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国内外学界对列宁物质观的研究由来已久。作为列宁的哲学代表作之一，对《哲学笔记》的研究也向来蔚为大观。但聚焦于对《哲学笔记》中物质观内涵的研究则相对较少，一方面是因为《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珠玉在前，对列宁物质观的研究大多集中于这部著作；另一方面则是因为学界对《哲学笔记》的关注点更多在于辩证法方面。但《哲学笔记》包含了列宁大量对“物质”范畴的论述，也与《唯批》具有差异较大的论域，具有极高的研究价值，国内外学界对其的研究也已经形成了一定成果。
2. 国内学界对《哲学笔记》物质观的研究现状
国内学界对《哲学笔记》物质观的研究大多为在梳理辩证唯物主义或列宁哲学的发展历程时，将其作为阶段性成果进行概述，较少有直接研究与全面梳理。可将国内学界对列宁《哲学笔记》物质观的研究梳理为以下层次：
(一) 列宁对“物质”的定义
列宁对“物质”的定义虽然出自《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一书，但一方面，学界对这一定义的研究往往不限于《唯批》内容本身，是对列宁物质观的全面梳理；另一方面对《哲学笔记》物质观的研究大多都以对此定义的研究为基础。因此在梳理对《哲学笔记》物质观的研究成果时，首先总结对列宁“物质”定义的研究是有价值的。这些研究包括以下方面：
1) 对定义方式的突破
石崇英(1984)在《试论列宁的物质概念及其发展》中更偏向列宁的“认识论”定义，即“不依赖于人的意识并且为人的意识所反映的客观实在”，认为列宁突破了形式逻辑中“属差加种”的常规定义方式，以恩格斯明确指出的哲学基本问题出发，对“物质”这一哲学的最高范畴进行了创新性的定义[1]。
2) 物质与意识的关系
任恢忠(1998)在《当代哲学物质范畴新探》中指出列宁是从意识本原性的角度给物质下定义，其物质观有机融合了物质的多种本体性定义[2]。石崇英(1984) [1]、陈长畅(1983) [3]等指出列宁基于物质定义论述了物质和意识的对立既是绝对的又是相对的，在认识论基本问题的范畴内，物质和意识的对立是绝对的，但超出这一范围，二者的对立则是相对的。杨小丽(2018)虽未直接论述列宁的物质定义，但指出与之相关的“自然”概念坚持了人之外的客观存在性，与卢卡奇认为的“社会范畴”有差别，进而产生了他们在自然辩证法上的分歧[4]。
3) 与自然科学“物质”概念的关系
陈长畅(1983)在《列宁的物质观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上的地位与作用》中认为列宁的物质定义与物质观符合自然界和人类意识的发展史，是哲学和自然科学长期发展的产物，相对区分了哲学物质范畴与自然科学物质概念，对理解哲学与自然科学的关系具有重要意义[3]。任恢忠(1998)在《系统视角的物质观》中认为列宁的定义在现代科学兴起、传统物质观面临困境的背景下，为坚持和发展唯物主义哲学发挥了关键作用，使物质概念与现代科学达成了一定程度的契合[5]。
(二) 对物质认识的过程
列宁在物质定义中揭示了物质与意识的矛盾关系，并在《哲学笔记》中做了进一步阐述，引发了国内学界对认识物质过程的诸多研究，主要包括以下方面：
1) 对物质认识的抽象过程
张一兵(1992)认为列宁在《哲学笔记》中对物质的理解有了新的发展，列宁强调认识是对自然界的反映，是通过一系列抽象过程来实现的；他认可这种合理的抽象对于认识物质本质的必要性，指出科学的抽象能够更深入、准确、全面地反映自然，体现了列宁物质观中对物质与认识关系的深刻理解，凸显了认识的辩证过程，进一步丰富和深化了对物质本质的认识[6]。
2) 对物质认识的辩证过程
李社来(1981)直接引用列宁在《哲学笔记》中指出的“事物的辩证法创造观念的辩证法”，深入探讨了客观辩证法与主观辩证法的关系，从辩证法的角度深化了对列宁物质观中物质与意识关系的理解，论述了对物质认识的辩证过程[7]。
(三) 列宁对黑格尔的继承与批判
列宁在写作《哲学笔记》时重读了黑格尔的《逻辑学》等辩证法著作，并梳理了诸多名家对黑格尔的研究成果，结合马克思主义对黑格尔的辩证法做了扬弃与学习，并将这一成果融入了对物质观的探索中。国内学界对列宁这部分探索的研究主要包括以下方面：
1) 列宁结合黑格尔辩证法发展物质观
左亚文(2024)深入挖掘了《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的“两版序言”，认为列宁在对黑格尔哲学的批判改造中发展了自身的物质观。列宁继承了马克思对黑格尔的“颠倒”，将黑格尔哲学中的“精神”、“概念”等奠定在唯物主义基础上，指出思维范畴是自然和人的规律性表述，是在实践和认识过程中形成的，范畴的演进反映了人类认识的发展。并且破除了黑格尔“泛逻辑主义”的思辨主体，将思辨逻辑转变为现实逻辑，强调现实逻辑和现实主体的决定性作用，实际上是从自身物质观出发继承了黑格尔辩证法的合理部分，扬弃、改造了唯心成分，同时使用改造后的辩证法更加深入地探讨、深化了自身的物质观[8]。
2) 列宁基于物质观扬弃黑格尔辩证法
何微(1991)认为列宁对黑格尔辩证法进行了全面唯物主义改造，凸显其合理内核，避免了辩证法沦为诡辩论：一方面，肯定黑格尔关于“整体的生命”的辩证方法中包含的合理内容，如万物的联系和发展，同时去除其神和绝对观念等唯心成分；另一方面，列宁将发展唯物论与改造黑格尔的矛盾学说相结合，强调物质自身的发展，把事物的“自己运动”还原为物质自身运动，从物质微观层次发展了物质深邃无限性的原理[9]。余少波(1983)同样认为列宁是在对黑格尔辩证法的批判过程中展现了他的物质观，坚决批判了黑格尔将绝对观念作为运动主体的唯心主义辩证法[10]。陈超君(2008)指出列宁肯定了黑格尔对康德的批判，并将黑格尔的辩证法进行了唯物主义基础改造，强调了逻辑与世界的物质性及其发展规律的紧密联系，并以此重新建构了更合理的辩证法；同时列宁从逻辑学、辩证法和认识论一致性的角度，揭示了自身物质观对理解世界和认识世界的重要意义，说明认识世界的过程要基于物质的客观存在及其发展规律[11]。
(四) 对唯物主义的发展
列宁在《哲学笔记》中发展了唯物主义，扬弃了费尔巴哈、第二国际等不彻底的唯物主义者的物质观。何微(1991)认为列宁在《哲学笔记》中对物质的论述延续并深化了恩格斯的唯物主义路线；在《费尔巴哈〈宗教本质讲演录〉一书摘要》中，列宁肯定了费尔巴哈恢复唯物主义和自然界本来面目的贡献，同时指出费尔巴哈的局限，强调要坚持以实践为特点的唯物主义路线，并指出了这一路线对改造黑格尔哲学的重要性；在《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一书摘要》里，列宁针对当时国际共运内部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歪曲，提出了发展原则与物质统一原则相结合的方法论，防止了辩证唯物主义向诡辩论蜕化[8]。
(五) 与其它科学的关系
列宁的物质观对唯物主义的发展是基于自然科学的发展，与其它科学密切相关，也在自然科学的新发展下具有发展的可能，主要包括以下方面：
何微(1991)认为列宁提出了“物质的深邃的无限性”原理，在当代自组织理论发展的基础上，为哲学物质自组织理论奠定了基础，给马克思主义的物质观了新的发展可能[9]。任恢忠(1998)在《系统视角的物质观》中指出列宁的物质定义指明了物质对意识的根本规定性，但对于物质本身的具体内涵阐释较少，可进一步探讨客观实在的特性，并基于系统科学的发展提出了“体系实在观”，认为客观实在的“体系性”是物质的基本特性，物质以系统形式普遍存在[5]。
而在《当代哲学物质范畴新探》中，任恢忠(1998)指出列宁是从意识本原性的角度给物质下定义，其物质观有机融合了物质的多种本体性定义，是引介系统论方法的理想逻辑起点，强调应基于此运用系统论方法正确把握物质及其属性、存在形式和相互联系的辩证关系。更进一步依据科学材料和辩证逻辑思维，将物质划分为实物质、虚物质和零物质三种基本类型，实物质具有纵向惯量，虚物质具有横向惯量，零物质质量为零，它们相互依存、转化，符合唯物辩证法观点[2]。
(六) 国内研究述评
总体而言，国内学界对列宁在《哲学笔记》中的物质观的研究已有一定成果，包括对物质定义、物质与意识关系、对物质认识的过程、对黑格尔辩证法的批判继承在物质观的反映，在整体上对马克思主义物质观的发展方面、以及与自然科学对物质新认识的关联方面都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目前仍在对《哲学笔记》中物质观整体的梳理方面，以及对列宁把物质观和辩证法更深入地融合方面存在一定的不足。
3. 国外学界对《哲学笔记》物质观研究的发展历程
国外学界对列宁《哲学笔记》的研究可以被分为前苏联学界的研究和其他国外学界的研究，二者都表现出了时代性，其他国外学界对《哲学笔记》物质观的研究也往往与同时期前苏联学界的研究高度相关。
(一) 前苏联学界
前苏联学界对列宁《哲学笔记》的研究呈现明显的阶段性，周嘉昕(2007)全面梳理了前苏联学界对《哲学笔记》研究的发展历程，将其划分为以下三个阶段[12]：
1)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前：早期整理与初步研究
在前苏联学界对《哲学笔记》的研究中，阿多拉茨基(В. В. Адоратский)起到了奠基作用，他首次系统梳理了列宁从1895年至1916年间对哲学问题的研究笔记，包括对黑格尔、费尔巴哈等哲学家的摘录与批注，并将其分为三个时期(1895年、第一次革命时期、1914~1916年)，强调其思想的连续性和辩证唯物主义立场，但未将其视为独立著作；由此奠定了前苏联学界对《哲学笔记》的基本解读框架[13]。
此时对《哲学笔记》物质观的研究因《哲学笔记》刚刚成型，仅是以“唯物主义立场”的形式呈现。
2) 斯大林时期：《唯批》被政治化，《哲学笔记》遭冷遇
随着斯大林掌握政权，对《哲学笔记》的研究进入第二阶段。斯大林在《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1938)中推崇《唯批》，贬低《哲学笔记》，认为这是列宁的“思想实验室”，仅是未完成的理论尝试；最终致对《唯批》的物质观研究占据了绝对上风，《哲学笔记》物质观研究几近停滞，仅作为《唯批》的附属材料被引用。
3)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后：对《哲学笔记》的研究迎来了重构，但仍受意识形态影响
1963年新版《哲学笔记》出版，且在随后列宁诞辰100周年、110周年纪念期间，在苏共中央推动下，对《哲学笔记》的研究开始发展，其中最具代表性、影响最广的当属凯德洛夫。凯德洛夫开展了对《哲学笔记》的体系化研究，强调列宁“有计划地改造辩证法”，认为列宁意图撰写辩证法专著，《哲学笔记》是接近完成的准备材料[14]。
总体而言，前苏联学界对《哲学笔记》，包括其中物质观的研究存在内在矛盾，受到了政治背景的强烈影响，一直在斯大林时代对《哲学笔记》的压制和后斯大林时代的反抗中挣扎，对《哲学笔记》物质观的研究也挣扎于究竟是定位为《唯批》的附属材料，还是视为单独著作，赋予唯物辩证法新发展的地位。
(二) 其它国外学界
在前苏联学界之外，还有许多学者对列宁的《哲学笔记》及其物质观有不同层次研究。与前苏联学界不同，西方学界对《哲学笔记》最核心的论域就是列宁这一时期的辩证法与马克思和黑格尔辩证法的关系，对列宁物质观的研究大多从属于此。但实际上这些研究也常受同时期前苏联研究的影响，最终也形成了三个阶段，主要包括：
1) 二十世纪二十年代至五十年代：早期西方学者的零星关注
在这一阶段，卢卡奇较早地对列宁做了研究。他在1930年后前往前苏联与梁赞诺夫一起工作时，才读到了列宁的《1914~1915年哲学笔记》。随后卢卡奇做了进一步研究，并对列宁将辩证法拓展到自然界形成的辩证物质观以及对物质的客观独立性做了批判[15]，他的工作也引发了后续西方学界对《哲学笔记》的研究。
除此之外，列斐弗尔(HenriLefebvre)与古特尔曼(KarlKorsch)等西方学者在斯大林时期前苏联学界对《哲学笔记》的压制下，仍关注其理论价值，引入了对列宁辩证法的非教条化解读，强调其与西方马克思主义实践哲学的潜在关联[12]，这影响了后来包括阿尔都塞在内的西马学者对列宁《哲学笔记》物质观的实践唯物主义解读模式。
2)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至八十年代：冷战时期的研究深化
在这一阶段，西方学界对《哲学笔记》做了更多的研究。杜娜叶夫斯卡娅(Raya Dunayevskaya，美国) (1973)在《哲学与革命》中对列宁的《哲学笔记》进行了深入的人学批判解读，并且她提出“前黑格尔的列宁”与“黑格尔的列宁”的对立，即1914年前，受普列汉诺夫影响，以《唯批》为代表，强调反映论物质观的列宁；于1914年转向黑格尔哲学后，在《哲学笔记》中展现的列宁。她认为列宁通过研究黑格尔辩证法在物质观方面从“机械唯物主义”转向了更具主体性的辩证法[16]。
她指出列宁在《哲学笔记》中表现出对黑格尔哲学既批判又吸收的矛盾性。她认为，这种矛盾反映了列宁试图在唯物主义框架内重构辩证法，同时保持其革命性的努力。这一分析使得对《哲学笔记》物质观的研究更深入地陷入了对其辩证法研究的从属地位。
与之相反，阿尔都塞(Louis Althusser)则从结构主义角度对《哲学笔记》做了研究，并对杜娜叶夫斯卡娅等的人道主义解读做了批判。
阿尔都塞在《保卫马克思》中从列宁的唯物史观入手，在分析马克思与黑格尔的辩证法关系中侧面对列宁的物质观做了研究；主要是通过结构主义对列宁的物质观，尤其是物质的矛盾运动做了更加体系化的建构，为列宁物质观的新发展打下了基础[17]。
3)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后：后冷战时期的多元阐释
在这一阶段，对《哲学笔记》的研究更为多元化。齐泽克(Slavoj Žižek，斯洛文尼亚) (2007)在《重装上阵的列宁》(Lenin Reloaded)中结合拉康精神分析理论，重新诠释了《哲学笔记》，并做了激进解读。他认为列宁在《哲学笔记》中创造性解读黑格尔辩证法，“辩证法即认识论”的观点将唯心辩证法转化为了唯物主义行动逻辑，并将列宁“矛盾是事物发展的动力”与拉康“实在界”结合，强调革命直面根本矛盾[18]。他对列宁《哲学笔记》的研究给《哲学笔记》物质观带来了“拉康化”、革命实践化的研究方向。
总体而言，前苏联以外的国外学界对《哲学笔记》及其物质观的研究也经历了几个阶段，呈现出批判性、多元化的特点，在核心论域的基础上，产生了最重要的命题，即“两个列宁”问题，虽然带来了一定的曲解，但其最重要的价值还是在于打破了前苏联官方解读的意识形态束缚，推动列宁哲学与当代理论问题的对话。
4. 国内外研究差异比较
国内外学界对列宁《哲学笔记》物质观的研究存在多方面的差异，主要包括以下两个方面：
(一) 研究视角的差异
国内外学界对《哲学笔记》物质观具有不同的研究视角，这与国内外学界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不同态度高度相关，主要表现为国内学界的“建构”与国外学界的“解构”。
1) 国内学界：体系化建构与唯物论传统的坚守
国内研究始终以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整体性为根基，将《哲学笔记》物质观视为辩证唯物主义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例如，石崇英(1984)从恩格斯哲学基本问题出发，强调列宁在《哲学笔记》中对物质范畴的定义突破了形式逻辑，实则是将物质观纳入“思维与存在关系”的经典认识论框架[1]。这种视角延续了前苏联教科书体系的理论脉络，注重从“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三维度阐释物质观：在本体论上，强调物质对意识的第一性(如任恢忠提出的“意识本原性”定义)；[2]在认识论上，突出“科学抽象”对物质本质的把握(如张一兵对认识辩证过程的分析) [6]；在方法论上，注重辩证法与物质观的工具性统一(李社来对主客观辩证法关系的论述) [7]。这种研究视角的优势在于保持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连贯性，但也存在将《哲学笔记》过度体系化的倾向，一定程度上弱化了列宁与黑格尔辩证法对话的独特性。
2) 国外学界：批判性解构与多元理论嫁接
西方学界对《哲学笔记》物质观的解读呈现出显著的“非体系化”特征，往往以现代哲学理论为工具重构列宁思想。卢卡奇(1930)从存在主义视角出发，批判列宁在《哲学笔记》中将辩证法拓展至自然的做法，认为这导致“物质的客观独立性”沦为机械论，实则是将物质观纳入“主客体辩证法”的人本主义框架[15]。杜娜叶夫斯卡娅(1973)则以“人道主义–科学主义”对立为轴线，提出“两个列宁”命题：《唯批》时期的列宁是“机械唯物主义者”，而《哲学笔记》中的列宁通过黑格尔辩证法转向“主体性物质观”，这种解读本质上是将物质观做了存在主义“人学”视角的解读[16]。而齐泽克(2007)则更具后现代色彩地对《哲学笔记》物质观做了拉康式解读，将列宁“矛盾是物质发展动力”的物质观与拉康“实在界”理论嫁接，认为物质的“对抗性”本质需通过精神分析的“症状阅读”来把握，这一视角彻底解构了物质观的传统认识论意义，使其成为革命实践的精神分析工具[18]。
(二) 研究重点的差异
国内外学界对《哲学笔记》物质观的研究具有不同的关注点：国内学界倾向于将《哲学笔记》物质观与其他学科对物质的探讨与发展相联系，将其在哲学上一体纳入唯物主义体系的发展历程中，同时也更重视认识论内涵，对物质认识过程的研究更为丰富；国外学界则更倾向于关注其中的辩证法主体性，着重探讨其在历史、实践方面的内涵。
1) 国内研究：自然科学关联与认识论深化
国内学界对《哲学笔记》物质观的研究高度关注其与自然科学的对话潜能。陈长畅(1983)最早指出，列宁在笔记中区分哲学物质范畴与自然科学物质概念的做法，为理解“物质无限可分性”提供了方法论基础，这一观点在当代演化为任恢忠(1998)的“体系实在观”——他基于系统科学提出“实物质–虚物质–零物质”的三分法，认为列宁“物质深邃无限性”原理为科学物质观提供了哲学基础[2] [3] [5]。在认识论层面，国内研究尤为重视“抽象过程”的辩证法：张一兵(1992)通过分析列宁对黑格尔“抽象”概念的改造，提出物质认识是“从现象到本质”的螺旋上升过程，这一观点直接呼应了毛泽东《实践论》的认识辩证法[6]。这种研究重点体现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自然辩证法”传统与“认识论转向”的双重影响。
2) 国外研究：辩证法主体性与革命实践逻辑
西方学界对《哲学笔记》物质观的研究更侧重其辩证法的主体性维度。阿尔都塞(1970)从结构主义出发，批判人道主义解读对物质矛盾的弱化，提出列宁在《笔记》中构建的是“无主体的物质矛盾体系”，这种矛盾运动通过“多元决定”机制支配社会发展，实则将物质观转化为社会结构分析的方法论[17]。更具颠覆性的是齐泽克的“行动逻辑”解读：他认为列宁在《哲学笔记》中通过改造黑格尔“辩证法即认识论”命题，将物质矛盾转化为“革命行动的逻辑”——物质的客观性并非静态存在，而是在“打破现实逻辑”的革命实践中被建构，这一观点彻底消解了物质观的本体论意义，使其成为激进政治哲学的工具[18]。这种研究重点与西方马克思主义“实践哲学转向”(如葛兰西“实践一元论”)形成理论呼应，本质上是将列宁物质观纳入现代性批判的话语体系。
5. 结语
国内外学界对《哲学笔记》物质观的研究虽不如对《唯批》的研究丰富，但也具有重要的价值。国内学界大多立足于马克思主义唯物主义立场，对《笔记》物质观做了体系化建构，将其与自然科学的物质观发展相联系，在对“物质”定义、物质与意识关系以及列宁用黑格尔辩证法对物质观所做的改造等方面研究卓有成果。而国外学界中，苏联学界对《哲学笔记》物质观的研究挣扎于《哲学笔记》政治地位的变化，这也同样影响了其他西方学界对《哲学笔记》物质观的研究。西方学界虽不满于苏联的《哲学笔记》政治化，却也没有囿于此，而是更多地基于其他理论对《哲学笔记》物质观作了更丰富的阐述，如阿尔都塞的结构主义阐述、杜娜叶夫斯卡娅的人学论述和齐泽克的拉康化解读，在多方面丰富了《哲学笔记》物质观的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