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截至2024年底，我国灵活就业规模达2亿人，其中外卖骑手数量已超过1200万人；并且从2019到2024年，我国新型灵活就业的招聘规模在劳动力市场的份额呈显著增长态势(暨南大学经济与社会研究院，智联招聘，2025)。外卖骑手群体就业呈现出流动性强、就业人数多、流动性大等特点，因此也被称为“流动劳动者”。作为灵活就业的主要力量，外卖骑手的城市社会融入不仅关系就业市场的稳定，而且也可能影响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和社会的长治久安(黄永亮，2023)，而真正意义的社会融入必然是建立在外来人口对迁入地高度的心理认同之上的。为了更好地帮助外卖骑手更好地从心理上融入，在本研究中，我们聚焦于外来务工的外卖骑手的心理融入。
心理融入(Psychological acculturation)是指双向认同，既包括个人对迁入地及其社会身份的心理认同，又包括对迁入地社会包容和接纳的感知(Yue et al., 2015)、流动人口对流入地城市的评价、归属感、认同感和身份再定位等方面(梁土坤，2020)。心理融入包括身份认同、社交认同和接纳感知(李海波等，2023)，体现的是流动人口精神层面的归属感，反映了流动人口参与城市生活的广度和深度，是个体完全融入流入地城市的标志，被认为是城市融入的最高境界和社会融入的最高层面(梁土坤，2020)。池子华等人(2008)根据我国流动人口的实际情况，提出了城市文化接受的认同、适应作为心理融入的重要指标。若流动人口无法融入城市，将会产生孤立无援、归属无靠的心理，使自己处于边缘化状态，从而影响其工作、社交、生活等方方面面，更甚是产生自闭、抑郁等心理问题，影响身心健康。
1.1. 歧视知觉与心理融入
从外卖骑手城市心理融入的现状看，48.10%的外卖骑手认为自己“在这个城市总是低人一等”(黄永亮，2023)，这类个体对自己所在所属的群体成员身份受到不公平对待的主观认知属于歧视知觉。歧视知觉(Perceived discrimination)是一种相对于客观歧视的主观体验，即个体知觉到自己受到了不公平对待(Yoo & Pituc, 2013; Pascoe & Richman, 2009)。根据Branscombe等人(1999)提出的拒绝认同模型(Rejection-identification model, RIM)，歧视知觉实际上就是个体可感知到群体外的排斥，这种被拒绝的感知可能会产生相互对立的结果：一方面，个体对歧视的知觉会促进内群体认同感提高，继而减缓歧视现象影响心理健康；另一方面，个体对歧视的知觉也让其意识到自己所属群体的不利处境及弱势地位，进一步影响了心理健康。而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根据胡伟等人(2012)的研究表明，高流动性群体的歧视知觉要显著高于低流动性群体，而歧视知觉给流动人口的心理健康带来不良影响：如受歧视者更容易出现抑郁、焦虑、心理困扰、社会适应不良等一系列有害影响，并降低自尊和生活满意度(Gabarrell-Pascuet et al., 2023；黄琪琪等，2020)；感知歧视也与个体的社会文化适应和心理融入呈负相关(Yang et al., 2023a)。歧视知觉对推动个体在心理层面上融入当地社会及身心协调发展可能有着负向影响。
假设1：歧视知觉与外卖骑手的心理融入呈显著负向相关。
1.2. 应对方式的中介作用
根据压力缓冲模型(The Stress-Buffering Model)，采取积极的应对方式可以缓冲负面情绪和缓解身心症状，从而更好地调适自我进而融入社会；当个人面对压力时采取消极的应对策略，可能更容易出现情绪问题，如较低的主观幸福感，更高水平的焦虑和抑郁等(Li et al., 2023)，这可能不利于自我调适和心理融入。已有研究证实，当个体感知到压力之后，应对方式(Coping style)越积极，越有可能主动寻求帮助，降低甚至消除压力的反应症状，或者直接影响生理活动过程，从而达到缓冲的效果(Dou et al., 2023)。而对于流动人口，在融入城市的过程中，歧视知觉属于潜在的压力性事件，个体如果采取积极的应对方式，如主动寻求他人的社会支持，则能更好地应对潜在的压力性事件，使得潜在的压力性事件不易被知觉为压力性事件。而当知觉到压力事件后，歧视知觉可能不仅是直接影响个体心理融入的因素：个体在对歧视事件进行认知评估后，会开始主动采取各种应对策略和方法，同时调动支持系统进行事件应对(余习德等，2024)，进而对个体的心理融入产生影响。
因此，本研究推测应对方式可能在歧视知觉影响心理融入的过程中发挥桥梁性的作用，应对方式能够缓冲生活压力事件带来的影响，积极应对方式会减弱歧视知觉对心理融入的负向作用，而消极应对方式会增强这种负向作用，应对方式可能会中介歧视知觉与心理融入的关系。
假设2：应对方式在歧视知觉对心理融入的影响中起中介作用。
1.3. 自我补偿的调节作用
自我补偿与个体在面对逆境时的自我调节有关(Yang et al., 2024)。根据心理去补偿假说(Psychological decompensation hypothesis)，在发展受阻的阶段，通过建设性的补偿可以恢复正常发展，这种补偿激活了心理自我修复的过程，而去补偿表明心理自我修复的缺乏可能导致通过问题补偿导致的偏差或发展中断(高文斌，陈祉妍，2006)。而在对社会弱势群体的研究发现，当心理社会压力给个体带来威胁及不适感时，个体就倾向于采取措施对自己进行补偿(金晓彤等，2017)，即自我补偿(Self-compensation)。在以往研究中，当心理社会压力带来了威胁及不适感时，即在压力情境下会更容易产生自我损耗，这使得个体倾向于对自己进行不同程度的补偿(Kardefelt, 2014；楚啸原等，2020)，人们会在自我补偿条件下来抵消歧视知觉带来的负性情绪反应(李玫玫，卢宁，2018)。而当歧视知觉这一压力性事件出现时，歧视知觉与应对方式的变化有可能是受到了个体自我补偿的调节作用。我们推测歧视知觉会使个体认识到自己所处的弱势地位，激活了不同程度的自我补偿，通过不同的应对方式从而产生不同的心理融入感，进而我们预测自我补偿能够调节应对方式对心理融入的影响。
假设3：歧视知觉通过应对方式影响心理融入的中介效应受到自我补偿的调节。
1.4. 研究概况
因此，本研究以外卖骑手为研究对象，探究歧视知觉、应对方式、自我补偿与心理融入之间的关系(见图1)，为干预和提高外卖骑手心理融入提供依据。
Figure 1. Moderated mediation model
图1. 有调节的中介模型
2. 对象与方法
2.1. 对象
本研究使用方便取样的方法，通过问卷星共收集来自一线城市外卖骑手877个有效样本，有效回收率为82.5%。其中男性759名，女性118名，初中及以下学历87名，高中或中职学历430名，大学及以上学历370名；骑手主要来自美团(62.8%)、饿了么(25.1%)、达达(6.2%)等公司1；平均年龄26.43岁(SD = 5.27)。在数据收集前，本研究已将本次施测的所有内容告知被试本人，获得被试本人签署的知情同意书，并在施测后给予所有被试相应的报酬。
2.2. 研究工具
2.2.1. 一般歧视知觉量表
采用申继亮等人(2009)的一般歧视知觉量表。一般歧视知觉量表共6个题目，分为个体歧视知觉和群体歧视知觉两个维度，采用Likert 5点计分(从“1 = 完全不符合”到“5 = 完全符合”)，总分越高表明歧视知觉水平越高。本研究中总量表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95。
2.2.2. 简化版应对方式量表
采用解亚宁(1997)的一般歧视知觉量表。共20个题目，分为积极应对方式和消极应对方式两个维度，采用Likert 4点计分(从“1 = 不采取”到“4 = 经常采取”)，应对倾向值大于0，表明该被试在应激状态时主要采用积极的应对方式，小于0则表明被试在应激状态时更习惯采用消极的应对方式。本研究中总量表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90，其中积极应对量表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89，消极应对量表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78。
2.2.3. 自我补偿量表
采用李梓杰(2021)的自我补偿量表。共16个题目，分为社交补偿、自尊补偿、发展补偿、生理补偿四个维度。其中，由于不符骑手工作性质和生活，剔除“我会关注网上的同性网红或博主，并参考ta们的搭配着装”余15个题目。采用Likert 5点计分(从“1 = 完全不符合”到“5 = 完全符合”)，被试得分越高，自我补偿倾向就越强。本研究中总量表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95。
2.2.4. 心理融入量表
采用夏伦和沈寒蕾(2022)的一般歧视知觉量表。选取该量表中心理融入维度，共10个题目，采用Likert 4点计分(从“1 = 完全不同意”到“4 = 完全同意”)，总分越高表明个体的心理融入感越高。本研究中总量表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83。
2.3. 数据处理
采用SPSS 20.0和PROCESS 2.16.3对数据进行处理和分析。
3. 结果
3.1. 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本研究采用问卷调查收集数据，可能存在共同方法偏差。采用Harman单因素法(Matthews et al., 2006)对所有项目进行因子分析，结果发现，特征根大于1的因素共7个，第一个因素解释的变异量为33.76%(小于40%临界值)，因此，本研究不存在严重的共同方法偏差。
3.2. 主要变量的相关分析
相关分析结果发现(见表1)：歧视知觉与积极应对方式呈显著的正相关，与消极应对方式、心理融入呈显著负相关；积极应对方式与心理融入呈显著正相关；积极/消极应对方式与自我补偿呈显著正相关；自我补偿与心理融入呈显著的正相关。由此可见，外卖骑手的心理融入与歧视知觉、积极应对方式关系密切。
Table 1. Key variables’ correlation analysis (N = 887)
表1. 主要变量的相关分析表(N = 887)
变量 |
M ± SD |
1 |
2 |
3 |
4 |
5 |
6 |
7 |
1.年龄 |
26.43 ± 5.27 |
|
|
|
|
|
|
|
2.性别 |
1.14 ± 0.35 |
0.03 |
|
|
|
|
|
|
3.受教育程度 |
2.32 ± 0.64 |
−0.10*** |
0.07 |
|
|
|
|
|
4.歧视知觉 |
3.01 ± 1.17 |
−0.003 |
−0.001 |
−0.03 |
|
|
|
|
5.积极应对方式 |
3.05 ± 0.57 |
0.06 |
0.06 |
0.05 |
0.15*** |
|
|
|
6.消极应对方式 |
2.20 ± 0.63 |
−0.02 |
−0.06 |
0.02 |
0.50*** |
0.52*** |
|
|
7.自我补偿 |
3.87 ± 0.71 |
0.05 |
0.06 |
0.09** |
0.06 |
0.73*** |
0.42*** |
|
8.心理融入 |
2.87 ± 0.39 |
0.11*** |
0.03 |
0.13*** |
0.23*** |
0.52*** |
−0.05 |
0.57*** |
注：性别、受教育程度为虚拟编码，其中性别编码为男生 = 1，女生 = 2；受教育程度编码为初中及以下学历 = 1，高中或中职学历 = 2，大学及以上学历 = 3；N = 877；*p < 0.05，**p < 0.01，***p < 0.001。
3.3. 中介效应检验
采用Hayes (2013)开发的SPSS宏程序PROCESS (Model 4)检验“歧视知觉→积极应对方式/消极应对方式→心理融入”这一中介路径，并采用5000次随机抽样的Bootstrap法来计算中介效应值(见表2)，结果发现，“歧视知觉→心理融入”路径的直接效应量显著，95%置信区间为[−0.10, −0.06]。“歧视知觉→积极应对方式→心理融入”这条路径中积极应对方式在歧视知觉与心理融入的中介效应显著(95%CI = [0.02, 0.05])；且在“歧视知觉→消极应对方式→心理融入”这条路径中消极应对方式在歧视知觉与心理融入之间也发挥中介效应(95%CI = [−0.04, −0.01])。这说明，积极/消极应对方式在歧视知觉和外卖骑手心理融入中起着部分中介作用。
3.4. 调节效应检验
为进一步探讨调节作用，本研究将自我补偿按照上下一个标准差分组进行简单斜率检验，结果表明(见图2)，就积极应对方式而言，高水平自我补偿(β = 0.04, t = 3.23, p < 0.001，95%CI = [0.02, 0.07])和低水平自我补偿(β = 0.09, t = 4.54, p < 0.001, 95%CI = [0.05, 0.12])均能显著调节歧视知觉对积极应对方式的预测作用。但相比起低水平自我补偿时，个体处于高水平自我补偿时会采用更多的积极应对方式。就消极应对方式而言，高水平自我补偿(β = −0.28, t = −17.50, p < 0.001, 95%CI = [−0.31, −0.25])和低水平自我补偿(β = −0.21, t = −9.07, p < 0.001, 95%CI = [−0.26, −0.17])均能显著调节歧视知觉对消极应对方式的影响，但相比起高水平自我补偿，当个体处于低水平自我补偿时，会采用更多的消极应对方式。可见，高水平自我补偿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缓解歧视知觉对选择应对方式的消极影响。
Table 2. Path analysis results
表2. 路径分析结果
路径分析 |
|
|
95%CI |
Effect |
SE |
下限 |
上限 |
直接效应 |
|
|
|
|
歧视知觉→心理融入 |
−0.08 |
0.01 |
−0.10 |
−0.06 |
间接效应 |
|
|
|
|
歧视知觉→积极应对方式→心理融入(Int1) |
0.03 |
0.01 |
0.02 |
0.05 |
歧视知觉→消极应对方式→心理融入(Int2) |
−0.03 |
0.01 |
−0.04 |
−0.01 |
Int1－Int2 |
0.06 |
0.01 |
0.03 |
0.08 |
总效应 |
−0.07 |
0.01 |
−0.09 |
−0.05 |
Figure 2. Simple slope plots illustrating the moderating role of self-compensation on perceived discrimination and [A] positive coping styles/[B] negative coping styles
图2. 自我补偿调节歧视知觉和积极应对方式[A]、消极应对方式[B]的简单斜率图
3.5. 有调节的中介效应检验
采用模型7进一步检验自我补偿在中介模型前半段的调节作用，结果见表3。自我补偿对积极应对方式的预测作用显著，β = 0.563，p < 0.001；自我补偿与歧视知觉的交互项对积极应对方式的预测作用也显著，β = −0.031，p < 0.05；自我补偿对消极应对方式的预测作用显著，β = −0.367，p < 0.001；自我补偿与歧视知觉的交互项对积极应对方式的预测作用也显著，β = −0.045，p < 0.05。结果表明有调节的中介效应成立，自我补偿能够调节歧视知觉通过积极/消极应对方式影响心理融入路径，最终对心理融入产生影响。
Table 3. The moderated mediation effect test of self-compensation
表3. 自我补偿的有调节的中介效应检验
|
方程1 (因变量：积极应对方式) |
方程2 (因变量：消极应对方式) |
|
β |
t |
95%CI |
β |
t |
95%CI |
歧视知觉 |
0.06 |
5.22*** |
[0.04, 0.09] |
−0.25 |
−16.22*** |
[−0.28, −0.22] |
自我补偿 |
0.56 |
29.21*** |
[0.53, 0.60] |
−0.37 |
−15.26*** |
[−0.41, −0.32] |
自我补偿 × 歧视知觉 |
−0.03 |
−2.10* |
[−0.06, −0.002] |
−0.05 |
−2.44* |
[−0.08, −0.008] |
R2 |
0.54 |
0.41 |
F |
172.76*** |
103.79*** |
注：*p < 0.05，**p < 0.01，***p < 0.001。
4. 讨论
为检验歧视知觉如何影响异地务工外卖骑手的心理融入，本研究通过一项横断研究探究了消极应对方式、积极应对方式在歧视知觉与心理融入间的中介效应以及自我补偿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外卖骑手的歧视知觉水平越高，心理融入状况越差。该结果支持假设1，并与前人研究保持一致(黄永亮，2023；李晓凤，龙嘉慧，2022)，这也与拒绝认同模型中当个体对歧视的知觉让自身意识到所处的不利处境进而影响心理健康相符合。而在国内有关流动儿童歧视知觉的研究显示，流动儿童歧视知觉与积极心理健康存在中等程度的负相关(曹海波 等，2022；韩毅初等，2020)，且歧视知觉对留守儿童情绪和行为问题具有正向预测作用(韩黎，龙艳，2020)。与城市流动儿童相似，歧视知觉会使得外卖骑手进一步认识到自己所在群体的弱势地位，生活满意度下降，降低心理健康水平(刘霞等，2011)，从而难以融入社会。歧视知觉对城市流动儿童的个体和群体幸福感以及社会融入均存在显著的负向预测作用(郝振，崔丽娟，2014；刘霞等，2013)。
4.1. 应对方式在歧视知觉与心理融入间的中介作用
本研究还证实，应对方式在歧视知觉与心理融入之间起中介作用，歧视知觉不仅有直接对个体心理融入产生影响这一路径，同时还通过积极/消极应对方式对心理融入产生影响，此结果验证了假设2。而应对方式也是影响歧视知觉与心理健康间的重要因素(Park & Joshanloo, 2022; 方晓义等，2008)，Liu等人(2024)的研究探究了歧视知觉与大学生学生心理健康间的关系，发现应对方式在其中起中介作用，且歧视知觉对社会中的弱势群体和少数群体影响更大(Schmitt et al., 2014)。而积极的应对方式能够缓冲生活压力事件带来的影响，这也与压力缓冲模型相符合，当外卖骑手产生歧视知觉这一压力性事件后，采取积极的应对方式可以缓解负面情绪从而应对压力性事件，加深外卖骑手的心理融入；而消极的应对方式会加剧压力与自我怀疑，从而削弱外卖骑手的心理融入程度，因而积极/消极应对方式在歧视知觉与心理融入中起到中介作用。
4.2. 自我补偿的调节作用
个体需要对歧视事件进行认知评估后，才会开始主动采取各种应对策略和方法，同时调动支持系统进行事件应对(周向华，邹子卫，2020)。个体在克服适应社会的过程中遇到困难所感知到的压力时，会选择不同的应对方式(Liu et al., 2024)，相比低自我补偿个体，高自我补偿个体在歧视知觉下会更多采取积极应对方式，更少采取消极应对方式，此研究结果支持假设3。这也与心理去补偿假说相符合，当外卖骑手感知到歧视后，其归属和自尊的需要受阻，外卖骑手也会倾向于采取措施对自己进行补偿(金晓彤等，2017)，同时不同的自我补偿程度也会调节个体使用不同的应对方式来抵消负性情绪反应(李玫玫，卢宁，2018)，进而采取积极应对方式或消极应对方式，从而对外卖骑手的心理融入产生影响。
4.3. 自我补偿对应对方式中介作用的调节
本研究发现，无论高或低自我补偿水平个体，随着歧视知觉增强均呈现积极应对方式选择上升、消极应对方式选择下降的趋势，但两类群体存在应对方式偏好差异。具体而言，低自我补偿个体在歧视知觉加剧时，其积极应对策略的增幅显著高于高自我补偿个体，而消极应对策略的降幅明显小于后者，这也与假设3相符合。当歧视知觉这一压力性事件出现时，不同自我补偿状态影响个体采取不同的应对方式调整策略，进而对外卖骑手心理融入产生影响，而这一结果很可能是拒绝认同模型的体现：外卖骑手个体知觉到歧视后，高自我补偿个体通过减少消极应对维持心理资源稳态，而低自我补偿个体则需通过强化积极应对以弥补资源缺口，促进内群体认同感提高，继而减缓歧视现象影响个体心理融入(Schmitt et al., 2014)。
而基于资源保存理论(Hobfoll, 1988)：个体或组织具有获取、保持和培育自己资源的倾向，以此争取并维持自身优势和良好的社会关系，应对当前或可能的压力情境。在歧视知觉这一压力性事件下，高自我补偿个体在压力初期可调用既有资源优先实施积极应对，而低自我补偿个体因初始资源匮乏，初期被迫采用消极应对方式。当压力持续增强时，高自我补偿群体通过策略优化显著降低消极应对方式进而促进个体心理融入，低自我补偿群体虽努力提升积极应对，但可能因资源耗竭导致对消极应对方式的抑制能力不足。
此差异模式也可能与场所依恋存在关联：Yang等人(2023b)的研究表明场所依赖调节了感知歧视与移民儿童心理压力之间的纵向关联，场所依恋指的是个体与具有个人意义和重要性的特定地点之间的联系(Hidalgo & Hernández, 2001; Scannell & Gifford, 2010)，而场所依恋可以作为应对压力源的保护机制，类似于人际依恋(Ariccio et al., 2021)。低自我补偿个体相对于高自我补偿个体，可能更容易因为对外部条件的场所依恋采取更多的积极应对方式来应对压力，高自我补偿个体则通过对个体对自我内部的补偿进而减少采用更多的消极应对方式来应对压力，进而对个体心理融入产生影响。
4.4. 启示与局限
本研究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首先，可以采取改善认知、自我补偿、提升职业成就感三大策略来构建复原力因素，实现内在保护。其次，可以改善骑手的居住空间，减少地理空间区隔，降低歧视知觉。建设“暖蜂驿站”、开放社区、完善平台的外部监管。最后，骑手公司与城市进行合作，构建适应高质量发展要求的综合管理服务工作体系，积极利用网络资源。但本研究还存在一定局限和不足：第一，在相关研究领域的文献梳理上较为欠缺。第二，就全国范围而言，本研究的样本量较少，较难全面反映异地务工外卖骑手的心理融入情况。未来研究可以适当增加样本量、扩大样本范围，提高研究结果的推广价值。第三，本研究主要以问卷法进行数据收集，未来可以考虑通过深度访谈等其他方法进行测量。第四，本研究采用横向设计，无法进一步揭示变量间的预测关系。未来研究可以采用纵向设计追踪调查，确定具体机制，丰富相关领域的理论和实证研究。
5. 结论
本研究探讨了自我补偿在歧视知觉通过应对方式影响城市外卖骑手的心理融入，并尝试探讨自我补偿在歧视知觉通过应对方式对心理融入的中介路径的调节作用模型。主要结论如下：(1) 歧视知觉对外卖骑手的心理融入具有负向影响；(2) 积极/消极应对方式在歧视知觉影响心理融入中起中介作用；(3) 自我补偿在歧视知觉和积极/消极应对方式的关系中起调节作用，相对于高自我补偿个体，低自我补偿个体更容易通过增加积极应对方式来促进心理融入，而高自我补偿个体更偏好通过减少消极应对方式来促进心理融入。这些结论拓展了城市外卖骑手这类灵活就业群体的城市心理融入机制，为探索如何帮助外卖骑手群体在其所生活城市的心理融入及社会融入提供了理论依据。
基金项目
广州大学2023年省级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项目编号：S202311078083。
NOTES
*通讯作者。
1本研究外卖骑手公司分布：来自美团的骑手557名(62.8%)，饿了么220名(25.1%)，达达55名(6.2%)，闪送31名(3.5%)，朴朴11名(1.2%)，UU跑腿8名(0.9%)，其它的平台2名(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