典型生态移民村镇居民社会关系网络研究

A Study on Residents’ Social Relationship Network of Typical Ecological Immigrant Towns and Villages

摘要: 宁夏生态移民村镇具有典型代表性，其居民社会关系网络研究有较强的理论与实践价值。论文以典型样区为例，依托强关系与弱关系理论、社会资本理论等理论基础，通过问卷调查、深入访谈等获取基础数据，在数理统计分析的基础上研究了生态移民社会关系类型与强度、社会关系的群体分异及社会关系的影响因素，并提出了相应对策。结论包括：(1) 生态移民个体(或家庭)的社会关系主要集中在亲缘关系、新的地缘关系、志缘关系，旧的地缘关系与业缘关系较差，尤其是业缘关系最差；(2) 个体与组织的关系紧密程度不高；(3) 部分社会经济指标与社会关系指标组内差异显著，社会关系网络的群体分异特征明显；(4) 生态移民社会关系网络的影响因素主要包括个体(家庭)因素与外界环境因素。对策包括：(1) 业缘关系需有所改进，如提升个体社会资本(或微观资本)，改进居民素质与产业发展需求的匹配度，拓展居民社会关系网络(巩固强关系，建构弱关系)；(2) 加强村镇空间治理与社会治理，增强社会关系建构的空间场所与机会，提升移民的集体社会资本(或中观、宏观社会资本)；(3) 加强与周边村镇、市区的联系，为居民弱关系的建立提供更多契机。

Abstract: Ecological immigrant towns and villages in Ningxia are typical and representative in China. It has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implications in studying on the social relationship network of their residents. This study has selected the typical sampling, employing strong and weak relation theories and social capital theory as theoretical basis, to collect basic data by questionnaire, in-depth interview and other methods. Statistical methodologies such as general statistic analysis method, one-way ANOVA analysis and correlation analysis are used to analyze the three main contents, namely type, intensity of social relations and the differentiation between groups classified by social-economical items. Besides,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of the social relations and some adaptive strategies are also considered. Four conclusions are followed. (1) Firstly, social relations between individuals or families mainly reflect as ties of consanguinity, new geographical relationship and aspiration relationship, but old geographical relationship and business relationship is poor, especially the business relationship is more poor. (2) Secondly, social relations between individuals or families and the organization is poor and needs further adjustment and governance in future. (3) The third conclusion is that group differentiation of social relations is obvious because of significant inter-group difference of some social-economical items and indexes of social relations. (4) Fourth, individual or family factors and external environmental factors are the main influencing factors of the social relationship network of ecological immigrants. Three strategies has been designed for the social relationship network of ecological immigrant towns and villages. (1) One is aimed at optimization of business relationship. The residents should improve individual techniques or capabilities to strengthen the individual social capital to be adaptive to satisfy the requirements of local industrial development. Through different kinds of jobs, the residents can extend the social relationship network by strengthening strong relations and establish weak relations to support the future development. (2) The second strategy is strengthening spatial governance and social governance of ecological immigrant towns and villages. To reinforce individual and organized social interaction and optimize spatial place and the opportunities of social relations construction, thus the collective social capital can be promoted. (3) Besides, social contacts with nearby towns and villages and the core cities should be more frequent to provide the opportunities to residents’ weak relations.

1. 引言

社会关系是指人与人、组织与组织间接触与交流而实际存在的一种纽带联系[1]，通常以网络形式存在，其中网络中的点被看作真实系统中的人，而点与点之间的连接被看作真实系统中人与人的交互关系，包括亲属关系、同事关系、地缘关系等[2]。社会关系网络具有信息传输功能、媒介连接功能、资源配置功能等[3]，通过社会关系网络，个体可获得情感支持、实际支持与社会交往支持[4]。许多学者研究过社会关系网络[5]-[23]，已有研究对象主要包含城乡移民、流动人口、生态移民、工程移民以及易地扶贫搬迁移民、旅游移民等[10]-[15]。总体上生态移民的社会关系网络研究还停留在社会适应、社会融入层面[20] [23]，鲜有基于社会网络的结构性研究。社会关系网络的理论基础主要包括社会空间理论、弱关系假设、强关系假设、结构洞理论、社会资源理论、社会资本理论、嵌入性理论、差序格局等[3] [6] [24]。数据获取方法包括参与式观察法、深度访谈等，数据处理方法包括网络分析法、社会网络分析及一般统计分析等；随着ICT的发展，新的数据类型及更为先进的方法陆续出现，如基于手机数据的分析方等[25]。基于社会学、城乡规划学等学科差异，不同空间尺度、不同群体的社会网络研究在数据获取与处理方法上有所不同，论文将结合多学科视角，综合考虑研究区的小尺度特征及新数据不适用等原因，结合传统数据与数理统计方法进行小尺度区域的研究。

1983年宁夏西海固的“吊庄移民”为生态移民实践的开始[26]，历经30多年，经历了吊庄移民、扶贫扬黄灌溉工程移民、易地扶贫搬迁移民、中部干旱带县内生态移民及宁夏中南部地区生态移民5阶段[27]。生态移民过程是典型的人口迁移过程，人口迁移不仅改变了人口的空间分布，同时也导致了社会结构的改变，社会关系网络可能发生了改变。社会关系网络对于生态移民(生态移民村镇居民)后续发展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通过社会关系网络的研究，可发现社会关系网络现状、影响因素及未来重构方向，具有实践意义。生态移民聚居地是新型城镇化、乡村振兴的症结，但生态移民(聚居地)学术研究明显滞后于生态移民进程；以往关于生态移民社会关系网络的研究更多地关注搬迁前后较短时间的比较，对搬迁时间较长的生态移民聚居地关注较少，搬迁时间较长的生态移民社会关系网络呈现怎样的结构？不同群体在社会关系网络结构上是否存在差异？生态移民城镇居民社会关系网络的影响因素有哪些？有必要进行理论探讨。

2. 理论基础

2.1. 强关系与弱关系理论

格兰诺维特(Mark Granovetter)将个体(个人、组织)之间的关系按照互动频率的高低、感情力量的深浅、亲密程度的强弱、互惠交换的多少四个指标分为强关系和弱关系[1]。他认为强关系发生在群内，弱关系发生在群体之间，人们通过弱关系可获得本不属于群体的信息。部分学者探讨了强关系或弱关系对于中国文化背景下的居民发展贡献，认为强关系所起作用可能更大，与格兰诺维特主张的弱关系作用更大的结论不一致[28]。对于生态移民，可将群体的集体选择比例大、互动频率多、情感深、关系密切为强关系，反之为弱关系。生态移民城镇居民后续发展中强关系、弱关系对于自身发展的贡献可能存在不同。

2.2. 社会资本理论

社会资本的概念首先由法国社会学家皮埃尔·布尔迪提出[29]。根据社会网络中社会资本所涉及的不同层次，社会资本可以归纳为三大类型：微观层次的社会资本、中观层次的社会资本以及宏观层次的社会资本。微观社会资本指的是，通过建立社会关系来获得个体所需具体资源的途径，如信息、工作机会、知识、影响、社会支持以及长期的社会合作等。中观层次的社会资本则主要强调个体因其在社会结构中所处的特定位置而对资源的获得能力和掌控能力。而宏观层次的社会资本关注的是在团体、组织、社会或国家中某一行动者群体对社会资本的占有情况[30]。对于生态移民来说，主要在于微观层次社会资本的贡献，仅有少数个体在中观层次、宏观层次能获得一定的社会资本。亦有学者将社会资本分为个人社会资本与集体社会资本。如何让更多的移民获得更多的中观、宏观社会资本或集体社会资本是生态移民村镇发展中面临的重要问题。

3. 研究区与研究方法

3.1. 研究区

主要选取典型的生态移民城镇兴泾镇、镇北堡镇、红寺堡镇作为调研样区。镇北堡镇与兴泾镇是1983年开始的典型吊庄移民样区，历经40年的发展，可集中反映居民社会关系网络的变化；红寺堡镇位于全国最大的生态移民安置区(红寺堡区)，是1999年扶贫扬黄灌溉工程的主战场。根据调研结果中搬迁时长计算，镇北堡镇搬迁20年以上的人口占比约56%，10~20年的占比约40%，10年以内的约4%，5年以内的仅占2%；兴泾镇搬迁20年以上的人口占比约61% (其中25年以上的占41%)，10~20年的占比约16%，10年以内的11%，5年以内的仅占12%；红寺堡镇的10~22年的占比为约78% (红寺堡镇移民稍晚于兴泾镇、镇北堡镇，始于1999年以后)，10~15年以内的占比约19%，10年以内约18%，其中5年以内的仅占3%。三个典型样区代表了宁夏生态移民的整体状况。

3.2. 数据与方法

基础数据获取主要包括问卷调查与深度访谈，及辅助数据与资料。问卷问题设置包括居民的社会经济特征与能反映社会关系的相关问题。社会经济特征包括性别、年龄、职业、搬迁年限、户口类型等；社会关系的相关问题包括交往、邻里关系，及与周边村庄、市区等联系方面。总体上发放了380份问卷，回收了有效问卷365份，有效率为96%。针对问卷的问题进行信度分析，得到克朗巴哈a系数均大于0.82，说明了问题内在一致性较高，数据具有较高的可靠性。具体的数据分析主要采用数理统计方法(借助SPSS平台)，包括一般统计、单因子方差分析、相关分析等。

4. 社会关系网络类型、强度与群体分异

社会关系网络包括两个层面，个体与个体间的关系及个体与组织间的关系。研究框架见图1，主要包括三部分，即社会关系类型、判定社会关系强度、探讨生态移民社会关系网络的影响因素。基于社会关系类型强度判定社会关系网络的群体分异特征，并在此基础上总结其影响因素。

Figure 1. Research framework

图1. 研究框架

4.1. 社会网络关系类型的判定

根据表1中日常交往与休闲活动伙伴情况，可看出新的地缘关系(邻居)占优势、旧的地缘关系(老乡)对于长时间居住的生态移民影响较小；亲缘(亲戚)关系与志缘(朋友)关系次之；业缘关系最弱。根据经济往来指标，亲缘关系占绝对优势(51.91%)，其次是志缘(朋友)，第三层次为近程地缘关系，最差的为业缘关系。总体上看，生态移民个体(家庭)的社会关系主要集中在亲缘关系、新的地缘关系、志缘关系，旧的地缘关系(老乡)与业缘关系较差，尤其是业缘关系，原因在于文化根植性、时间、空间距离等因素。借鉴van der的研究[31]，将个体从社会网络获得的支持分为情感支持、实际支持与交往支持，宁夏生态移民在实际支持上亲缘关系占主导，其次为志缘关系，符合中国人的文化习惯。迁移最初，居民多依靠“强关系”的亲缘关系作为立足资本，随着时间演进，生态移民群体会寻求一定的弱关系，获取更多的信息、资源与机遇。生态移民工作的不稳定性使得换工作频率较高，建构社会关系网络的可能性因为异质性人群人数的增加而减少，因此与同事的关系较弱；与老乡的关系比较少，原因在于历经长时间的居住，已经淡化原有的地缘关系，重塑了新的地缘关系(即邻里关系)。根据村里或社区的帮助指标，可以看出个体与组织的关系紧密程度不高(仅高于20%)，集体社会资本(中观、宏观社会资本)能带给居民的作用相对不足。正是因为居民与正式组织间关系一般，集体社会资本较少，才需要在村镇层面加强治理，与当前乡村振兴的重点任务相吻合。

Table 1. Social relationship judgment index

表1. 社会关系类型判定指标

日常交往对象	占比	变化明显 占比	休闲活动 伙伴	占比	变化 明显占比	拮据向谁 援助	占比	变化明显占比	村里社区 给予帮助	占比
1邻居	34.76	28.1	1邻居	29.71	27.8	1邻居	16.03	23.7	1较少	28.6
2亲戚	31.34		2亲戚	22.46		2亲戚	51.91		2一般	47
3朋友	23.36		3朋友	29.71		3朋友	25.19		3较多	21.4
4同事	2.56		4同事	2.54		4同事	0.76
5老乡	6.27		5老乡	4.71		5老乡	2.29
6很少交往	1.71		6自己	10.87		6很少求助	3.82

4.2. 社会网络关系类型强度的判定

根据格兰诺维特[1]，互动频率的高低、感情力量的深浅、亲密程度的强弱、互惠交换的多少四个指标可用来表达社会关系强度。Granovetter认为强关系发生在群内，弱关系发生在群体之间，人们通过弱关系可获得本不属于群体的信息。若把调查区的所有被访者当作一个整体，其与邻村、市区、老家的联系均属于弱关系；参与本地活动、对周边的熟悉程度可增加其内部的强关系；但并不是所有被访者均只属于单一群体，根据不同社会经济特征可属于不同的群体，与外界联系、对周边熟悉程度、及紧密联系户数差异的细分均可反映出不同群体的强关系与弱关系的具体特征，这部分将在群体分异中进行细分。被访者的总体表现见表2，经常去市区的比例较高，但跟邻村的联系频繁程度较低，与市区的联系变化程度高于与邻村的联系程度，且在变化感知方面，经常去市区变化明显占比37.3%，一定程度上说明了居民发展的内在需求为比当前居住地更为高阶的地方；与老家的联系频率在每周、每月的占比接近48%，有15.3%的居民几乎不与老家联系，主要在于所调研村镇部分居民老家仍有亲人，部分居民的户口归属地仍在原地，医保等方面的管理扔需维持与老家的联系，与老家联系频率感知变化明显的占比32.7%，说明与老家的联系频率变化明显，一定程度上可说明随着时间的演进，旧的地缘关系(与老家的联系)在逐渐减弱，一旦老家的亲戚变少、户口得到落实、社会保障变优等，与老家的联系将会更少；与外界的联系渠道主选微信/QQ，其次为手机，且联系渠道的变化幅度较大(49.1%的人感知变化明显)，一定程度上说明了通讯技术的改进为生态移民提供了便捷，通讯手段的改进巩固了强关系，也为其它弱关系的建立提供了桥梁；参与集体活动的积极居民只占25.5%，一定程度上说明了居民忙于个人或家庭生计，对集体活动有所忽视，说明个体/家庭与组织之间的社会关系强度一般，但从参加选举的变化感知方面看，情况有所好转，但组织对于居民的积极性激发方面仍存在一定问题，需要有所改善；尽管多数居民搬迁时间较长，仍有18.6%的居民对周边环境不熟悉，仅有50%的居民对居住小区或村庄的空间要素的地理位置较熟悉，且此部分的变化感知占比较高，达到38.8%，不同熟悉程度的居民在弱关系的构建方面处于相对弱势的位置。经常联系的户数在3户甚至5户以上，说明了居民的交往网络较宽；60.8%的人认为邻里关系融洽，说明了大部分居民处于一种较好的社会交往状态，良好的社交网络与邻里关系为生态移民后续发展提供了较好的社会基础。

Table 2. Social relationship intensity of all respondents

表2. 所有被访者的社会关系强度表现

选项	占比	变化很明显占比	与老家联系频率	占比	变化很明显占比
经常去市区	56.1	37.3	1每周1次	22.5	32.7
邻村联系	占比	21.7	2每月1次	24.2
1频繁	14.8		3半年1次	14.8
2一般	39.1		4几乎不联系	15.3
3较少	42.9		5视情况	19.1
与外界联系工具或渠道	占比	变化很明显占比	参与集体活动	占比	变化很明显占比
1打电话	38.82	49.1	1从不	25.3	23.5
2微信/QQ	60.16		2偶尔	55.4
3其它	1.02		3经常	16.1
周边环境熟悉程度	占比	变化很明显占比	平时接触几户人家	占比	变化很明显占比
1很熟悉	49.1	38.8	1 (5户)以上	51.6	27.3
2比较熟悉	30.1		2 (4~3户)	33.5
3不熟悉	18.6		3 (2~1户)	11.5
邻里关系	占比	变化很明显占比	3一般	20.2
1极差	1	25.3	4较融洽	37.5
2不好	5.6		5非常融洽	33.2

4.3. 社会关系网络的群体分异特征

根据生态移民的搬迁时间、家庭负担系数、职业、受教育程度、收入水平、居住环境、自我认同与归属感、生活满意、积极性(参与活动)等方面，借助单因子方差分析、相关分析等进行社会关系网络的群体分异特征分析。

将生态移民的社会经济特征、社会关系指标等进行单因子方差分析，用来反映组间差异的显著程度，得到表3，其中职业、受教育程度、2016~2020年收入、认同感是组间差异显著的社会经济特征；邻村联系、周边环境熟悉程度、参与集体活动或选举、生活适应、生活满意是社会关系的组间差异显著指标。

Table 3. (a) One-way Anova of residents’ soc-economic characteristics; (b) One-way Anova of social relations indicators

表3. (a) 居民社会经济特征的单因子方差分析；(b) 社会关系指标的单因子方差分析

	(a)
	平方和	F值	P值	差异显著性
搬迁时间	1.796	0.031	0.859	不显著
负担系数	0.015	0.353	0.553	不显著
职业	571.951	4.352	0.038	显著
受教育程度	10.369	10.303	0.001	显著
2006~2010收入	1,812,838.284	1.449	0.230	不显著
2016~2020收入	178,070,789.461	12.498	0.000	显著
认同感	3.056	27.160	0.000	显著
参与集体活动	0.227	0.557	0.456	不显著
	(b)
	平方和	F值	P值	差异显著性
经常去市区	0.237	.971	0.521	不显著
老家联系	6.407	1.303	0.122	不显著
邻村联系	0.689	1.429	0.059	较显著
周边环境熟悉程度	1.107	2.147	0.000	显著
参与集体活动	0.838	2.335	0.000	显著
参与选举	0.520	1.434	0.057	较显著
平时接触几户人家	0.565	1.040	0.411	不显著
邻里关系	1.073	1.228	0.181	不显著
生活适应	0.789	3.054	0.000	显著
生活满意	1.010	2.115	0.000	显著

注：默认设置为0.05的显著性水平下。

根据居民的社会关系类型、强度指标与社会经济特征构建相关关系，得到相关系数矩阵，见表4。搬迁时长与生活适应、认同感具有0.01级别的相关性，说明搬迁时长越长，越适应当地的生活，越具有身份认同感，但搬迁时长与其他选项的关系不明显；家庭劳动负担系数与“与老家联系频率”“周边环境熟悉”程度在0.05水平上显著相关，说明劳动负担越大，与老家的联系越少，主要在于忙于生计，没有更多的精力投入到维持原有的地缘关系，但对新的地缘关系的建构有新的认识；由于职业类型差异，选择去市区的可能性不一样，原因在于大部分职业具有培训、行政或单位层级联系等要求，去市区为弱关系的建立提供了契机，带来更多的发展机会。文化水平的高低对于“去市区”的选择具有显著差异；受教育程度越高，对生活满意的要求更高，导致了两者之间呈现负相关；选择两期收入水平与社会关系强度指标进行相关性判定，2006~2010收入水准与邻里关系、生活适应显著负相关，说明这个时期的家庭生计状况越好的家庭，对邻里关系的认知越差，但生活适应性越强。2016~2020收入与相关指标的计算结果显示，该阶段收入越高的居民越倾向于多去市区，对周边环境越熟悉，越适应环境。同时也说明，处于家庭发展的不同阶段，经济状况不一样，对社会关系的影响亦不一样。将认同感与社会关系其它指标进行计算，发现只有两项指标(邻村联系、集体活动)没有显著相关，说明了认同感越强的居民对于居住地周边环境、老家等具有较多的关心，生活满意、适应能力较强，社会关系较好。用参加集体活动作为居民“积极性”指标来揭示其与其他社会关系指标的关系，发现愿意参与集体活动与参与选举的具有一致性，积极性较强的居民对生活更为满意，积极性较强的居民也可能形成更好的个体与组织间的社会关系。

Table 4. The correlation coefficients between social-economic characteristics and social relation index

表4. 社会经济特征与社会关系指标的相关系数

关系 特征	经常去市区	老家联系	邻村 联系	周边环境熟悉程度	参与集体活动	参与选举	平时接触几户人家	邻里关系	生活 适应	生活满意	认同感
搬迁时间	0.009	0.010	0.037	−0.075	−0.09	−0.088	0.048	0.007	0.248^**	0.039	−0.180^**
负担系数	0.031	−0.118^*	0.049	0.118^*	−0.092	0.07	0.083	−0.065	0.092	0.045	0.095
职业	−0.111^*	−0.034	−0.040	−0.017	−0.076	0.092	0.049	0.021	−0.016	−0.030	0.027
受教育程度	−0.168^**	−0.004	0.062	−0.097	−0.072	−0.066	−0.058	0.058	−0.038	−0.125^*	−0.066
2006~2010 收入	−0.091	0.042	0.037	−0.082	−0.062	−0.124	0.065	−0.157^*	−0.175^*	−0.059	−0.067
2016~2020 收入	−0.199^**	−0.019	0.009	−0.167^**	−0.071	−0.082	0.062	0.069	−0.117^*	0.025	−0.095
认同感	0.267^**	−0.141^**	0.002	0.339^**	0.094	0.194^**	0.256^**	−0.263^**	0.402^**	0.159^**	1
积极性	0.04	0.028	−0.013	0.046	1	−0.331^**	0.017	−0.067	0.054	−0.180^**	0.094

^*在0.05级别(双尾)，相关性显著；^**在0.01级别(双尾)，相关性显著。

5. 社会关系网络的影响因素分析

结合以往学者的总结与调研实际，将生态移民社会关系网络的影响因素总结为个体(家庭)因素与外界环境因素。个体(家庭)因素包括经济总体状况、家庭负担系数、生计渠道、社交习惯与积极性等方面；外界环境因素包括村庄与社区周边产业发环境、乡村与社区建成环境及政策倾斜等方面。将人均收入水平、家庭负担系数与休闲与社交活动参与进行交叉表分析，发现经济总体状况较好、家庭负担系数较小的居民有更多的闲暇时间去进行休闲及社交活动，建构强关系、弱关系方面的可能性更大；2016~2020年居民以多种生计方式为主，约有18种生计组合，生计结构逐渐复杂化，生计渠道多样化使得居民能接触异质性群体的可能性更大，培训机会更多，个体社会资本提升，可有助于构建更多更广的业缘关系，发展弱关系的可能性更强，由弱关系带来的发展机会可能更多；喜欢社交、积极参加活动的居民更有可能强化新的地缘关系，及个体与组织间的社会关系，在构建良好的邻里关系方面将发挥积极作用。

生态移民村镇的产业发展大环境深刻影响着居民社会关系网络，主要表现在产业高端化迫切需要加大教育与培训以改变当地居民素质，才得以适应产业环境，调研过程中诸多居民只能从事低端的业种，就业季节性较强，就业不稳定使得他们经常换工作，建构社会关系网络的可能性因为异质性人群人数的增加而减少，因此在与同事的关系上较弱，将直接影响到居民生计渠道、个体社会资本及经济总体状况。乡村与社区建成环境的好坏主要体现在居住空间、日常活动空间尤其是公共空间的质量与数量等方面，当前生态移民村镇存在居住环境的变化(居民上楼)，由楼房到多层建筑分层居住，在物理空间与心理空间上的区隔阻碍了邻里交往，加之新建居住小区公共空间的缺失减少户外交往机会，如果再叠加忙于生计、组织对于居民的积极性激发缺失等情况，将会更加严重；人口流动引起的居住空间结构的微调，居住空间的分散使得维系旧有关系的成本增加。城乡流动性的增强一定程度上扩大了日常活动空间范围，对于社会关系网络的拓宽具有促进作用。村镇居民构成中常住老年人较多，对扩大社交的意愿并不强烈；基层服务组织起到一定程度的作用，但调研反映基层组织的作用有待加强。此外，政策倾斜对生态移民社会关系网络也具有影响，宁夏经历了六轮移民搬迁，后几个阶段均是集中安置，整体安置对于居民社会关系网络建构起了一定的干预作用。

6. 结论与讨论

论文研究的是长时段的生态移民社会关系网络。研究内容主要包括社会关系类型与强度、社会关系的群体分异与影响因素三个方面，结论包括：

(1) 社会关系类型与强度。生态移民个体间(或家庭间)的社会关系主要集中在亲缘关系、新的地缘关系、志缘关系，旧的地缘关系(老乡)与业缘关系较差，尤其是业缘关系。个体与组织的关系紧密程度不高，集体社会资本能带给居民的作用相对不足，组织对于居民的积极性激发方面仍存在一定问题，需要有所改善。研究样区与邻村、市区、老家的联系均属于弱关系。居民发展的内在需求为比当前居住地更为高阶的地方；随着时间的演进，旧的地缘关系(与老家的联系)在逐渐减弱；通讯技术的改进为生态移民提供了便捷，通讯手段的改进巩固了强关系，也为其它弱关系的建立提供了桥梁；良好的社交网络与邻里关系为生态移民后续发展提供了较好的社会基础。

(2) 社会关系网络的群体分异。将生态移民的搬迁时间、家庭负担系数、职业、受教育程度、收入水平、居住环境、自我认同与归属感、生活满意、积极性(参与活动)等作为群体分异指标，通过单因子方差分析与相关分析等，发现职业、受教育程度、2016~2020年收入、认同感是组间差异显著的社会经济特征；邻村联系、周边环境熟悉程度、参与集体活动或选举、生活适应、生活满意是社会关系的组间差异显著指标。不同社会经济特征与社会关系指标间存在不同程度的相关关系，综合反映了社会关系网络的群体分异特征。

(3) 社会关系网络的影响因素。生态移民社会关系网络的影响因素主要包括个体(家庭)因素与外界环境因素。个体(家庭)因素包括经济总体状况、职业类型与生计渠道、家庭负担系数、社交习惯与积极性等方面；外界环境因素包括村庄与社区周边产业环境、乡村与社区建成环境及政策倾斜等方面。

根据研究结果与结论，宁夏生态移民典型城镇社会关系网络优化方向大致有：

(1) 业缘关系需有所改进。需进一步优化产业环境，倒逼居民提升自身素质，提升个体社会资本(或微观资本)，改进居民素质与产业发展需求的匹配度，发挥居民在产业发展与村镇发展中的积极性，从而改善家庭经济状况、减少劳动负担，增加社会交往与日常休闲的可能性，拓展居民社会关系网络(巩固强关系，建构弱关系)，发挥强关系与弱关系在自身发展中的作用；

(2) 需加强村镇空间治理与社会治理。需强化村镇公共空间建设，改善居住空间质量，增加日常活动与集体活动，调动居民社区参与积极性，丰富个体与组织间的社会互动，增强社会关系建构的空间场所与机会，提升移民的集体社会资本；加强与周边村镇、市区的联系，为居民弱关系的建立提供更多的契机。

总体上，论文针对宁夏典型生态移民城镇居民社会关系网络进行了详细调研，并分析了社会关系类型与强度、社会关系的群体分异与影响因素，且在此基础上提出了社会关系网络优化对策，对于宁夏生态移民城镇后续发展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但囿于数据获得性较弱，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社会关系强度、群体分异的影响因素定量化识别，未来研究中将弥补此不足；同时，需将时下流行的多源大数据应用于生态移民城镇居民社会关系网络研究。

基金项目

宁夏自然科学基金项目(2024AAC03100)；宁夏回族自治区教育厅高等学校科学研究项目(NYG2024008)。

NOTES

^*通讯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