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伴侵害对留守儿童情绪的影响：心理弹性和心理资本的链式中介作用

The Influence of Peer Victimization on the Emotions of Left-Behind Children: The Chain Mediating Role of Psychological Resilience and Psychological Capital

摘要: 目的：探究心理弹性和心理资本在留守儿童同伴侵害对情绪影响中的中介作用。方法：采用多维同伴侵害量表(MPVS)、抑郁焦虑压力问卷(DASS)、积极心理资本问卷(PPQ)、心理弹性量表(CD-RISC)对湖南省两县三校474名留守儿童进行问卷调查。结果：(1) 同伴侵害与负性情绪呈显著正相关(r = 0.45, P < 0.01)，与心理弹性和心理资本呈显著负相关(r = −0.58~−0.32, P < 0.01)；(2) 同伴侵害对留守儿童负性情绪的直接效应显著(β = 0.26, P < 0.001)；(3) 心理弹性与心理资本在同伴侵害与负性情绪间起链式中介作用，总中介效应量为40.91%。结论：同伴侵害不仅能够直接影响留守儿童的情绪，而且能够通过心理弹性和心理资本间接影响留守儿童情绪。

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mediating roles of psychological resilience and psychological capital i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eer victimization and emotional outcomes among left-behind children (LBC). Methods: A questionnaire survey was administered to 474 LBC from three schools across two counties in Hunan Province, China. Instruments included: Multidimensional Peer Victimization Scale (MPVS), Depression Anxiety Stress Scales (DASS-21), Positive Psychological Capital Questionnaire (PPQ), Connor-Davidson Resilience Scale (CD-RISC). Results: (1) Peer victimization showed a significant positive correlation with negative affect (r = 0.45, P < 0.01), and significant negative correlations with psychological resilience and psychological capital (r = −0.58~−0.32, P < 0.01). (2) The direct effect of peer victimization on negative emotions was significant (β = 0.26, P < 0.001). (3) Psychological resilience and psychological capital played a serial mediating role between peer victimization and negative emotions, with a total mediation effect size of 40.91%. Conclusion: Peer victimization not only directly influences the emotional well-being of left-behind children but also indirectly affects their emotions through the mediating pathways of psychological resilience and psychological capital.

1. 引言

抑郁与焦虑作为青少年群体中最具普遍性和持续性的心理健康威胁[1]，其影响往往贯穿个体生命全程。研究表明，青少年期的情绪障碍不仅显著增加成年期精神疾病风险，还会引起免疫系统功能和身体功能下降[2]，甚至导致代谢综合征及自杀行为等极端后果[3] [4]，这种身心健康的连锁反应，使其成为我国重要公共卫生问题之一[5]。

值得警惕的是，该问题在留守儿童群体中呈现显著聚集态势。《中国国民心理健康发展报告(2023~2024)》揭示：双留守、单留守青少年的抑郁风险检出率分别达29.2%、28.3%和27.1%，较非留守群体高出逾10个百分点；焦虑风险差异同样达到统计学显著水平。留守儿童指因父母双方或一方外出而被留在户籍所在地，不能和父母双方共同生活在一起的未成年儿童青少年[6]。其心理健康脆弱性根源，可追溯至关键成长阶段家庭结构破碎化导致的依恋断裂与情感支持系统塌陷[7]-[9]。

现有研究虽已证明家庭功能缺失的核心作用，却忽视了同伴系统的双重作用：当同伴侵害作为风险源直接破坏心理健康时[10]，良性同伴互动可能通过心理资源培育产生间接保护效应[11]-[13]。基于Bronfenbrenner生态系统理论，同伴群体作为个体发展的微系统核心[14]，其侵害行为通过压力增殖效应[15]构成直接风险源。同伴侵害是指个体在生活和学习中遭受同伴通过言语、身体或关系等方式实施的重复性伤害行为[16]。儿童阶段的同伴侵害现象较为普遍，研究显示，5%~15%的儿童青少年曾经历过严重或持续性的同伴侵害[17]-[19]，而这一现象在留守青少年群体中更为严重[8] [20]。已有研究表明，同伴侵害等消极人际经历是儿童重要的压力来源[21] [22]，这些经历可能阻碍他们满足基本的归属需求，进而可能引发负性情绪等内化问题[23] [24]。但既有研究存在两点局限：其一，多关注同伴侵害的直接效应，忽视个体积极心理资源的调节路径；其二，未能揭示不同积极心理要素(如心理弹性与心理资本)的协同作用机制。

基于积极心理学视角，本研究构建双路径保护模型：心理弹性(Psychological Resilience)作为个体适应逆境的动态调节能力，能够缓冲负性生活事件对心理健康的损害[25]；而心理资本(Psychological Capital)作为涵盖自我效能感、希望、乐观与韧性的核心积极资源[26]，是抑郁、焦虑等心理问题的重要保护因素[27]。特别需要探讨的是，这两种资源是否形成链式传递机制——心理弹性通过增强心理资本储备，进而降低情绪障碍风险。这一机制在留守青少年群体中尤为重要，因其可能揭示“压力暴露–资源激活–心理重构”的动态适应过程。

2. 对象和方法

2.1. 对象

在2024年9月，运用整群抽样法在湖南常德和邵阳两个县内选取三所学校作为调研场地，研究对象为小学和初中生，发放问卷共计650份，删除规律作答、选项一致、胡乱涂抹的无效问卷，最终得到有效问卷637份，有效回收率为98%。有效问卷中留守儿童有474人，年龄为10~17 (12.58 ± 1.21)岁，其中，男生244人(51.48%)，女生230人(48.52%)；独生子女110人(23.21%)，非独生子女364人(76.79%)。所有被试均知情同意，问卷以匿名形式填写。

2.2. 方法

2.2.1. 多维同伴侵害量表(Multi-Dimensional Peer Victimization Scale, MPVS)

该量表由Mynard和Joseph编制[28]，陈亮等人完成中文版修订[29]。量表共11个条目，分身体侵害(Physical Victimization)和关系侵害(Relational Victimization)两个核心维度，采用Likert 5级计分，1表示“完全不符合”，5表示“完全符合”。总分越高，表示个体遭受同伴侵害的程度越严重。本研究中该量表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74。

2.2.2. 简体中文版抑郁焦虑压力问卷(The Depression Anxiety Stress Scale, DASS)

该问卷由Lovibond等人编制[30]，龚栩等人完成中文版修订[31]。问卷共21个条目，分抑郁、焦虑、压力三个维度，采用4级计分，从“不符合”到“总是符合”分别计0~3分。总分越高，表明个体在该情绪维度上的问题越严重。本研究中该量表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91。

2.2.3. 心理弹性量表(Connor-Davidson Resilience Scale, CD-RISC)

该量表由Connor和Davidson编制[32]，于肖楠和张建新完成中文版修订[33]。量表共25个条目，分坚韧、力量、乐观三个维度，采用Likert 5级计分法，从“从来不”到“一直如此”分别计0~4分。总分越高，表明个体的心理弹性水平越高。本研究中该量表的内部一致性Cronbach’s α系数为0.79。

2.2.4. 积极心理资本问卷(Positive Psychological Capital Questionnaire, PPQ)

该问卷由张阔等人编制[34]。问卷共26个条目，分自我效能、希望、乐观、韧性四个维度，采用Likert 5级计分法，从“非常不符合”到“非常符合”分别计1~5分。总分越高，表明个体积极心理资本水平越高。本研究中该量表的内部一致性Cronbach’s α系数为0.87。

2.3. 质量控制

调查前全面整合文献资料，选择应用广泛且具有良好信效度的量表。在施测阶段，对主试人员进行专业培训，确保被试能够认真且在无干扰的状态下进行作答。所有问卷回收后，研究人员开展严格审查，将无效问卷予以剔除，从而保证数据质量。

2.4. 统计学方法

采用SPSS26.0对数据进行分析。计量资料以$\overline{x}\pm s$ 描述，计数资料以例数(%)表示，对问卷中各量表进行信度分析，采用Harman单因素检验法对多维同伴侵害量表、抑郁焦虑压力问卷、积极心理资本问卷和心理弹性量表的项目进行共同方法偏差检验。然后使用Pearson相关性分析探讨心理弹性、心理资本、负性情绪和同伴侵害的相关性。最后运用SPSSPROCESS宏程序进行Bootstrap分析[35]和链式中介效应检验。

3. 结果

3.1. 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采用Harman单因素法进行检验，结果表明，第一公因子的方差解释百分比为28.45%，小于临界标准40%，表明本研究不存在严重的共同方法偏差。

3.2. 变量描述统计和相关性分析

同伴侵害与心理弹性和心理资本均呈显著负相关(P < 0.01)，与负性情绪呈显著正相关(P < 0.01)，心理弹性和心理资本与负性情绪呈显著负相关(P < 0.01)，详见表1。

Table 1. Descriptive statistics and correlation analysis of research variables (n = 474)

表1. 研究变量的描述性统计与相关分析(n = 474)

变量	M ± SD	1	2	3	4
1) 心理弹性	3.39 ± 0.60	1
2) 心理资本	4.46 ± 1.00	0.79^**	1
3) 负性情绪	0.73 ± 0.53	−0.58^**	−0.53^**	1
4) 同伴侵害	1.58 ± 0.55	−0.37^**	−0.32^**	0.45^**	1

注：^**P < 0.01。

3.3. 中介效应检验

对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后，通过Hayes编制的SPSS宏程序Process，选用模型6，采用Bootstrap法进行5000次重复抽样，计算95%的置信区间。在控制各个变量后，把留守儿童负性情绪作为因变量，同伴侵害作为自变量，分析心理弹性和心理资本是否在其中发挥中介作用，如图1。结果显示，同伴侵害对负性情绪的直接效应显著(β = 0.26, P < 0.001)。同伴侵害能够显著负向预测心理弹性(β = −0.41, P < 0.001)，心理弹性能正向预测心理资本(β = 1.31, P < 0.001)，还能负向预测负性情绪水平(β = −0.31, P < 0.001)。最后，心理资本可以负向预测负性情绪水平(β = −0.09, P < 0.01)。

中介效应分析结果显示(见表2)：总中介效应值为0.18，占总效应的40.91%，95%CI为[0.132, 0.231]，不包含0，表明链式中介模型成立。具体而言，心理弹性和心理资本的链式中介作用是由以下两条路径组成：① 同伴侵害→心理弹性→负性情绪；② 同伴侵害→心理弹性→心理资本→负性情绪。

注：^***P < 0.001。

Figure 1. Diagram of chain mediating effect model

图1. 链式中介效应模型图

Table 2. Bootstrap analysis for mediating effect test

表2. 中介效应检验的Bootstrap分析

路径	效应值	Boot SE	Boot LLCI	Boot ULCI	相对中介效应
直接效应	0.26	0.04	0.18	0.33	59.09%
总间接效应	0.18	0.03	0.13	0.23	40.91%
同伴侵害→心理弹性→负性情绪	0.13	0.03	0.08	0.18	29.55%
同伴侵害→心理资本→负性情绪	0.01	0.01	−0.01	0.02	2.27%
同伴侵害→心理弹性→心理资本→负性情绪	0.05	0.02	0.01	0.09	11.36%

4. 讨论

4.1. 心理弹性和心理资本在同伴侵害对留守儿童负性情绪中的单独中介作用

本研究发现，同伴侵害对留守儿童的负性情绪具有显著的直接影响，即同伴侵害程度越严重，留守儿童的负性情绪越强烈。这一结果与以往研究一致[23] [24]。根据一般压力理论(General Strain Theory) [36]，同伴侵害是一种突出的社会压力源，会直接激发个体的负性情绪反应。对于留守儿童而言，由于长期缺乏父母的情感支持与陪伴，其在面对同伴侵害时更易陷入“双重剥夺”的困境，从而加剧其情绪系统的应激反应。此外，根据人际理论(Interpersonal Theory) [37]，在遭遇同伴侵害后，一些儿童会选择减少社交，采取回避策略，结果反而失去了通过积极互动来调节情绪的机会，从而形成恶性循环。

在中介机制方面，研究进一步发现：心理弹性在同伴侵害和负性情绪之间起到部分中介作用，而心理资本则未表现出独立的中介效应。表面上看，这似乎与Luthans等提出的心理资本整合模型相悖[38]，但实则反映出心理资源激活的阶段性特征。具体而言，根据压力应对的阶段模型(Stage Model of Stress Coping) [39]，心理弹性是应对压力的“第一道防线”，类似于一种紧急调节机制；而心理资本作为一种更稳定、长期的积极心理资源，需要在个体初步恢复适应能力之后，才能逐步发挥作用。这一过程也可以用“资源代偿假说[40]”来解释。在家庭支持长期缺位的背景下，留守儿童的心理资本发展高度依赖于已有弹性资源的支撑。一旦心理弹性较低，个体便难以启动对压力的积极应对系统，心理资本的构建过程就可能被“卡住”——这一现象也被称为“资源锁死”[41]。从测量工具的角度来看，心理弹性量表(CD-RISC)侧重于评估个体在压力情境下的适应与恢复能力，而心理资本问卷(PPQ)则更关注个体相对稳定的积极心理特质，这也部分解释了为何在横断面数据中，心理弹性的中介效应更为显著。在压力初期阶段，动态的弹性机制比稳定的资本状态更能预测个体的情绪反应。Cheng [42]等的纵向研究也发现，心理资本的保护作用往往在经历压力事件后的3个月才逐渐显现。

综上所述，该研究结果挑战了将心理资本视为普适性中介变量的研究范式[43]，提示我们在面对高压群体，尤其是心理弹性较弱的个体时，应优先进行危机干预，帮助其恢复基本调节能力，再考虑引导其发展更深层次的心理资本。

4.2. 心理弹性和心理资本在同伴侵害对留守儿童负性情绪中的链式中介作用

本研究进一步发现，心理弹性与心理资本在同伴侵害对留守儿童负性情绪的影响路径中构成链式中介结构，揭示了积极心理资源由“即时调节”向“长期适应”转化的两阶段机制。第一阶段为弹性缓冲期。当留守儿童遭受同伴侵害时，其心理弹性——面对压力时的快速恢复能力——会受到显著削弱。这种能力的下降意味着儿童在应对欺凌时，难以及时动用情绪调节策略[44]，导致其生理系统如HPA轴(下丘脑–垂体–肾上腺轴)维持在高唤醒状态，从而加剧情绪困扰。第二阶段为资本累积期。弹性的下降进一步影响心理资本的生成。根据“资源代偿假说”[40]，在家庭情感支持缺失的背景下，留守儿童往往更依赖内在心理资源的弥补性作用。然而，一旦弹性资源被削弱，个体便可能陷入“资源锁死”状态[41]——没有足够的心理韧性做支撑，心理资本的积累过程就难以启动。从发展系统视角来看，这一发现也印证了Bronfenbrenner生态系统理论中“微系统补偿机制”的观点[45]。当家庭微系统功能不足时，儿童更加依赖同伴系统提供情感联结。然而，当同伴关系本身成为压力源时，其负面效应将通过三重机制显现：① 直接激活生理应激系统，影响情绪神经调节；② 剥夺归属感，诱发负性认知图式；③ 压缩心理弹性，阻断积极资源的生成。

此外，心理弹性与心理资本的链式传导机制还揭示了积极心理资源的动态建构过程。心理弹性是一种即时适应能力[46]，帮助个体快速应对压力；而心理资本更像是一种后期生成的“心理资产”[41]，通过希望与乐观的积累，为个体的长期心理健康提供支持。这一“缓冲–奠基”模型提示我们：干预应根据心理资源的发展阶段来设计。

本研究的理论贡献在于：首次在留守儿童群体中验证了“弹性先行，资本后至”的链式机制，挑战了以往“心理资本为万能中介”的研究假设[43]，强调了心理弹性的基础性与决定性作用。实践上，该结果为精准干预提供了分阶段建议：应优先修复受损的心理弹性，帮助个体从“资源锁死”状态中脱出，随后再启动心理资本的培养工作。当然，本研究也存在局限。首先，横断面设计难以严格推断变量间的因果时序，且数据主要源于学生自陈，存在共同方法偏差的风险。其次，样本集中于农村地区，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研究结论的普适性。未来研究可采用追踪设计，在多个时间点重复测量变量，以精确揭示心理弹性与心理资本间的动态关系；同时，引入多源数据与生理指标(如皮质醇)，以有效校正方法偏差并提升变量测量的效度。此外，扩大样本的地域与类型范围，并检验性别、年龄段及亲子关系等变量的调节效应，将有助于明晰模型适用的边界条件，为发展更具针对性的干预方案提供依据。

基金项目

农村留守儿童心理资本的影响机制及培育策略研究项目(XSP2023JYC085)；积极心理学视角下正念训练对提升留守儿童心理健康水平的干预研究(XSP24YBC2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