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大学生性别角色发展变化及家庭因素影响的研究综述
Research on the Development of Gender Roles among Chinese College Students and the Influence of Family Factors
DOI: 10.12677/ap.2025.153125, PDF, HTML, XML,    科研立项经费支持
作者: 张希晨, 潘晨成, 张 莉*:盐城师范学院教育科学学院,江苏 盐城
关键词: 中国大学生性别角色类型家庭因素Chinese University Students Gender Role Types Family Factors
摘要: 性别角色是指社会对男性和女性在行为、角色和责任方面的期望与要求。本研究系统阐述了中国大学生性别角色的发展变化及其与心理健康的关系,并探讨了父母教养方式、父亲在位情况和家庭结构等家庭因素与个体性别角色的关系。研究发现,近二十年以来,国内大学群体中双性化和未分化的比例增多,单性别人数相对减少。在性别角色与心理健康的关系上,双性化群体的心理健康水平最高,未分化群体最差。在家庭教养方式上,民主型家庭教养方式有助于双性化角色的发展,而专制型和溺爱型教养方式则可能导致未分化的性别角色。在父亲在位上,父亲对子女成长和心理教育参与水平越高,其子女形成双性化性别角色类型的概率越高。家庭结构对子女的性别角色形成也有显著影响,单亲家庭中的子女更多地表现出性别角色异性化,而非单亲家庭的子女更容易形成未分化的性别角色类型。关于独生家庭对子女性别角色的影响尚未有统一结论,有待进一步研究。最后,文章讨论了中国大学生性别角色比例发展变化的原因,并从性别角色类型与心理健康相关关系的作用路径、家庭因素影响个体性别角色的内在机制等方面进行了展望,且就家校共育的角度提出了针对性教育建议。
Abstract: Gender roles refer to social expectations and requirements for males and females regarding their behavior, roles, and responsibilities. This study systematically expounds on the development and changes in gender roles among university students in China and their relationship with mental health, and explor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family factors such as parenting styles, the presence of a father, and family structure, and individual gender roles. The study finds that over the past two decades, the proportion of androgynous and undifferentiated roles among the college population has increased, while the number of single-gender roles has relatively decreased. In terms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gender roles and mental health, the androgynous group exhibited the highest level of mental health, while the undifferentiated group had the poorest. Regarding parenting styles, democratic parenting is conducive to the development of androgynous roles, whereas authoritarian and indulgent parenting styles may lead to undifferentiated gender roles. Regarding the presence of fathers, the higher the father’s involvement in the child’s growth and psychological education, the higher the probability that the children will develop androgynous gender roles. Family structure also significantly influences the formation of a child’s gender roles—children in single-parent families often display gender roles typical of the opposite sex, whereas children from non-single-parent families are more likely to develop undifferentiated gender roles. The impact of being an only child on children’s gender roles has not yet reached a consensus and requires further research. Finally, the article discusses the reasons for the changes in the proportion of gender roles among Chinese university students and anticipates future direction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role path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gender role types and mental health, and the internal mechanism of family factors affecting individual gender roles. The paper also proposes targeted educational recommendations from a collaborative family-school education perspective.
文章引用:张希晨, 潘晨成, 张莉 (2025). 中国大学生性别角色发展变化及家庭因素影响的研究综述. 心理学进展, 15(3), 27-37. https://doi.org/10.12677/ap.2025.153125

1. 引言

性别角色是指社会对男性和女性在行为、角色和责任等方面的期望和要求。其中男性特质主要体现为勇敢、果断等特征,而女性特质主要表现为温柔、善解人意等。大学生性别角色的发展相对稳定,性别角色意识的内化会影响其社会行为,在未来职业选择上,男生更倾向于选择警察、消防员、军人等具有保护性意义的职业,女生则更倾向于稳定、需要耐心的职业,如教师、护士等。性别角色还影响个体人际交往和心理健康水平等方面。根据已有的调查统计来看,我国大学生单性化群体(典型的男性化与女性化)已逐渐成为少数人群,传统的性别角色观念在当代大学生群体中相对淡化,更多大学生表现出双性化的特征,即同时兼具部分男性特质和部分女性特质(刘电芝,余捷婷,黄会欣,2011b)。

个体性别角色意识的萌芽与性别角色的形成主要发生在儿童期。精神分析理论认为,父母行为是儿童性别角色意识形成的主要参照。儿童在三岁左右开始产生性别意识,该群体通过观察模仿父母,产生性别化行为(王海英,崔梦舒,2014)。家庭环境与父母的言行是影响个体性别角色形成的重要因素,其中父母教养方式、家庭结构、家庭状况(父母是否长期在外打工等)都会影响个体早期性别角色的发展。

近年来,学术界对于大学生的性别角色现状及家庭因素对其形成的影响进行了研究,本文将对这些研究进行综述,以总结中国大学生不同性别角色类型及其与心理健康的关系,说明不同性别角色类型所占比率的变化情况,并揭示大学生性别角色类型与其家庭因素之间的关系。

2. 性别角色类型及测量

2.1. 性别角色类型

性别角色是指个体在经历社会化的过程中,通过模仿学习而获得的一套与自己性别相适应的行为模式(Pleck, 1984)。1974年,Bem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将性别角色划分成双性化、男性化、女性化和未分化四种类型。男性化是指个体具有理性、有领导力、勇敢等男性角色特质。女性化是指个体具有同情心、温柔、勤俭等女性角色特质(刘电芝等,2011a)。双性化个体既具有男性特质又具有女性特质,未分化是指个体的男性化特质和女性化特质都不明显,即未发展出明确的性别角色类型。

2.2. 性别角色测量

目前学者们对性别角色的测量通常采用问卷调查的方式。国外通常采用贝姆性别角色量表(Bem’s Sex-Role Inventory, BSRI)进行测量,该量表由美国心理学家Bem制定,包括男性分量表、女性分量表和中性干扰量表,共60项。该量表采用中位数分类法,根据被试在男性分量表(M)和女性分量表(F)上的得分划分出上述四种类型的性别角色。国内最初采用的是中国大学生性别角色量表(Sex Role Scales for Chinese College Student, CSRI),此量表是钱铭怡等人综合Bem和Spence的方法制定的本土化量表(钱铭怡等,2000)。CSRI由五个分量表组成,即男性正性量表、男性负性量表、女性正性量表、女性负性量表和干扰词表。由被试对词表进行自评,量表的评标准分为5个等级,属于自评性质。刘电芝等人在BSRI量表与CSRI量表的基础上改进和筛选出50个项目,编制了与当代中国大学生更加符合的性别角色量表(CSRI-50),包括形成了男性化量表、女性化量表和中性化量表。目前在大学生的性别角色研究上,CSRI-50在国内被普遍使用。

3. 大学生性别角色类型与心理健康的关系

中国大学生的性别角色类型与其心理健康的关系是学者们关注的焦点。有研究发现不同性别角色类型的大学生在负性心理健康因子上的水平存在差异,具体表现为双性化组在“人际关系敏感”、“抑郁”、“焦虑”、“偏执”和“神经病性”等因子上的得分显著低于另外三类性别角色组,而未分化组在所有负性心理健康指标的得分都显著高于另外三类性别角色组(杨玲,王雄雄,2005)。李建伟等人(2009)的调查也表明双性化群体心理健康水平最佳,未分化群体心理健康水平最差。有研究通过问卷调查的方式,考察了本科生性别角色与心理健康之间的关系,其研究结果与杨玲和王雄雄的结果相似,即双性化群体在“人际亲和感”、“信仰价值感”、“角色适应感”等积极心理健康因子上得分最高,未分化群体在心理健康各因子上的得分最低,男性化群体和女性化群体的心理健康状况位于居中水平(闻明晶,2006)。

许婵贞(2007)的研究发现大学生性别角色与其自我价值感、主观幸福感之间存在联系,与其他三种性别角色类型相比,双性化大学生的主观幸福感水平显著更高,而未分化类型大学生的得分最低。在自我价值感上,双性化个体的得分最高,而后依次是女性化、男性化和未分化。此外,樊晓盼(2010)的研究发现,相比未分化个体,双性化大学生的人际交往能力更高,并且双性化大学生的自尊水平高于其他三种组大学生群体。

大学生性别角色类型与个体的心理健康状况有重要关联。双性化群体在心理健康的积极维度上表现更好,在负性维度上更低,即双性化群体的综合心理健康水平是最高的,而性别角色未分化的大学生则表现出最差的心理健康状况。双性化大学生的心理健康状况最好,总地来说可能有以下几点原因。第一,双性化个体同时拥有男性气质与女性气质的长处与优点,在日常生活中往往既独立又能较好地与人合作、既自信又谨慎心细的特点,能够更从容应对生活中的各种事件(李建伟,2006)。第二,双性化大学生的自尊水平高于其他性别角色类型,同时具有较强的主观幸福感,这对心理健康具有积极影响(耿晓伟,张峰,2012)。反之,未分化大学生由于在上述的心理特质上表现水平较低,缺乏清晰的自我认知,更容易受到消极因素的影响,因而在适应环境上能力不足,心理健康水平也较差(杨甜,2022)。此外,未分化人群拥有男性和女性负性的、消极的特质较多,而拥有男性和女性正性的、积极的特质较少,其心理健康水平较少受积极的影响,所以其心理状况最差(Lam & Mcbride-Chang, 2007)。

4. 中国大学生性别角色类型分布比例的变化情况

Table 1. The distribution of gender role types among domestic college students in the past two decades

1. 近二十年国内大学生性别角色类型分布情况

作者

工具

人数

双性化

未分化

男性化

女性化

文献来源

李少梅1998

BSRI

319.00

19.40%

5.95%

22.50%

52.90%

陕西师范大学学报

钱铭怡2000

CSRI

380

27.90%

26.20%

23.50%

22.40%

心理学报

张莉2003

CSRI

976

30.10%

28.90%

20.90%

20.10%

硕士论文

卢勤2004

BSRI

600

31.70%

29.70%

18.70%

19.80%

北京大学学报

蔡华俭2008

BSRI中文版

1262

33.00%

32.10%

17.50%

17.40%

心理学报

刘电芝2009

CSRI-50

5008

33.30%

30.30%

18.50%

18.30%

教育研究

陈国魁2012

CSRI-50

572

29.20%

29.00%

21.00%

20.80%

硕士论文

陈羿君2013

CSRI-50

1200

33.00%

30.70%

18.30%

17.40%

高等教育研究

张璐璐2015

CSRI-50

616

40.60%

38.60%

10.70%

10.10%

硕士论文

袁晓鸽2019

CSRI-50

402

34.80%

32.10%

17.40%

15.70%

硕士论文

Figure 1. The distribution of gender role types among domestic college students in the past two decades

1. 近二十年国内大学生性别角色类型分布情况

从1994年开始,我国研究者开始对中国大学生的性别角色进行研究,本文总结了1998年到2019年期间我国大学生性别角色分类比例的变化情况(见表1),结果发现,大学生性别角色分类比例的在2003年之后出现变化。整体来看,近二十年来大学生性别角色类型的分布中,双性化和未分化群体占比超过半数,单性化人数所占比例较低。进一步观察可知,中国大学生双性化与未分化的人数比例呈波动上升趋势,而典型男性化和女性化群体则出现下降趋势。这一现象与刘电芝等(2011a)研究的结果是相似的,即我国大学生双性化群体有所增加,未分化群体与过去相比也在升高(见图1)。纵观近20年的变化来看,性别角色的双性化和未分化比例逐渐提高,而性别角色的典型化比例却降低。这一现象可能与社会对个体传统性别角色的要求降低有关。此外,社会的发展也对个体的全面发展有了更多的要求,社会赞许的男性化特质和女性化特质已成为当今男女都力求获得的特征(刘电芝,余捷婷,黄会欣,2011b)。因此,双性化的比例会高于典型化的性别角色比例。

5. 家庭环境视角下性别角色形成的理论观点

性别角色的形成有赖于文化、家庭、社会环境等多个因素的影响,其中,家庭起到了比较关键的作用。不少心理学流派从不同角度阐述了家庭环境在个体性别角色塑造中的作用,这些理论主要有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Bandura的社会学习理论和布朗分布罗纳的生态系统理论。

5.1. 精神分析理论

精神分析理论认为,儿童性别角色的形成主要发生在性器期阶段,约为4~6岁。处在性器期,力比多从口腔区域转移到生殖器上,生殖器成为儿童的主要快感来源。由于力比多作用位置的转移,儿童开始萌发性别意识,在此期间,男孩产生恋母情结,而女孩易产生恋父情结,其背后的逻辑是儿童对异性父母的依恋。儿童为了吸引异性家长的关注而模仿同性家长的行为与语言,并逐渐获得性别角色认同,以规范自己的言行。

5.2. 社会学习理论

Bandura在其著作《行为矫正原理》中系统介绍了社会学习理论,强调模仿、观察学习和替代性强化的作用。根据该理论,个体性别角色的形成主要通过两种途径实现。首先,父母的反馈机制对儿童性别角色的塑造起着关键作用。当儿童表现出与其生理性别相符的行为时,父母往往给予积极的强化,如鼓励和赞扬;相反,当儿童表现出与其生理性别不符的行为时,则可能受到父母的负面反馈或惩罚。其次,个体通过观察和模仿同性别榜样习得相应的性别态度和行为模式,从而逐步形成其性别角色认同。这两种机制相互作用,共同影响个体性别角色的发展过程。

5.3. 生态系统理论

生态系统理论认为,个体生活在一系列相互影响的环境系统中,这些生态系统可以划分为五个子系统,依次是微系统、中系统、外系统、大系统和长期系统。微系统通过父母等家庭成员与子女的互动直接影响子女的性别角色形成;中系统借助家庭成员间的交互关系间接影响个体的性别角色类型,如父母之间的相处模式影响子女的性别角色认知;外系统是指多个环境之间的联结,如学校和教师以父母的教育态度为媒介改变子女的性别角色;大系统包含上述三种系统之间的交互关系,对性别角色的影响表现为父母的价值观、社会习俗的规训等具有文化特色的因素对性别角色形成的塑造作用;长期系统则强调随时间流逝而发生的重大事件对个体性别角色的影响,如家庭中父母衰老、兄弟姐妹出生等(刘杰,孟会敏,2009)。

以上各层次的生态系统通过直接或间接的方式影响家庭环境进而影响子女的性别角色,换句话说,父母对子女性别角色发展的影响发生在多个层次的生态系统上。

6. 家庭因素与性别角色关系的实证研究

家庭因素是影响大学生性别角色发展的关键因素之一,不少学者从实证角度对家庭因素与大学生性别角色发展的相关关系进行研究,本文主要总结了三个家庭因素与性别角色的关系研究,以分析大学生性别角色形成的影响机制,分别是家庭教养方式、父亲在位和家庭结构。

6.1. 家庭教养方式与性别角色类型的关系研究

家庭教养方式的概念最早由Diana Baumrind (1966)提出,是指父母在抚养、教育儿童的活动过程中通常使用的方法和形式,是父母各种教养行为特征的概括(陈陈,2002)。家庭教养方式主要包括民主型、专制型和溺爱型三种,其中民主型家庭的父母对子女温暖理解、尊重子女,专制型家庭父母表现出对子女的控制支配,溺爱型家庭父母往往对子女溺爱、疏于管理(徐慧,张建新,张梅玲,2008)。

大学生性别角色的形成与其早年的家庭教养方式有关(罗敏,刘电芝,疏德明,2012)。刘电芝等人(2009)调查了27所高校的五千多名大学生,发现民主型教养方式下的个体双性化占比最高,而溺爱型和专制型教养方式下的大学生未分化占比最高。徐振华等人将大学生分为双性化、未分化和单性化(男性化、女性化)三组,并利用访谈法进一步比较了双性化和未分化被试,结果发现,双性化被试的父母更多采用民主型教养方式而未分化被试的父母则更倾向于采用专制型和溺爱型教养方式(徐振华等,2010)。卢勤(2010)调查六百多名大学生发现,双性化与父母温暖理解的教养方式呈正相关,而未分化与父母的温暖理解呈负相关,其中异性父母的教养方式对子女性别角色的影响更大。总的来说,未分化的形成与专制型和溺爱型的家庭教养方式有关,而双性化的形成与民主型的家庭教养方式有关。民主型教养方式的子女更容易形成双性化性别角色,原因可能有以下两点。(1) 民主型教养方式的父母提供更多的情感支持,使孩子有足够的安全感去探索不同的性别角色(Baumrind, 1991),并认同和模仿父母身上积极的两性特质(李霞,2010)。(2) 在人格发展上,父母的温暖理解对大学生的自尊自信具有积极影响,让他们更加客观的认识自己和外界(王欣,阮新,阮军,2004),有助于双性化人格的形成。

针对专制型和溺爱型教养方式的子女更容易形成未分化性别角色的结果,其原因可能是,在专制型家庭中,父母对子女采取拒绝否认、严厉惩罚的态度,对子女的管控过于严格,这使子女倾向于否定自己,不能很好地认同和学习父母身上积极的男性、女性特质(刘电芝等,2009李霞,2010),而在溺爱型家庭中,父母对子女的过度保护导致子女容易形成自私畏缩、缺乏主见的人格特点,也阻碍了子女性别角色的健康发展。

6.2. 父亲在位与性别角色的关系研究

父亲在位的概念最早由Krampe (2009)提出,是指子女对父亲教养的感知和体验。Krampe建构出一个父亲在位的动力学模型。此模型由四个同心圆组成,将个体的父亲在位分为四个维度,其中最核心的维度是孩子内心的父亲(包括子女对父亲的感知、内化了的对父亲的体验和父亲的形象),其次是子女与父亲之间的关系(子女对父亲的情感联结、母亲对父子关系的支持程度、子女感知的父亲参与度,以及父子间的身体互动)、家庭代际关系(此层面探讨了更广泛的家庭系统,包括母亲与其父亲的关系,以及父亲与其父亲的关系)、有关父亲的信念3个高阶维度。

父亲在位水平与大学生性别角色之间存在显著相关。有研究采用问卷法测量了大学生父亲在位水平和性别角色类型,发现父亲在位水平越高,被试在男性化和女性化两个分量表上的得分就越高,即更容易形成双性化的性别角色类型(蒲少华,卢宁,卢彦杰,2012)。具体表现为,(1) 在男性特质方面,与父亲较多的肢体互动、母亲对父子关系的支持、父亲与祖父的融洽关系、母亲与外祖父的亲密关系能促进个体形成领导力、组织力、理性等男性特质;(2) 在女性特质方面,良好的父母关系、母亲对父子关系的支持、子女对父亲影响的良好体验能促进个体形成大度、文静温柔、同理心等女性特质。

有研究还发现,父亲在孩子成长中的参与程度对其发展有着重要影响,在家庭教养中,父亲的参与为男孩的行为习惯的形成提供了基本的参考模式,同时也影响女孩的情感发展,能为女孩提供心理上的安全感(Bussey & Bandura, 1999)。赵蕴晗等调查发现,低水平的父亲在位会导致男孩表现出更少的男性特质,表现出做事被动、具有依赖性、避免参加挑战性活动等特点(赵蕴晗,陈发展,赵旭东,2014)。上述研究反映低水平的父亲在位会阻碍子女性别角色的形成和发展。

总的来说,个体的父亲在位水平越高,其较容易形成双性化性别角色。可能是因为高水平的父亲在位通常意味着父亲在家庭中承担了多样化的角色职责,更多地参与照顾家庭和子女教育等,这些多样化的角色榜样能够为子女提供丰富的性别角色示范,有助于子女确立自身性别角色倾向(董光恒,杨丽珠,邹萍,2006)。

6.3. 家庭结构与性别角色的关系研究

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导致中国家庭结构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有研究发现家庭结构变化可影响个体性别角色的形成(杨丽珠,董光恒,2005)。在研究家庭结构对性别角色的影响时,相关研究主要考察了独生和非独生子女家庭、单亲和非单亲家庭的作用。

6.3.1. 独生子女家庭与性别角色类型的关系研究

有研究调查了两百多名本科生,发现独生女和非独生女的性别角色类型有显著差异,而独生子和非独生子之间无显著差异,具体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独生女的双性化比例(24.5%)显著高于非独生女(12.5%);第二,独生女的未分化比例(20.4%)显著低于非独生女(37.5%),研究者认为这是由于独生家庭中的女大学生能得到更多物质和情感资源,更容易形成双性化性别角色(罗敏,刘电芝,疏德明,2012)。

贾凤芹等人对我国东、中、西部27所高校的四千九百多名大学生进行调查,进一步比较了独生子女与非独生子女群体的性别角色类型,结果发现独生子女的未分化比例(33.32%)高于非独生子女(28.41%),而双性化比例差异不明显(贾凤芹,刘电芝,2013)。两项研究结果不一致,可能原因有:(1) 调查区域不同:罗敏等人的研究反映了苏南地区大学生的性别角色,其结论更具典型性,而贾凤芹等人在全国范围内展开广泛调查,其结论的普适性更强。(2) 对象性别不同:罗敏等人的结果针对女大学生,贾凤芹等人则研究男女大学生,且男女比例基本持平。(3) 样本容量不同:贾凤芹等人的样本容量较大,样本代表性较好。

6.3.2. 单亲家庭与性别角色类型的关系研究

单亲家庭可影响子女性别角色类型的形成。蒋玉娜等人比较了对单亲家庭与非单亲家庭子女的性别角色类型,结果发现,非单亲家庭子女更容易形成未分化的性别角色类型,而单亲家庭子女有更大的概率表现出与自己生理性别相反的性别角色类型,即性别角色异性化或性别角色错乱,是指男性具有明显的女性特质,而女性表现出明显的男性特质(蒋玉娜等,2007)。具体表现为:非单亲家庭子女(50.90%)的未分化比例显著高于单亲家庭子女(24.20%);单亲家庭子女中性别角色异性化的比例(12.90%)显著多于非单亲家庭子女(4.8%)。可能原因是单亲家庭中,父母一方的缺失使子女缺少了对应性别的模仿对象,不能很好地认识性别角色的差异,更容易形成未分化性别角色或与实际性别相反的性别角色类型(蒋玉娜等,2007贾文萍,仇艳玲,2008)。

7. 讨论

7.1. 大学生性别角色类型分布的变化及原因分析

大学生在性别角色类型分布上表现出以下特征:整体上看,双性化和未分化的人群占比多于典型男性化和女性化群体。从发展变化上,近20年来,双性化和未分化比例波动上升,而典型男性化和女性化则呈下降趋势。

上述性别角色比率的变化情况可能与多元的性别角色观念有关。随着国际化的进程,欧美、日韩等国家的文化传入我国,其开放多元的性别角色观念使青少年对性别角色有了更开放包容的理解。在欧美、日韩的影视剧以及一些文学作品中,许多偶像成员的性别表现(比如装扮、关于性别认同的言论等)呈现多样化特征,包括强势女性、软弱男性等(王嘉慧,2016)。当青少年对这种多元化的性别表现产生理解和认同,并在现实生活中进行实践时,他们更可能形成双性化性别角色。

然而,这种多元的性别角色观念也可能会增加青少年对自我性别意识的认同难度,使得该群体在整合不同性别角色、确立自我的性别观念上出现延迟(彭训文,2018),在青春期时期表现出未分化的角色类型。此外,未分化比例表现出上升趋势,还可能是因为大部分学校更关注学生的学业成绩,对性别角色教育的重视程度不够,使学生大部分时间在学习书本知识,社会性发展相对落后,导致个体缺乏正确的性别角色引导(盖笑松,王晓宁,张婵,2009)。

7.2. 考察大学生性别角色类型对心理健康的作用路径

四种性别角色类型中,双性化群体的心理健康状况最好,男性化群体和女性化群体次之,未分化群体的心理健康状况最差,这表示男性和女性的典型性别特质对个体的心理健康状况均存在正面影响。

尽管国内研究普遍探讨了性别角色类型与心理健康之间的相关性,但大多数研究尚停留于表层分析,并未深入研究哪些具体的心理特质会对心理健康产生影响。未来的研究可结合具体的心理特质,揭示这些心理因素在不同性别角色组别与心理健康关系的作用。先前研究指出,双性化个体的情绪状态更积极,能够有效识别和调控情绪,更好地应对多种复杂情境,心理健康水平也更好(王红瑞,2005)。后续的实证研究可重视研究双性化群体与未分化群体在情绪调节上的组间差异,并分析该组间差异是如何与心理健康建立关联的。再者,从自尊的角度着手,双性化个体往往拥有较强的自尊心,自我评价更好,在与同伴交往过程中更受欢迎(李方强,郑寒芳,2002)。后续研究应进一步比较双性化群体与未分化群体在自尊水平上的差异,深入探讨其对心理健康的潜在影响。

7.3. 深入研究家庭因素对大学生性别角色类型的影响机理

民主型的家庭教养方式和高水平的父亲在位能够促进个体形成双性化性别角色类型,而专制型和溺爱型的教养方式会导致未分化性别角色的形成。尽管已有研究探讨了上述问题并对结果提供了一些解释,但较少有研究深入探讨其背后的原因,即上述与家庭有关的因素是如何影响个体性别角色的形成还不清楚。为了进一步揭示家庭教育因素对个体性别角色的作用机制,需(1) 结合多种研究方法,综合采用问卷调查、访谈等方法进行研究,深入研究民主型、专制型和溺爱型三种教养方式影响性别角色类型的作用路径。首先,通过问卷法大规模地收集数据,识别不同教养方式与性别角色类型之间的普遍关联。然后,基于问卷调查结果筛选出具有代表性的样本并对其进行半结构化访谈,通过补充个体早期养育经历的关键事件,以及相关的情境细节和情绪内容等,揭示青少年的性别角色类型形成过程中父母教养方式的影响,了解影响的方式、时间点、情景条件等。(2) 可以采用追踪研究的方法,结合父母与儿童青少年的双重视角,对多个对象进行长期观察并系统地收集数据,从而识别出各种教养方式如何影响性别角色的发展,并考察相关中间变量的作用,比如父母心理控制、自我概念等。通过上述研究方法和思路的改进,可有助于更全面地理解不同教养方式对性别角色类型形成的作用机制。

7.4. 家庭结构对大学生性别角色的影响及教育意义

(1) 在独生维度上,独生子女对性别角色影响的研究结果之间存在矛盾,即有研究认为发现非独生女更容易表现出未分化的性别角色(罗敏,刘电芝,疏德明,2012),其他研究则指出独生子女更容易出现未分化的情况(贾凤芹,刘电芝,2013)。这一冲突表明了独生维度对性别角色影响的复杂性。考虑到独生群体与非独生群体在家庭成员数量、经济水平、教育环境等其他因素上的较大差异,单独考察独生这一因素可能无法准确揭示出真实的作用情况。再者,这方面的研究目前还不多见。据此,未来研究可考虑① 提高样本量,利用大样本平衡上述无关变量的影响,揭示独生这一维度的影响。② 综合考虑其他相关变量的影响,如家庭成员的数量与成员构成、成长地域(城市或农村)的经济发展水平和文化特点等,揭示独生等多个因素对个体性别角色的协同影响。

(2) 在单亲维度上,国内对于单亲家庭对子女性别角色影响的研究总体较少,已有的少量研究结果发现,非单亲家庭子女更容易形成未分化的性别角色,而单亲家庭子女更容易表现出性别角色异性化(蒋玉娜等,2007)。这一结果与已有的观察经验存在不符合的部分。因此,单亲家庭对个体性别角色的影响仍然是一个需要持续考察的研究主题。在未来研究中,① 需要进一步考虑单亲状态的起始时间,青少年时期是个体性别角色形成的关键时期,如果父母中某一方在该时期间不参与或较少参与子女抚养,相比起完整参与或者在这一时期之后参与减少,前者可能会对性别角色的形成产生更为不利的影响。② 此外,相比家庭的物理状态,家庭的心理环境可能更为重要。根据已有研究结果,民主型的家庭教养方式被认为更有利于塑造个体的双性化性别角色类型,这表明,即使在单亲状态,如果父母的养育仍然在线,且能提供尊重平等的教养环境,那这可能是一种保护因素,能够弱化单亲环境的消极影响。

根据上述研究,独生和单亲这两种家庭结构有较大可能会对青春期个体的性别角色发展产生消极影响,如独生子女容易形成未分化性别角色,关注并促进这类孩子性别角色的发展尤为重要。据此,本文提出了以下建议。(1) 从学校角度上,可考虑在心理健康课中增加性别角色教育,向学生科普性别角色知识,帮助学生更好地理解自身的性别角色类型及表现。还可以开展相关的团辅活动,创建恰当的活动情境,促使学生在活动中体验双性的积极品质,帮助学生更好地形成和接纳自己的性别角色。(2) 从父母角度上,根据生态系统理论,父母与子女的交互对子女的性别角色有最直接的影响。在家庭教育中,父母要避免采用刻板的性别角色观念来规训孩子,尤其是对于那些性别角色异性化的个体,应尊重子女性别角色的发展,为他们提供自由探索不同性别角色的机会和情境,防止未分化性别角色的形成。(3) 此外,父亲参与也是一个重要因素,父亲首先需要认识和反思自己的性别角色观念、形成开放的、非传统的性别角色观念,为子女提供直接的榜样,帮助子女理解和接纳性别角色的多样性,从而促进子女双性化的性别角色形成(Kuo, Volling, & Gonzalez, 2018);在日常生活中,父亲可以通过分担家务、参与孩子教育和关爱活动等方式,展示性别角色的平等性;还可以通过实施如育婴假等家庭支持政策来提高家庭教育中的父亲参与程度,促使家庭中的男性更多地参与到子女的教育中(Ellingsæter & Kitterød, 2023)。

基金项目

本项目受到:江苏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项目(编号:23JYC011)和大学生性别角色分类现状及其家庭因素的影响研究(编号:202320324010z)的资助。

NOTES

*通讯作者。

参考文献

[1] 陈陈(2002). 家庭教养方式研究进程透视. 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 (6), 95-103, 109.
[2] 董光恒, 杨丽珠, 邹萍(2006). 父亲在儿童成长中的家庭角色与作用. 中国心理卫生杂志, 20(10), 689-691.
[3] 樊晓盼(2010). 大学生性别角色类型、自尊与人际交往能力的关系研究. 硕士学位论文, 石家庄: 河北师范大学.
[4] 盖笑松, 王晓宁, 张婵(2009). 走向双性化的性别角色教育. 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5), 227-231.
[5] 耿晓伟, 张峰(2012). 大学生性别角色与主观幸福感的关系: 自尊的中介作用. 心理与行为研究, 10(5), 384-388.
[6] 贾凤芹, 刘电芝(2013). 中国独生子女大学生性别角色特质分析. 中国学校卫生, 34(8), 943-944, 948.
[7] 贾文萍, 仇艳玲(2008). 单亲家庭儿童性别角色社会化不利因素浅析及培养对策. 法制与社会, (30), 229.
[8] 蒋玉娜, 李朝旭, 常文文, 杨晨, 石孟磊(2007). 单亲家庭及单亲家长性别对高中生性别角色定位的影响. 中国健康心理学杂志, 15(6), 544-546.
[9] 李方强, 郑寒芳(2002). 双性化人格理论及其对学校教育的启示. 东北师大学报, (4), 117-122.
[10] 李建伟(2006). 大学生性别角色分类及其与心理健康的相关性研究. 硕士学位论文, 济南: 山东大学.
[11] 李建伟, 于璐, 林怡(2009). 大学生性别角色类型与心理健康的相关性研究. 医学与社会, 22(10), 50-52.
[12] 李霞(2010). 江苏省中学生性别角色现状及其与家庭教养方式的关系研究. 硕士学位论文, 苏州: 苏州大学.
[13] 刘电芝, 徐振华, 刘金光, 张姣, 黄颀, 李宇青(2009). 当代大学生性别角色发展现状调查分析. 教育研究, 30(12), 41-46.
[14] 刘电芝, 黄会欣, 贾凤芹, 龚茜, 黄颀, 李霞(2011a). 新编大学生性别角色量表揭示性别角色变迁. 心理学报, 43(6), 639-649.
[15] 刘电芝, 余捷婷, 黄会欣(2011b). 大学生性别角色发展趋势与关键期. 中国学校卫生, 32(8), 936-938.
[16] 刘杰, 孟会敏(2009). 关于布郎芬布伦纳发展心理学生态系统理论. 中国健康心理学杂志, 17(2), 250-252.
[17] 卢勤(2010). 父母养育方式与大学生性别角色的关系. 中国学校卫生, 31(4), 423-425.
[18] 罗敏, 刘电芝, 疏德明(2012). 大学生性别角色类型和家庭教养方式的调查研究. 山东省团校学报(青少年研究), (5), 7-11.
[19] 彭训文(2018-08-13). 社会需要啥样的性别气质. 人民日报.
[20] 蒲少华, 卢宁, 卢彦杰(2012). 大学生父亲在位对性别角色发展的影响. 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9(6), 81-85.
[21] 钱铭怡, 张光健, 罗珊红, 张莘(2000). 大学生性别角色量表(CSRI)的编制. 心理学报, 32(1), 99-104.
[22] 王海英, 崔梦舒(2014). 个体性别角色形成中家庭因素的影响研究. 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 171-174.
[23] 王红瑞(2005). 大学生双性化人格特质与情绪状态的相关研究. 山东省青年管理干部学院学报, (1), 49-50.
[24] 王嘉慧(2016). 浅谈外来文化对我国青少年的影响. 亚太教育, (36), 273-274.
[25] 王欣, 阮新, 阮军(2004). 父母教养方式与大学生自尊的相关研究. 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 12(3), 309-310.
[26] 闻明晶(2006). 大学生的性别角色类型与心理健康的关系研究. 硕士学位论文, 长春: 东北师范大学.
[27] 徐慧, 张建新, 张梅玲(2008). 家庭教养方式对儿童社会化发展影响的研究综述. 心理科学, 31(4), 940-942, 959.
[28] 徐振华, 刘电芝, 黄颀, 刘金光, 张姣, 李宇青(2010). 大学生性别角色形成研究——双性化与未分化个案的对比. 心理科学, 33(1), 219-222.
[29] 许婵贞(2007). 大学生性别角色类型与自我价值感、主观幸福感的关系研究. 硕士学位论文, 广州: 华南师范大学.
[30] 杨丽珠, 董光恒(2005). 父亲缺失对儿童心理发展的影响. 心理科学进展, 13(3), 260-266.
[31] 杨玲, 王雄雄(2005). 大学生性别角色与心理健康水平关系的研究. 高等理科教育, (5), 23-27, 64.
[32] 杨甜(2022). 性别角色未分化人群的情绪易感性研究. 硕士学位论文, 深圳: 深圳大学.
[33] 赵蕴晗, 陈发展, 赵旭东(2014). 父亲缺失影响的研究现状及展望. 国际精神病学杂志, 41(2), 112-115.
[34] Baumrind, D. (1991). The Influence of Parenting Style on Adolescent Competence and Substance Use. The Journal of Early Adolescence, 11, 56-95.
https://doi.org/10.1177/0272431691111004
[35] Baumrind, D. (1966). Effects of Authoritative Parental Control on Child Behavior. Child Development, 37, 887-907.
https://doi.org/10.2307/1126611
[36] Bussey, K., & Bandura, A. (1999). Social Cognitive Theory of Gender Development and Differentiation. Psychological Review, 106, 676-713.
https://doi.org/10.1037/0033-295x.106.4.676
[37] Ellingsæter, A. L., & Kitterød, R. H. (2023). Enabling Family Policies, Changing Gender Norms: Increasing Childcare and Housework among Norwegian Fathers from 1980-2010. Journal of Family Studies, 29, 2491-2508.
https://doi.org/10.1080/13229400.2023.2179524
[38] Krampe, E. M. (2009). When Is the Father Really There? A Conceptual Reformulation of Father Presence. Journal of Family Issues, 30, 875-897.
https://doi.org/10.1177/0192513X08331008
[39] Kuo, P. X., Volling, B. L., & Gonzalez, R. (2018). Gender Role Beliefs, Work-Family Conflict, and Father Involvement after the Birth of a Second Child. Psychology of Men & Masculinity, 19, 243-256.
https://doi.org/10.1037/men0000101
[40] Lam, C. B., & McBride-Chang, C. A. (2007). Resilience in Young Adulthood: The Moderating Influences of Gender-Related Personality Traits and Coping Flexibility. Sex Roles, 56, 159-172.
https://doi.org/10.1007/s11199-006-9159-z
[41] Pleck, J. (1984). The Theory of Male Role Identity: Its Rise and Fall (pp. 205-225).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