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绪论
人工智能技术的迅速发展正在重塑劳动与休闲的传统边界。一方面，智能化生产似乎为实现高兹所期待的劳动解放创造了技术条件；另一方面，数字经济却带来了新的异化形式。“永远在线”的工作状态与算法驱动的注意力经济正在侵蚀人们的休闲时间，而数字鸿沟则进一步加剧了休闲资源分配的不平等。
本研究基于高兹后工业社会主义理论和生态社会主义理论，探讨数字时代下休闲异化的新特征及其可能的解放路径，特别关注中国语境下数字经济的独特性，及高兹休闲观对当前数字环境下休闲重构的启示。
文献综述
安德烈·高兹(André Gorz)作为后工业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代表，其思想长期受到学术界的关注。然而，现有研究主要集中在高兹的劳动解放思想与生态社会主义理论，而对其休闲观的探讨仍显不足。
首先，高兹的劳动解放理论是其研究的核心。高兹在《告别无产阶级》(Farewell to the Working Class, 1982)中提出，通过缩短劳动时间和实现“多元活动社会”，人类可以从异化劳动中解放出来，重建自主性。然而，关于“多元活动”如何具体体现在休闲实践中的讨论较为稀缺。例如，王怡晴在《安德烈·高兹后工业社会劳动解放思想研究》(吉林大学，2023)中，系统梳理了高兹对劳动和技术的批判，但仅将休闲作为劳动解放后的结果，未进一步探讨其社会价值和实践路径。
其次，在数字文化批判领域，学界更多关注数字技术对劳动的异化作用，而较少分析其对休闲的影响。尼克·斯尔尼塞克(Nick Srnicek)在《平台资本主义》(Platform Capitalism, 2017)中揭示了平台经济通过算法支配劳动过程的机制，却未延伸讨论数字技术如何侵蚀自主休闲时间。同样，冯旺舟的《资本逻辑批判与后工业乌托邦的构建——安德烈·高兹后工业社会主义理论评析》(《湖北社会科学》，2024)中，尽管提及高兹对技术异化的批判，但对算法经济下休闲异化的具体特征缺乏深入论述。
此外，关于后工业社会的研究，尽管强调劳动从物质生产向知识生产的转变，但对休闲问题的系统性措施探讨仍显不足。亨特·罗萨(Hartmut Rosa)在《社会加速：现代性的时间结构》(Social Acceleration: A New Theory of Modernity, 2013)中指出，技术加速导致休闲时间碎片化，但未结合高兹的理论提出具体解决方案。国内学者如陈永森、蔡华杰在《人的解放与自然的解放——生态社会主义研究》(学习出版社，2015)中，将高兹的生态思想与当代环境问题相结合，但未对生态休闲的实践路径进行详细分析。
综上，现有研究对高兹休闲观的关注较为零散，尤其在数字时代背景下，如何从休闲异化走向自主休闲尚缺乏系统性探索。这一领域有待结合高兹的“少工作，多生活”理念与平台经济下的数字文化批判，进一步深化理论建构与实践路径研究。
2. 高兹理论的当代解读
2.1. 高兹的核心理论体系
当代资本主义进入后工业时代，带来人与社会更全面的异化，在关于后工业社会的讨论中，安德烈·高兹(André Gorz)独树一帜。在工作与劳动观上，高兹受到马克思的影响，在资本主义批判上，受到法兰克福学派尤其是马尔库塞和哈贝马斯的影响，提出了后工业社会主义的理论。高兹的理论体系包含三个相互关联的核心维度：对经济理性支配的系统批判、对后工业社会中劳动异化的分析和对生态社会主义的探索，并构建了一个超越现实资本主义的后工业的乌托邦。高兹的思想体系是对马克思主义传统的创造性转化与超越。他对马克思主义的批判性继承主要体现在对异化理论的重新诠释上，与马克思将异化主要归因于生产资料私有制不同，高兹认为异化根植于现代工业生产的技术合理性本身，即使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只要保持同样的工业生产逻辑，异化现象依然会存在。这一洞见显著区别于经典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框架，转而聚焦于工业文明的内在逻辑批判。
法兰克福学派对高兹的影响尤为显著。他吸收了马尔库塞关于“单向度社会”的批判，但进一步将其具体化为对现代工作体系的解剖。高兹与哈贝马斯的理论对话则聚焦于“系统”与“生活世界”的紧张关系，但高兹更为激进地主张必须从工作逻辑本身进行改造，而非仅限于沟通行动的改善。
经济理性的殖民化在当代社会中表现得尤为明显。这一理论揭示了这一过程如何渗透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如“睡眠经济学”的兴起(将睡眠视为需优化的生产力资源)，到休闲活动的商品化，再到社交媒体将人际互动转化为数据生产与消费的过程。更为深刻的是，当代“自我提升”文化实际上常常沦为资本主义生产力要求的内化，人们甚至在闲暇时间也不自觉地追求“自我投资”和“能力建设”，将自我价值完全等同于市场价值。
他指出，现代社会面临的根本问题在于资本主义经济理性对生活世界的“殖民化”，这种“殖民化”过程通过将人类活动量化为可计算的劳动时间，产生了劳动和消费的异化并毁坏了人的生活，最终导致了生活质量的整体退化。
他认为，经济理性的膨胀导致了人的主体性的丧失，而这种异化不仅存在于生产领域，更延伸到了休闲生活中。在《告别无产阶级》(Farewell to the Working Class)中，高兹提出了“非工作时间”(non-worktime)的概念，强调了休闲对于人的全面发展的重要性。在劳动解放理论中，高兹提出了“多元活动社会”的设想，他认为，真正的解放不仅意味着摆脱异化劳动，更在于重建个体的自主性和创造性，这需要实现工作时间的大幅缩减，使人们有更多时间从事自主选择的活动。
高兹的生态社会主义思想构成了其理论的另一重要支柱，即对增长逻辑的根本性质疑，他认为，生态危机本质上是现代性危机的集中体现，在《经济理性批判》(1989)中，揭示了资本主义对自然资源的无限索取与生态系统有限承载力之间的根本矛盾，要解决这一危机必须同时实现技术的民主化控制和生活方式的根本转变。
2.2. 数字时代的理论延展
从物质劳动到数字劳动的转型是高兹对微电子技术——也就是如今的数字技术——看法在当代的首要延伸。高兹曾指出：“技术发展并不意味着生产者可能占有社会生产，相反，它表明社会生产者被进一步淘汰，社会必要劳动因计算机革命而继续被边缘化”[1]。这一预见在数字时代得到了深化，数字技术促进就业的传统论调实质上是右翼学者反劳工意识形态的延续[2]，它通过宣扬科技发展的就业功能掩盖了数字劳动带来的新型异化。如今，不仅直接的信息生产构成劳动，用户在数字平台上的日常活动也被转化为可计算的数据资产，用户的每一次点击、浏览都被转化为可计算的数据资产，构成了新的剩余价值来源。
这种转变印证了高兹关于劳动性质变迁的预见，但也呈现出新的复杂性。算法控制与主体性危机凸显了数字时代劳动控制的新特征，平台资本通过算法系统实现了对劳动过程的精确管理，这种“算法治理”超越了传统的管理方式，不仅规范工作过程，还将控制延伸至休闲领域。在这个过程中，劳动者的主体性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他们在看似自主的数字环境中实际上处于更深层次的受控状态。
平台资本主义产生了新的社会矛盾。其核心在于通过数字技术重构了生产关系，形成了更为隐蔽的控制机制。这首先体现在平台通过算法系统对劳动过程进行精确管理，将控制延伸至生产和生活的各个领域当代资本主义利用信息与传播技术(ICTs)，延续并深化了剥削(数字)劳动力的社会关系，通过利用数字技术提供的灵活性来降低工作量和薪酬水平[3]；其次，平台通过数据垄断和算法控制加剧了资源分配的不平等，形成了新的社会分层；最后，平台经济的扩张加速了休闲时间的商品化，使得真正的自由时间进一步萎缩。这些现象不仅印证了高兹关于技术异化的预警，更展现出数字时代特有的控制形态。
2.3. 休闲观的现代启示
高兹提出“少工作，多生活”(work less, live more)的生活理念，强调发展多元活动实质上是将人们先前的生活重心–工作–降级，这标志着对时间和生活的自主管理权的进一步掌控，以及新的合作形式和交换模式的社会体制的形成[4]。
首先，高兹倡导的多元活动理念为应对数字时代的就业转型提供了思路。在自动化和人工智能持续发展的背景下，传统工作岗位面临重构，多元活动可以帮助个体突破单一职业身份的限制，发展多样化的社会参与方式，既能满足社会需求，又可以实现个人价值。
其次，多元活动理论还为重构社会价值体系提供了新思路。在数字经济时代，我们需要超越纯粹的经济效率导向，重新评估非经济活动的社会价值。例如，数字时代的知识共享、开源协作、社区营造等活动，虽然可能不直接产生经济收益，但对社会发展和个人成长具有重要意义。这些活动形式印证了高兹关于“工作社会之外”可能性的探索。
在数字时代，高兹对自主时间与异化时间的区分显得尤为重要。他认为，真正的自主时间应当完全脱离经济理性的支配，而不是被商品化的休闲所占据。这一理论框架为我们理解当代数字休闲提供了重要视角——数字平台通过算法推荐系统将休闲时间转化为注意力劳动，使用户在看似自由的休闲活动中实际上处于被支配状态。
数字时代的发展方向不应局限于提高生产效率，而是要探索如何通过技术进步释放人的创造力，实现个体发展的多样性，并在此基础上重构社会关系和价值体系。这种转变不仅关乎个人生活质量的提升，更涉及整个社会发展模式的革新。
3. 数字资本主义下的休闲异化
数字资本主义下休闲异化的多重表现，深化了对高兹理论在当代语境下的理解。
3.1. 平台经济的时间统治
当代数字平台通过算法推荐系统重塑了人们的时间体验。
用户在各类应用程序间快速切换，休闲活动被压缩为可被算法处理的短暂片段，这种时间的破碎化直接影响了休闲的质量和深度。罗萨的“加速社会”理论揭示了这一现象的深层逻辑，技术加速与社会加速相互作用导致了时间体验的碎片化[5]。
社交媒体将休闲互动转化为可量化的数据资产，表面上，数字技术为休闲方式提供了多样化选择；实质上，这些选择往往被算法所引导，沦为数据积累的工具。正如祖博夫(Zuboff, 2019)在《监控资本主义时代》(The Age of Surveillance Capitalism)中指出的，行为剩余价值的提取已经成为平台资本的核心逻辑。
以短视频平台为例，其“沉浸式”体验设计和个性化推送机制，创造了一种新的注意力经济模式。用户的休闲时间被信息流切割，并转化为可量化的流量价值，这种现象印证了高兹对经济理性“殖民”生活世界的担忧。短视频成瘾现象的普遍存在反映了数字技术对休闲时间的深度控制，算法通过不断刺激感官欲望，创造出一种对内容的依赖性，不仅削弱了个体休闲的自主性，还加剧了时间感知的扭曲。这种现象印证了高兹的预警，如果我们不希望人们成为被工业化的、计算机化的娱乐和休闲淹没的消费者，那么自主的教育、艺术、工艺、微型工业和合作活动就必须成为生活的内容[5]。
3.2. 数字劳动的新形态
副业经济的兴起展现了数字时代劳动异化的新特征。越来越多的人在传统工作之外，利用数字平台从事内容创作、直播等活动。这种现象表面上体现了职业选择的多样性，ChatGPT和DeepSeek等AI工具的普及更加速了这一趋势，使得内容创作逐渐变为批量的数据生产。
内容创作的异化主要表现在两个层面：首先是创作主体性的丧失，为了迎合算法推荐和流量指标，创作者不得不调整其创作方向和风格；其次是情感劳动的商品化，直播、短视频等形式要求创作者将个人情感转化为可供消费的商品，这与高兹所推崇的休闲创作本来应有的“非商品化活动”理念形成鲜明对比。
休闲劳动化现象则反映了工作与休闲边界的模糊。数字平台通过游戏化设计，将休闲活动转化为可量化的生产行为，例如，社交媒体上的点赞、转发等休闲互动被纳入平台的数据积累系统，成为价值生产的一部分。这种现象印证了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将社会关系商品化的经典判断，同时也体现了高兹对现代社会中工作和休闲异化的批判。
3.3. 休闲不平等的数字维度
数字鸿沟导致的休闲权利差异已成为一个突出的社会问题。正如本克勒(Benkler, 2006)提出的，数字技术虽然为社会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可能性，但同时也在访问权限、技术素养及使用能力层面加剧了社会分层[6]。例如，老年群体由于技术适应能力不足，农村人口因基础设施落后，均在数字休闲的参与上面临显著障碍，这些群体往往难以平等地获取数字化休闲资源，导致他们的休闲参与形式和内容受限，进一步加剧了社会不平等。
算法歧视则构成了休闲不平等的技术层面。推荐算法和内容分发机制的偏见可能无形中强化既有的社会分层，影响用户获得休闲资源的机会与多样性。举例来说，低收入群体可能更多地被引导至廉价甚至劣质的娱乐内容，而高收入群体则更容易获得高质量的文化产品和参与机会，这种机制缺陷若不能加以重视，不仅未能促进社会公平，反而进一步强化了社会分化和休闲资源的集中化分布。
平台垄断对休闲自主性的侵蚀则日益显著。数字平台作为连接用户和休闲资源的核心载体，通过数据垄断和市场支配权逐步限制了用户的选择空间。斯尔尼塞克(Srnicek, 2017)在其“平台资本主义”理论中指出，大型科技公司通过平台生态系统的封闭性和数据的垄断性，使用户逐渐陷入对平台的依赖关系[7]。这种依赖并不只是技术层面的，更深层次上影响了用户的休闲决策权。例如，订阅制平台通过算法推送和内容分级，实际上塑造了用户的消费偏好，同时减少了用户接触多元化文化内容的机会。这种状况不仅违背了高兹关于自主时间的设想，还可能导致休闲文化的同质化和多样性丧失。
此外，数字维度中的休闲不平等还体现在劳动与休闲的模糊化上，工作与休闲的界限日益被技术打破，个体的休闲时间被分割和侵占。尤其是对于以平台为生的劳动者(如外卖员、网约车司机等)，数字技术的监控与调度机制使他们被迫将更多时间用于劳动任务，休闲时间被进一步压缩。
4. 高兹视野下的休闲解放路径
4.1. 技术民主化战略
高兹的技术批判理论强调，技术并非中性工具，而是承载着特定社会关系和权力结构的载体。因此，技术解放必须首先实现技术关系的民主化转型。这一论断源于他对技术异化的深刻理解，那就是技术异化不仅表现为人对技术的依赖，更体现为技术系统对人的生活世界的殖民。这种殖民化过程通过将人的行为、思维方式标准化和数据化，最终导致主体性的丧失。
数字公共领域的构建，需要平衡效率与民主、创新与公平。开源模式代表了一种新的生产关系，它超越了传统的商品生产逻辑，建立在共享、协作的基础之上[6]。这种模式与高兹所设想的“非商品化活动”高度契合，体现了技术民主化的本质要求：将技术从资本逻辑中解放出来，重新嵌入到社会生活的有机整体中。
在数据主权问题上，高兹的生态理性思想提供了重要启示。数据不应被视为可无限开发的资源，而应被理解为构成社会生态系统的重要元素，这一认识要求我们重新思考数据的公共性质，将其纳入更广泛的社会–生态系统中考量。祖博夫(2019)关于“行为剩余”的批判正是对这一思想的延伸，他认为数据主权不仅是个人权利问题，更是关乎社会生态平衡的根本问题。
最后，高兹认为并不是个体要求自主和多元活动，正是社会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而导致要求自主能力主体化。由于技术发展，生产力形式的转变开创了人与时间、自身和自然的另一种关系，这代表着新的社会与文明，呼应着人们对于多元自由活动的渴望，也关系到从资本、市场、经济领域的力量以及从工作中解放出来的活动领域中撤出的可能性。
4.2. 劳动时间政策创新
高兹设想缩短劳动时间、设置基本收入与工资补偿制度、发展休闲活动等实现劳动解放的具体路径，对这些策略的探索过程主要集中在《通往天堂之路》《工作的蜕变，对意义的追求》等著作中[4]。
作为后现代理论家，高兹对最低收入保障计划(GMI)寄予厚望。在《通往天堂之路》中，他认为通过这个计划可以废除雇佣劳动，实现人的解放。高兹提出，在资本主义社会内部，可以通过对自动化生产征税来资助GMI。他期望更高度自动化的社会将满足公民对自由解放的需求，工作时间的显著减少能够让公民投入自主性生产。“作为对一种有保障的终身薪水的回报，只要他们在其职业生涯期间完成最低限度的劳动时间，工人就能够灵活地安排工作时数、天数、周数、月数或其他时间段。”[8]
高兹强调工作伦理的转变和时间的解放，“高兹所希望做到的是，终结工作伦理，自我管理时间，并在数量上增加所创设的自治性工作，但并非完全废除工作。”[9]高兹的终极设想是美好的，可是现实是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劳动和休闲都被资本家和资本操控，无法实现自治。
但一些国家的工作时间缩减实验印证了高兹“少工作，多生活”的主张。冰岛的四天工作制试点显示，工时减少不仅没有降低生产效率，反而提高了员工幸福感[10]。这种实践为AI时代的劳动时间重构提供了重要参考。
高兹对工作时间的思考建立在对现代性时间观的批判之上。他指出，资本主义将时间量化为可计算的单位，使其成为实现价值增值的标尺。在论证工作时间缩减时，高兹强调了“自主时间”的本体论意义，自主时间不仅是量的减少，更是质的转变，它意味着个体重新获得对时间的主动支配权[1]。劳动时间的革命性重构必须首先挑战这种线性、量化的时间观，重新发现时间的质性维度。因此，工作时间的缩减不应仅仅被理解为效率提升的结果，而应被视为实现人的本真存在的必要条件。
4.3. 生态休闲实践
高兹的生态社会主义思想为当代休闲实践的重构提供了深刻的理论启示。他主张，真正的生态转型不应仅仅停留在技术层面，而必须深入到生活方式的根本变革。这种变革需要我们重新审视人与自然的关系，将休闲活动与生态保护相结合，从而实现个人发展与生态平衡的统一，生态休闲不仅是一种活动形式，更是一种存在方式的革新。
高兹关于“工作时间减少”的主张为生态休闲提供了重要的制度性思路。他认为，现代社会对工作的过度依赖不仅压缩了个体的休闲时间，也加剧了资源的过度消耗和环境压力[11]。这一观点与杰克逊(Jackson, 2009)在《无增长繁荣》(Prosperity without Growth)中的主张不谋而合，杰克逊指出，减少工作时间是实现生态平衡和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必要条件，通过降低劳动时间，个体能够将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投入到低消耗、高意义的生态休闲活动中，例如自然体验、环保志愿服务等。
在数字环保运动中，高兹的技术批判与生态理性实现了创造性的结合。他主张的“技术的民主化控制”不是否定技术本身，而是要求将技术纳入社会生态系统中。这一思想为理解和引导数字环保实践提供了重要启示：技术创新必须服务于生态理性的实现，而不是相反。
5. 中国语境下的休闲实践
高兹基于存在主义视角，深刻关注了现代人的生存处境。他主张突破生产主义的限制，提出“够了就好”和“少工作，多生活”等观点，强调要消除纯粹的经济理性思维，避免技术被资本垄断，从而实现人的自由发展。这种对人的关怀和对资本逻辑的批判，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理念形成了有益对话。
在中国语境下，高兹的思想可以转化为具体的发展实践。随着社会生产力的提升，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日益强烈，这要求我们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在确保劳动权益的基础上，不断提升人民群众的生活品质。例如，通过完善带薪休假制度、发展普惠性文化设施、推广全民健身计划等举措，让发展成果更好地惠及广大人民群众。
同时，高兹关于技术异化的警示也值得关注。在数字时代，我们既要充分发挥技术创新促进社会进步的积极作用，又要防止技术垄断带来的新型不平等。这需要通过制度创新和政策引导，既要发展数字经济，又要规范平台企业行为，既要推动技术进步，又要维护社会公平。通过这种辩证的发展思路，既可以吸收高兹理论的合理内核，又能避免其过于理想化的倾向，从而探索出一条符合中国实际的发展道路。
6. 结语
高兹的理论为理解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劳动、休闲与生态问题提供了深刻的批判性框架。在后工业社会中，他以劳动异化和经济理性支配为切入点，提出“少工作，多生活”的生活理念，强调通过技术民主化、劳动时间缩减和生态友好型生活方式，重建个体的自主性与社会的生态平衡。然而，高兹的理论也存在局限性，尤其是对自治领域与他治领域的关系缺乏详细说明，其过于理想化的设想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中难以完全实现。
在数字时代，高兹对技术异化的预警得到了印证。然而，高兹关于自主时间与生态休闲的主张，依然为数字时代的休闲解放提供了具有现实意义的理论启发。结合中国语境，高兹休闲观的核心理念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实践中得到了创造性转化，他的理论与“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形成对话。
总的来说，高兹的思想在数字时代依然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其对劳动、休闲与生态关系的关注为理解现代性危机提供了深刻的批判性视角，对现代休闲文化发展进行了预见性的根源分析。通过结合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经验，可以更全面地将高兹理论中的合理内核转化为具体的政策设计和社会创新，从而在全球范围内探索更加自主、平等和可持续的休闲发展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