
显然，规范属于群体中个体自愿遵循的行为模式，并且是以群众的共同期待和接受作为基础[5]。翻译行为的跨文化属性使其必然受双重规范制约：源语文本的生成规范与目标语文化的接受规范。吉瑞・利维(Jiri Levy)首次将规范理论引入译学研究，其早期研究聚焦文本层面的语言转换规则。图里(Toury)在此基础上建构三级规范体系：1，初始规范(initial norms)：协调源语与目标语文化价值优先级的宏观导向；2，预备规范(preliminary norms)：涉及文本选择与翻译策略的译前决策；3，操作规范(operational norms)：指导微观层面的语言转换与篇章重构。该框架突破传统文本中心主义局限，为译者提供从宏观文化语境到微观语言操作的系统性参照标准。
2.2. 国外的翻译规范论研究
翻译活动的规范化诉求伴随跨文化实践起源而生。自西塞罗(Cicero)的修辞准则、多雷(Dolet)的译者伦理、泰特勒(Tytler)三原则至奈达(Nida)等值理论，历代学者对翻译标准进行了多维界定，但“翻译规范”作为独立学术概念的确立始于吉瑞·利维(Jiří Levý)的开拓性研究。尽管利维首次将“规范”引入译学领域，其理论仍停留于经验认知层面，尚未形成体系化框架[6]。直至以色列学者吉迪恩·图里(Gideon Toury)提出三级规范模型，翻译规范研究方具备系统理论形态：1，初始规范：协调源语与目标语文化价值的宏观导向；2，预备规范：指导文本选择与背景分析的译前决策；3，操作规范：规范微观语言转换的操作准则。
图里提出的翻译规范体系贯通翻译全过程，为实践提供从宏观文化语境到微观策略选择的系统性参照。后图里时期，安德鲁·彻斯特曼(Andrew Chesterman)基于模因论(meme)重构规范分类体系，建立包含社会规范、伦理规范与技术规范的三元结构，并将技术规范细分为期待规范(目标语接受预期)与生产规范(译作生成策略) [7]。英国学者西奥·赫曼斯(Theo Hermans)进一步区分惯例(conventions)与法则(rules)，强调译者主体性在规范协商中的作用。德国功能学派代表克里斯蒂安·诺德(Christiane Nord)则提出“功能加忠诚”原则，聚焦翻译发起者、译者、作者与读者的动态权力关系[8]。
纵观西方译学发展轨迹，翻译规范研究呈现显著范式转型：从早期聚焦文本微观要素(如语义对等、修辞策略)的静态分析，逐步拓展至社会文化、权力关系等宏观参数的动态考察，最终形成兼具解释力与实践指导价值的理论体系。
2.3. 国内的翻译规范论研究
国内翻译规范研究历经引介吸收(21世纪初)与理论重构(2010年后)两阶段演进路径。
引介阶段(2000~2010)：学界聚焦西方理论译介与批判性阐释。傅勇林[9]系统解析图里规范理论体系，韩江洪与张柏然[10]基于历时视角梳理出传统语言学、篇章语言学与翻译研究三大流派。李德超与邓静[6]、韩江洪[11]等学者对彻斯特曼理论进行跨文化适应性评估，指出其本土化应用潜力。此阶段研究多植根语文学与结构主义语言学范式，呈现显著的规定性特征。韩江洪[4]批判性指出需突破传统框架，倡导采用描述性范式并整合定量–定性混合方法。研究维度亦延伸至译者主体性[12]等关联领域。
重构阶段(2010~至今)：研究呈现理论重构与本土化探索趋势。学者们基于全球化语境反思西方理论局限，着力构建语境敏感的理论模型：马萧与陈顺意[13]借鉴模因论提出元规范(理论建构维度)、职业规范(行业实践维度)与评价规范(质量评估维度)的分类方法；徐慧敏[14]通过解构译者惯习与规范间动态博弈，弥补既有研究对个体能动性的关注缺失。此阶段突破在于：确立翻译规范的动态协商本质，揭示其受制于特定社会文化语境的运行机制，为建构中国译学话语体系提供方法论参照。
3. 图里翻译规范概述
3.1. 图里翻译规范的主要内容
图里的描述翻译学理论强调，翻译行为的生成机制受社会文化规范与目标语文体惯例双重驱动。该理论建构了多维度分析框架：横向维度聚焦译者的策略抉择与操作路径(如归化/异化策略选择)，纵向维度考察权力关系网络与文化规约机制(如意识形态操控与诗学传统)。在此理论视域下，译者的决策机制受制于三级规范体系：1，初始规范(initial norm)：调节源语文化与目标语文化价值取向的优先级；2，预备规范(preliminary norm)：规约文本类型选择与翻译政策制定的译前阶段；3，操作规范(operational norm)：指导语言转换、篇章重构等微观操作准则。此多维规范框架系统揭示了翻译活动中宏观文化语境与微观语言实践的互动关系。
3.1.1. 初始规范(Initial Norm)
翻译活动作为一种社会行为，就其所处的语言环境而言，至少包含两种语言系统。每种语言系统都有其独特的语言规范、社会习惯和文化特色。初始规范处于源语文化与目标语文化的两极之间，决定着译者在翻译过程中的基本取向。译者在翻译时，需在对源语文化规范的忠实与对目标语文化规范的顺应之间做出权衡。当译者追求对源语文化规范的忠实，即追求充分性(adequacy)时，译文会更多地保留源语文本的语言特色、文化意象等。例如，在翻译古典诗歌时，一些译者会尽力保留原诗的格律、意象等元素，以展现源语文化的独特魅力。而当倾向于目标语文化规范的顺应，追求可接受性(acceptability)时，译文会根据目标语读者的阅读习惯和文化认知进行调整，如对一些西方文学作品中的复杂长句进行拆分或简化，以符合中文读者的阅读习惯[15]。需指出，图里提出的充分性与可接受性处于理论极端谱系两端：绝对充分性要求译者完全内化源语文化规范，而纯粹可接受性则需彻底归化于目标语系统，二者在实践层面均不可企及。因此，译者需根据文本类型、传播目的与读者期待等参数，在动态平衡中寻求折衷方案。实际翻译行为中，允许不同文本模块采取差异化策略——部分章节保留源语异质性特征，其他段落则进行本土化调适，形成规范协商的梯度化实践模式。
3.1.2. 预备规范(Preliminary Norm)
预备规范主要包括两方面考量：一是与翻译政策相关的因素，二是与翻译直接程度相关的因素。所谓翻译政策，指那些决定了文本类型及具体文本选取的要素，并在翻译过程中被纳入到目标语言及其特定时期的文化环境中。只要译者的选择非随意而为，即可视为存在一定的翻译政策。翻译政策通常涉及在特定文化语境下挑选翻译材料的依据，其影响并不局限于文本本身的文学价值，也会受到政治、文化和意识形态等多重因素的左右。在某些历史时期，为达成特定政治目的，一些国家会选择翻译宣扬特定政治理念的外国文本，以实现政治宣传或文化导向的需求。例如，在某些国家的革命时期，为了激发民众的革命热情，往往集中翻译大量国外革命文学作品[16]。
翻译的直接程度则关系到转译的接受与否。当译者获得的文本并非直接来自源语，而是通过第三种语言中转时，便属于转译。对于是否允许转译，需要综合考虑源语、文本类型以及所处时代等因素。在世界翻译史中，由于语言资源分布的不均衡以及文化互动的多样性，转译现象相当普遍。以早期日本对西方文化的吸收为例，由于西方语言人才匮乏，许多西方作品往往先被译为汉语，再由汉语转译为日语。虽然此类转译方式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信息损耗或偏差，但也反映了彼时文化交流的特殊路径[17]。
3.1.3. 操作规范(Operational Norm)
操作规范属于文本层面的指导性原则，涵盖母体规范(matricial norms)和文本–语言规范(operational norms)两个维度。
母体规范聚焦于译作宏观架构的规划，主要涉及文本完整性处理及语言材料的布局策略，包括全译或节译的决策，以及语篇层级的重组方式。例如，在将西方长篇小说翻译为中文时，译者可能会根据中文读者对章节长度和情节节奏的偏好，对原书的章节进行重新划分或整合。例如，一些西方小说章节冗长，译者可能会适当拆分，以增强译文的可读性[18]。
文本语言规范侧重于翻译过程中的微观语言处理，主要包括文本的构成和语言的表达方式，如翻译实践过程中要考虑句子结构、词的删减、是否需要使用斜体或大小写表示强调等[19]。在词汇选择上，译者需要考虑源语词汇与目标语词汇的语义差异、文化内涵等因素。在句子结构方面，不同语言的语法规则和表达习惯差异显著。如英语中多后置定语，而中文多前置定语，译者在翻译时需进行相应调整。在语篇层面，要确保译文的衔接与连贯符合目标语习惯，通过添加连接词、调整语序等方式实现[20]。
在规范体系的层级关系中，初始规范承担全局性指导功能，为具体操作提供策略框架。但需注意的是，操作规范与初始规范间存在动态调适空间——整体译文可能呈现“充分性”取向，而局部语言处理则倾向“可接受性”。预备规范虽反映翻译行为的社会文化语境，但其与操作规范实为双向影响关系。以严复译介《天演论》为例，在达尔文进化论尚未传入的晚清社会，译者通过创制“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等核心术语，不仅实现了科学概念的跨文化移植，更重塑了当时社会的认知范式，此即操作规范反向作用于预备规范的典型例证。
3.2. 图里翻译规范的指导意义
当代翻译理论体系多元，为译者的实践提供了重要理论支撑，但其局限性亦不容忽视。首先，受索绪尔结构主义语言学影响，传统研究多聚焦文本层面的语言差异分析；其次，既有翻译学长期以规定性研究为主导，侧重从“应然”角度制定文本层面的微观操作准则，未能突破文本中心主义的桎梏。
图里(Gideon Toury)基于译文产出的实证研究，系统构建翻译行为的文化规范理论，实现了双重突破：其一，将研究视角从静态文本对比转向动态文化制约，通过“实然”描述揭示译者决策背后的规范体系，构建涵盖翻译全过程、宏观至微观层级的系统性框架；其二，突破传统对等理论局限，将社会文化变量纳入分析维度，推动翻译研究实现从语言转换到文化行为的范式转型。这种转向促使学界重新审视翻译的本质——作为特定文化语境中多重规范交互作用的产物。
图里理论的价值维度体现在三方面：首先，提出预备规范、母体规范与操作规范的三分法，为描述性翻译研究建立结构化分析工具，使研究者能够系统解构翻译现象背后的制约机制；其次，拓展翻译质量评估标准，摒弃单一的“忠实性”尺度，转而考察译文对目标文化规范的适应性，推动行业评估体系的科学化进程；最后，通过揭示规范对译者行为的调节作用，促进翻译实践从个体经验向专业化、制度化方向演进，进而提升翻译行业的整体质量基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