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洛阳是十三朝古都，自尧舜始，就有着十分重要的政治地位。在南宋之前，我国政治中心和经济中心合一，洛阳地区又得益于优渥的平原环境，粮食产量高，人口增长迅速，在历朝历代发展过程中起着十分重要的经济支撑作用。南宋之后，江南地区成为新的富庶之地，“苏湖熟，天下足”这一谚语广为流传，洛阳的经济地位在全国经济发展中有所下降。明末清初，由于朝代更迭、政治动荡，洛阳地区的社会生产遭到战争的破坏。直至康乾时期，社会稳定，洛阳地区的经济才得以恢复。河南处于中原地区，长期受到重农抑商的政策影响，商业发展较为缓慢，但有清一代，得益于政治、经济、交通等多种因素，开封、洛阳地区等地区也逐渐发展为商业大都市。目前学术界有关清代洛阳地区的商业发展状况研究较少，多数研究采取较为宏观的视角，把洛阳看作豫西北地区的一部分进行研究[1]-[4]，或从城市地理等角度对当地经济状况进行解读[5]-[8]，这些成果对研究清代洛阳地区的商业贸易发展状况有很大的帮助。但目前学界对清代洛阳地区贸易的动态变化以及商业经济发展对地区社会风尚的影响未有深入考察，本文拟就从该视角切入，对区域经济和文化发展研究尽一点绵薄之力。
2. 有清一代洛阳地区商业发展状况
2.1. 清代前期
洛阳地区“自三代、汉晋以来，旧为国都，官府所萃止，商贾所占集，有不同于他州县者。今河南布政使司虽治开封，而洛阳尤当车马之冲，为河南一大都会”([9], p. 2)。但“自明末叶，福藩建封，闯寇艳心，厚殖兵火，荡扫民间之凋弊极矣”([10], p. 1)。1641年，李自成带兵进入河南，接连攻克偃师、灵宝、新安等地。不久之后，洛阳也沦陷，驻守洛阳的福王朱常洵被杀。此时的洛阳“三载奇荒，亘古末闻，村镇人饿死一空，城市皆杀人而食”([11], p. 26)，洛阳城西七十里的新安县在明崇祯年间“原额丁一万九千五百三十四”至顺治十六年只有“丁两千五十五”([12], p. 89)，人数所差达一万七千口左右，可想见当时洛阳地区的惨状。灾害与战争使得当地的经济十分崩溃，商业发展更是亟剧停滞。据《河南府志》记载，清初洛阳府经历司征收老税银近54两，牲畜税银近53两，其中洛阳县征收的老税银只有3两[5]。这些都足以说明清初洛阳地区的商业发展受到冲击，十分萧条。洛阳地区自明代中期已有官府掌控的集市，嘉庆年间的《洛阳县志》中记有东关、南关、西关等地“旧皆有集”的字样，相关信息见表1 ([9], pp. 60-73)。
这些记载可以看出在嘉庆之前，洛阳地区集市分布的范围非常广，在人口聚集之地皆有分布。把这些和乾隆时期所修的《洛阳县志》中记载的集市(表2)相比较，可以发现有些集市在乾隆时期也已经不存在，故而推测可能清初存在的。施坚雅认为基层集市是地方市场系统的三个层等级中最低的一级，它是能满足农户所有基本贸易需要的农村集市，是市场区域内农户交换商品的场所[13]。集市作为一种初级的、
Table 1. Distribution of Luoyang markets in Luoyang county annals during the Jiaqing Period
表1. 嘉庆年间的《洛阳县志》所见的洛阳集市分布状况
东南隅 |
丘衚衕旧学有集。 |
西南隅 |
城隍庙旧府下坡有集。 |
西北隅 |
后刘街䂼米巷、玉皇庙胡同、王街关帝庙前旧皆有集。 |
东北隅 |
旧佥王街、迎恩巷皆有集。 |
东关 |
石堆头、元圣庙、洛神宓妃庙、东关新街、火烧街等处旧各有集。 |
南关 |
竹竿巷、旧南门口铁锅巷有集。 |
西关 |
小西关麻鞋巷、大西关锁市湾、监店口、灵官庙、斜笆街、方家莊西坛街等大小西关旧皆有集。 |
其他 |
旧谷水有集、平乐、象庄、繇店旧有集。 |
信息来源：嘉庆《洛阳县志》卷八，《土地记三》。
下沉的交易市场，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当地的人口密度、交易需求、商业发展状态的影响。而前所述清初洛阳地区的集市状况，也可以使我们推测出清初洛阳城内的商业发展仍延续明代的格局，但由于灾荒和战乱，商业规模大不如前。
2.2. 清代中期
洛阳“东都四达之府，西接崤函，北望太行，为秦晋门户，两省懋迁之畴盖萃于兹”[5]，向东与郑州、开封相连，向西经三门峡与陕西接壤，北跨黄河连接焦作进而沟通山西，南经平顶山、南阳接壤湖北等地。便利的交通条件是其能与周边地区相连接，从而促使其商业发展的重要因素。洛阳交通可分为水陆两道。境内河流除“左伊右瀍”外，还有黄河、洛河、涧河、汝河等，水道主要依靠的是洛河，“丰水时期，洛河的航运价值较大，永宁卢氏等地的木材顺流而下至下游地区出售，巩县煤炭也能运至洛阳，洛阳的手工产品亦可运至永宁、偃师等地，伊河、汝河上游地区也可通竹筏运输粮食，山货等至洛阳、汝州等地”[6]。与水路相比，洛阳的陆路交通更加发达，连接陕西和河南的重要通道豫陕走廊，东起河南荥阳，西至陕西潼关，全程分为四段：荥阳–巩义段、巩义–洛阳–观音堂段、观音堂–三门峡段、三门峡–潼关段。自洛阳向北经孟津、怀庆、渡过太行山与山西连接，向南至汝州、鲁山，再自石桥镇乘船循白河南下至南阳，或由洛阳至偃师、登封，再北上开封、南抵南阳。康熙时期，洛阳地区的商业发展有所起色，乾隆时期达至顶峰。此时“民气已苏，民力亦以渐复”([10], p. 1)，各种店铺林立、商品种类繁多，商业发展欣欣向荣。清中期洛阳地区的商业发展状况可以概括为两点：
一是城区店铺林立，庙会、集市规模壮大且日益繁荣。清中期最繁华的商业区分布在城南门和东门大街。“洛水南又立四通市以居胡商贩客”([9], p. 32)，“市东有通商进货二里”([9], p. 33)，“城南与金市、马市并称洛阳三市云”([9], p. 57)，马市街就有商铺数百家，各种绸庄、布庄以及酒坊分布城中，商贩来来往往，热闹非凡。城内同类经营多喜欢聚集分布，比如南关地区的盐店口就以盐店聚集而得名，鱼类海鲜多售于洛水南面的永桥市([9], p. 57)。除各种店铺之外，集市、庙会等中下级市场也十分繁荣。集市主要设置于人口较多的村镇，用于满足当地百姓日常生活的需要。在乾隆时期，洛阳城的集市分布十分广泛，在人口聚集区甚至每隔五里、十里即设一集市。以乾隆年间修的《洛阳县志》为依据，对洛阳城的集市状况进行粗略统计(见表2)。
至嘉庆年间，集市的范围更加广泛，在嘉庆修的《洛阳县志》显示，龙门大屯、天水窑等在乾隆时期未记载的地方也出现了集市。各处集市有自己的开集周期，各不相同。比如洛阳城附近的临汝镇，相传至今仍保留着“逢二逢七赶会”的传统，即每逢农历二号或七号(包括十二、十七等尾数为二或者七的日
Table 2. Distribution of Luoyang markets seen in Luoyang County Annals during the reign of Emperor Qianlong
表2. 乾隆年间的《洛阳县志》所见的洛阳集市分布状况
东路 |
金村有集。 |
南路 |
关陵有集、龙门镇有集、彭婆镇有集、白沙镇有集、程庄有集、窦村有集。 |
西路 |
谷水镇有集。 |
北路 |
后海资有集。 |
东北路 |
平乐有集、象庄有集。 |
西北路 |
塚头村有集、自水泉至井庄地并有集市。 |
东南路 |
李家楼有集、石人村有集、潘家寨有集、瞿镇有集、佃庄有集、庞村有集、司马装有集、庄礼寨、李村、武家屯、寇店并有集市。 |
西南路 |
新店有集、延秋镇有集、刘坟有集、梁家屯有集、丰李有集、员庄有集、槐树村有集、窑底有集、府店有集。 |
信息来自：乾隆年间《洛阳县志》。
子)即前往集市赶会。集市是为满足普通百姓日常需要所开设的，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反映出当地人口和经济状况，乾隆和嘉庆时期集市的盛况，反映出了该时期洛阳地区人口滋生、交易繁华的现状。
除集市外，庙会也是河南百姓所喜爱的交易场所。洛阳各地寺庙众多，较为出名的有白马寺、关林庙、城隍庙、玉皇庙等。每年寺庙都会举行多次的祭祀活动，往来信客众多，不少商家就借机设摊，招揽生意。久而久之，庙会就变成了以商业交易和戏曲演艺为主，以祭祀为辅的活动场所。百姓在庙会之时采购日用百货，农用物资等满足日常需要。与集市一样，不同的庙会也有不同的会期，关林庙在正月十三、五月十三、九月十三都会举办庙会，药王庙会在四月二十八日举办，城隍庙会在三月初四举办[6]。清代中期洛阳地区一些较为出名的庙会已经发展成为地区性的中级市场，赶会者不仅有来自周边各县的，还有许多来自东西南北各省的，人数可达数万以至数十万人([14], p. 605)。
二是商品种类繁多，客商云集，成为全国货物集散中心：清中期的洛阳城得益于发达的陆路交通和有利的地理位置，客商云集，外来商人活跃其中，从事各种南来北往、东运西输，各种商品如棉布、酒、谷物、木材、果蔬、皮毛、煤油、药材、茶叶、纸张、瓷器、水烟、牛羊牲畜等充斥市场，琳琅满目，供人挑选。众多客商中，山、陕商人以其邻近河南的地理优势，在洛阳商业市场上十分活跃。清代中期的晋商、陕商两大商帮已是全国闻名的商人群体，此时的河南本土怀庆、武安商人才刚刚起步，无法与之抗衡。山陕商人在洛阳建有两座会馆，《洛阳县志》称：“山西东会馆在东郭。山西西会馆在南郭，并祀关帝”([9], p. 170)，这两座会馆是由当地的山陕商人集资所建，规模宏大，也是洛阳城内唯有的两座会馆，可见山陕商人在洛阳市场所占之重。洛阳市场上，高档消费品几乎全部都是由山陕商人从外地运入，本地只生产棉布、农具、粗瓷等生活用品([14], p. 608)。山陕商人在洛阳的活动轨迹随处可见，嘉庆《洛阳县志》有记“二龙桥在县东十五里，雍正七年，山西泽州府商人崔万成、祁永兴、张万顺、赵复兴等蠲修”([9], p. 63)，客商出资修建桥梁的记载除了反应其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外，也可以从侧面推测出有不少山陕商人已经久居洛阳，对洛阳地区有着极高的归属感。
清中期的洛阳地区已然成为全国货物集散中心，市场上流通的商品，“药材主要来自禹州、山陕等地，茶叶来自六安，夏布由江西运入，宜阳的谷物、卢氏的药材、永宁的竹子由洛水运入”([14], p. 608)。许檀认为“绸缎、布匹、杂货是洛阳商业中最重要的行业。洛阳不仅是河南一府的商业中心，同时也是陕甘地区与中原及南方各省商品流通的重要通道”[5]。西北陕甘的货物通过洛阳流转南方，南方的各种杂货也经洛阳去往全国各地。前文曾提到的关林庙会就是一个货物集散中心，现今位于洛阳市洛龙区，依靠周围便利的铁路交通和客运交通，货物辐射全国21个省市自治区，21个县市，直至今天仍发挥着货物批发转运的功能。
2.3. 清代晚期
《洛阳通史》对民初洛阳商业状况的描述可以看出晚清时期该地的商业布局未有大的改变，“洛阳地商行集中在南关一带，西至盐店口，东至小石桥，商店林立。南大街和现兴华街，多为京广杂货、绸缎、布匹等零售店铺。西大街和北大街集中了较大地饭店、旅社。东关和新街一带，集中了皮毛商行。古玩商店集中于北大街。西工兵营区的营市街，是为驻军服务的商业街”([15], p. 330)。洛阳地区虽为商业大都市，但市场上的商品多是来自外地，本土商品以粮棉为主，这些产品受天气、环境的影响较大。据民国时期的《洛宁县志》为依据，对晚清洛阳地区发生的重大灾害做出统计(见表3) ([16], pp. 35-36)。
Table 3. Disaster statistics in Luoyang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seen in Luoning County Annals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表3. 民国时期的《洛宁县志》所见的晚清洛阳地区灾害统计
蝗灾 |
道光十七年七月、咸丰七年七月、同治元年六月、同治二年、同治三年、光绪三十三年秋八月。 |
旱灾 |
光绪三年至四年、民国元年。 |
地震 |
光绪五年五月十二日、光绪二十年二月二十六日子时、光绪二十九年。 |
冰雹 |
光绪二十五年四月十五日、二十七年三月十七日。 |
大风 |
光绪二十五年五月二十日、宣统元年。 |
雨灾 |
光绪三十四年七月。 |
雷鸣 |
光绪四年五月初一日、光绪二十三年十五日、光绪三十年。 |
信息来源：民国《洛宁县志》，统计时段为道光至民国元年。
根据表内信息可以看出，自道光至宣统年间，洛阳多次遭受自然灾害，这些灾害对粮食、棉花以及其他农副产品等作物的产量造成很大影响：同治三年的蝗灾导致“禾稼尽食”，光绪三年的大旱导致“米俱无”，至“是年(光绪四年)三月来，米每斗价五千文，人相食，有父食其子、母食其女、夫食其妻，人死十之七八”([16], p. 35)。洛阳地区本土的商业发展大受打击，同治年间“房屋资财荡然，客商皆去，今惟土人营业，为糊口计其力甚微，且有折阅者，又百物腾贵，财力支绌，不能展布，值此商战剧烈未免瞠乎人后”([17], p. 27)。
至清末，受限于时代环境的变化，地区的商业发展面临了新的挑战。晚清，中国市场被打开，外国商品源源不断地流入中国，挤压本土商品的生存空间，河南处于中原腹地也未能避免。以棉布为例，洛阳盛产棉花，尤以孟津、偃师为主。《孟津县志》有记，当地“无不织之家，秦陇巨富终岁坐贩，邑中贫民资以为生”([18], p. 78)。尽管大量棉花是作为原材料输入周边手工业发达的江南地区，再以棉布等成品反销至河南各地，但是市场上仍有一部分的棉布产于本土。孟布就凭借质量畅销省内外，尽管无法与江南制品比拟，但是在市场上占有一定地位。然至清末，外来的洋布进入洛阳，摧垮了本土的民族经济，“洋布畅销，土布大滞，故钟棉与制棉者交困”[19]。除了洋布外，洋纱、呢羽、火油等大宗商品以及针线、纽扣、铁钉、纸张等日常用品等洋货充斥各地市场，“洋货山积，土货寥落”，“无论大小市镇，触目无非外货”[20]。洛阳乃至整个河南都成为外国的商品倾销市场，“输出的主要是农产品和低附加值的手工业品，输入的商品则以工业品为主”[21]，本土民族商业举步维艰。
3. 清代洛阳地区的社会风尚
3.1. 民风淳朴、不喜奢华
洛阳的商业在清中叶和晚清时期得到了一定的发展，但是和周边发达地区相比仍远远落后，故而当地的民风仍沿袭前代，呈现出朴实无华的特点。自唐以后“京洛等地，垦田颇广，民多致富，亦由俭啬而然乎”([22], p. 48)，《明一统志》有记“性行淳朴，不事华侈”([22], p. 48)。乾隆时期的《新安县志》亦记：“民俗俭朴，务农力耕，房宅晏会、服食器用，止取备物而止，即绅士大户亦鲜华美之饰，风颇近古”([12], p. 80)。至晚清虽有受到西方资本主义奢靡之风的影响，但整体上仍承继过往淳朴之风，即如民国《洛宁县志》所记“洛宁为召南旧治，淳朴之风至今未泯，其礼则冠婚丧祭，按之典册，尚存遗意，其人则士农工商，虽各因时为升降要，皆质直笃厚，尚无浮嚣夸祚奔竞之习”([17], p. 21)。
3.2. 赏花、游玩、听戏的休闲方式
商业经济发展带来的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也会引起民众对精神世界的追求。洛阳民众闲暇之时喜爱赏花、游玩，追求闲适之风。洛阳花种奇多，谢灵运言“永嘉竹间水际多牡丹，今越花不及洛阳甚远，是洛花自古未有若今之盛也”。名花牡丹更是被誉为“花中之王”，赢得古往今来无数诗人学子泼墨豪赞，唐朝著名诗人刘禹锡就曾做《赏牡丹》，诗中“唯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动京城”流传甚广，可见牡丹之地位。乾隆年间的《洛阳县志》有记：“洛阳之俗大抵好花，春时城中无贵贱皆插花，虽负担者亦然，花开时，士庶竟为游遨，往往于古寺废宅有池台处为市，井张幄帟，笙歌之声相闻。最盛于月陂堤、张家园、棠棣坊、长寿寺、东街与郭令宅，至花落乃罢”([22], p. 49)。赏花游玩实乃当时之风尚，“岁时游观之，好其山川，风气清明，性行淳朴，不事华奢”([9], p. 237)。
闲暇之时，听戏也是清代洛阳百姓的放松方式。前文业已提到，洛阳各处庙会十分兴旺，每逢庙会必搭台唱戏。“城内及附郭庙宇不下数十处，每处在春夏季节时，各演戏三天”，“虽庙屋塌，塑像已毁，而修理不难，戏必欲演也”([23], p. 426)。可见戏曲受欢迎的程度。洛阳之地“演戏有三调：二簧、越剧、梆子。俱系土音，听之无所区别。”“而本地人叫好之声，连连不绝，莫明其好处何在也”，甚至连沿街乞讨者都“手执檀板，高唱梆调”以作求乞所与([23], p. 425)。戏曲已经深入民众生活，甚至成为乞丐求乞的工具。因主要以土音演绎，外乡之人莫能明是，但在当地倍受欢迎。至清末，洛阳曲子还与民间高跷表演相结合，时称之为“高跷曲”。演唱时不分行当，一边踩高跷，一边唱曲子，有三弦等乐器伴奏，很快在当地流行起来。至民国逐渐发展为曲剧，成为中国十大地方戏剧之一。除曲剧外，河洛大鼓也是清末诞生的流行曲种之一，以说、唱为表演形式，在洛阳琴音的基础之上发展起来，在农村和城市都广受欢迎。戏曲繁盛的大背景下，当地也涌现出不少著名的剧作家，孟津县的王陇、新安县的吕履恒、吕公溥等，他们撰写不少传奇剧本如《秋虎丘》《戏蝶梦》《洛阳庙传奇》《弥勒笑》等影响颇大，甚至流传至今。
3.3. 重视读书教育
洛阳地区自宋代起，就是全国学术文化交流中心。北宋时，洛阳人程颢、程颐两兄弟继承周敦颐的思想，对儒学进行了改造，提出“存天理、灭人欲”的观点，世称“洛学”。二程洛学后来由朱熹发扬光大，在明朝成为官学，合称为程朱理学。受此渊源熏陶，有清一代，洛阳地区也十分重视教育。《新安县志》有记“其人多淳朴，业惟耕读要”([12], p. 80)，当地百姓惟以务农与读书为要务，所谓“士喜读书，科第不绝，近尤盛”([12], p. 80)。清代河南府书院近百所，著名的有伊川书院、龙门书院、望嵩书院、周南书院等，除书院外，还有府学、县学等高等学校，以及私塾、义学、社学等初级启蒙学校([15], p. 296)。可见当地学风之盛。读书多为致仕，自科举取士实施以来，天下学子莫不以金榜题名为志。据《明清进士题名录》等资料统计，明清两代，洛阳县(含河南卫)有进士172人，其中明代120人、清代52人，数量居全省各县第二([15], p. 296)。清代进士虽比明代来说有所减少，但是还是远超当时清朝县均进士数量的[24]。进士数量和当地经济发展有很大关系，洛阳地区处于豫西多山之地，有清一代经济和周边地区相比并不算十分发达，但因其自夏朝起就是都城，再加上当地儒学渊源颇深，故而学风较盛。清代乾嘉时期还出现了精通考据学、金石学及方志学的大家武亿、写出长篇古典小说《歧路灯》的文学家李绿园等。
3.4. 婚丧嫁娶等习俗
红白喜事是人生大事，洛阳民众对于婚丧嫁娶之事十分重视。婚嫁礼俗程序颇多，“纳采问名统以送启，报启世家大族延族戚中望重者为贵，将主命小姓以媒氏将之，即致钗鐶数事，或代仪数金俗名定礼。亦有男家妇人亲往观女，俗称相亲，相中即解帕与之曰披汗巾。纳币请期统以过礼，将娶前数月预卜婚期，将以币帛牲醴致婚家，婚家复柬附以币帛，冠履杂珮、脯酒果饵等物曰报允。俗多于节，候前数日如端午、中秋、重阳时举行此礼曰追节。”([22], p. 49)这些都是婚前需要走过的程序，主要包括纳采、问名、纳吉、下聘、送好、择定婚期互相送礼。迎亲之时，从女方出门之时便鼓乐乘轿、亲友迎送，至男方家中拜天地高堂，是为礼成。即日“择新郎昆弟中表年相若者，偕新郎诣婚家拜祖庙谒外父母，曰回门”([22], p. 50)。之后新人还需携带杂珮脯果等礼物去拜见舅姑等亲友，亲友也会准备回礼，这一过程被称作“三朝”。新人成亲九日后也需携礼前往女方娘家，这一过程也被称为“回门”。至此婚嫁之礼才算完成。这些礼节时至今日仍然大都保存，当地婚嫁之礼仍遗古风，变化不大。
丧葬仪式也较为复杂，洛阳地区多为土葬。家中有人去世，需要经过“浴尸更衣、报丧奔丧、大殓入馆、成服备葬、出殡安葬、除丧守孝”六个步骤([14], p. 659)。其中馆殓需由关系最为亲近的公亲允之，“公亲不到，无敢棺殓。殓之一日，无所举动，待至三七或五七，始行开吊成服”([23], p. 426)。乾隆、嘉庆年间的《洛阳县志》有记“学士习礼家，恪奉古先，不用鼓乐，不修佛事，终丧不御荤酒。自殓迄葬，一遵朱子家礼，余多从俗”([22], p. 50)。除此之外，当地百姓十分重视丧葬，花费颇为铺张，“然竭力营丧，宁厚无薄，无贵贱一也。至出丧演戏，屡奉官禁，僻乡愚氓，尚多沿行”([22], p. 50)。丧礼后还有祭礼，每年祭拜多选择“春秋祭墓，士庶同之”，春天在清明节前后，秋天则在中元节前后，祭拜之时还需“以素纸剪缕张掛，添土于塚，谓之上坟。十月朔日用五色纸作束内置子花于墓前焚祭，谓之送寒衣，去墓远者或在门外焚之”([17], p. 25)。
4. 小结
有清一代，洛阳本土商业呈现出动态发展的特征，至清中期得益于稳定的政治环境和客商的活跃才达至高潮，至清末，在西方资本主义的冲击之下又迅速没落。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清代洛阳地区的商业发展水平虽然有所提高，但在全国经济发展中并不占据发达地位，因而当地的社会风尚呈现出“小满胜万全”的朴实之风。民风淳朴，闲暇之时多喜赏花、游玩、听戏，对读书教育以及婚丧嫁娶这些人生大事极为重视。至民初，洛阳本土民族商业发展受到压制，但国外资本主义的进入也为当地的经济和文化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以服饰举例，早期男女衣服多穿青、蓝两色土布，洋布极少，绸缎更不必说。这是经济发展相对低下的原因导致的，然而至清末民初时期，洋布洋纱充斥市场，百姓也渐由崇实致趋洋，服饰以洋布为主，日用选购也多取洋货。社会上也出现了许多新气象，1903年偃师县还出现了新式图书馆“偃师县图书馆”，这也是洛阳第一家新式图书馆([15], p. 334)。新思想、新观念的涌入，使得当地布衣、学子改变了过去陈腐的观念，东都之地，又出现了新的盛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