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目的：旨在调查分析2024年5月~2025年9月在我院行择期手术的300例手术期患者的焦虑水平。方法：成立研究小组，制定量表。选取手术前等待期范围内的三个时间点进行调查分析，具体调查时间分别为：手术前晚16:00至17:00，手术当日病房护士接到手术室电话通知时以及进入术前准备间后，前两个时间点评定地点为患者所在病房，后一个时间点评定地点为手术室。分别采用状态焦虑问卷和汉密尔顿焦虑量表进行问卷调查。问卷填写后当场回收。结果：与术前当晚比较，手术当日接台手术期患者S-AI、T-AI、HAMA均有不同程度升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 < 0.05)；与手术当日比较，入手术室时接台手术期患者S-AI、T-AI、HAMA均有不同程度升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 < 0.05)。与术前当晚比较，手术当日接台手术期患者呼吸、心率、收缩压和舒张压均有不同程度升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 < 0.05)；与手术当日比较，入手术室时接台手术期患者呼吸、心率、收缩压和舒张压均有不同程度升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 < 0.05)。结论：等待接台手术期患者存在一定程度的焦虑水平，且生命体征也有一定的变化。
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and analyze the anxiety level of 300 patients undergoing elective surgery in our hospital from May 2024 to September 2025. Methods: A research group was established to develop the scale. Three time points within the waiting period were selected for investigation, specifically: 16:00 to 17:00 in the evening before the operation, when the ward nurse received the phone notification from the operating room on the day of the operation, and after entering the preoperative preparation room, the first two time points were evaluated as the ward where the patient was located, and the last time point was evaluated as the operating room. State anxiety questionnaire and Hamilton Anxiety Scale were used to conduct questionnaire survey. The questionnaire was completed and returned on the spot. Results: Compared with the night before surgery, S-AI, T-AI and HAMA of the patients at the stage of operation on the day of operation had statistical differences (P < 0.05). Compared with the day of operation, S-AI, T-AI and HAMA of patients in the stage of operation at the time of admission to the operating room had statistical differences (P < 0.05). Compared with the night before surgery, there were statistical differences in respiration, heart rate, systolic blood pressure and diastolic blood pressure (P < 0.05). Compared with the day of operation, there were statistical differences in respiration, heart rate, systolic blood pressure and diastolic blood pressure (P < 0.05). Conclusion: The patients have a certain degree of anxiety and their vital signs change during the waiting period.
1. 引言
近年来，随着手术方式的改良，手术适应证范围不断放宽，接受手术治疗的患者年龄跨度越来越大，手术需求量增幅明显。然而，手术资源紧张几乎是所有大型综合性三甲医院面临的常见问题，为了尽快解决患者病痛，提高床位周转率，在手术设备及人员有限的情况下，手术间每日多台手术已是不可避免，紧凑的接台模式已成为手术无缝衔接安排的新趋势，尤其接台手术时间仓促，相关手术事宜安排紧张，容易导致麻醉效果差、术后疼痛、手术失败，甚至产生新的损害等问题。因此，大部分接台手术患者在术前会产生负面情绪，出现担心恐慌，从而引发一系列心理反应，其中最典型的是焦虑。焦虑会引起心率加快、血压升高、手术不配合等，甚至心率失常，导致相关并发症出现，影响手术疗效。研究发现在外科手术患者中76%的患者存在术前焦虑[1]。
目前国内外针对接台手术患者术前焦虑的相关研究报道较少，而且对术前焦虑的相关研究多以针对某种疾病或手术的单地点单次调查为主，但患者术前的焦虑水平却并非一成不变，在得知自己需要手术到手术正式开始前，其焦虑水平始终波动且焦虑逐渐明显，需要较多的调查数据才能全面反映患者真实的术前焦虑水平[2]。此外，术前焦虑水平的评估方法同样十分重要，精准的评估结果能为实施有效的干预和治疗措施提供准确的方向。因此，本研究旨在分析接台手术患者术前等待期的焦虑水平，旨在指导临床护理人员制定有效措施来降低患者术前的焦虑水平，对患者麻醉、手术的顺利进行及术后的康复都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2. 资料和方法
2.1. 一般资料
本研究为单中心横断面调查研究，采用便利抽样法，选取2024年5月~2025年9月在我院行择期手术的300例患者作为研究对象。
2.2. 纳入标准
① 年龄18岁~70岁；② 接受择期手术的手术患者；③ 术前病情稳定，能够配合调查的患者；④ 意识清楚，能独立表达自己的感受；⑤ 自愿参与本研究，并签署知情同意书；⑥ 经过医院伦理委员同意者。
2.3. 排除标准
① 认知功能障碍的患者；② 有精神疾病史的患者；③ 沟通交流障碍的患者；④ 对自己疾病不知情的患者。
2.4. 脱落、剔除标准
① 依从性差，因各种原因未完成调查；② 手术临时取消的患者。
2.5. 研究方法
成立研究小组，由各手术科室病房责任护士、术前准备间护士等组成。术前等待期的范围从患者决定接受手术治疗开始，到手术正式开始为止。本研究选取等待期范围内的三个时间点进行调查，具体分别为：手术前晚16:00至17:00，手术当日病房护士接到手术室电话通知时以及进入术前准备间后，前两个时间点评定地点为患者所在病房，后一个时间点评定地点为手术室。状态焦虑问卷与S-AI两张量表需在同一时间段内完成，请患者先自评，后他评。问卷填写后当场回收。调查问卷如下。① 状态焦虑问卷[3] 状态–特质焦虑问卷(简称STAI)包含两个分量表：状态焦虑问卷(S-AI)和特质焦虑问卷(T-AI)，各有20项。其中S-AI中，半数描述负性情绪条目，半数描述正性情绪条目，主要用于评定此刻或最近某一特定时段或情景的恐惧、紧张、忧虑及神经质的体验或感受，用来评价应激情况下的状态焦虑。T-AI中11项描述负性情绪条目，9项描述正性情绪条目，用于评定成年人经常性的情绪体验。采用Likert 4级评分法，“1”表示完全没有；“2”表示有些；“3”表示中等程度；“4”表示非常明显。分值越高表明焦虑越严重。② 汉密尔顿焦虑量表[4]汉密尔顿焦虑量表(简称HAMA)包括14个项目。依据我国量表协作组提供的资料：总分229分，可能为严重焦虑；总分221分，肯定有明显焦虑；总分214分，肯定有焦虑；总分27分，可能有焦虑；如总分 < 7分，便没有焦虑症状。③ 生命体征的测量，患者生命体征测量中体温的测量工具为博朗红外耳温计，其余生命体征测量工具为飞利浦监护仪，所有测量工具均为医院统一招标采购。Cronbach’s α系数 = 0.864。本研究发放问卷300份，回收有效问卷300份，有效问卷100.0%。
2.6. 统计学方法
采用SPSS 25.0统计分析。计量资料采用(均数 ± 标准差)表示，采用独立样本/检验进行比较。P < 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3. 结果
3.1. 等待接台手术患者一般资料分析
共有300例接台手术患者，其中男186例，女114例；年龄22~68岁，平均年龄(42.3 ± 7.52)岁；文化程度：文盲28例，小学20例，初中32例，高中及中专40例，大学及以上180例；婚姻状况：未婚60例，已婚190例，离异30例，丧偶20例；职业状态：机关事业职工85例，企业职员工人62例，农民71例，自主创业40例，退休30例，其他76例；缴费方式：医保209例，新农舍70例，自费10例，其他11例；麻醉方式：全麻140例，椎管内麻醉80例，神经阻带滞麻醉40例，局麻28例，其他12例。
病房已有管路准备：胃肠减压60例，导尿管60例，胸管35例，深静脉留置62例，外周静脉留置40例，其他43例；术前肠道准备：有120例，无180例。
3.2. 等待接台手术期患者状态焦虑水平和汉密尔顿焦虑量表变化
与术前当晚比较，手术当日接台手术期患者S-AI、T-AI、HAMA评分均有不同程度升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 0.05)；与手术当日比较，入手术室时接台手术期患者S-AI、T-AI、HAMA均有不同程度升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 0.05)。见表1。
Table 1. Changes of S-AI, T-AI and HAMA in patients waiting for surgery (mean ± standard deviation)
表1. 等待接台手术期患者S-AI、T-AI、HAMA变化(均数 ± 标准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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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I |
T-AI |
HAMA |
术前当晚 |
1.68 ± 0.21 |
1.75 ± 0.38 |
25.89 ± 6.36 |
手术当日 |
2.89 ± 0.34* |
3.02 ± 0.43* |
38.91 ± 8.42* |
入手术室 |
3.74 ± 0.57** |
4.12 ± 0.56** |
50.35 ± 7.39** |
注：与术前当晚比较，*P < 0.05；与手术当日比较，**P < 0.05。
3.3. 等待接台手术期患者生命体征变化
与术前当晚比较，手术当日接台手术期患者呼吸、心率、收缩压和舒张压均有不同程度升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 0.05)；与手术当日比较，入手术室时接台手术期患者呼吸、心率、收缩压和舒张压均有不同程度升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 0.05)。见表2。
Table 2. Changes in vital signs of patients waiting for surgery (mean ± standard deviation)
表2. 等待接台手术期患者生命体征变化(均数 ± 标准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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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温(℃) |
呼吸(次) |
心率(次) |
收缩压(mmHg) |
舒张压(mmHg) |
术前当晚 |
36.5 ± 0.3 |
18.5 ± 2.2 |
68.5 ± 8.4 |
138.6 ± 8.5 |
86.4 ± 7.2 |
手术当日 |
36.7 ± 0.3 |
19.5 ± 2.3* |
75.4 ± 7.6* |
145.7 ± 9.2* |
92.6 ± 8.1* |
入手术室 |
36.6 ± 0.2 |
22.3 ± 2.4** |
87.3 ± 7.1** |
152.8 ± 6.3** |
99.5 ± 8.7** |
注：与术前当晚比较，*P < 0.05；与手术当日比较，**P < 0.05。
4. 讨论
术前焦虑是手术患者的一种本能情绪反应，主要表现为对手术的紧张和害怕，躯体反应表现为潮热、心悸、胸闷、尿频、腹痛、腹泻及睡眠障碍等[5]。但过度的焦虑会干扰麻醉和手术的顺利进行，常引起心率加快、血压升高、手术不配合等，甚至心率失常，导致机体的过度消耗和组织分解，同时机体相关调节功能减弱及免疫力下降，从而更易导致56%的并发症发生，如潮热、心悸、胸闷、尿频、腹痛、腹泻，影响手术疗效[6]。术前焦虑还会降低患者术后对疼痛的耐受力，增加患者痛苦[7]。早在20世纪40年代，国外就有学者开始进行术前焦虑的相关研究，例如：Selye和Lazarus的著名应激理论[8]，以及Janis提出的术前焦虑与术后情绪状态的U形曲线和“work of worry”理论[9]。1967年，Noris等[10]对500例手术患者进行研究，结果显示约有60%的手术患者出现术前焦虑。我国对术前焦虑的相关研究从80年代开始起步，90年代中期逐渐大规模开展[11]，国内有学者[12]，研究发现在外科手术患者中76%的患者存在术前焦虑。术前焦虑已成为围手术期患者一个突出的心理问题[12]。WHO将“没有精神健康就没有健康”列为了21世纪的医疗保健发展重点[13] [14]，随着医疗水平的发展和生理–心理–社会医疗模式的转变，手术患者的社会心理问题日益受到重视，术前焦虑的相关研究也日趋增多。
本研究对接台手术患者三个不同时点的焦虑水平进行了调查分析，结果发现，手术当日接台手术期患者S-AI、T-AI、HAMA均有不同程度升高，且患者呼吸、心率、收缩压和舒张压均有不同程度升高。综上所述，等待接台手术期患者存在一定程度的焦虑水平，且生命体征也有一定的变化。
基金项目
义乌市科技局计划项目(23-3-5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