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2020年底，我国如期完成新时代脱贫攻坚目标任务，消除了绝对贫困和区域性整体贫困，标志着我国由此迈入相对贫困治理的新阶段，意味着我国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从物质贫困引发的生存危机转为多维度贫困导致的发展困境[1]，治理相对贫困也就成为新的学术议题[2]。20世纪70年代，Townsend最早提出了相对贫困，他用“相对剥夺”的概念指出贫困包含社会排斥与社会剥夺的维度。随后，Sen从支配、控制食物的权利体系，以及可行能力缺失出发，以能力贫困、权利贫困的概念拓展了相对贫困的意涵[3]。国内外学者针对相对贫困的内涵、标准、识别、测度、原因、治理等内容开展了卓有成效的探索[4]-[7]，取得了一定成果。其中相对贫困的测度成为研究重点，相对贫困多维性特点也使得相对贫困标准的识别与测度呈现多样性[2]。Sen提出的食物、饮用水、卫生设施、健康保健、住房、教育和信息指标体系被广泛应用于相对多维贫困的测量[3]；Tsui讨论了如何在不同贫困维度下识别总的多维贫困人口[8]；Deutsch和Silber比较了多维相对贫困衡量方法[9]；Decerf则采用衡量社会排斥的相对线来测量收入相对贫困[10]。国内王小林与冯贺霞构建了经济、社会发展与生态环境三维度体系[11]；陈燕凤等从人均收入和人均基础消费两个指标的对比，考察了中国农村相对贫困变化趋势和影响因素[12]；刘海霞等指出，相对贫困的测定指标不仅包括人均可支配收入方面，还包括健康、教育、公共服务等各方面[2]；张琦提出了家庭生活状态低于特定环境下的平均水平、遭受不公等待遇、个体或家庭生计能力羸弱三个方面[13]；刘建与江水法指出，客观和主观两个维度是相对贫困的核心构成要素[14]；邱晖等认为，相对贫困测定维度包括物质维度、精神维度和权力维度[1]。以上相对贫困多维测定与识别经历了从早期收入的单一衡量指标逐步完善为围绕相对贫困个体特点和相对贫困现象形成的多种成因进行剖析，从宏观到微观、内外部关键要素分区域、分对象进行了研究，既丰富了相对贫困研究的理论成果，也为今后分析特定发展情境下的相对贫困问题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一直以来，乡村旅游一直被视为增加农民收入、缩小城乡差距和减贫的重要一环[15]，但当前对于旅游发展情境下，尤其是传统村落旅游发展背景下的居民相对贫困问题关注不够。
传统村落是华夏农耕文明与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但因其主要分布于经济落后的偏远地区，因此贫困一直是我国传统村落保护面临的最大困难与挑战。旅游扶贫是促进乡村产业发展、增加贫困农民收入的重要途径，脱贫攻坚阶段以消除绝对贫困为目标的旅游扶贫模式虽然实现了传统村落的脱贫摘帽，但也引发了主体性消解、扶贫效力不均、精英俘获等相对贫困问题。本文以湖南省新化县正龙村为案例研究区域，采用实地调查与深度访谈方法探究传统村落旅游地多维相对贫困的特征及形成原因，并提出治理建议，从而探索文旅融合特定情境下小尺度空间相对贫困的理论研究范式，也为旅游可持续发展研究增添区域实证积累。
2. 案例地概况
正龙村位于湖南省新化县水车镇，地处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世界灌溉工程遗产紫鹊界梯田核心景区内，保存了明清时期的干栏式板屋民居建筑，上百栋民居集中于梯田脚下，形成了一个错落有致、分布紧凑的古村落。正龙村民俗文化丰富，保留着传统的舞龙、舞狮、唱戏等独具地域特色的民间艺术。正龙村因其悠久的历史与独特的文化被评为中国传统村落、中国最美休闲乡村、国家级美丽宜居示范村庄、湖南省旅游特色名村、湖南省非遗村镇。
近年来，受益于新化“旅游立县”战略实施及紫鹊界梯田5A景区创建，正龙村的旅游业得到了大力发展。当地政府按照保护为主、适度利用、以旧整旧的原则，村内的风雨桥、民居建筑、石板路得到了修缮，新建了标识牌、垃圾桶等旅游设施。村民积极从事旅游餐饮、民宿、购物等行业，参与旅游接待的村民逐渐增多。但由于旅游业的季节性与脆弱性，正龙村的旅游还未形成产业规模，尚处于自发开发阶段，存在人口老龄化、社区参与不足、利益分配不均等诸多问题，相对贫困现象突出。因此，正龙村作为我国非景区型传统村落的案例研究地具有较强的代表性。
3. 研究方法与实施
已有研究多采用基于二手官方数据统计测度相对贫困，但传统村落的经济数据统计方式相异于正式行政区划单位，因此，本文选择实地考察与深度访谈法收集案例地多维相对贫困信息。研究人员先后三次前往案例地开展调研工作，实地考察了正龙村旅游开发的政策支持、产业分布、区域差异等状况，并重点对村民进行了半结构式访谈，访谈内容主要包括正龙村旅游开发以后村民在经济、社会、政治等方面的变化。访谈对象包括村支书、民宿经营者、普通村民和游客，共计20人(表1)，共40,232字，人均访谈时间为26分钟。其中，访谈村支书1人编码为A1，民宿经营者3人，编码为Bi (i = 1, 2, 3···，下同)，普通村民15人编码为Ci，游客一人编码为D1。
Table 1. Overview of respondents’ information
表1. 受访者资料一览表
编码 |
性别 |
年龄 |
职业 |
编码 |
性别 |
年龄 |
职业 |
A1 |
男 |
30+ |
村干部 |
C7 |
男 |
50+ |
务工 |
B1 |
男 |
40+ |
民宿经营者 |
C8 |
女 |
40+ |
务农 |
B2 |
男 |
40+ |
民宿经营者 |
C9 |
男 |
60+ |
务工 |
B3 |
男 |
50+ |
民宿经营者 |
C10 |
女 |
60+ |
务农 |
C1 |
女 |
60+ |
务农 |
C11 |
女 |
40+ |
务农 |
C2 |
女 |
30+ |
务农 |
C12 |
女 |
30+ |
务农 |
C3 |
女 |
40+ |
务农 |
C13 |
女 |
40+ |
务农 |
C4 |
女 |
40+ |
务农 |
C14 |
女 |
50+ |
务农 |
C5 |
女 |
40+ |
务农 |
C15 |
女 |
60+ |
务农 |
C6 |
女 |
50+ |
务农 |
D1 |
女 |
40+ |
个体商户 |
4. 传统村落旅游地多维相对贫困分析
4.1. 经济维度的相对贫困
经济维度是衡量相对贫困的重要环节[11]，正龙村村民经济维度上的相对贫困主要体现在收入和就业两个指标上。其中，收入上的相对贫困表现为直接旅游收入较低。“在这里(正龙村)种田赚不到什么钱”(C13)。受访者首先对自己的整体收入表达不满，不少受访者家中的绝大部分收入甚至是唯一收入都来源于在外务工的青壮年劳动力。留在当地的居民多为上了年纪的老人，照顾家庭的妇女，以及还未成年的小学生。对于正龙村的大多数家庭来说，常常出现需要以家庭中一两个青壮年劳动力来支撑起整个家庭的开销，靠在当地的梯田种地带来的收入仅仅作为很小一部分来补贴家用。而相对于村落里从事旅游业的村民来说，更多的村民收入基数低，收入结构单一。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正龙村政府在发展规划中把旅游业作为核心，事实上旅游业的发展也确实在一定程度上让正龙村的部分家庭摆脱贫困。但旅游业本身为正龙村提供的就业机会有限，只有少部分居民能参与其中，大多数村民被排斥在旅游业之外。而三年前疫情的暴发让正龙村本就脆弱的旅游业备受打击，“疫情之前游客很多，村里的路经常堵车，现在没什么游客了”(C2)。游客的减少让正龙村的旅游收入不断降低，而村里至今为止仍未能采取有效措施增加游客数量。旅游业作为支柱产业并未作为发动机带动全村致富，而少数参与旅游业的村民收入也不断减少，在日益增加的生活成本双重压力下，正龙村居民对于收入是较为不满意状态。普通村民与从事旅游业村民之间，以旅游业为核心的正龙村和水车镇其他不同经济结构的村落之间存在着显著的相对贫困。
收入与就业息息相关，作为正龙村中产业的核心，旅游业未能成为吸收当地村民就业的重要产业。旅游业作为不少传统村落脱贫致富的法宝，在很多村落都有经验可循，但在正龙村，情况却有所不同。村民如果想要通过开民宿、餐馆等方式参与旅游接待，就必须前往市场管理局、消防局等各类单位办理相关证照，而这些证照办理的前提是村支书开具相关证明。可以说，全村人能否参与到正龙村旅游业中，与村支书是否许可息息相关。这样的许可机制让一般村民无法通过旅游业实现就业，只能另寻出路，而部分能参与到旅游业中的村民则能享受到旅游发展带来的利益。
除了难以直接参与旅游就业外，普通村民也难以参与到旅游所衍生的民俗文化活动。当地政府把旅游业外包给一家旅游公司进行管理，但这家旅游公司更看重的是个人的利益而非站在全村发展的角度上来。“古戏台的活不让我们干，那些与村里领导关系好的才可以去”(C8)。这家旅游机构将本可以用以吸纳村民就业的村落民俗文化活动“古戏台唱戏”交给更加专业的团队，这本无可厚非，但在实际的操作过程中，唱戏演出不仅仅需要演员，也需要更多的人员进行辅助，而旅游公司本身并不能提供这么多的人员，于是就在当地找村民帮忙。“去帮过两三次，别说钱，就连水都不提供，再也不想去”(C5)。旅游公司粗放的管理模式不但没有带动全村经济发展，开发过程中也未补偿当地村民个体利益的损失，从而加剧了正龙村未能参与到旅游业中的普通村民和从旅游业中受益颇多的以村支书为中心的小团体双方之间的相对贫困。
4.2. 能力维度的相对贫困
传统上一般是从经济角度来界定“贫困”，认为贫困是指家庭收入难以维持家庭成员最低生活必需品开支的需要。而Sen提出“能力贫困”，从能力的视角定义贫困，认为贫困是人们缺少获取和享有正常生活的可行能力。可行能力是指这个人有可能实现的、各种可能的功能性活动。可行能力因此是一种自由，是实现各种可能的功能性活动组合的实质自由。正如杨兵指出的“旅游不光是经济增收工具，更是促进社会公平与正义的社会增权方法”[15]，增加个人的能力是个人增权的方式之一，通过提升教育、医疗等水平，达到个体智力、健康的提升，这是个体能够积极参与社会活动与社会竞争、实现社会公平与正义的前提。对于正龙村，教育水平、医疗条件与其他发达地区的相对差距是带来相对贫困的重要原因。
正龙村面临的首要能力贫困是教育方面的相对贫困。马克思指出：“为改变一般人的本性，使它获得一定劳动部门的技能和技巧，成为发达的和专门的劳动力，就要有一定的教育或训练”[16]。目前居住在正龙村的村民受教育程度普遍偏低，掌握的劳动技能处于初级状态。村民C1就提到：“我没上过学，做不了哪些有难度的工作”。同时，正龙村长期以来没有自己的学校，正龙村的适龄儿童需要前往水车镇上的小学才能上课，直到前任村支书在前几年推动建立正龙小学。当笔者走访到下午放学时间时，遇到不少从学校回家的正龙小学学生，其中不少学生表达出对大学生活向往，但有的家庭对于后代的教育不重视，还存在着重男轻女的现象，被家长告知义务教育阶段结束后就要外出务工补贴家用。相对于全省其他经济发达地区，正龙村地处娄底市新化县，娄底整体经济水平在湖南省处于第十一名。教育资源的不平衡在中国是普遍现象，但对正龙村的村民来说影响更大。在当地长大的村民接受的教育比较初级，这导致一方面，村民的认知受限，职业技能水平低，大多村民在村落的旅游发展中从事的多是临时性、季节性岗位和基础性服务工作与体力工作，就业稳定性差，各项社会福利与保障不足；同时知识储备的不足、个人决策能力的不够也使得其难以在旅游发展中获得更多经济收入；另一方面，由于教育资源的不均衡，村民陷入了知识无用，或是教育理念淡薄的认知，导致了代际教育理念匮乏和贫困现象的加剧。
其次是医疗方面的相对贫困。上文提到正龙村所在的地理位置较为偏僻，在正龙村居住的村民一旦发生意外情况，要到最近的诊所或者医院进行处理，而这个诊所距离村子也有10公里左右。地理位置的不便与医疗资源的匮乏，使得正龙村青壮年村民对轻度疾病(如感冒、慢性疼痛等)普遍采取自我恢复，或非正式医疗手段(如草药、休息)缓解症状，很少主动寻求正规医疗服务。对于一些重大的疾病，村民才会到县域或城市医疗机构，而这期间的交通成本和时间成本、治疗成本等也加剧了村民的经济负担，进一步导致“小病拖大、大病致贫”的恶性循环。在18位受访对象中，对笔者表明自身或家中其他人有慢性病或重大疾病的有9位，其中不乏如瘫痪、智障等失去劳动能力的疾病。尚且保有劳动能力的人也表示自身的身体状况算不上有多健康。对于家中的老人来说，慢性病和重大疾病的困扰已经成为常态，其中不少人由于不能外出工作而只能在家中休养。
对于这一情况，村中的年轻人往往会选择将老人送到自己家照顾，但更多的老年人只能守在旧房，失去劳动能力只能在家中不断的休息。村民C3表示：“有时候下午干活腰痛的不得了，只能贴膏药，但感觉没什么用”。对于自己的健康状况，年轻村民表示只要不是很严重的毛病，都选择忍忍就过去了。医疗条件的限制和对医保政策的不了解让村民对自身的健康缺乏重视，在健康意识的普及方面任重道远。
4.3. 社会维度的相对贫困
此处社会维度是广义的，包括基础设施因素、制度因素、市场因素、政府因素、历史因素和文化因素[17]。正龙村相对贫困的社会维度不可忽视，但相比起正龙村自身区位因素的不可改变性，社会维度是可以改变和干预的。造成正龙村相对贫困的因素着重在基础设施因素、制度因素两个方面。这分别对应了村民相对贫困中的“权益贫困”和“制度贫困”。
首先是正龙村村民权利上的贫困。所谓“路通财通”，只有道路修建完善，才能让各种经济要素运转起来，才能为经济发展提供有力的支撑，保障村民的发展权利。而道路作为基础设施的重中之重，但受限于古建筑保护需要与政策要求，正龙村的道路布局不够合理，有些村民的房子距离村落的主干道距离比较远，只有一条小小的石板路与自己家门口相连。C7就强烈地提出：“他们那个(水泥)路修得离我们太远，我要买什么东西(食物、日常用品)都不方便，都要自己走小路，很不方便”。位于道路附近的村民在建设旅游相关服务设施，如民宿、餐饮等方面就有了更多的区位优势。而那些离道路较远的村民则只能“望路兴叹”。同时，作为传统的乡村，村民们的思想相对来说较为保守，将结婚生子视为人生大事。“人家女的看到你家是这样的房子，肯定不愿意嫁过来”村民C9坦言。在旅游者看来，古民居蕴含着历史与文化，但在当地青壮年男性看来，这就是很老的房子。处于“古村”称号下的正龙村，对自建房有着极其严格的限制，不只对于房屋的样式限制为仿古，外墙款式也必须选择带有木纹的款式。村民在新建房子时需要上交押金，在建设过程中村干部需要派人来评估，评估不合格会被没收押金，“老百姓搞旅游处处受限制，很难搞好”C9这么形容改造自家房子时的困境，充分展现正龙村村民住房权利的缺失。一方是村民对于基础设施的需要，另一方是对于当地文化遗产的保护，二者对应着村民的基本生存权利，如何处理二者的矛盾是当地政府需要处理的矛盾。
而村民们的不满除了道路修建这一问题外，还对村里相关规定也心生不满。位于云南的阿者科村同样坐落于大山之中，同样是梯田特色，但不同的是村子会定期开展旅游发展分红大会，对村庄拥有的旅游资源如传统民居、梯田等进行设置分红比例。但在正龙村，C10这么回答：“从来没搞过分红，我们都拿不到什么钱……我这个房子就是传统(民居)的，我从来没有从村子里面分红”。这对于还居住在古民居中的村民来说是极度不公平的，他们的房子是构成正龙古村山湾里错落分布200余栋传统民居的一员，却并未从中获得对应的利益。来来往往的游客前往古村的民宿、餐饮店、农家乐，而同样构成村庄美景的村民则被排斥在利益集团之外，利益分配上的不平衡加剧了二者之间的相对权利贫困。
这进而产生了正龙村的制度贫困。缺乏合理的考察监管制度，让本应用于建设正龙村的资金被挪用。“当时规划路要修6米宽，但后来却没修这么宽”(C8)“说好的(农业)补贴一直没发过”(C11)“贫困户的钱说了好久，最后还是没领到”(C5)。种种利益相关的问题持续发酵，最严重的时期，村民集体向当时的新化县县政府联名上诉，在一番安抚之后回到村落里的村民最终还是没能等到承诺的解决方案。同时，对于村落贫困户的评选本应该是一个共同决策的过程，然而现状是村干部的独断专行，不少村民表示真正的贫困户未能得到应有的评选。相反，一些与村干部关系较好的家庭则更能得到贫困户名额和贫困户补贴。即使是有的家庭因为条件属于正龙村最差的一档，被评选为贫困户，贫困户的补贴却一直被卡住，不知去向。当上级扶贫办的工作人员前来调查时，则会收到远少于应得的补贴的一笔“封口费”，要求对前来调查的人员“说些好话，不能让他们难办”(C5)。村民描述，这些本应用于建设的资金，都落入了村干部的口袋。村干部对村子的旅游发展起到了一定作用，但村民的意见显然大于感恩。有的村干部在村里房子修建得非常豪华，在村子一众修缮情况都不尽相同的古民居中“鹤立鸡群”。“有的村干部在城里买了好多房子”(C12)，相比之下正龙村村民想要自建房不但要受保护古建筑政策的约束，连仿古建木纹外墙瓷砖都需要自费购买，干部与百姓的差距一目了然。
尽管现状如此，但村民却无处诉苦，缺少维权的渠道：“去县里面闹过，没什么用”(C7)，同时对于正龙村发展的相关事务，村民们被排除在决策过程之外：“从来没有和我们商量过”(C3)“旅游都是村干部们自己在搞”(C6)。村民的监督权、参与权和决策权缺失，制度体系建设的不完善，政府在正龙村发展的过程中未能达到村民预期的作用，这是正龙村村民深陷社会相对贫困矛盾之中的重要原因。
5. 研究结论与对策
5.1. 研究结论
第一，传统村落旅游地的经济维度相对贫困主要表现为收入和就业两个方面。收入上的相对贫困体现在拥有多种收入结构的村民和收入主要来源于务农务工的普通村民之间；就业上的相对贫困体现在能够参与到正龙村旅游业，与前村支书关系密切的村民和难以参与到旅游业之间的普通村民之间。
第二，传统村落旅游地的能力维度相对贫困主要表现为教育和医疗两个方面。教育资源分配不平衡，导致村民本身知识水平、劳动能力的不健全以及对后代教育重视程度的差别；医疗资源的分配不平衡导致村民看病过程艰难，进而影响到村民本身的劳动能力，同时失去劳动能力也成为了家庭的负担，加剧相对贫困。
第三，传统村落旅游地的社会维度相对贫困主要表现为权利贫困和权力贫困两个方面。其中，权利上的相对贫困体现在村民的发展权受损、发展机会受限及社会福利权不充分。在正龙村政治权力结构中，村民处于较为弱势地位，其村庄公共事务的知情权、参与权和决策权有待提升。
5.2. 对策与建议
5.2.1. 经济维度相对贫困治理
要深入发掘传统村落旅游地旅游发展潜力，提升传统村落旅游地旅游吸引力。激发原有的民俗文化活力，增加活动场次，增大活动规模，做到吸引游客和带动村民就业双循环。同时，要完善传统村落旅游地旅游发展的管理机制。通过引入社会上已有的更加科学的团队，吸引所在村落的村民更多地参与到旅游业的工作之中，保障村落居民的就业，这样能够进一步提高旅游发展收入，进而把更多的资金投入到对古村内古民居进行修缮和环境整治，对古民居多进行外立面改造，使得旅游发展更具吸引力和影响力。通过村民收入的增加，对产业开发与环境保护矛盾的理解更加深刻，进一步促进传统村落经济效应与环境效应双丰收。
5.2.2. 能力维度相对贫困治理
旅游业是传统村落旅游地中最发达的行业，而旅游业从业人员主要集中在民宿和餐饮方面，因此有必要为这些从业人员提供科学的培训，以提高旅游景点的服务水平和质量[18]。此外，村庄中的各种民俗文化活动也需要村民参与，他们也应该接受培训以参与这些活动。这一方面可以解决村民当前的就业问题，另一方面也可以提高民俗活动水平，更好地促进旅游业发展。应该关注村庄医疗保障建设，并加强医疗基础设施建设。完善的医疗设施不仅可以给当地村民提供便利，对于外来游客也是一层安全保障。同时，也要加强医疗保险的知识普及，提高村民对自身健康的关注，并避免某些常见疾病的恶化，从而增加家庭负担。
5.2.3. 社会维度相对贫困治理
要优化旅游业发展分配机制，完善村庄各类基础设施建设，把控环境和民生之间的平衡，做到以民生为主，保障居民幸福感[19]。同时，依据村民的古民居数量、占地面积、修缮情况，当地梯田耕地面积，特色农产品等方面，发放不同层次的旅游收入分红和补贴。一方面能够增加村民自发参与古民居保护的意愿，提升村民的收入，另一方面也能降低政府维护成本，促进整个村落的发展。其次要重视对于村民主体权力的保障。先要明确村民在发展过程中所拥有的权利和义务，并根据实际情况来完善村民所拥有的各种权利和义务；其次要加强对村民主体权力及其重要性等方面的宣传教育，增强他们对于自身权利和义务遵守的意识；最后要建立健全相关法律法规体系来保护村民主体权力及其相关利益。可以设立一个专门的监督部门来监督村干部对村委会各项工作的执行情况，同时定期召开村民代表大会、制定相应制度来保障村民的权利。
基金项目
湖南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湖南传统村落旅游地相对贫困的多维测度、时空分异与动态治理研究”(项目编号：22YBA180)。
NOTES
*通讯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