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第十一站》(Station Eleven)是加拿大作家艾米丽·圣·约翰·曼德尔(Emily St. John Mandel)的第四部小说。该书于2014年一经出版就受到读者的广泛欢迎，不仅被亚马逊评为当年的最佳科幻书籍，还入围了国家图书奖。2015年，它获得了由英国科幻协会颁发的阿瑟·C·克拉克奖(Arthur C. Clarke Award)。2021年，这部小说被改编成了同名电视剧，进一步扩大了其影响力。《第十一站》是一部后末世题材的小说，讲述了地球上一场毁灭性流感——乔治亚流感(the Georgia Flu)爆发前后人类的生活。疫情导致全球大部分人口死亡，幸存者进入了一个没有现代科技的世界。小说关注几组人物及其在灾难前后的命运交汇，探讨了艺术、记忆与人类连接的意义。
小说由九章五十五节构成，在叙事手法方面表现出显著的复杂性和灵活性，具体有以下几点表现：一是采用多位主要角色的视角来叙述故事，每位角色的经历都从不同的角度揭示了末世前后人类生活的各个方面；二是在叙述过程中频繁在灾难前与灾难后的时间线之间切换，增加了叙事的层次感；三是在叙述过程中加入了同名漫画的内嵌叙事视角，为小说添加了一层象征性和元叙事的维度。通过多重视角的交叉叙述与时空跳跃，《第十一站》不仅展现了个人与集体的生存挣扎，还探讨了文明的延续与人类精神的韧性。由此可见，叙事视角的复杂性是其构建深层次主题的重要工具之一。因此，本文试从叙事视角出发，结合具体文本内容，探讨《第十一站》中多重叙事视角与其主题的联系。
2. 叙事视角
叙述视角是故事讲述的立场、作品叙述的角度，或将故事呈现给读者的视角[1]。宏观来看，故事的叙述者是小说的作者，根据作者所采用的叙事身份，叙事视角可以分为：第一人称视角、第二人称视角、第三人称视角，其中第三人称视角可进一步细分为全知视角、有限全知视角、客观视角。托罗多夫曾用公式来进行分类：叙述者 > 人物(叙述者比人物知道的多，更确切地说，叙述者说的比任何人物知道的都多)；叙述者 = 人物(叙述者只说某个人物知道的情况)；叙述者 < 人物(叙述者说的比人物知道的少)，据此热奈特在《叙事话语》中引入聚焦一词，并将上述三个分类分别命名为零聚焦、内聚焦、外聚焦[2]。《第十一站》在叙述视角上主要采用了第三人称视角。
故事开启于多伦多埃尔金戏剧中心一位名为亚瑟(Arthur)的演员之死，后续情节主要围绕与亚瑟产生不同社会关系的四个人物的视角而展开：杰旺(Jeevan)、柯尔丝顿(Kirsten)、米兰达(Miranda)、和克拉克(Clark)。杰旺是亚瑟表演时的观众，柯尔丝顿是与亚瑟同台表演的小演员，他们亲眼见证了亚瑟的死亡，米兰达是亚瑟的第一任妻子，克拉克是亚瑟最好的朋友。亚瑟之死开启了大流感时代，而后曼德尔借助与他相关的四个人物的视角描述流感前后人物的经历与命运，这四个人物看似是互相平行，各自有各自的生活，实则又因为亚瑟这个人物而交集在一起，形成一张隐形的网。
3. 《第十一站》的全知视角及其叙事功能
3.1. 构建悬念和戏剧性
在第三人称视角中，叙述者不是故事中的一个角色，叙述者不存在于故事之中。如果视角是全知的，叙述者可以随时进入任何一个或所有角色的内心，并且能够知道、看到并讲述他或她想要的任何内容[1]，此时叙述者>人物，也就是热奈特所说的零聚焦，它是一种没有固定视角的叙事模式，在这种叙事聚焦下，叙述者知道的比人物多，甚至比任何一个人物知道的都要多[3]。因此，在这样的叙述视角下，叙述者有着强大的控场能力，可以决定何时向读者展示信息，以及展示多少信息，有助于构建悬念和戏剧性。
宏观上看，《第十一站》采用的就是全知叙述视角。例如，在故事的最开始，曼德尔选择用全知视角切入，描述亚瑟在舞台上表演《李尔王》的场景：“‘她们的上半身虽然是女人，下半身却是淫荡的妖怪。’亚瑟说，他不仅念错了台词，就连这句话也念得气喘吁吁，声音低得几乎听不见。他就像抱着一只折翼的鸟儿一样，把手拢在胸口。葛罗斯特和埃德加沉默地注视着他。那一刻亚瑟仍有可能是在演戏，但是剧院第一排有个男子从座位上站起来了。他曾接受过医护训练”[4]。亚瑟在舞台表演时出了差错，葛罗斯特和埃德加，以及剧院的其他观众以为这只是平常的表演失误，但有一名接受过医护训练的观众(杰旺)却突然站起来，剧院的其他观众并不知道杰旺的身份，但读者从曼德尔的全知视角得知杰旺的身份后，就会产生好奇心和疑惑，亚瑟究竟是表演失误还是另有隐情？从而达到制造悬念的效果。同时，曼德尔借此巧妙地把读者的视线聚焦于杰旺这一与众不同的人物，使得之后从全知视角向杰旺视角的过渡显得更加自然流畅。
3.2. 展现不同立场和角度，丰富人物形象
除了制造悬念与戏剧性，全知视角可以从多个角色的视角讲述故事，描述同一时间不同角色的经历，允许读者从不同的立场和角度理解事件。在亚瑟去世之后，曼德尔描述了不同角色的反应，清洗戏服和熨烫衣服的工作人员、边听音乐边拖地的舞台管理员、喝龙舌兰酒的女演员和舞台监督助理……亚瑟的同事们对于亚瑟的离世都略显冷漠，只有年龄尚小的柯尔丝顿不知因为惊吓还是伤心而啜泣，这使读者感到唏嘘的同时，对亚瑟这个人物也产生了好奇。紧接着，通过酒保、制片人、化妆师等人之间的交谈，读者得以窥见亚瑟生活的一角：有儿子，有多任妻子，但是去世却只能联系他的律师。
在之后的叙述中，曼德尔透过不同角色对亚瑟死亡的反应与追忆，让人物的形象更加立体。米兰达是亚瑟的第一任妻子，但米兰达不喜欢也不适应好莱坞奢华的生活，在她发现亚瑟和伊丽莎白之间的暧昧后，两人就分道扬镳了。在米兰达接到亚瑟去世的电话通知后，并没有在言语和行为上有强烈的反应，但有这两处描写：“海上的灯光模糊了，变成一串重叠的光晕”，“你在世界另一头的一个海滩上接到一个电话，就这样，你曾想与之白头偕老的那个人已经离开了这颗星球”[4]。前者是米兰达的视觉描写，并非真正的灯光模糊了，而是米兰达的泪水模糊了眼眶，后者是心理描写，恰如其分地展现了米兰达内心的痛惜，也为之后描写两人的回忆做了铺垫。克拉克与亚瑟相识于微时，但是随着亚瑟成名而使他的私生活备受关注，他们的友谊也产生了裂缝。亚瑟离世后，在克拉克与亚瑟的律师海勒的对话中，他谈到最初的亚瑟，成名之前，没有被八卦小报缠身的亚瑟：“有时你会遇上某个人，而他是那么善良，这是我记得最清楚的。他善待遇到的每一个人。他很谦逊”[4]。透过克拉克的回忆，亚瑟这个人物的形象更加丰满了起来，读者得以窥见他成长的轨迹，质朴追梦的少年成为满身光环的巨星，看似美满的结局，实则成名的代价是失去自由、没有隐私，在这个过程中与自己的朋友、爱人越走越远。曼德尔以亚瑟之死开启全书，又通过亚瑟将主要人物串联在一起，使他们产生交集，从而让叙事视角转换自然流畅，不显突兀。
4. 《第十一站》的有限全知视角及其主题功能
小说的全知叙述者尽管是无所不知的，然而伴随着小说叙述的推移和小说关键人物的全部出场，小说全知叙述者不断让位给小说中的人物，从而完成叙述视角的转换，所以小说故事中的人物完全替代了全知叙述者来对故事进行观察和感知[5]。此时叙述者 = 人物，也就是热奈特所说的内聚焦。微观上看，《第十一站》的全知视角其实是由不同角色的有限全知视角组成的。曼德尔借助不同角色在流感爆发前后的生活经历与体验，制造对比与冲突，提供了从文明到废土的全景式叙述，增强了小说的叙事深度，展现了故事的主题：记忆的重要性，文明的脆弱与韧性，人性的多样性。
流感爆发后的末日世界，人们各自在地球流浪。曼德尔详细描述了不同角色在末日后的生活细节，这些角色有一个共同点，就是都喜欢追忆过去——末日前的文明世界。例如，每次闯入废弃的房屋，八月会渴望地盯着电视机看，会安静地翻阅电视指南，因为末日前的世界，小时候的他花了很长时间在这上面，电视节目承载了他末日前的记忆。而柯尔丝顿则喜欢翻找名人八卦杂志，因为杂志上的亚瑟是尚且年幼的她在末日前所保留的最清晰的记忆。克拉克建立的文明博物馆引得人人慕名前往，博物馆里陈列着“无数没有使用价值但人们希望保存下来的东西”：手机、iPad、游戏机、电脑、高跟鞋、摩托车等。这些在末日前司空见惯的事物，因为末日后文明崩溃、社会动荡、生产力停滞而变成只能在人们回忆中使用的产品。人们珍惜过去的回忆，也正是因为有这样的记忆维系着个体与集体层面的人类精神，人类文明才有了重建的可能，这一点曼德尔在小说的结尾也有所体现——有城镇再次点亮了路灯。
这部小说向读者展示了一幅强烈而富有冲击力的人物所处世界的景象，也暗示了人物所具有的坚韧精神[6]。虽然末日后人类文明断裂，人们各自为了自己的生存需要而奔波逃亡，然而透过不同角色的视角，读者仍能感受到人类精神文明的火把。例如，杰旺为做防灾准备而大量购入水、罐头、蔬菜等生活物资，但最后时刻，他拿了一束水仙花。这是一个富有象征意义的动作，代表了他对生命美好和短暂的认识、对已逝文明的怀念，以及在灾难面前对生活中细小而美好事物的珍惜。这一细节深化了小说的主题，尽管世界面临崩溃，但人类依然怀有对美好和希望的追求。柯尔丝顿在自己胳膊上刺了一句话：“survival is insufficient [7]”——“仅仅活着是不够的”，所以她加入旅行交响乐团，在末世中坚持巡演莎士比亚戏剧，“幸存的人们把所有的时间都用来劳动、求生，而乐团的任务是一扫这些疲惫和困苦”。对她来说，生存不仅仅是维持肉体的存活，更重要的是赋予生活更深的意义——这与艺术、文化、记忆和人类的联系密不可分，她希望在末世中能够找到除生存外更为重要的东西，那就是保持人性和文化的传承。这也是《第十一站》探讨的核心主题之一：在灾难面前，人类如何保持文化、艺术和人性的延续。
曼德尔借助不同角色的有限全知视角使读者能够深入到角色的内心世界，从而与这些角色建立更紧密的情感联系。不同角色的不同的行为选择和个人成长充分展现了人性的多样性。柯尔斯顿等旅行交响乐团成员在末世中依然保持着对艺术、文化和他人的关爱，通过表演莎士比亚的剧目为他人带来慰藉，展现了人性中的无私与高尚；亚瑟的死亡使吉旺对于生命更加尊重和珍惜，他从一个对生活感到迷茫的人，逐渐转变为一个更具责任感和行动力的人，他的成长展现了人性中的勇气、责任感与转变；米兰达没有沉迷于亚瑟为她打造的华丽牢笼，而是选择离开奢华优渥的生活，在工作中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社会价值，这体现了她强烈的独立意识。这都体现了人性中光明的一面。而先知等人的出现则是灾难世界中道德沦丧的体现，他通过操控恐惧和操纵信徒来实现自己的目的，反映了在极端情况下人性的自私和腐化，代表了末日情境下的极端主义和对人性弱点的利用，这是人性中黑暗的一面。《第十一站》通过多个角色的描绘，展现了人性在极限环境下的多样性。从自私、极端主义到关爱、创造力，从对历史的怀念到对未来的希望，反映了人类在末日世界中如何应对生存、文化、情感和道德的挑战。每个角色都以自己的方式体现了不同的人性侧面，这些多样性不仅丰富了故事的层次，也深化了对人类精神和文化存续的探讨。
5. 总结
《第十一站》以其复杂的叙事视角、多层次的叙述结构和深刻的主题探讨，展现了一幅末日之后人类挣扎求生与精神延续的生动画卷。通过全知视角与有限全知视角的结合，作者艾米丽·圣·约翰·曼德尔成功地在宏观和微观层面捕捉了末世情境下人类的复杂性：从文明的崩塌到文化的延续，从记忆的保存到希望的重燃。这种叙事方式不仅丰富了小说的层次，也使其主题得以多角度呈现。
小说通过叙事视角的灵活运用，突出记忆在维系人类精神中的重要性，揭示文明的脆弱与韧性，同时展现了在极端环境下人性复杂多样的表现。亚瑟的死亡既是情节的开端，也是贯穿全书的隐性线索，连接了不同角色的生活与视角。通过角色各自的经历与反应，曼德尔巧妙地平衡了对人性光明与黑暗的刻画，探讨了灾难中的道德困境与文化传承的意义。《第十一站》的叙事不仅关乎灾难后的生存，更指向一种更深层次的哲学思考：在面对历史的断裂与未来的不确定时，人类如何通过艺术、记忆与彼此的联系维系自身的文化认同与精神价值。这种超越了末日题材本身的探索，使小说成为一部具有持久影响力的作品。通过《第十一站》的分析，我们可以更清晰地认识到叙事视角在构建复杂主题中的关键作用，同时也感受到文学在探讨人类存在问题上的独特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