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结构助词“的”是现代汉语中使用频率最高的词汇之一(王灿龙，兀瑾，2023) [1]，它具有多种功能。根据《现代汉语词典》(第7版)，“的”与定语结构高度相关，定语结构是最常见的为中心部分添加额外特征或某些限制的方法之一。“中”是汉语中广泛使用的空间介词，不仅可以表达空间关系，还可以通过隐喻表达抽象概念。根据刘云红(2011)的研究，“中”可以突出二维无界地标，表示事件或活动的过程。此外，它还可以用于标记信息载体、领域和范围。将“中”和“的”结合在一起，定语结构“N中的Y”为中心部分设定了界限，并普遍强调“Y”。这是汉语中最常见的语言模式之一[2]。
(1) 其实没有人真正关心你经历了什么，不要过分夸大自己的痛苦在他人眼中的分量。
(2) 他是魔鬼中的魔鬼，恶人中的恶人。
与例句(1)相比，例句(2)的不同之处在于它在“N”和“Y”中包含了相同的词。为了简化说明，本文将“中的”之前的相同词标记为“N1”，之后的相同词标记为“N2”。在例句(2)中，“魔鬼中的魔鬼，恶人中的恶人”指的是特定的“魔鬼和恶人”。然而，与单独使用“魔鬼”和“恶人”相比，它表达了一定程度的强调(朱军，2013) [3]。在这里，“中的”失去了在定语结构中为中心部分设定界限的意义，因为这两个词指的是同一事物。尽管如此，与定语结构类似，“魔鬼中的魔鬼，恶人中的恶人”仍然具有指称性。
Goldberg (2006: 5)对构式的定义进行了详细阐述：“只要某一语言模式的形式或功能的某些方面不能严格从其组成部分或从其他已知存在的构式中预测出来，那么它就被认为是一个构式”[4]。构式“N中的N”结构由两个部分组成，即恒定项“中的”和两个变量“NF”和“NL”。该结构的意义并不仅仅是这三个组成部分意义的简单相加，也无法从这三个组成部分的意义或其组合方式中预测出来。以例句(3)为例，其语义为“这辆车非常豪华”。它并不等于“中的”(表示领域或界限)和“豪车”(表示豪华)这两个词意义的简单组合。这些组成部分并未体现出“豪车”这一特征的突出性。因此，该结构作为一个整体的意义并非其组成部分的字面综合。此外，“N中的N”结构具有高度的能产性。在现代汉语中，“N中的N”的用法已大大扩展。诸如“男人中的男人”、“精锐中的精锐”、“经典中的经典”等各种结构层出不穷。因此，根据Goldberg的定义，“N中的N”结构是一个构式(即形式与意义的配对)。
(3) 这辆车是豪车中的豪车。
既有研究对“N中的N”构式的句法分布已形成较全面的描写，但存在明显分歧：龚社莲(2011)通过对“X中的X”构式的研究发现，该构式可以充当主语、定语、同位语和状语，当“X”为动词时，该构式在句中可充当谓语、状语、补语、定语和宾语，当“X”为形容词时，该构式可充当主语、补语、状语、谓语以及独立分句[5]。王洁(2007)强调其谓语倾向性[6]，朱军(2013)与范振强(2015)则突出宾语功能的主导地位。范振强(2015)指出，“N中的N”构式主要充当宾语，但也可以充当主语、谓语、定语、状语、补语、分句或独立句子[7]。这种差异可能源于语料选取的偏差——王洁(2007)的统计基于书面语料，而朱军(2013)的结论可能受口语语料影响。更深层的问题在于，现有研究普遍忽视句法分布与构式语义的互动关系。例如，当“N”为抽象名词(如“智慧中的智慧”)时更易充当主语，而具体名词(如“山峰中的山峰”)则倾向作宾语，这种语义–句法关联亟待量化验证。
在语用方面，刘丹青(2017)提出该构式在广告、文学等语境中具有夸张和评价功能，如“美食中的美食”隐含主观推崇。[8]龚社莲(2011)认为由于其极高或极低的主观表达，该构式多用于夸张的口语风格，由于其强烈的夸张效果，该构式的情感表现为正向意义的极化强化或负面意义的加剧[9]。吉益民(2016)探讨了“N中的N”构式的语篇功能，认为该结构常用于积极评价语境中，高度依赖积极评价语境，并具有主观评价功能[10]。龚社莲(2011)提出的“极性夸张说”虽具启发性，但存在两点局限：其一，未区分构式的主观性梯度——比较“英雄中的英雄”(绝对褒义)与“疯子中的疯子”(可能含戏谑义)的情感强度差异；其二，忽视语境调控作用，如该构式在反讽语境中可能产生极性逆转(如“这是蠢货中的蠢货”)。
英语中存在类似结构，但形式与功能存在差异。“the X of Xs”(如“the king of kings”)具有宗教或文学色彩，强调至高无上(Quirk et al., 1985) [11]。“X among Xs”(如“a legend among legends”)侧重群体内比较，但使用频率低于汉语(Biber et al., 1999) [12]。
从跨语言对比研究的视角来看，部分学者(如Croft, 2003)认为此类构式是语言共性的体现，但汉语的能产性更高[13]。汉语的“X中的X”更倾向于主观评价，而英语的同类结构多与历史或宗教语境相关(李知纯，2021) [14]。
现有研究表明，“N中的N”构式已引起学界广泛关注，相关研究主要呈现以下特征：其一，研究视角多元，涉及语言哲学、构式语法、语法修辞及语义语用等多个维度；其二，研究成果虽具深度，但多聚焦于语法层面的单维分析，未能系统揭示该构式“语法–语用协同作用”的认知本质，特别是其双重转喻运作机制。基于此研究现状，本文拟突破现有分析框架，引入语法转喻与语用转喻的交互视角，重点考察：1) 转喻机制与语法构式的双向制约关系；2) 构式生成的转喻认知理据。通过构建“语法–语用”双重转喻分析模型，旨在实现双重创新：理论层面为汉语特殊构式研究提供新范式，方法论层面拓展构式研究的分析路径。
2. “N中的N”的语法转喻理据
在传统修辞学研究中，转喻常与借代混为一谈，被视为同一修辞现象。然而，认知语言学视角下的转喻研究突破了传统修辞学的局限，赋予其更深刻的认知内涵。Radden & Kövecses (1999)认为，转喻是一个认知过程，其中一个概念实体即转喻提供了到达在同一个理想认知模型中的另一个实体即本体的心理途径[15]。Panther & Thornburg (2009)进一步将转喻引入语法研究，指出语法转喻能够影响功能词(如冠词、介词)、语素(如派生词缀)及词类分布特征[16]。Langacker (2009: 41)认为，语法从根本上说是转喻性的[17]。而Littlemore (2017)则强调转喻在认知中的普遍性和灵活性[18]。
“N中的N”构式(如“英雄中的英雄”)在表层结构上呈现名词重复，但前后“N”的语法性质往往存在差异。前N (N1)通常表示范畴(如“英雄”指一类人)；后N (N2)常指向范畴中的典型成员(如“英雄”特指最杰出的个体)。这种差异不能简单归因于句法位置，而需要从认知语言学(特别是概念转喻理论)角度深入解释。
“N中的N”构式中前后N的语法差异本质上是概念转喻驱动的范畴操作结果：N1作为认知参照点建立范畴，方位结构触发范畴内扫描，N2通过转喻机制提取原型成员。N1到N2的语义变化呈现“范畴代成员”及“属性代实体”(PROPERTY FOR ENTITY)的转喻路径。首先经历范畴化阶段，N1建立认知域(如“经典”作为作品范畴)；其次经历聚焦阶段，方位结构“中的”激活范畴内对比。最后经历转喻阶段，N2通过部分代整体(PART FOR WHOLE)的转喻指代范畴原型。如在“经典中的经典”中，N1“经典” = 作品集合(整体)，N2“经典” = 最具代表性的单部作品(部分)。
构式“N中的N”的双重转喻机制
传统认知语言学将转喻视为人类基本的认知和语言运作方式，认为语义概念及语法结构的形成均具有转喻性本质。具体而言，概念转喻主要表现为同一概念域内“部分–整体”或“部分–部分”的指代关系。就“N中的N”构式而言，当两个名词指称不同时，该构式呈现“整体代部分”的转喻特征；更为普遍的情况是，该构式通过具体实体传递抽象属性，形成“实体代性质”的概念–语法转喻模式。
与此相对，极端语用学派(如部分关联理论支持者)主张，同语式(包括“N中的N”构式)的意义解读完全无需依赖语法分析，仅需通过语用推理和语境关联即可实现。他们将其定性为“同义反复”，认为此类表达本身缺乏命题意义，甚至违反Grice合作原则中的数量准则——因其表面未提供有效信息，听话者必须依赖语境重构说话者的交际意图。
上述两种观点均存在理论局限。实证研究表明，同语式中前后名词虽形式相同，但认知功能存在本质差异：首名词承载类指或外延意义，而次名词通过转喻操作凸显内涵或特征意义，形成典型的“实体代性质”转喻。更重要的是，次名词的具体语义解读必须依赖语境完成，这一过程既涉及语法转喻的规约化认知机制，也包含语用转喻的在线推理过程。因此，“N中的N”构式的意义建构本质上是语法转喻(系统内规约)与语用转喻(交际中涌现)动态互动的结果。
3. 构式“N中的N”的认知阐释
名词的语义内容呈现二元对立特征：指称义(外延义)指向实体对象的客观存在，体现为关涉性义素，如“大熊猫”的动物学分类属性；内涵义(描述义)承载实体属性的主观认知，表现为描述性义素，如“大熊猫”在汉文化中的“珍稀”“国宝”等象征意义。需特别指出，名词的内涵义往往凝结着特定语言社团的文化共识，例如“苏杭”作为地理名词时仅具指称功能，而在文化语境中则激活“人间天堂”的隐喻内涵。
在构式“N中的N”的运作过程中，名词的语义结构发生了系统性转化，首先是指称弱化，首名词(N1)的指称功能被悬置，无论其原本为泛指名词(如“英雄”)或专有名词(如“雷锋”)，均脱离具体外延指向；其次是内涵凸显。次名词(N2)通过语义压制实现内涵义增殖，如“英雄中的英雄”中，后项“英雄”不再指称具体个体，而是抽象化为“英勇程度”的极量表达。
这一语义转化过程本质上是两类转喻的互动结果，首先通过语法转喻在构式层面实现“实体代性质”的规约化映射，然后通过语用转喻在交际层面完成“字面义代语境义”的在线推理。该现象证明，语法构式不仅是形式–意义的配对体，更是语义转化的认知引擎，其运作既受语言系统内部转喻规则的制约，也需调用社会文化认知模型进行解读。
3.1. “N中的N”构式的界定与特征分析
基于语料库的实证研究表明，“N中的N”这一特定构式在句法层面呈现出严格的限制性特征：其前后项均须为光杆单一名词，复杂名词词组(如带修饰语的名词短语)则被系统地排除在该构式之外。这一限制可从以下两个维度进行解释：
首先，在语义层面，该构式对名词的典型性具有严格要求。准入名词必须具有明确且高度规约化的内涵义，其语义特征需为语言共同体所广泛认知(Langacker, 1987) [19]。例如，“英雄中的英雄”中“英雄”的崇高内涵无需通过修饰语显化，这种语义自足性构成了构式成立的前提条件。其次，在语用层面，该构式体现出鲜明的简洁性特征。作为口语化表达，其本质尽可能地排斥冗余成分。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构式前后项在表层形态上呈现完全同形，但其语法性质存在本质差异：前项“N”承担指称功能，体现名词的典型实体指称性；后项“N”则发生功能游移，通过转喻机制凸显该名词内涵的抽象特征属性，实质上已具有形容词性功能。这种语法性质的转化并非任意的语义衍变，而是构式压制作用的结果：特定构式框架激活了名词的潜在内涵义，使其特征维度得到强制性凸显。这一现象为认知语法中的“范畴弹性”理论提供了典型例证(Taylor, 2003) [20]。
3.2. “N中的N”的双重转喻
在“N中的N”构式中，前项“N”(常为专有名词或特指名词)提供确定指称，作为语义常量；“中”和“的”标记认知范围，形成两个相同概念域。后项“N”通过概念转喻，从具体名词转化为抽象性质，意义经历“实→虚”“具体→抽象”的转变，需依赖语境明确解读。
因此，“N中的N”构式通过语法压制触发“实体代性质”的语法转喻，并借助语用压制实现语境化转喻解读，双重转喻机制协同完成其意义建构。
3.2.1. “N中的N”的语法转喻
基于上述分析，本文认为，“N中的N”构式的生成机制本质上是语法转喻作用的结果。这一构式在句法层面受到语法压制，而其语义理解则依赖于指称关系的转喻性操作。
从认知语言学的视角看，实体与其属性在概念结构中具有内在关联性：实体不仅是属性的载体，其本身亦可作为属性的认知突显手段。具体而言，在“N中的N”构式中，前一成分(N1)通过转喻机制指代后一成分(N2)的某一核心属性，从而实现“以实体代属性”的认知效果。这种转喻模式不仅符合语言经济性原则，还能通过范畴化强化表达效果，这与前文所述的语法转喻理论完全吻合。
(4) 她是赫本中的赫本，连皱眉都透着优雅。(时尚博主微博，2023年5月)
(5) 这款手机是苹果中的苹果，贵得离谱但体验无敌！(数码论坛，2023年8月)
(6) 他是葛朗台中的葛朗台，空调只开28度还嫌费电！(新浪微博，2023年8月)
(7) 这碗面是兰州拉面中的兰州拉面，汤清面劲辣子香！(大众点评用户“吃货老张”，2022)
(8) 他是李白中的李白，喝酒写诗样样狂放。(《中国诗词大会》选手点评，2021)
(9) “他是学霸中的学霸，GRE考了满分，还发了三篇顶刊论文。”(《大学生》杂志，2024年10月)
(10) “这场雨是雨中的雨，连续下了七天，城市都成了威尼斯。”(《中国天气网》，2024年8月)
例(4)中，奥黛丽·赫本作为国际影星的经典形象深入人心，其公众认知已固化为“优雅”、“时尚”等符号化特征。构式中前项“赫本”保持人物指称功能，后项通过“实体代特质”的转喻机制，将具体人物转化为“极致优雅”的抽象品质。例(5)中，前项“苹果”指称特定科技品牌实体，后项则通过转喻操作提取该品牌在消费认知中的核心属性——“高端定价”与“卓越体验”。这一案例的特殊性在于，其转喻基础并非文学原型，而是商业品牌在当代消费文化中建构的认知模型。该构式通过语法转喻，激活了品牌与产品特性的规约关联。例(6)中，巴尔扎克笔下的吝啬鬼形象葛朗台已成为极端吝啬的原型符号。前项“葛朗台”唤起文学人物指称，后项通过转喻凸显“极度吝啬”的本质特征。该例依赖了文学原型的文化共识，将人物符号转化为特定品质。
3.2.2. “N中的N”的语用转喻
本文认为，“N中的N”构式在句法层面受语法转喻驱动，但其深层语义解读需结合具体语境进行语用推理，即该构式同时涉及语用转喻机制。
以构式“女人中的女人”为例，其前项名词“女人1”具有明确的指称功能，而后项名词“女人2”则呈现非指称性特征，其内涵需依赖语境动态建构。具体而言，不同认知主体可能基于自身经验或社会规约赋予“女人2”截然不同的属性特征，例如：性格特质(勇敢坚定；温婉端庄)、行为方式(不拘一格；细致谨慎)、文化原型(王熙凤式的精明强势；林黛玉式的敏感柔弱)、能力范畴(博学多才；运动健将)。
这种语义不确定性表明，该构式在语法转喻(实体代属性)的基础上，进一步通过语用转喻实现语境依赖的语义充实。换言之，其最终解读需依赖听话人的认知框架和背景知识进行动态选择，从而在特定交际场景中确立具体的语用信息。
(11) “甄珍真是女人中的女人，做人做成甄珍这样，干什么都会成功的！在经历重大变故后依然能快速投入到学习生活中，而且成绩还非常优异！”(新浪网，2025年1月31日)
(12) “鹤童简直是女人中的女人，雌性中的雌性，仙鹤中最美最高雅的仙鹤！”(新浪微博，2025年2月28日)
(13) “马斯克是商人中的商人，他的商业嗅觉和执行力让所有竞争对手望尘莫及。”(《财富》杂志，2024年12月)
(14) “特蕾莎修女是圣人中的圣人，她的一生都在诠释无私的爱。”(BBC纪录片《人性的光辉》，2024年)
(15) “他堪称直男中的直男，买车只看发动机参数，谈恋爱只会送机械键盘。”(微博热搜，2025年2月)
(16) “他是骗子中的骗子，连自己的简历都能编出一部史诗。”(知乎回答，2025年3月)
(17) “李白是诗人中的诗人，他的诗里有整个盛唐的气象。”(《中华文学史》，2023年修订版)
例(11)和例(12)均通过“N中的N”构式(“女人中的女人”)触发“实体代属性”的语法转喻：前项“女人1”指称性别范畴，后项“女人2”则转喻性提取该范畴的典型属性。这种结构为语义解读提供了形式基础，但未限定具体属性内容。在具体语境中，两例通过不同语用转喻路径实现语义充实。如例(11)中，后项“女人2”的语义通过“成功经历→能力属性”的语用转喻(结果代原因)被具体化为“心理韧性”与“卓越能力”。语境线索(“经历变故仍保持优异”)激活社会规约中“强者”的认知框架，将“女人”原型从性别范畴转向能力维度。该构式通过双重转喻(实体代属性→属性代评价)最终表达极高赞誉，强调甄珍突破了传统性别刻板印象中对女性“脆弱”的预期。例(12)中，后项“女人2”通过“仙鹤意象→美学属性”的语用转喻(符号代象征)被赋予“高雅美”的特征。类比结构(“雌性中的雌性”)强化了生物性别特质与审美属性的关联，激活文化原型中“鹤”的优雅象征。该构式以转喻链(实体代生物属性→生物属性代审美理想)完成对性别特质的诗化提升，其语义解读高度依赖汉语“鹤”的文化互文性。
以上分析表明，构式“N中的N”在语言表达中具有极强的表现力和感染力，能够通过双重转喻机制，将具体的实体转化为抽象的性质，并通过语用压制，赋予其更深层次的象征意义。这种表达方式不仅丰富了语言的表达手段，还使得语言更具形象性和感染力，能够更好地传达出说话者的情感和态度。
4. 结语
转喻是构式“N中的N”意义建构的核心认知机制。转喻机制是该构式形成的核心动因，其制约性体现在结构生成的强制性上——若脱离“实体代属性”的转喻认知操作，此类构式将丧失句法合法性。具体而言，构式通过激活“实体–性质”的转喻映射，实现双重认知效果：一方面将抽象属性锚定于具体范畴(如“女人”承载性别特质)，另一方面将多维语义压缩为单一形式单位(如“学霸中的学霸”凝练极致能力)。这种认知转化最终服务于语言的经济性原则，达成高效交际。
构式“N中的N”的转喻认知理据具有普遍性和差异性。一方面，人类共有的身体经验和认知方式决定了该构式在不同语境中都具有转喻理据；另一方面，不同语境的文化背景和认知模式的多样性又会导致转喻映射的具体方式及凸显内容存在跨语境差异。
构式“N中的N”的转喻认知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理论上，该研究有助于深化对转喻机制和构式语法理论的理解；实践上，该研究可以为语言教学、翻译策略优化及词典编纂等领域提供新的方法论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