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自五四以来，西方思想大量流入中国，引起了广大知识分子对民主与科学精神的呼吁，给中国思想界带来了巨大的冲击。面对中国传统哲学思想的现代转型的困境，牟宗三先生试图从中国的哲学思想出发，从道德主体中开出认知主体，实现“良知”、“科学”与“民主”的统一。但是这一理论的论证与实现皆存在许多困难，因此还需进一步的分析和发展。
2. “坎陷”概念的起源
“坎陷”出自《周易》，原文为“坎，陷也”，“陷，高下也”，基本意义为陷为险，取象为水，“陷”即是向下的意思。牟宗三先生对这一概念给出的英文是self-negation。根据杨泽波的考察，牟宗三先生“坎陷”概念的提出时间为20世纪40年代末。它有三个基本含义：“让开一步”、“下降凝聚”和“摄智归仁”[1]。“让开一步”是就道德的自我否定而言；“下降凝聚”是就道德的发展方向来说的。牟宗三先生认同中国文化的价值地位[2]，他把中西文化系统的差异归结为“道德”与“认知”的偏重不同，他坚守的仍然是儒家的道德理想主义。所以，道德要开出民主和科学需要向下发展，而不是向上发展；“摄智归仁”与牟宗三先生对中西文化特点的区分有关。“仁”是中国文化系统中的核心范畴，“智”是西方文化中的重心，“道德”与“科学”、“民主”分属于这两个范畴，他要做的就是由“智的直觉”开显出“道德主体”，进而坎陷出“认知主体”，形成一个纵深的逻辑论证体系。
在《王阳明致良知教》第三章中，牟宗三先生区分了两个宇宙：行为之宇宙、知识之宇宙，认为前者无法涵盖后者，所以必须通过一个中介，即“坎陷”，来确保客观知识的形成。此外，牟宗三先生还区分了两种不同的知：认知和良知，“坎陷”是两者之间转化的中介；在《认识心批判》中，牟宗三先生的“坎陷”思想有了更深层的含义。在认识论的范围之外，牟宗三先生还提出了超越形上学之辩证，即道德实践中之辩证；在外王三书中，“坎陷”概念得到了极大的重视，牟宗三先生将其明确应用于科学和民主问题；在《道德的理想主义》中，“坎陷”概念的内涵更加丰富。牟宗三先生在书中分析了儒家学术的发展过程，用“坎陷至极，觉悟乃彻”来形容宋初儒学的复兴。在这里，“坎陷”意为堕落、下沉之意，超出了认识论的范畴；此后，在《辟共产主义者的〈实践论〉》《秦之发展与申韩》，以及《理性之运用表现与架构表现》等文章中，牟宗三先生由精神发展曲折讲坎陷、外用、冷静等，丰富了“坎陷”概念的内涵，使之逐渐成熟。
3. “良知坎陷说”的提出
牟宗三先生以“反省中国之文化生命，以重开中国哲学之途径”为志向，在吸收康德形而上学精髓的基础上，结合佛教“一心开二门”的思维方式，提出了“良知坎陷说”。
3.1. 对康德启蒙理性的发展
“良知坎陷说”的提出与康德构建的形而上学有紧密关联。康德的启蒙即是要展现出人类健全的理性[3]，让理性独立提出、思考问题，而不是受制于经验。牟宗三先生沿着康德开启的这一哲学理路解决人类理性的问题，致力于实现儒者更大的人文精神理想(生活)。他把人类理性的问题归结为文化问题，而文化的疏通需要一挺立的主体，即价值主体。对价值主体的透显需要回溯到德性之源，即纯批判哲学的思路[4]。按照牟宗三先生的弟子林安梧的说法，牟宗三先生提出的“良知坎陷说”是在人的自觉性、能动性和主体性的基础说的，属于“理论的次序”。牟宗三先生认为，“良知”不只是单一的“道德实践的主体”，也应自觉为一“政治的主体”、“认识的主体”及“实用技术的活动之主体”[5]。之所以要用“良知”坎陷出民主和科学，是防止民主与科学脱离人的理性生命后随时堕落。此外，牟宗三先生提出“三统”并建论，认为“良知”不仅可以延续“道统”，还可以开出“学统”和“政统”。“良知”的表现形态即是“理性的运用表现”，精神则是“综合地尽理之精神”[6]。“良知”要开出“学统”和“政统”必须做出自我坎陷。在这个过程中，“良知”的形态转变为“理性的架构表现”，精神转变为“分解的尽理之精神”。实践理性通过一“曲折”变为了思辨理性，“学统”和“政统”在此建立。
3.2. 对“一心二门”思维方式的传承
“良知坎陷论”的构建遵循了“以内圣之道启迪并塑造新外王之治”的理论架构，植根于佛教哲学中的“一心二门”的思维方式。“一心二门”作为“良知坎陷说”的理论基础，旨在通过内心世界的双重面向——即心真如门与心生灭门的分殊与统一，来实现“内圣”向“新外王”的转化。在此框架下，“良知坎陷”的概念可类比于《大乘起信论》所阐述的“因熏习镜”，意指真实不虚之心能如实映照世间万象，无所遗漏。李存山在其研究中指出，“一心二门”的核心在于一心具二门，一乃心之真如本体，恒常不变；二则心生灭流转，万法由此生灭[7]。牟宗三先生进一步发挥此说，提出“良知坎陷说”的存有论架构，即一自由无限之心同时开启本体界(超越层面)与现象界(经验层面)。此“自由无限心”作为本体，具备双重功能：“经用”意味着在智的直觉中，万物皆以其本然状态自在存在；而“权用”则是指此心通过自我坎陷，转化为知性能力，使万物成为认知的对象。正是通过这一“自我坎陷”的过程，牟宗三先生认为良知能够开辟出科学与民主的新领域，实现了传统哲学智慧与现代社会需求的巧妙结合。这一过程不仅深化了对良知本质的理解，也为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型提供了深刻的哲学依据。
4. “良知坎陷说”的发展历程
“良知坎陷说”的提出最早在20世纪50年代之前。在《王阳明致良知教》一书中，“良知坎陷说”首次出现，并展现出内在化的发展趋势，但是缺少对“坎陷”的具体过程的描述[8]。此后，对“良知坎陷说”的论述不断丰富发展。至20世纪50年代中期，牟宗三先生将儒家内圣外王的传统思想路径贯穿到“良知坎陷说”中，将其应用于民主与科学。在此发展阶段内，牟宗三先生肯定了科学与民主的基本价值，继承了儒家“内圣外王”的理论模式，高扬了儒家的道德理想主义。在1968年的《心体与性体》中，这种“内圣–外王”的理论模式变为“存在之理–形构之理”的区分，“坎陷说”从现实层面向形而上学的理论层面过渡。在《心体与性体》中，牟宗三先生区分了“存在之理”和“形构之理”两个概念，它们分别属于存有论和知识论，并指出中国传统哲学由于缺少“形构之理”未能发展出“形构之理”。因此，要通过“存在之理”的曲折形成“形构之理”。但对于“存在之理”曲折的具体过程，牟宗三先生并没有作出具体论证。此后，在1969年出版的第三卷中，“坎陷说”开始逐渐向主体回归。在这个时期，牟宗三先生沿用了中国传统哲学中的体用范畴，以仁为体，以智为用，并在孔子“仁”的概念与孟子“是非之心”的概念的基础上提出了以“仁心觉情”收敛“智相”的观点。“仁心觉情”通过两重体用关系，经历了两次“收敛”变为“智相”：第一重体用关系发生在道德内部，由“仁心觉情”收敛为“道德上的是非之心”；第二重体用关系发生在道德与知识理性之间，由“道德上的是非之心”收敛为“纯知识的是非之心”。这一阶段的“坎陷说”较为完整地描述了“仁体”与“智用”之间的关系及其发生过程，但是仍然遵循“中体西用”的模式，以“仁体性情”为出发点，没有跳出儒家的这一完满性的前提，自然也不能充分证明“坎陷”的合理性。最后，在1975年的《现象与物自体》中，牟宗三先生的“良知坎陷说”理论化得到了较大的发展。此时他的思想已经融通了佛学和康德的形而上学。在此基础上，他提出“两层存有论”，对本体界和现象界做出了区分。牟宗三先生认为“自由无限心”(智的直觉)，它开显出作为道德主体的“知体明觉”，“知体明觉”要实现自身，就需要在感应中呈现，产生“执”，即通过自我否定形成现象。从牟宗三先生的论述可以看出，此时他的理路相对于之前已经更加清晰，论证过程也更加严谨。他的“良知坎陷说”已经不再局限于道德与知识之间的关系，而是上升到了存有论的境界。他融合了宋明理学的心性论与康德的知识论、形而上学，使中国文化中产生了科学理性。至此，牟宗三先生的“良知坎陷说”已经高度理论化、形上化。
5. “良知坎陷说”的时代价值
对于“良知坎陷说”的意义的考察，需要回溯到特定的时代背景中。在19~20世纪这个特殊的历史阶段内，西方文化强势入侵，冲击了中国原有的文化和思想。新文化运动引发了书面语言的变革，随之而来的是传统的文化–心理结构的动摇[9]。在这个时期内爆发了“科玄论战”，形成了科学派和玄学派的对峙局面，并最终以前者的胜利而告终。伴随着这种对传统文化的贬斥心态，中国文化的现代性发展进程十分缓慢。面对中国传统文化如何与现代性接轨的问题，牟宗三先生等在20世纪中期提出儒家三期发展理论，提出儒家发展第三期的文化使命是“三统并建”，致力于从中国文化本身开出一直以来缺失的民主与科学，这对于中国文化来说无疑是一次重生的机会。牟宗三先生被誉为“王阳明以后继承熊十力理路而足以代表近代到现代的中国哲学水平的第一人”。他站在中国文化自身的角度，对中西文化两个不同的系统分别区分为“综合的尽理精神”、“理性之运用的表现”与“分解的尽理之精神”、“理性之架构的表现”。这种差异使得科学与民主没有出现在中国文化中，而是出现在了西方文化中。由于科学与民主并非中国文化所本有，我们要想开出科学和民主就必须走“曲折”的路，即“坎陷”，这就回到了刚开始所说的“让开一步”、“下降凝聚”。在《政道与治道》中，牟宗三先生分别分析了道德理性与科学知识、民主政治的关系。他肯定了科学与政治的独立性，指出道德与科学的关系是“以曲通而明”；道德与政治的关系是“政体之出现就是一个最高的或最大的道德价值之实现”。牟宗三先生在提倡道德与民主、科学内在统一的同时，承认科学与民主的独立性，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此外，在良知“坎陷”科学和民主的同时，牟宗三先生也重视道德对于科学的约束作用，这也是他为什么提出“摄智归仁”的观点。从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看到，牟宗三先生的“良知坎陷说”包含了牟宗三先生对于道德与知识、内圣与外王等多种关系的思考，对于儒家文化的现代转型有着重要价值，是将儒家传统的道德论与西方近代民主与科学知识进行结合的一次重要尝试。
以上是就“良知坎陷说”在中国传统文化转型中的作用来说，我们需要在此基础上追问一个问题：“良知坎陷说”在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建设中能发挥什么样的价值？笔者认为“良知坎陷说”对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建设的意义有以下两点：
与五四运动以来对中国文化的贬斥态度不同，牟宗三先生以平和冷静的态度反思了中国文化的特质，坚持“不崇外，不诋内”的态度，将科学与民主视为“共有之物”，而非西方独有，对于突破中西“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发展本民族的文化精神是至关重要的。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建设，首先需要的就是立足本民族文化之根，然后在吸收外来文化精华的基础上实现本民族文化的创造性发展。牟宗三先生的“良知坎陷说”试图实现道德理性与知识理性内在的、终极意义上的统一，具有重大的理论价值。他试图从中国传统文化内部出发，通过道德理性的自我否定开出科学和民主，符合文化现代性建设的基本思路，值得我们共同学习和探讨。
从文化现代化发展自身来看，理性精神作为文化现代性的一个重要标志[10]，促进了民主与科学的发展。牟宗三先生指出中国文化生命中缺少知识层面的理性，因此未能开出科学和民主，并提出“良知坎陷说”，从本民族文化出发探索民主与科学的道路。他在开拓民族文化的外部视角的同时保留了本民族文化的特质，并赋予了中国文化以新的内涵，有利于中国文化的现代化形态的构建。同时，牟宗三先生的“良知坎陷说”也是对中西文化精神进行结合的一次重要尝试。他强调理性精神的重要性，并将其融入到中国文化的本根中，有助于创造出与时俱进的文化精神。在文化发展的全球化背景下，一味的坚守本民族的文化已经不能适应时代的发展和进步，只有在立足本民族文化生命之根的基础上，广泛吸收其他先进文化的精髓，创造出传统文化的新形态，才能在世界文化之林中拥有自己的一席之地。同样，贬低或拒斥自身的文化传统，以“西”为“先进”，容易陷入模仿和跟随的境地，失去文化自信和文化发展的方向，最后走向本民族文化的虚无主义。随着“中国自主知识体系”概念的提出，如何提出中国文化中的原创性、标识性概念成为一个重要的时代课题。抛开“良知坎陷说”的文化保守主义立场和具体实现过程的缺失等方面不谈，“良知坎陷说”应当属于对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有意义的创新型理论。
6. “良知坎陷说”的局限性
6.1. 本体论层面的局限性
中国传统哲学的特点是“道德压倒知识”[11]，泛道德论阻碍了传统文化的进一步发展，因此迟迟未能开出近代科学的发展道路。宋明理学把“天理”、“良知”等作为世界的本原，并与“性”结合，构建心性本体论，形成了泛道德论的形态。王廷相曾反省过文化发展出现的问题，指出天、地、人、物、幽、明各有其理，世儒所说“一理”乃是偏执一方，遗漏了世间万理。王夫之对于《易传》中“继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的解释也可以看出文化反思的意味。他认为“阴阳之相继也善，其未相继也不可谓之善”，即是说“道之可有而且无者多矣”。张岱年先生在30年代提出了“一本多级”论，他把“理”二分为“普遍的理”和“特殊事物的理”，认为“未有生物则无生物之理，未有人类则无人伦之理”[12]。这种“以物为本”的思想颠覆了传统的“以心为本”的泛道德论，与中国传统的“万有众象皆属实在”是一致的。把道德的“理”或“心”从世界的本原还原为人类社会的特殊之理，是中国哲学从泛道德论形态转入现代形态的一个关键。
牟宗三先生的“良知坎陷说”沿着“德性开出知识”的理论路径开展，强调“道德的优先性”，没有跳出传统道德论的局限，在本体论层面依然延续了儒家的泛道德论传统。此外，牟宗三先生的“良知坎陷说”存在理论前提上的缺失。首先，为什么认知主体要通过道德主体“坎陷”出来？道德主体与认知主体本属于不同的领域，道德主体与认知主体的偏向不同，前者属于主观的价值层面，偏向的是个体修养和社会伦理，而后者属于客观的知识层面，包含的是科学、数学和逻辑。两者的属性和发生机制存在很大的差异，因此它们彼此之间的转化显得非常困难且没有必要；其次，“良知”怎么开出“科学”和“民主”？“良知坎陷说”本质上还是坚持“道德本位”或“价值优先”的立场，偏向“价值主体”的挺立，因此很难真的体现科学精神，开出独立的认知主体，并且在具体实践过程中存在一定的困难。
6.2. 方法论的局限性
6.2.1. 反传统的“自然二分法”
中国传统哲学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否认现象与本体相分离的“自然二分”，强调体用一源。牟宗三先生主张由一“自由无限心”开出“两层存有论”，将本体界与现象界二分，遵循“以心为本”的思维模式，无疑受到了佛教思想的影响。从儒家思想的发展历程来看，不论是孔子的仁学、孟子的心性论还是张载的“大心说”、二程的道论等，无一不承认现象的真实性，这也是儒家的入世精神经久不衰、中国传统文化没有陷入宗教一途的重要原因。牟宗三先生对“道德主体”(知体明觉)和“认知主体”(识心之执)的区分与儒家的思想传统之间有较大的差异。
6.2.2. “三统并建”的困难性
“三统并建”理论本身具有矛盾性。虽然牟宗三先生提倡从良知中开出科学知识以建立“学统”，给予了科学知识以一定地位。但是，他在《政道与治道》中又提到中国没有出现科学是“超过的不能”，而不是“不及的不能”。在《现象与物自体》中，牟宗三先生认为只有良知的“呈现”和“朗照”才是“真谛”，而科学真理是“俗谛性的真理”[13]。这反映出牟宗三先生自身理论的矛盾之处。一方面，他看到了中国传统思想中缺乏科学与民主精神，所以提出“良知坎陷说”以弥补这一缺失；另一方面，他提出的“良知坎陷说”的根本立场仍然是道德本位主义，他主张科学由良知“坎陷”出来，把科学知识归结为“现象界的存有”，没有给予科学知识与真理以恰当的解释，难以真正实现传统哲学的现代性发展。
7. 结语
“良知坎陷说”的提出可以看作是“新儒学”发展的一个逻辑归结。虽然牟宗三先生在认识主体与认识对象的生成方面的论证存在一些缺失和问题，但是他连接了存有论与认识论，在贯通中西哲学思想方面挖掘出了新的深度。“良知坎陷说”的提出为儒学的现代转型与发展提供了新的可能性，它在划分事实与价值两个世界的基础上对其进行了融通，为我们当今的文化建设提供了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