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推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大力发展绿色经济，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环节。为此，中共于2013年11月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对领导干部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做出明确部署。2015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也指出要“构建起由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等八项制度构成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旨在建立完善的领导干部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考察与追责制度，细化审计对于该领域的监督，加强相关人员对于自然资源重要性的认识，从制度层面打击生态破坏行为，进而有效推进绿色经济发展。见微知著，从这一项制度就能看出我国对于生态文明建设重视与放眼未来可持续发展的长远目光，也预示着绿色经济广阔的发展空间与良好的成长环境。
领导干部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以合理化自然资源利用程度、细化政府审计监督作用、大力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为目标，在我国经济转向高质量发展和审计“如影随形”常态化要求的大背景下，达成经济效益与环境效益的均衡发展。
2. 研究现状
(一) 审计制度与政府行为：责任压实与监管创新
在责任压实机制与政策执行优化层面，万婷(2023)提出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通过将生态指标纳入官员考核体系(如森林覆盖率、碳排放强度)，构建了“终身追责”的约束机制。该机制倒逼地方政府从单一追求经济增长转向生态与经济协同发展[1]。黄溶冰、谢晓君(2023)通过设定多个对照组，揭示了因地制宜推行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制度对于当地生态环境的较强影响力度，环境绩效压力更有助于推动资源型城市改善环境质量[2]。孙玥璠等(2021)采用多期双重差分模型，实证检验领导干部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能够显著促进企业环境责任履行[3]。
(二) 审计制度与企业响应：绿色创新与战略转型
领导干部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主要在企业层面具体影响地区生态情况，一方面，以碳排放为例，谭志东(2023)发现，离任审计可以引导企业绿色创新活动与产业结构升级，进而促进地区碳减排[4]。李兆东、郭磊(2022)通过多期双重差分模型和中介效应三步法发现，领导干部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可通过提升地区工业产能利用率来降低地区二氧化碳的排放，达到碳中和、碳达标的要求，实现地区生态文明建设与节能减排任务[5]。另一方面，在企业创新侧，曾昌礼等(2022)采用双重差分法发现，领导干部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可以显著增加企业绿色创新成果，提升企业绿色专利产出率，加强地区绿色技术水平[6]。丁红燕、膨菲(2023)利用多期双重差分法发现，领导干部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能够显著提高企业的绿色工艺创新投入[7]。曹玉珊、马儒慧(2021)提出领导干部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试点可显著促进重污染企业实施绿色并购，实施绿色发展[8]。
(三) 审计制度与社会效应：结构优化与公众参与
王彪华等(2024)通过实证检验发现，领导干部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推进了地区企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升。企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代表了企业绿色创新、绿色转型进程，象征着企业内部结构的调整，呈现了时代浪潮下的企业生态追逐导向[9]。黄溶冰、谢晓君(2023)采用双重差分模型进行分析，发现离任审计对于官员的约束力会集中反映到相关企业回应公众对于环境的参与[2]，公众在生态环境问题上的参与度也反向影响离任审计对于官员的约束力。
3. 领导干部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影响地区生态的机理
(一) 政府层次
作为一项自上而下的政策，领导干部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制度在政府层面有很强的影响力，促使政府更加关注生态相关问题。政府通过多个途径加强生态建设，建立了量化生态指标→强化问责→倒逼政策调整→优化资源配置的路径，提高生态效益。
第一，政府通过设定生态考察体系，量化相关指标，加强生态文明建设进程的可测量性，通过设定量化考核指标(如碳排放强度、森林覆盖率、污染物排放限值)，将生态保护目标纳入领导干部政绩评价体系，提高生态文明建设的科学性与合规性。明确的指标也指明了进一步发展的主要方向，让区域经济发展有据可依、有向可往，确保政策的有效执行。政府可以通过对比不同时期的生态指标以及对应时期的地区发展，监督政策的落实与不同政策在不同阶段的作用，将审计结果与财政拨款、晋升机会挂钩，若某地区未能通过审计，上级政府可能削减其环保专项资金或限制土地开发权限，迫使地方政府加大对污染治理的投入，这便于政府在发展的过程中不断调整政策，颁布更贴合实际的生态政策，推动相关制度的完善，减少无效或低效的生态保护行为。
宋心(2022)提出折算指标体系要科学合理又稳定，才能使不同区域、不同试点的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具有可比性，创新地将存在于会计四大假设中的递进关系，延伸到了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核算基础中[10]。现有的对于基本假设的表述都割裂了会计基本假设中原有的层层递进关系。政府对于衡量体系的设置凸显了其立足整体的思维，通过多方面数据的综合考量进行对于地区生态的评价，避免了一个地区出现生态上的偏科导向，支持地区生态向更稳定的高位平衡状态发展，使各项生态指标相互促进，比如良好的水资源质量能通过水循环的方式提升大气质量。
此外，政府设定生态指标并公开相关信息，有助于引导社会各界关注和参与生态环境保护工作。公众了解生态指标的含义和重要性后，可以更加积极地参与生态环境保护行动，形成全社会共同关注、共同参与的良好氛围。生态指标的存在也能更精确指出生态现时可能存在的问题与未来可能会出现的问题，有一定的预警作用，提醒政府、社会更关注相关小切口，而不是囿于不断优化的生态总体状况。
第二，政府通过资源配置对于生态建设进行支持，确保资源的有效利用与节约，最大化资源利用效率，开源节流，加强生态稳定性。政府在资源配置中可以优先支持绿色、环保产业的发展，通过提供财政、税收等优惠政策，鼓励企业采用环保技术和生产方式。这将有助于推动经济结构的绿色转型，减少对环境的污染和破坏。同时，政府可以利用资源配置的手段，加大对生态环境保护和修复的投入力度，让相关人力物力资源流入应在领域，适当避免市场的逐利性，在绿色建设前期收益微小时给予更多的支持，立足宏观角度，开发生态经济的可能性，如对于生态相对不稳定地区投入修复资金，将其打造为旅游地区，拓宽当地绿色经济发展道路，促进地区生态稳定与经济平稳发展。
付宇(2022)提出领导干部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制度通过提高环境规制强度和增加政府创新支持，并且政策效果随着时间推移愈发明显，具有明显的长期可持续性，通过提高环境规制强度和增加政府创新支持，推动了城市创新能力的提升[11]。城市整体创新能力的提升会在市场范畴掀起优胜劣汰的浪潮，使企业竞争在既定方向上更加激烈。城市的创新能力提升了，有利于相关技术的升级与应用，推动城市管理趋向于规范化、系统化、现代化，提高了城市乃至地区的管理效率，全方位地对于城市各项指标进行更精确的管控，政府可以更及时调整相关生态政策以适应不断变化的现实状况。
第三，政府通过教育与号召的形式推广绿色文化，树立政府形象，对于公众有很强的引导作用，生态文化通过宣传“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重塑政府官员的政绩观。领导干部作为政府的代表，其行为和决策直接影响到政府在公众心目中的形象。如果领导干部能够积极履行自然资源资产管理职责，推动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那么就能够提升政府在公众心目中的形象和公信力。在强公信力政府的带领下，社会风气变化更显著，更适合生态文明思想发展，减少绿色经济发展可能存在的阻力与障碍，形成全社会共同参与生态建设的良好风气，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社会观念，切实改善区域内生态状况。
领导干部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制度直接作用于政府层面，采用自上而下的模式，以政府为生态建设的第一环，依赖于政府的宏观调控能力与相关配套政策的颁布，达成环境保护、资源高效利用的最终目的。政府在制定相关政策并执行的过程中，也有监督的职责，对于政策的实行效果、具体状况的变化导致的政策的调整都要全程关心。巧妙的是，领导干部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制度将领导干部的绩效与一个地区的生态状况挂钩，避免地区牺牲生态环境换取经济效益，进而保证自身绩效的行为。
(二) 企业层次
在企业层面，领导干部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制度分别给予企业一个限制与一个推力，稳定企业运行，加速企业产业升级进程，建立环境规制压力→绿色技术投入→产业结构升级→减排增效的路径，使企业由单一的经济利益驱动模式转变为环境效益、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共同驱动的更适应新时代的发展模式。
一方面，领导干部自然资源资产审计制度促使政府相关部门对于企业经济活动进行生态导向的监管，细化生态考察指标，严格按照指定的标准进行考核，建立合适的监管体系，严防死守企业出现乱排放的现象，政府通过设立严格的环境标准(如《大气污染防治法》中的排放限值)和惩罚机制(如高额罚款、停产整顿)，迫使企业进行技术升级。在这种限制下，企业出于经济效益的考虑，更偏向于提升自身生态维护能力，减少相关污染物的排放，改变以自然资源换取经济增长的旧模式，响应新时代更快更好的新发展模式。
在这一过程中，企业也会感受到生态效益与社会效益对于经济效益的反馈效果，更主动地走绿色发展路线。特别对于一些高能耗的重工业企业，刚开始的改变道路会遇到更多阻碍，传统的生产模式与生产观念导致其很难很快适应时代的变化，新模式的适用意味着这些企业需要更改大部分部门，包括改变长久的采购模式与成本投入模式。但是通过政府部门逐步对于污染的整治以及对于高能耗的规范，这些企业会因为政府部门严厉的惩处力度而让步，逐步改变自身存在已久的生产模式，通过向行业内被扶持的典型企业学习与靠拢，加速自身产业升级进程，优化企业内部部门结构。虽然在绿色化、环保化的起步阶段可能会遇到很多问题，但在完成绿色化、环保化的阶段后，企业会更愿意继续这样发展下去，采取更多措施维护生态成果，在各个环节通过创新的方式提升绿色技术比率，让资金流向绿色创新项目，而不是污染治理或是能源采购，这些企业会发现提升原材料与能源的利用率才是目光长远的生产经营模式。
这种处罚模式蕴含了我国对于绿色发展方向的指引，也是新时代企业发展的必然要求，引导企业审时度势，升级自身产业内部循环，跟上时代的脚步，也通过成本利益的权衡，使重工业企业等高能耗高污染下定决心升级自身企业，走上创新绿色的发展道路。而对于能耗相对较低的企业，这种惩处与监督也能起到警示作用，避免企业不顾生态效益过分逐利，牺牲生态环境换取短期利益的不良行为。
另一方面，合理的激励机制不仅包含惩处机制，也包括相应的正向激励，随着这项制度的确立，许多配套的生态企业扶持制度也逐步落实，企业对于自身长远发展的规划必定离不开这些推力。审计推动的“绿色信贷”政策要求银行对高污染企业限贷，而对环保达标企业提供低息贷款，为绿色转型企业提供更合适的发展环境与助力。如此一来，企业在制定未来发展战略时，会将绿色发展路线作为指导，实施绿色创新驱动企业发展。在这样的大环境下，优秀有效的绿色创新成果往往决定着企业的综合能力与行业竞争力，更多的绿色成果与合理的绿色发展意味着更有力的政策支持，为企业开拓蓝海市场、占据新的市场提供更多便利。
这一股绿色发展的风在各行业内吹起，为各个想要随风而起的企业提供足够的推力，改善了行业结构，在大浪淘沙的形势下，仅留下绿色高效发展的企业。这对于企业来说，既是机遇也是挑战，提升自身生态效益或成为了新阶段发展的最优解，在波澜不惊的市场环境中营造了新的推力，重新规划企业结构，为更适应时代发展的新企业崛起提供了机会。
吴昌南、帅燕(2022)发现，领导干部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试点能显著提高试点城市的制造业产业结构合理化程度和产业结构高级化程度[12]。宏观产业结构的优化意味着不同企业在不同阶段都有进步的空间与对市场的更大把握，加强了企业在进行绿色化环节时对于未来的期望，更有信心与决心完成绿色化进程，更大程度上克服了生态建设在企业层次起步慢、起步难的问题。
总而言之，领导干部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的确立从长远角度来看是对于企业的一场革命，通过正向激励与负向反馈提高了企业对于完成绿色化进程的期望，积极进取的企业可以通过这一制度的确立抓紧开启自我升级的序幕，始终保持着自身活力，并在这一过程中发现自身问题，确定自身优势，在不远的未来与更多优秀企业竞争。而一些传统的大体量企业也需要改变自身思想，避免固步自封的思维模式，在同类企业被市场淘汰时产生警惕心理，顺应政策方向，在时代变化、企业模式改变的浪潮中存活下来，不断进行自我革命，除旧迎新。
(三) 居民层次
而对于个人来说，领导干部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内化于民众的观念，外化于衣食住行的生活方方面面，在转变民众思想、提升社会认知、优化生活习惯、改善生活质量等方面有着重要影响，通过大多数民众的思想升级与社会性产业升级，建立信息公开→公众监督→倒逼政企行为→形成绿色共识的传导路径，实现一个地区的生态维护。
首先，领导干部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的确立会带动相关宣传部门，通过教育与宣传等方式，开展相关主题讲座，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生态观念，进一步提高居民的环保意识，引导居民形成绿色生活、低碳出行的习惯，共同维护良好的生态环境。不仅如此，离任审计的公开透明，将让居民更加了解政府在自然资源保护和生态环境治理方面的努力和成果，从而增进居民对政府的信任和支持，居民对于政府的信任更能带动对于生态建设的热情。
其次，在这种宣传模式下，领导干部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广泛影响着居民日常生活习惯、交通出行、消费习惯、环保意识、社区参与等方面。从小处做起，于微观处积累，形成全民生态建设的合力，也激发了居民参与环保活动的积极性。居民可以通过参与环保组织、参与环保宣传等方式，为生态环境的保护和改善贡献自己的力量。在这种自上而下的模式中，居民作为最后一环，有着最广泛的影响力，直接作用于生态环境建设中，是生态文明的建设者与受益人，在观念的改变下，居民逐步认识到生态文明建设是建设更美好社会的必然需求，更有建设热情与积极性。
然后，在企业产业升级的绿色进程下，各种与生活相关的绿色创新成果不断出现，大大改善了居民社会生活。从衣食住行的各方面，采用各项更低碳更环保的技术，这将对居民的生活环境产生积极影响。随着生态环境质量的改善，居民的生活质量也将得到提升，居民能够享受到更加美好的生态环境带来的福祉。这就形成了美好生活与生态环境的良性循环，提高了居民对于未来生活的美好展望，增强居民道路自信与理论自信，居民更偏向于选择环保的产品和服务，如使用可再生能源、购买环保产品等。这也支持了地区绿色产业的发展，使其更有发展动力与发展信心，加大研发力度，生产更符合社会发展的、人民大众更喜闻乐见的绿色产品，形成良性循环，在绿色发展的道路上不断奋进。
最后，生态文明建设通常会带来新的产业和就业机会，促进了绿色产业链的形成和发展，为居民提供更多的职业发展机会。例如，清洁能源、绿色建筑和废物管理等领域的发展可以创造新的工作岗位，提高居民的就业率和收入水平。这就势必会带来绿色文化与绿色技术的普及，加设生态文明观念的教育，打破了专业性生态建设教育被局限在专业技术圈的窘境，让生态文明走向更普遍人群，通过教育的形式规范化生态管理流程，减少了建设生态文明道路上的弯路。在生态岗位越发普遍的情况下，人们往往会为了更好的就业机会而获取更多生态知识，提升自身素质以获取竞争优势。通过利用这种思维，地区内部对于生态知识的了解度会越来越高、越来越高。
4. 江苏地区领导干部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对生态环境的影响
(一) 对生态成果的影响
(1) 典型案例
以2023年为例，江苏省生态环境厅召开生态环境科技成果助力绿色低碳环保产业十大典型案例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了江苏省2023年度典型案例征集工作整体情况和取得的成效。这十大典型案例包括了污染物元素级去除技术解决高值利用废盐问题、废水浓缩分盐技术筑牢太湖水环境屏障等案例，成功解决了大气污染、水污染、土壤污染等方面的生态问题。这一典型案例的选取立足于领导干部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构成了政府对于企业生态侧的考察体系。
这种典型案例的表彰模式加强了企业不断沿着绿色发展道路前行，为企业，特别是刚刚起步的绿色经济企业提供了信心，也为社会上更广大企业提供了前瞻视野与发展方向，规划了未来发展的正确道路。在典型案例的表彰过后，消费者会更加信任相关企业，也在一定程度上了解到了各个案例中蕴含的生态原理，提升了相关企业的社会公信力，为企业绿色创新与市场性长远发展提供了推动力，形成良性循环。
(2) 依申请公开情况
见图1，政府信息依申请公开情况代表了政府的透明度与公信力建设，可以看到依申请事件在2013年出现一个较大的涨幅，这是因为2013年领导干部自然资源资产审计的确立，促使更多生态相关事项的处理与发展。依申请公开信息包括环境影响评价报告、环境监测数据、污染防治措施等，促进了执法监察的透明度与民主性，实时性地公开发布环境相关问题，使广大民众了解地区生态状况，体会生态现状与进行生态建设的必要性，也帮助企业找准发展方向与前进目标，更好制定未来发展战略与目标市场。
此外，从2014年与2015年相较于2013年的下降可以看出，领导干部自然资源资产审计制度的确立披露了2013年之前出现但未披露的生态状况，更大程度保证了民众的知情权，通过事实状况敦促人们养成绿色低碳习惯。
数据来源：根据江苏省生态环境厅整理得到。
Figure 1. Government disclosure status based on applications from 2011 to 2015
图1. 政府2011~2015年依申请公开情况化
(二) 对生态指标的影响
(1) 废水和主要污染物排放量
Table 1. Wastewater and major pollutant emissions in Jiangsu Province from 2011 to 2015
表1. 江苏省2011-2015年废水和主要污染物排放量
年份 |
工业废水 |
生活污水 |
氨氮排放总量 |
废水中化学需氧量 |
2011 |
24.96 |
34.2 |
15.72 |
124.62 |
2012 |
23.61 |
35.29 |
15.31 |
119.7 |
2013 |
22.06 |
35.59 |
14.74 |
114.89 |
2014 |
20.49 |
39.63 |
14.25 |
110 |
2015 |
20.64 |
41.81 |
13.77 |
105.46 |
数据来源：江苏省生态环境厅
Figure 2. Wastewater and major pollutant emissions in Jiangsu Province from 2011 to 2015
图2. 江苏省2011~2015年废水和主要污染物排放量
江苏省废水排放量与其中主要污染物含量都在下降，详见图2，对于环境的影响逐步降低，在2013年下降的速率也相对提高，这代表着社会的绿色风向与政府政策的成效——政府制定了更严格的废水排放标准，直接影响了企业对于内部的废水排放规范与控制，见表1，企业在更新生产技术减少废水排放量的同时提高了相关部门循环利用的效率，做到少排优排，不断加强相关企业对于废水的重视程度，高效化废水再利用程序。
另一方面，领导干部自然资源资产审计制度推动了产业结构的变化，在市场上淘汰了高排污低产能的企业，用更科学的绿色经济模式取代了仅靠能耗的盈利模式，使企业运营与生产更加环保高效，提升原材料的使用效率与内在生产价值。这种模式不仅可以减少企业对于环境的破坏，还能一劳永逸，降低企业长期可能存在的生态处理成本，提高企业的竞争力，树立企业立足生态效益与社会效益的企业形象，提升企业可持续发展能力。
(2) 废气和主要污染物排放量
Table 2. Emissions of waste gas and major pollutants in Jiangsu Province from 2011 to 2015
表2. 江苏省2011~2015年废气和主要污染物排放量
年份 |
二氧化硫排放总量 |
氮氧化物排放总量 |
烟(粉)尘排放总量 |
2011 |
105.38 |
153.58 |
49.14 |
2012 |
99.2 |
147.96 |
43.86 |
2013 |
94.17 |
133.8 |
42.52 |
2014 |
90.47 |
123.26 |
76.37 |
2015 |
83.51 |
106.76 |
64.5 |
数据来源：江苏省生态环境厅
Figure 3. Emissions of waste gas and major pollutants in Jiangsu Province from 2011 to 2015
图3. 江苏省2011~2015年废气和主要污染物排放量
见图3，江苏省废气与主要污染物呈现一个下降的趋势，与废水排放量的下降一致，二者都有赖于政府对于排放量的限制与控制，加大了对工业污染的治理力度，进而推动了企业绿色创新与产业升级，将废气的排放量控制在一个可接受的范围内，降低不可控废气对于环境的影响与对生态的破坏。
不仅如此，随着清洁能源的推广和应用，如太阳能、风能等，见表2，对化石能源的依赖减少，进而减少了废气排放。清洁能源的使用处于起步阶段，使用与否存在一个经济效益、生态效益、社会效益的权衡问题，企业可以通过使用清洁能源树立良好企业形象，立足长远，表现本企业的担当，更值得消费者信赖，也在一定程度上获取政府支持，获得一些政策福利，更有助于企业起步阶段的发展。
此外，政府也通过对于社会汽车的管控，如限号等措施，推行低碳生活模式，鼓励共享单车等绿色环保的出行方式，全面全社会性地规范社会废气排放量，限制各个环节废气的产生。在减排的同时，江苏省政府更设立了空气净化站点，通过将收集到的废气统一处理，实现有害气体净化再利用的目的。因此，废气排放量的降低通常被视为环境保护和工业可持续发展的积极成果。
5. 结论与启示
(一) 结论
本文在对基于领导干部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对生态环境的影响研究文献进行整理基础上，分析了江苏省的生态状况，在研究江苏省领导干部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对生态环境的影响效果时，分别从生态成果、生态指标两方面出发。最终得出结论，领导干部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可以从政府、企业、居民三个层次优化生态环境，其中政策的实施存在地区与行业差异，尤其对于经济发达地区与重污染企业有很大的影响力——在地区层面，江苏作为经济强省，审计制度通过高效监管和技术溢出效应快速见效；中西部地区可能因财政和技术限制，需更强调政策扶持；在行业层面，重污染企业(如化工、钢铁)因环保成本高，需“强制转型 + 补贴”组合政策；轻污染企业(如服务业)可通过绿色认证激励自主创新。
(二) 启示
(1) 企业在经营时要注意生态效益、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的统一，不能仅着眼于经济收益增长，要利用创新加强自身发展能力，提升自身竞争力。
(2) 企业在进行政策下达与落实时，要进行正向激励与负面反馈，保证激励措施的丰富性，找到一个平衡点，使相关激励效果最大化的同时，对于未来发展方向有一个明确的把握。
(3) 政府可以通过发布相关政策，规范废水废气的排放量，严格控制企业排污量；可以召开生态相关的宣讲会与科普栏目，提高居民个人的生态保护意识；可以设立相关的生态基金与绿色创新奖励机制，对研发低碳技术的企业给予税收抵免，对于进行绿色创新的企业提供更多正向激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