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随着社会心理学研究的深入，旁观者效应作为群体情境下个体行为决策的典型现象，持续引发学界关注。该现象揭示了紧急事件中个体责任感知与助人行为之间的复杂关系，尤其在网络欺凌和校园暴力频发的当代社会更具现实意义。本文旨在系统整合旁观者效应的多维影响因素，突破传统单维度分析框架，从个体心理、情境变量及社会文化三重视角揭示其作用机制。通过批判性梳理近十年国内外研究成果，本研究发现现有理论对网络时代新型欺凌场景解释力不足，亟需构建整合性分析模型。本文创新性提出“认知–情境–文化”三维干预体系，为制定分层治理策略提供理论支撑。
2. 使旁观者效应概念
旁观者效应的提出来源于1970年社会心理学家拉塔尼和达利的研究。旁观者效应指他人在场的情况下，个体对紧急事件提供帮助的可能性降低，且旁观者人数越多，救助行为越可能被抑制的现象。旁观者的淡漠是特定社会情境下的社会心理现象。往往越多的人在场，越有可能没人出来相助，这种情境的出现则主要是因为责任扩散。因为在有他人在场时，人们就会出现责任扩散。所谓责任扩散，指发生了某种紧急事件时，如果有其他人在场，那么在场者提供帮助的可能性和责任就会越小，也就是说提供帮助的责任扩散到其他人身上。当一个人遇到紧急情境时，如果只有他一个人能给予帮助，他会清醒的意识到自己的责任以及如果不出手相助的罪恶感、内疚感，这会付出极大的心理代价；如果有许多人在场，帮助求职者的责任以及不愿意给予帮助所付出的心理代价都由大家共同承担 每个人承担的责任减少，这样当然会减少利他行为。而且旁观者甚至可能根本意识不到自己所承担的责任，从而造成一种“我不去，自然也会有别人去”的想法，造成集体淡漠的局面。但纵观我国的社会环境，做事讲究的是集体，并在研究中也可以发现，社会支持以及团队凝聚力对人的发展以及人格的影响巨大，因此，在这样一个社会大环境下，旁观者效应的渲染力更强。但旁观者效应所带来的后果让人心寒，那么到底都有哪些因素影响并造成了旁观者效应呢？我们到底应该怎么做才能减少旁观者效应的影响以减少这样的不和谐因素呢？
3. 旁观者干预模型
Latané和Darley (1970)提出了旁观者干预模型(BIM)，该模型从个人层面描述了旁观者选择助人与否的决策过程，主要包含5个环节：(1) 注意事件正在发生；(2) 认定该事件非常紧急；(3) 承担个人提供帮助的责任；(4) 决定怎样帮助，这一环节需要旁观者评估自身是否有能力帮助受害者；(5) 提供帮助，假如旁观者助人动机不足或害怕自己的行为会带来负面影响，他们就不会帮助受害者(张金，2021)。
3.1. 事件觉察
事件觉察：个体需首先感知到异常事件的存在。研究显示，在群体环境中，环境噪音或注意分散会显著降低旁观者的觉察率，例如手机使用导致旁观者对紧急事件的觉察延迟增加40% (Hudson & Bruckman, 2004)。
3.2. 紧急程度判定
紧急程度判定：个体需判断事件是否构成紧急情境。此阶段受情境模糊性显著影响，例如在醉酒者倒地的模拟实验中，旁观者误判紧急程度的比例显著增加(Clark & Word, 1974)。
3.3. 责任归因
责任归因：决定是否承担干预责任的关键环节。经典实验表明，增强个体角色认同(如明确职责标识)可有效削弱责任扩散效应(Darley & Latané, 1968)。
3.4. 能力评估
能力评估：涉及自我效能感与风险评估的动态博弈。社会认知理论强调自我效能感对行为的关键作用(Bandura, 1986)，实证研究表明，高自我效能感的旁观者干预概率是低效能者的2.1倍(Banyard et al., 2007)。
3.5. 责任归因
行为实施：最终将决策转化为行动。社交媒体匿名举报功能的应用使网络旁观者干预意愿显著提升，干预率从12%增至28% (Obermaier et al., 2016)。
4. 旁观者效应影响因素
4.1. 基于对受害者情况的判断
作为旁观者，多数人认为自己不清楚事件的过程，所以做局外人。旁观者倾向于认为欺凌事件的发生和结果与自身毫无关系，既无义务提供任何帮助，亦因存在责任扩散(在场人数越多，个人责任感知越弱效应)，而减少任何愧疚感，选择成为局外人。
4.2. 共情反映
共情是道德情绪的主要成分，对抑制个体做出主动性攻击行为起着重要作用。认知共情通常被定义为个体识别他人情绪和感受的能力，情绪共情被定义为个体对他人的情绪和感受做出相应情绪反应的能力。当旁观者的共情能力越强时，越可能做出保护行为。在欺凌事件中，被欺凌者表现出恐惧与无助、孤独与沉默时，渴望旁观者给予情绪的共鸣，从而获得帮助。共情包含认知共情(识别他人情绪的能力)与情绪共情(对他人的情绪产生共鸣的能力)。研究表明，高情绪共情的旁观者更易因受害者表现出的恐惧或无助而产生保护动机(孙琳丹等，2024)。
4.3. 社会责任感
社会责任感是个体以利他为出发点，具有愿意为社会及社会成员的共同利益而维护社会规范的态度和行为倾向。旁观者在目睹欺凌行为时，人们出于社会责任感认为不帮助内心会觉得不安，从而表现出利他行为。强烈的社会责任感表现出来的利他行为，使旁观者更加关注他人的感受，约束或降低欺凌者欺凌行为强度。
4.4. 自我效能感
青少年旁观者行为的情境–认知模型(situational-cognitive model of adolescent bystander behavior)。自我效能感是影响个体实际行为的重要因素，能够增强个体目睹欺凌行为时的自信心。欺凌事件中，旁观者的社会自我效能感越高，进行积极干预的可能性就越大。在欺凌情境下对受害者进行积极干预是一种具有风险的行为，旁观者必须面对强大的欺凌者，而一些旁观者之所以选择消极的应对方式，也是因为害怕自己因实施防护行为而受到牵连进而成为下一个受害者。
4.5. 归因理论
传统的欺凌研究中许多受害者认为，他们至少要为自己受欺凌的经历承担部分责任，并认为造成欺凌的原因是可控的(Graham & Juvonen, 1998)。因为欺凌是一个群体过程，旁观者对欺凌事件的可控性可能与受害者有着相似之处(Holfeld, 2014)。如果旁观者认为在网络欺凌事件中受害者也是有罪的，他需要为自己的受害行为负责，那么旁观者就不太可能向他们提供援助。
4.6. 一般公正世界信念
拥有更高水平公正世界信念的个体更有可能在面对不公正事件时，采取行动来维护自己的控制感，因为他们相信每个人都应该得到公平的待遇，这种心理资源可以让他们更好地保持自己的控制感并且更有可能很好地应对不公正的情况，而不是在欺凌面前“躺平”和袖手旁观(Lerner & Miller, 1978)。过往研究表明，公正世界信念高的个体更可能做出亲社会行为(李薇等，2014)，其助人意愿也更高(姬旺华等，2014)。
4.7. 风险评估
在面临多种可能的行为途径选择时，个体需要根据风险水平来权衡收益和损失。个体在安全需要得到满足的情况下，才会激发其助人行为，也即低风险会触发趋近动机，进而引发参与风险的行为；若风险太高、代价太大，将不会采取干预行为。有研究发现，在校园欺凌事件中，旁观者在感知到欺凌事件“严重”时，会更多采取报告、安慰的方式帮助受欺凌者，较少采取直接制止等方式；而在感知到欺凌事件“一般”时，则会更多采取出面劝说的方式；“严重”欺凌事件的“跟随欺凌”行为少于“一般”欺凌事件，而“逃离”行为多于“一般”欺凌事件。据此推测，欺凌旁观者对欺凌情境的风险评估可能对其旁观行为产生影响。
4.8. 旁观者人数
旁观者人数是影响网络欺凌中旁观者行为的情境因素之一。旁观者人数带来的最大影响是旁观者效应，即在场的旁观者人数越多，人们越不可能帮助处于困境的人(Latané & Darley, 1970)。旁观者越多，责任扩散就越大，个人干预的可能性就越小(Obermaier et al., 2016)。
5. 网络欺凌中的旁观者效应
5.1. 概念
网络欺凌旁观者，是指在网络欺凌事件中虚拟在场但未直接参与其中的群体，虚拟在场意味着旁观者并非无视网络欺凌过程，他们通过利益衡量后表达态度。旁观者的积极保护在大多数情况下能够成功阻断欺凌，使欺凌事件在很短的时间内中止。总的来说，旁观者普遍存在于网络欺凌事件中(任春华，2020；黄勖喆等，2019)。在我国，旁观网络欺凌发生率为87.1% (滕妍君，2015)。在网络欺凌中，旁观者可以通过给与欺凌者正向反馈，比如点赞、评论、转发支持等方式，强化欺凌者的行为，这一行为对欺凌者造成了二次伤害(Bastiaensensa et al., 2015)，甚至可能带动更多的旁观者参与欺凌行为，在很大程度上还会带动其他旁观者加入欺凌；相反地，当旁观者去制止或批评欺凌者时，会撼动欺凌者的权力和地位，打破欺凌者寻找的社会强化链，减缓网络欺凌给被欺凌者带来的伤害(邓梦雪，2023)。更重要的是，能促进其他旁观者形成更高的控制和规范信念来帮助被欺凌者(周含芳等，2019)。
5.2. 分类
依据芬兰著名校园欺凌研究专家Salmivali对旁观者行为特点的分类，可以将网络欺凌中的参与者分为网络欺凌助推者、网络欺凌煽风点火者、网络欺凌局外者和网络欺凌中受害者的保护者(李伟，秦林姿，2025)。
5.2.1. 网络欺凌助推者
网络欺凌助推者也称为协助者，虽不是直接发起者，但是对欺凌行为进行协助，与欺凌实施者一起对受害者施加伤害。在目睹网络欺凌发生时，通过帮助欺凌者加害的行为也被称为亲欺凌旁观行为，这种行为直接增加了欺凌的发生率及强度。
5.2.2. 网络欺凌煽风点火者
网络欺凌煽风点火者，虽不属于侵害行为的直接实施者范畴，但以言语鼓动、挑唆欺凌者实施侵害行为，对欺凌者表达肯定的态度，以扩大双方对立的情绪。在网络社会中，一般性质的煽风，点火难以构成犯罪，但如果在网络欺凌中通过鼓动他人，对受害者产生较大影响则可追究责任。
5.2.3. 网络欺凌局外者
网络欺凌局外者，意指不参与欺凌事件的人，在网络欺凌中将旁观者的局外人身份细分为关心的局外人和不关心的局外人。关心的局外人表现为目睹了网络欺凌事件的发生，对于欺凌行为未进行相助并感到内疚，而不关心的局外人则表现为对欺凌事件全过程持无所谓的态度。这样看来，网络欺凌局外者并末涉及任何言语或行动上的直接或间接侵書，而休现出旁观者道德认知的漠视。中文摘要置于中文作者信息下方。
5.2.4. 网络欺凌中受害者的保护者
网络欺凌中受害者的保护者，是旁观者类型中积极旁观表现，在欺凌者实施欺凌过程中表现出保护受虐者行为的人，对欺凌行为终止具有重要作用。与网络欺凌者、协助者不同，保护者往往表现为具有更亲社会的个体，具有较强的同理心以及自我效能感，对欺凌事件中的受虐者产生同情心并对消除侵害有一定的自我判断，并做出相应干预行为。
6. 校园欺凌中的旁观者效应
6.1. 概念
在校园欺凌事件中，除了直接的欺凌者和受害者，旁观者也是不可忽视的群体，他们是校园欺凌行为的知情者、目睹者以及潜在干预者，其行为和态度往往对欺凌事件的走向和结果产生重要影响。有调查发现，在校园欺凌事件中旁观者确实普遍存在，有81.4%的学生曾做过校园欺凌事件的旁观者，34.7%的学生多次旁观过校园欺凌事件。旁观者作为校园欺凌事件中的第三方，其可以担当的角色并不单一：可能选择积极介入，保护受害者，这类为积极旁观者；也可能选择袖手旁观，甚至成为欺凌的帮凶，此类为消极旁观者。
6.2. 减少校园欺凌事件中旁观者消极影响的策略
6.2.1. 实施策略
从社会层面来看，应加强社会责任感的教育。通过学校教育、社区宣传、媒体引导等多种途径，向人们传递助人为乐的价值观和道德观念。学校可以将社会责任感教育纳入课程体系，通过案例分析、角色扮演等方式，让学生深刻理解在紧急情境中伸出援手的重要性。社区可以组织公益活动，鼓励居民参与，培养他们的社会责任感和互助精神。媒体则可以通过报道助人行为的典型案例，树立榜样，激发公众的道德情感，使人们在面对紧急情况时，能够主动承担起社会责任，而不是袖手旁观。
6.2.2. 提高个体的自我效能感
根据班杜拉的自我效能理论(Bandura, 1977)，个体对自身能力的信心直接影响其行为选择。研究证实，通过模拟干预演练(如角色扮演)和技能培训(如冲突调解技巧)，可显著提升旁观者的自我效能感，使其在欺凌事件中采取积极干预行为的概率增加(傅纳，丁翔宇，2024)。例如，学校可开设“旁观者干预工作坊”，教授学生如何安全制止欺凌行为，并通过情景模拟强化其应对信心。从个体层面来看，增强自我效能感是减少旁观者效应的关键。自我效能感是指个体对自己能否成功完成某一行为所进行的判断。当个体相信自己有能力在紧急情境中提供帮助时，他们更有可能采取行动。因此，社会和学校可以通过培训和实践，提高个体在急救、心理疏导等方面的技能。例如，开展急救知识培训课程，让个体掌握基本的急救技能，如心肺复苏、止血包扎等。当个体具备了这些技能后，他们在面对紧急情况时，会更有信心去提供帮助，从而减少旁观者效应的发生。
6.2.3. 促进校园文化的积极变革
应倡导和培育尊重与包容的校园文化。学校通过各种渠道强调尊重他人、接纳差异的重要性，让每个学生都意识到校园是一个相互尊重、和谐共处的场所，学会尊重他人的权利和尊严。尝试建立积极的同伴关系网络。学校可以鼓励学生参与各种团队活动、合作项目，培养他们之间的合作精神和团队意识。同时，加强班级管理和团队建设，营造积极向上的班级氛围，让学生在互助互爱的环境中成长(陈妍君，2024)。
7. 多层次干预策略的系统建构
7.1. 社会层面的制度性干预
需构建“教育–制度–技术”三位一体体系：
责任意识教育：加拿大安大略省教育部实施的“Safe Schools”计划通过情景模拟课程，使中学生干预欺凌行为的意愿提升19% (Ontario Ministry of Education, 2021)。
法律规范完善：澳大利亚维多利亚州《2011年儿童安全标准》(Child Safe Standards)要求学校建立强制报告机制，立法后校园欺凌事件上报率增加22% (Victorian Government, 2016)。
技术工具支持：基于人工智能的监测工具(如Google的Perspective API)可实时识别网络欺凌文本，响应时间缩短至30秒内(Jigsaw, 2023)。过教育强化社会责任感，倡导助人价值观，利用媒体树立道德榜样。
7.2. 个体层面的心理赋能
通过“认知重塑–技能培训–正向激励”组合策略：
认知行为干预：责任归因训练使旁观者助人意愿提升28% (van Bommel et al., 2016)。
虚拟现实训练：基于VR的旁观者干预培训(如“Bystander VR”)使受训者的实际干预率提高2.1倍(Jones et al., 2020)。
道德激励机制：日本文部科学省推广的“特别活动评价制度”将积极旁观行为纳入学生档案，试点学校保护者比例上升18% (MEXT, 2019)。
7.3. 环境层面的文化重构
积极文化倡导：英国教育部资助的“The Diana Award”反欺凌运动通过学生领袖培训，使校园保护者比例从24%提升至32% (The Diana Award, 2022)。
群体互动优化：随机分组实验表明，打破社交圈层可使旁观者协同干预率增加37% (Paluck et al., 2021)。
混合空间建设：美国StopBullying.gov平台整合线下安全站与在线举报系统，实现即时响应(U.S. Department of Health and Human Services, 2023)。
8. 结语
8.1. 研究总结
本研究通过多维视角系统探讨了旁观者效应的形成机制及其在欺凌场景中的复杂表现，揭示了以下核心结论：
1. 认知决策链的断裂：旁观者效应本质上是事件觉察、紧急判定、责任归因、能力评估与行为实施五环节中任一节点受阻的结果；
2. 角色分化的双重性：网络与校园欺凌中，旁观者既可成为欺凌助推者或局外者，亦能转化为保护者，其行为直接影响事件进程；
3. 三维干预模型的有效性：提出的“认知–情境–文化”整合模型为多层次策略(制度性干预、心理赋能、文化重构)提供了理论支撑。
8.2. 实践启示
为减少旁观者效应的消极影响，需采取以下行动：
1. 政策制定：将《反校园欺凌条例》等法规与AI监测工具(如Perspective API)结合，构建“法律–技术”双重干预体系；
2. 教育创新：推广VR模拟训练与道德积分制度，提升青少年的自我效能感与责任意识；
3. 文化倡导：通过“The Diana Award”等运动培育积极旁观文化，打破责任扩散的群体惯性。
8.3. 未来展望
后续研究可从三方面深化：
1. 跨文化比较：在集体主义(如中国)与个体主义(如美国)文化背景下，对比旁观者行为差异；
2. 技术伦理探索：评估AI工具在欺凌监测中的隐私风险与长期效果；
3. 虚拟空间拓展：探究元宇宙场景中旁观者责任感知的变异机制及干预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