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本文以亚里士多德的“潜能”(δύναμις)与“实现”(ἐνέργεια)范畴为核心，探讨其在存在论中的哲学功能及其后世影响。通过分析潜能的熵性特征(即发性、单向性、目的性)与实现的目的论式实体化判定，论文指出亚里士多德借助“潜能–实现”的动态框架，解决了流变世界中实体稳定性的难题。潜能作为“动变渊源”，预设了变化的必然性，其内在目的性指向实现的终极完成；而实现则以瞬时动作(如“看见”或“雕刻完成”)为标志，通过目的论宣判确保新实体的合法性，消解了生成与存在之间的张力。论文进一步考察了阿甘本与海德格尔对潜能理论的拓展：阿甘本强调“非潜能”(不实现的潜能)对传统目的论的突破，海德格尔则将潜能重构为“能在”，赋予其时间性与开放性。然而，两者的诠释仍受限于亚里士多德预设的目的论链条——潜能始终服务于实现的确定性。研究揭示，潜能的熵增本质与实现的实体化宣判共同构成抵御流变虚无的哲学装置，其理论范式在技术时代面临新的挑战，需进一步激活其批判潜能以应对强制实现与不确定性的张力。
Abstract: This paper examines Aristotle’s philosophical categories of dynamis (potentiality) and energeia (actuality) as ontological devices for addressing the stability of substance (ousia) in a world of flux. By analyzing the entropic characteristics of dynamis—immediacy, unidirectionality, and teleology—and the teleological function of energeia, the study demonstrates how Aristotle’s framework dynamically reconciles the tension between “being” and “becoming.” Dynamis, as the “origin of change,” inherently presupposes the necessity of motion, yet its teleological orientation ensures that all potentialities ultimately serve the completion of energeia. Actualization, marked by instantaneous actions (e.g., “seeing” or “carving a statue”), operates as a final tribunal that legitimizes new entities through teleological determination, thereby securing ontological certainty amidst change. The paper further explores Giorgio Agamben’s and Martin Heidegger’s reinterpretations of Aristotelian potentiality. Agamben emphasizes “impotentiality”—the capacity not to act—as a subversion of traditional teleology, arguing that potentiality retains its integrity even when unactualized. Heidegger, conversely, reconfigures dynamis as Seinkönnen (“being-able-to-be”), embedding it within the temporal structure of Dasein and emphasizing its openness to possibilities. Despite these innovations, both thinkers remain bound by Aristotle’s teleological framework, wherein potentiality remains subordinate to actuality’s demand for ontological affirmation. Central to Aristotle’s system is the entropic nature of dynamis: as a preprogrammed force awaiting activation, it functions merely as an intermediate phase destined to dissolve into the stability of energeia. Actualization, in turn, operates as a metaphysical mechanism that retrospectively validates all changes by asserting the full existence of entities. This teleological chain not only resolves the classical paradox of “being vs. becoming” but also reflects metaphysics’ deep-seated pursuit of certainty. The study concludes by reflecting on the contemporary relevance of this paradigm. In an era dominated by technological “enforcement of actualization,” the tension between predetermined ends and the indeterminacy of potentiality calls for a critical reengagement with Aristotle’s framework. Future research could explore how to revitalize the subversive potential of dynamis—particularly through Agamben’s “impotentiality”—to resist the homogenizing forces of technological rationality while preserving ontological openness. By integrating textual analysis of Aristotle’s Metaphysics with modern philosophical critiques, this paper underscores the enduring significance of the “potentiality-actuality” schema as both a historical solution to ontological instability and a provocative lens for contemporary metaphysical discourse.
1. 引言
潜能与实现作为亚里士多德提出的一组重要哲学范畴，由于海德格尔和阿甘本等哲学家再次将潜能带到我们面前，潜能随着其丰富的哲学内涵和充足的理论空间逐渐成为学术界的热门话题之一。亚里士多德的潜能问题首先被标定为一个存在论的问题，亚里士多德在《形而上学》中提出的“潜能”(δύναμις)与“实现”(ἐνέργεια)概念，构成了其本体论的核心框架之一。通过对“潜能”的熵性特征(如即发性、单向性、目的性)与“实现”的目的论功能的分析，亚里士多德试图为存在者的“是者”问题提供一种动态解释——即在流变的现实世界中，如何保证实体(οὐσία)的稳定性与存在的确定性。这一理论不仅回应了古希腊哲学中“存在与生成”的经典难题，更通过“潜能–实现”的目的论链条，为后世形而上学提供了关于“可能性”与“现实性”关系的奠基性范式。
2. 潜能问题的研究情况
2.1. 阿甘本的潜能
在《形而上学》Θ卷中，亚里士多德留下了这样的问题，即全部的潜能都是能做的能力，也是能不做的能力。这一点深刻地吸引了阿甘本的目光，他也由此深入潜能的范畴。[1]
阿甘本从亚里士多德对麦家拉学派潜能观的驳斥中来重新定义潜能，即不转化为现实的潜能。在他看来，麦家拉学派的观点就是把原本丰富且充满流变的潜能结构贬损为了完完全全的静态的直接逻辑。因此他认为，潜能在没有被运用的状态下也同样禀赋在潜能者体内，潜能的运用和潜能的拥有是两个分别的范畴。阿甘本所注目的就是这里的分离，这个分离使得在技巧的学习之后拥有技能的潜能者可以能做而能不做。在此基础上，他指出潜能就是持有丧失，就是不实现的潜能，即非潜能。[2]
2.2. 海德格尔论潜能
作为阿甘本对潜能理论的一个重要来源，海德格尔彻底转化了亚里士多德潜能范畴的框架，将其从目的论形而上学转向存在论的现象学范畴。在《存在与时间》中，他批判传统潜能观将存在预设为“有待实现的现成客体”，指其陷入“现成性”的实体化陷阱。紧接着，潜能的本质被重构为此在的“能在”——此在始终以“向可能性存在”超越自身。海德格尔的潜能并非静态属性，而是时间性中的动态“筹划”，即，通过“向死存在”直面有限性，此在挣脱日常沉沦，在本真决断中守护可能性的纯粹开放。不难看出，海德格尔的潜能仍然服务于其整体哲学结构的要求，试图在技术时代以潜能的不实现来对抗技术的强制实现，使得潜能成为了反抗形而上学同一性的堡垒和前线。[3]
2.3. 阿甘本的理论局限性
阿甘本对潜能–实现范式的改造基于其对现代“生命”与“权力”的革命需求上，他所以赋予潜能一种全新的“所不能”的概念，是为了以一种“弥赛亚”来实现这种双重革命。
在生命的解救上，阿甘本诉诸非潜能对潜能–现实的转化过程的中断，将生命从形而上学塑造的目的论中解救出来，从而形成了新的生命–形式的理论范式。但在其描述中，“赤裸生命”、zoē、以及生命–形式的理论差异和关系并没有真正地得到阐述，使得非潜能在生命中的动作变得混淆起来。
在政治革命上，阿甘本的非潜能的运用虽然解释了西方政治结构，并揭示了普遍政治话语和民主制政治的形而上学困境，但阿甘本将权力的结构运作本体化了，这使得整个政治权力变成了自运动的结构性的主体化杀戮机器，而否定了现实政治主权者及政治结构的复杂现实。这样，阿甘本的激进政治反而成为了通往政治的解构之路。[4]
3. 亚里士多德潜能–实现问题的研究现状
目前，国内外对亚里士多德的潜能–实现问题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对《形而上学》及其注疏的分析上，关注潜能–现实、形式–质料的关系及以此基础上可能的潜能–实现的哲学结构。具体来说，大体上可分为三个理论方向。
第一，强调形式在潜能问题中的优先性。
一般认为，潜能–实现问题的形式具有显著的优先性。国内外学者都对此做了充分的研究。聂敏里于2011年出版的《存在与实体——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Z卷研究(Z1-9)》一书中指出：“形式不仅是生成的起点，而且是生成的终点，同时，它在整个生成过程中都居于支配地位，主导着整个生成。”[5] Christopher Bruel [美国]在2014年于Library of Congress Cataloging出版的Aristotle As Teacher一书中指出：“It is therefore only in form (eidos) that theactuality which is prior to each of the potentialities in question can be the same as the actuality which presupposes the potentiality。”指的是，在亚里士多德对质料的一般描述中，质料是与潜力、能力和权力直接相关的。这不仅突出了质料与潜能之间的紧密联系，同样也指出潜能所代表的几个含义，不论是其代表能力或者权力，都是与质料息息相关的，二者相互依存。从另一方面可以视为质料是潜能的代表，质料转化的同时也标志着潜能向现实的转化。
第二，认为在潜能问题中，质料与潜能具有相关性。
在整个潜能–实现的过程中，形式的外显作为根本动力而使得潜能达到现实。而质料的外显表现形式是外显的前提倾向。国内学者李猛认为，整个潜能到实现的过程的动力来自于质料对形式的内在倾向性。李涛于2017年出版的《亚里士多德的潜能与成全学说》中提及：“质料的潜能就是要与形式合一。”这是将形式看做是质料的内在动力，同时也是整个潜能–现实理论运动的内在推动力，故而潜能的实现过程源于质料对形式的渴望。
第三，特别地，国内学界强调潜能–实现的辩证运动过程。
这里认为，潜能–实现与质料–形式具有强理论关系。其中潜能与质料相对，现实与形式相连。潜能–实现的问题被理解为质料–形式问题的辩证运动，这个过程的终结即是形式的完全实现状态。汪子嵩于2014年出版的《亚里士多德关于本体的学说》一书中谈到：“质料是还没有实现的潜能，形式是已经实现的现实。质料要实现自己，要向现实发展，最后获得了形式。所以，从质料到形式是一个辩证的运动发展过程。”质料是形式实现的载体，而形式是质料最终的实现目的，二者共同构成了潜能–现实理论的发展变化过程。从而强调了，潜能–实现的运动过程是一种辩证的运动过程。[6]
国内外学界对亚里士多德的研究十分丰富，本文在这里只挑选几个认可度较高的观点做简要的解释，以此对潜能–实现问题的研究现状做一个简要的介绍和阐述。
4. 潜能与实现的基础
在亚里士多德这里，潜能与实现作为一个哲学装置被引入进来主要是为了满足对于“实是”，即存在问题，的形式或本体层面的哲学建构。
存在问题，或者“是者”的问题在古代哲学家那里已经被比较充分地研究过了，“是者”及其之上整个结构的搭建都围绕着同一个问题，那就是“是者”或存在与现实视域下运动发生的客观事实之间的冲突。“是者”作为用以指称使得这一个事物“是这一个而不是别的那个”的语义被提出，其很大程度上是为了尽可能解决运动可能导致的某物与其本体或实体——即特殊性——被消融给哲学家带来的巨大不安。事物能被“是”这一语言范畴所指示为存在或是，那么它一定不能同被指称的另一对象(其实体)相异或分离，因为“是”在语义中起到的作用就是连接某物与其实体，或者说连接起“这一个事物”和“这一个”。
而亚里士多德为了完成在“是者”这里应有的哲学结构，他便提出了作为存在论范畴的潜能和实现。我们下面将会尝试着深入其论证中的哲学结构，指出其具体的哲学装置的运作过程。
5. 潜能的熵以及实现的目的论式实体化判定
5.1. 潜能的熵性
在《形而上学》中，亚里士多德对潜能的多种命意都做了详细的阐释，但对于潜能所首要解决的“是者”问题，他则仅保留了“动变渊源”这一核心命意，他说：“在诸命意中所有那些由于字义双关而被引称的诸潜能，我们均不予置议。……但是凡诸潜能符合于这一类型者，总是指某些动变渊源。”(《形而上学》Θ.1,1046a5-10) ([7]: p. 192)而作为动变渊源的潜能的具体命意则是：“动变之源，这能力不存在于被动变的事物，而存在另一物之中，或存在于那动变事物但不在被动变的状态；一般说来，‘能’是使它物动变之源；(或是将自己当作它物而使之动变)亦可说是一事物被另一事物动变之源(或被自己动变如被另一事物动变)。”(《形而上学》Δ.12,1019a15-23) ([7]: p. 113)。亚里士多德通过将潜能禀赋于主客体关系的双方，将潜能的指义延拓为了一种事实上无主客体向度的实体，这实际上将潜能问题从主客体的关系中抽离到本体性质的讨论域中，并在这里完成了其最显著的哲学功用。
潜能作为描述本体的“可变性”或者“能变性”的哲学范畴，它理应在“实体A→(动变)→实体B”的环节中作为动变(作为动作与谓语)的条件。那么当潜能作为条件来发挥作用时，它的哲学构造中的几个部分将变得至关重要。首先我们会看到，潜能作为条件是即发的，或触发式的。一旦蕴含某潜能的某物处于其潜能所适宜的条件下，这个作为动变之源的潜能将会立即开始运行，并进入动变环节。另一个要点则是定向性，因为潜能所引起的动变不可能同其对反的趋向相同。在亚里士多德这里，生物的潜能不同于非生物，其处于理知部分并有两个动变的方向(相对反)，为了使得上面提到的悖论不得出现，他在生物潜能所处的理知中设置了一个全真的审判法庭，即“意念”(《形而上学》Θ.5,1048a5-20) ([7]: p. 198)。这并不是某种主体性的代词，而是一个在潜能实现的前夕对其条件、目的(方向)等进行考量并宣判其潜能何以实现的纯粹机械理性或逻辑结构。“如果这些都适合，潜能就必实现。”(《形而上学》Θ.5,1048a17) ([7]: p. 198)还有两点是回溯性和目的性，“实现”先于“潜能”。亚里士多德说：“由已实现事物产生潜在事物，而这潜在的事物又成为实现的事物。”(《形而上学》Θ.8,1049b24) ([7]: p. 203)并且，实现的先在性、优先性是本体层面的：“而实现就是终极，事物之获取其潜能就为要达到这终极目的。”(《形而上学》Θ.8,1050a10) ([7]: p. 204)这里可以看见，潜能的生成是实现的自我生产，同时也就规定了潜能的目的就是完成实现。
那么，潜能具有着即发性、单向性以及回溯性和目的性，我们可以发现，在这个哲学构建中，潜能作为一种时刻等待激发的确定程序，一旦当条件达成便急切地产生动变以完成实现的目的。而这种至上的目的性的生产却又来自于其目的本身，即实现；那么在这个实现→潜能→实现的拉康式欲望的生产环节中，潜能起到的只有类似熵性的作用，它的唯一意指就是指示这个环节过程的无足轻重，仅仅是熵增过程一般地某种注定地将会回到稳定的中间环节。也就是说，亚里士多德提出潜能的目的反而是为了消灭潜能在实际哲学结构中的功能，它仅仅作为了一种预先——甚至于紧急地——设置好用于对每一个动变中以及动变后的实体安全性的完全保证。而问题的关键则是它所要保证的存在，也即“实现”。
5.2. 实现的具体哲学功能：目的论式的实体化判定
前面我们提到，潜能与实现想要解决的问题就是“是者”，即存在问题，并且“潜能”的全部功用都是为了对实现作出全然的保证，那么我们接下来就理应来考察“实现”是如何作为解决本体消融所带来的巨大不安的哲学装置而发生作用的。
显而易见，“实现”的功用便是为“潜能”所保证并赋予合法性的动变做上最后的封顶工作，它将为一切动变的结果做上最后，也是最强有力的安全性保证。也即，实现将声称并断定全部的动变的结果都存在，都是“是”的。
首先，我们应该看看亚里士多德是如何判断实现与否的界限的。他说：“我们将‘埃奴季亚’〈实现〉一字，联系到‘隐得来希’〈完全实现〉，主要是将动变延伸向其它事物；因为实现的严格解释限于‘动作’。人们于非现存的事物，虽予以其它云谓，不予以动作云谓。他们说非现存事物是思想与愿望的对象，但对于动作中的事物就不如此说；这些事物虽未实际存在，但它们既被动变就会得实际存在。在非现存事物中，有些是潜在的；可是，它们既非完全实现地存在，这就不算现存。”(《形而上学》Θ.3,1047a31-1047b2) ([7]: p. 196)也就是说，实现意味着完全实现，只有完全实现才能被叫做存在。完全存在的首要标准是对动变的延伸，也即“动作”。那么“动作”的具体功能就成为了我们深入“实现”的必经之路。对于动作，亚里士多德将其同“活动”对置起来，从而给出了“动作”的定义：动作是包括了完成目的在内的活动，即到达了“终极”的活动，其动作的实施与目的的达成是同时的，例如看和见，想和想到，从硬木中最终雕刻出赫尔梅的雕像(《形而上学》Θ.6,1048b22) ([7]: p. 200)。简要地说，就是必须具有两个要点：一是必须达成目的，二是行动必须即刻同时达成目的。这种动作是瞬时的，与潜能的即发性类似，其必须作为整个被称为活动的到达目的前的一系列行动序列的末尾——即达成目的的瞬间。那么，这种目的指称的对象又是什么呢？既然亚里士多德说，这种目的是通过最终的瞬间来完成的，例如看与看见某物、想与想到某物、将赫尔梅的雕像从硬木中雕刻出来的最后一次切削等等，因为这种目的是关于着动变，我们事实上可以发现，这种目的只限于、只关心动变中其最终是否成为了某物。也就是说，这种目的就是“成为某物”。在我们已经探明的哲学结构中，“成为某物”事实上也就是在说“新的实体的出现”。
上面说到，实现，也即完全实现意味着“存在”或“现存”。那么这里，当动变结束，一个新的实体出现的瞬间，这个某物“实现”为其新的实体，也就是这个实体便立刻“是”这个某物。于是“实现”便作为最后的终审法庭，立刻宣判这个新的实体与变化的某物是相符的，也就是他们存在；通过预设的潜能作为自己最大的论据，实现得以用最具有法律效力的全称断言肯定了实体和存在在变化之中的安全性。
很明显，这种宣判完完全全是目的论式的。因为我们预设了“潜能”作为一切由危险滑向变化的事物的安全性保证(潜能本身其实根本没有判断某物向何处动变，而仅仅是在其已变化而需要实现来宣判安全性时临时依据其最终的变化结果来伪造一种证据，这使得在全部情况下潜能到实现都能构成一种目的论范式)，实现得以时时刻刻向所有存在发问(或者是监视)，时时刻刻对其做一种实体化判定——即，你是“你”吗？一旦这种判定生效，实现发现某物同其原有实体分离，他便立刻通过一种目的论式的(因而是最有效力的)宣判对其作出安全性保证，即宣布其存在、现存、真实且合法地存在。
6. 结语
亚里士多德的“潜能–实现”范畴通过其独特的熵性特征与目的论结构，为流变世界中的存在稳定性提供了一种动态的本体论担保。潜能的即发性、单向性与回溯性不仅预设了动变的必然性，更通过其内在的目的性指向实现的终极完成，从而将存在者的生成过程锚定于实体化的确定性之中。实现作为目的论的终审法庭，以“完全实现”的瞬时动作为存在赋予合法性，消解了变化与实体之间的张力，使得每一动变的结果均被纳入“是者”的稳固框架。阿甘本对“非潜能”的阐释与海德格尔的“能在”重构，虽拓展了潜能的哲学意涵，却仍未脱离亚里士多德预设的目的论链条——潜能始终作为实现的附庸，其存在论意义最终仍服务于对现实性的绝对肯定。这一理论范式不仅回应了古希腊哲学中“存在与生成”的经典难题，更揭示了形而上学对确定性的深层诉求：潜能的熵增本质与实现的实体化宣判，共同构成了存在者抵御流变虚无的哲学装置。未来的研究或可进一步探讨这一范式在技术时代中的适应性，尤其是当技术的强制实现与潜能的不确定性形成张力时，如何重新激活亚里士多德框架的批判潜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