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程度的加深，“银发经济”已成为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乡村旅游作为乡村振兴的重要载体，其康养与休闲功能的开发对满足老年人健康需求、促进城乡融合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该文通过文献分析，系统梳理了当前乡村康养旅游的发展现状，指出其在政策协同、产品创新、人才供给、技术应用及利益协调等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并提出加强顶层设计、优化业态布局、完善人才培养体系、深化科技赋能及构建利益共享机制等对策。研究为乡村康养旅游的高质量发展、应对人口老龄化提供了理论参考，助力“银发经济”与乡村振兴的深度融合。
Abstract: With the deepening of population aging in China, the “Silver Economy”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force in driving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Rural tourism, as an important vehicle for rural revitalization, holds significant importance for meeting the health needs of the elderly and promoting integrated urban-rural development through the development of its health and wellness functions. This paper systematically reviews the current development status of rural health and wellness tourism through literature analysis, identifies prominent issues in policy coordination, product innovation, talent supply, technology application, and interest coordination, and proposes countermeasures such as strengthening top-level design, optimizing industry layout, improving talent training systems, deepening technological empowerment, and building interest-sharing mechanisms. The study provides theoretical references for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rural health and wellness tourism and the integration of the “Silver Economy” with rural revitalization in response to population aging.
1. 引言
近年来，中国老龄化程度持续加深，60岁及以上人口占比已超20%，老年群体对健康、休闲与精神文化的需求显著升级。在此背景下，乡村康养旅游凭借其独特的资源禀赋与功能定位，逐步从边缘业态跃升为“银发经济”与乡村振兴战略的关键交汇点。2023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高度关注“银发经济”，并把“发展银发经济”作为2024年的重点经济工作之一，为适应经济新要求和应对人口新形势提出了化解思路。2024年1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发展银发经济增进老年人福祉的意见》[1]。这是国家层面首次出台以“银发经济”为主题的专项政策，体现了管理部门对发展银发经济的高度重视。此外，《“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明确倡导“健康 + 旅游”融合模式，这一模式通过重构城乡关系，推动医疗、文化、技术等资源向乡村延伸，不仅缓解了城市养老设施的压力，更在乡土社会中构建起“老有所养、老有所乐、老有所为”的实践样本，彰显了老龄化社会背景下“积极老龄观”的落地价值。然而，乡村康养旅游的实践仍面临多重结构性矛盾，亟待通过系统性改革与创新突破。
2. 乡村康养旅游发展现状
2.1. 乡村康养旅游发展模式
当前，乡村康养旅游已形成多维度、跨领域的融合发展模式，其核心逻辑在于依托乡村资源禀赋，通过“农业+”“文化+”“生态+”等路径实现产业增值。在自然资源驱动型模式中，森林、温泉、田园等生态要素成为康养载体，例如浙江丽水通过森林步道、山居民宿构建“森呼吸”疗愈体系；文化赋能型模式则聚焦非遗、民俗、中医药等传统资源，如无锡拈花湾以禅文化为核心，将禅修体验与健康管理深度融合，打造沉浸式文化康养目的地。此外，“医疗 + 康养”模式逐渐兴起，部分乡村通过引入中医理疗、温泉康复等专业服务，构建“旅居 + 疗养”一体化平台。值得注意的是，政策引导下的城乡要素流动为模式创新注入活力，社会资本通过整村开发、闲置农房改造等方式参与项目，而地方政府则通过土地流转优惠、财政补贴等举措降低投资门槛，推动康养旅游从单一业态向“吃住行游购娱养”全链条延伸。
2.2. 乡村康养旅游发展成效
乡村康养旅游的崛起正重构农村地区的经济与社会发展格局。从经济转型角度看，该产业通过纵向延伸产业链与横向创新价值增值点，成为县域经济突破增长瓶颈的关键抓手。典型实践表明：河南鄢陵依托花卉苗木产业集群，创造性嫁接生态观光与康养旅居功能，形成“以花为媒、康养赋能”的产城融合模式，不仅实现本地劳动力就地转化就业，更通过差异化服务吸引高净值城市客群；四川洪雅七里坪则借力森林资源禀赋，构建“康养 + 文旅 + 地产”三位一体产业矩阵，其特色健康管理中心与定制化休闲项目，显著提升了资源溢价能力。社会效益方面，康养旅游催化城乡要素双向流动新范式——城市银发群体向乡村迁移不仅缓解了都市养老设施超载压力，更倒逼农村基建快速升级。文化维度上，传统技艺借助场景化开发焕发活力：皖南地区将非遗竹编工艺融入康养民宿设计，鲁西南通过中医理疗工坊实现古籍验方活态传承，而诸如“乡村记忆馆”“康养文化节”等公共空间营造，则重塑了社区文化认同机制。
3. “银发经济”下乡村康养旅游发展存在的问题
3.1. 政策协同不足，落地效果受限
当前乡村康养旅游政策体系面临“顶层设计”与“基层实践”的结构性错配[2]。具体表现为：纵向治理层面，中央专项扶持政策与地方实施细则存在执行温差，文旅部门主导的产业规划与卫健系统的康养标准常出现指标冲突；横向协作层面，土地审批涉及自然资源、住建等多部门联审，但因数据共享机制缺失，项目平均审批周期变长。政策红利转化率低更具象体现在：某些乡县康养项目虽享有税收减免，但因地方财政配套滞后，实际优惠覆盖率太低。更深层矛盾在于政策工具创新不足——超过半数的地方文件仍采用“鼓励支持”等模糊表述，缺乏如“用地指标弹性供给”“康养人才定向培养”等可操作条款，导致市场主体陷入“政策看得见、红利摸不着”的困境。
3.2. 产品同质化严重，文化内涵挖掘不足
乡村康养旅游陷入低水平重复建设怪圈，产品供给呈现“三多三少”特征：温泉疗养类同质项目多，文化IP深度开发少[3]；标准化农家乐多，定制化康养套餐少；硬件设施投入多，服务体验设计少。即便在非遗资源富集区，产品开发仍停留于表象嫁接——黔东南某苗寨将传统蜡染简化为游客拍照背景板，未将其纹样符号转化为康养叙事元素；冀北某中药基地的药膳体验仅机械复刻古籍配方，未结合亚健康调理需求进行科学配比创新。这种“文化资源符号化”开发现象，导致目标客群停留时间较标杆项目缩短。
3.3. 专业人才匮乏，服务质量参差不齐
乡村康养旅游的可持续发展亟需“康养 + 旅游 + 医疗”复合型人才支撑，但是当前的从业人员普遍专业化水平不高、职业认同感不高、流动性较高。经调查来看，大多数从业人员是当地村民，仅接受过基础培训，在健康管理、急救措施等方面存在明显短板。高等教育体系也没有及时响应乡村康养产业的需求，并且相关专业设置滞后，校企合作仍是形式阶段，从而出现人才供给与市场需求脱节问题。此外，没有相关职业晋升通道和激励机制，使得人才流失问题进一步加重，限制了服务质量的提升。
3.4. 科技赋能不足，智慧康养体系缺失
数字化技术的应用在农村康养领域不高。一方面，智能健康监测设备、远程医疗平台等基础设施覆盖率较低，适应老年群体的技术改造尚未普及，老年人面临“不会用、不敢用”的技术壁垒[4]；另一方面，当前的智慧康养系统功能单一，仍是简单的基础信息查询服务，没有将健康数据管理、紧急救援、个性化服务推荐等实用功能进行整合。这种技术应用的滞后不仅降低了服务效率，还使得城乡康养资源的差距扩大，农村难以满足城市老年人的康养需求。
3.5. 利益分配不均，社区参与度低
社会资本介入乡村康养旅游开发的过程中，暴露出利益分配机制的深层结构性矛盾[5]。部分投资主体采取“契约化土地流转 + 专业化托管运营”模式，虽在法律层面确保土地经营权让渡的合规性，但村民群体仅能通过固定租金获取初级生产要素价值，无法参与品牌溢价、资产增值等次级收益分配，形成“资本增值独占性”与“在地权益边缘化”的二元对立格局。此外，开发强度的失控引发多维负外部性效应：生态维度，森林康养项目过度追求住宿承载力扩张，突破区域生态阈值导致生物多样性受损；文化维度，商业化展演导致乡土文化景观的符号异化，消解地方性知识体系的真实性。此类矛盾触发社区主体的疏离情绪，表现为参与意愿递减、传统知识系统抵制等非正式治理抵抗，最终阻碍康养旅游与乡村社会肌理的有机嵌合。这种治理张力揭示出现代化进程中资本逻辑与乡土秩序的价值冲突，亟待通过制度创新实现发展范式转型。
4. “银发经济”下乡村康养旅游发展对策建议
4.1. 强化顶层设计，完善政策协同机制
破解制度性执行障碍需从治理体系的系统性设计切入，建立跨层级协作网络与多部门联动框架。省级行政主体可设立康养产业统筹机构，整合文旅部门的文化资源管理职能、卫健系统的健康服务标准以及农业农村板块的生态保护要求，形成涵盖土地流转创新、财税激励工具、金融支持方案的政策集成体系。可参考国际成熟经验，将康养旅居服务纳入社会保障框架，通过定向财政激励引导社会资本参与长期护理服务供给[6]。在地方实践层面，需编制操作性实施指南，明确项目准入的负面清单与正向激励目录，对民宿业态升级、混合用地审批等高频事项实施流程再造。针对基础设施薄弱的乡村区域，可建立“政策服务响应站”，采取“线下专员驻点 + 线上智能推送”的双轨服务模式，确保制度红利穿透行政层级直达基层单元。
4.2. 深挖文化资源，推动产品创新
乡村康养旅游的差异化竞争策略根植于文化资源的创造性转化能力。需以地方性知识体系为基底，对传统手工艺、民间医疗智慧、岁时礼仪等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系统性编码，构建“文化符号价值—康养体验产品”的转化机制[7]。实践层面，禅意康养可突破视觉景观的浅层展示，通过开发禅学研修营、茶道精神疗愈课程等深度参与项目，实现宗教哲学思想向现代健康干预技术的范式转换；中医药康养应融合精准医学理念，建立涵盖体质辨识、节气食疗、经络调理的立体服务体系，推动传统诊疗智慧与现代健康管理的有机衔接。针对不同老年群体需求，可设计“文化主题微旅居”产品矩阵，例如为摄影爱好者定制“银发乡土影像记录之旅”，将自然景观拍摄与村落口述史采集结合，通过沉浸式体验强化情感共鸣与消费粘性。
4.3. 构建人才培养体系，提升服务专业化
应对人才结构性短缺问题，需构建“智力引进–能力培育–本土深耕”三位一体的系统性解决方案。在高等教育体系改革领域，应推动康养服务与管理学科同医疗健康、文化旅游等领域的交叉融合，在高等院校开设康养产业创新实验班[8]，实施双导师联合培养机制——由学术界专家与产业界资深从业者共同担任导师，并与行业龙头企业合作建立产学研协同创新基地。针对职业能力提升需求，建议构建覆盖初级护理员至高级健康管理师的分层资质认证框架，将老年心理疏导技术、应急救护处置能力等纳入职业技能认证核心指标，同时建立以五年为周期的强制性技能迭代培训制度。在人才激励方面，可通过差异化税收减免政策提升康养岗位吸引力，对重点岗位实施定向配给人才安居保障住房，并通过设立“金梧桐”康养服务卓越贡献奖等荣誉评价体系，强化从业者的职业价值归属感。对于乡村本土人力资源开发，应启动“新乡贤振兴计划”，遴选具备实践经验的乡村骨干参与国际康养管理研修项目，着力培养既深谙地方文化脉络，又精通现代康养服务技术的复合型人才队伍，实现人才培育与地方发展的深度嵌合。
4.4. 深化科技赋能，建设智慧康养平台
技术驱动的数字化转型成为优化服务资源配置、提升运营效能的核心突破口。在硬件方面，需加速推进适老化智能终端设备的场景化应用，重点部署集成语音交互功能的可穿戴健康监测装置、智能环境感知跌倒预警系统等设施，通过简化操作界面与交互逻辑降低老年群体的技术适应壁垒。在数字化服务体系建设层面，可构建覆盖县域层级的智慧康养综合管理平台，集成医疗资源预约、电子健康档案管理、突发应急响应等核心功能模块，同步打通与城市优质医疗机构的远程诊疗数据接口，实现城乡医疗资源的动态互补与协同联动。针对技术接纳度差异引发的数字鸿沟现象，需构建代际互助机制，通过组织青年志愿者开展“技术入户”行动，系统性提升老年群体智能设备操作能力；在康养服务机构内设立专职技术岗位，提供全方位的数字应用指导服务。此外，依托大数据分析技术对老年消费行为特征进行深度挖掘，可建立需求导向的精准供给模型，例如给慢性病患者提供定制化的健康膳食方案，或依据文化偏好图谱定向推送非遗手作体验活动，实现服务供给的动态优化与价值增值。
4.5. 创新利益联结机制，促进社区共建
乡村康养旅游的可持续发展应以社区主体为核心，通过相关制度保证多方利益者的共同参与。在资本要素初入阶段，重点探索“企业 + 合作社 + 农户”的形式，借助土地资源资本化、劳务价值显性化等，构建包含股权配置、收益共享的多元化分配体系。以森林康养为例，可以通过将碳汇增量、生物多样性保护等外部效益内部化，使村民在承担森林管护责任的同时获得生态补偿收益，实现经济价值的有效转化。在治理层面，需建立“政–企–农”三位一体的决策架构，通过设立常态化的民主协商平台，赋予村民对一些基础项目的参与权，从而限制资本的过度开发。同时，从康养旅游收益中划拨出一定资金，用于文化遗产的传承和维护——包括传统民居修复技术、乡土技艺人才培育等，促进文化资本的有效转化。
5. 结语
乡村康养旅游是“银发经济”与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交汇点。未来需进一步强化政策落实，推动产品、技术、人才与利益分配等方面的协同创新，构建城乡互惠的康养服务体系。同时，要关注老年群体需求变化，探索“康养 + 教育”“康养 + 金融”等新业态，助力农村经济高质量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