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本文以“金元四大家”之一的张从正和其代表作《儒门事亲》为研究对象，整理分析《儒门事亲》中的学术思想，提炼有关中医调护的理论并以实例佐证，阐述金元时期攻邪不忘调护的鲜明学术特色。张从正提出“病由邪生”，善用汗、吐、下三法治疗疾病，但在医疗实践中并非一味攻伐，所著《儒门事亲》的学术思想亦包括倡导攻邪调护、顾护以六气为纲、特色应用食补、注重情志调护和提倡药物调护等。目前多有文献探讨张从正《儒门事亲》中的医学理论，而较少有人总结其调护学术思想。本文将探讨张从正《儒门事亲》中的调护相关学术思想，明确其在张从正学术体系中的重要地位，阐述调护思想在中医理论形成发展中的重要作用，期待为现代中医护理和康复医学的发展有所裨益。
Abstract: This paper focuses on Zhang Congzheng, one of the “Four Great Masters of the Jin and Yuan Dynasties”, and his representative work Treatises on Confucian Medical Care for Parents as the research subject. It organizes and analyzes the academic thoughts within Treatises on Confucian Medical Care for Parents, extracts theories related to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nursing and recuperation, and supports them with practical examples to elucidate the distinct academic characteristic of the Jin and Yuan period: emphasizing nursing and recuperation while eliminating pathogenic factors. Zhang Congzheng proposed that “disease arises from pathogenic factors” and was skilled in using the three therapeutic methods—sweating, vomiting, and purging—to treat diseases. However, in his medical practice, he did not solely focus on aggressive treatments. The academic thoughts in Treatises on Confucian Medical Care for Parents also advocate for nursing and recuperation alongside eliminating pathogens, protecting and maintaining health based on the six climatic factors as a guiding principle, the distinctive application of dietary therapy, emphasis on emotional regulation, and promotion of medicinal nursing. While there is existing literature discussing the medical theories in Zhang Congzheng’s Treatises on Confucian Medical Care for Parents, few studies have summarized his academic thoughts on nursing and recuperation. This paper will explore the academic ideas related to nursing and recuperation in Zhang Congzheng’s Treatises on Confucian Medical Care for Parents, clarify their important position within his academic system, and elaborate on the significant role of nursing and recuperation thoughts in the 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theory. It is hoped that this study will contribute to the development of modern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nursing and rehabilitation medicine.
1. 引言
张从正(1156年~1228年)，字子和，号戴人，金代睢州考城(今河南省兰考县)人。金代医学家，被称为金元(医学)四大家之一。十余岁时承庭训，跟随父亲学医，贯通《难经》《内经》《伤寒》之学，融会《千金方》《本事方》之论[1]，《金史·本传》称其“精于医，贯穿《素》《难》之学，其法宗刘守真，用药多寒凉，然起疾救死多取效”[2]。张从正对汗、吐、下三法的运用有独到见解，为攻下派宗师。其一生著述甚多，著《儒门事亲》，记录医案数百例，张从正云“治病有先后，不可乱投，邪未去时，慎不可投补”，是谓正道。张从正认为治病应着重祛邪，不可随意投补，所谓攻邪，但非只攻不补，或一味攻下[3]。可见其攻邪中不忘调护，深入挖掘其调护相关理论，对现代中医护理和康复医学的发展具有重要借鉴作用，以下撷其精要试述一二。
2. 张从正《儒门事亲》中的调护思想总结
2.1. 倡导顾护脾胃
作为攻下派的代表，张从正认为，疾病的产生与邪气有关，他力主“邪去正自安”，在攻邪中不忘调护，最终达到治疗和预防疾病的目的。根据病位的不同，张从正在《儒门事亲·卷二·汗下吐三法该尽治病诠》一文中的观点，“凡在表者皆可汗”、“凡在上者皆可吐”、“凡在下者皆可下”[4]，临证“以十分率之，此三法居其八九，而众法所当才一二也”[5]，可见其运用攻法之炉火纯青。但深入分析张从正治疗脾胃实证之理，对于邪气实而正气亦不虚的患者，常以攻下法，助脾胃正气祛邪外出，邪气得除，则正气得存，亦是护胃之举[6]。张从正的攻邪调护思想以《内经》为宗，通过汗、吐、下三法的灵活运用，形成了“祛邪安正”的完整体系。其核心在于“辨证施攻”与“顾护胃气”，既纠正了时医滥用温补的弊端，也为后世温病学派的“透邪”理论奠定了基础。
在《儒门事亲·卷六·风形之飧泄案》中，针对“米谷不消，腹作雷鸣”的患者，张从正诊脉后，认为是“风在表，肠中有风故鸣。以火二盆暗置床底，让患者服涌剂，以麻黄投之，闭户锁之，汗出如洗，病愈”。在此医案中，张从正在透发表邪后的“闭户锁之”就是安养正气，顾护了正气才能迫邪全然外出，最终“邪去正自安”。在《儒门事亲·卷七·大便燥结九十》治便秘一案中，患者燥屎内结，在用大承气汤攻下，邪气祛除之后，从正使患者“食菠菱、葵菜及猪羊血作羹，百余日充肥”。病邪祛除后，让患者以蔬菜及猪羊血煮为羹汤而服用，使脾胃受纳五谷，气机渐得恢复，正气充盈。这充分体现了张从正在攻邪之后顾护脾胃的学术思想。《儒门事亲·卷三·斥十膈五噎浪分支派疏二十三》篇中，张从正在治疗膈气噎食的病例中，“宜先润养，小着汤丸，累累加之”，然后以“蜜盐下导，始终勾引”。先用小着丸汤，再服蜜盐，引药下行，以蜜盐的湿润作用促进“两药相通，结散阳消”[7]，使噎食可下，气机得顺，以调护之义，助润下之功。
2.2. 调护以六气为纲
张从正在《儒门事亲》中多以风、暑、火、湿、燥、寒六气为纲，论述病症，排列病案[8]。在《儒门事亲·汗吐下三法该尽治病诠》中，提出：“天之六气，为风、暑、火、湿、燥、寒；地之六气，为雾、露、雨、雹、冰、泥；而人之六味，为酸、苦、甘、辛、咸、淡。”张从正对六气与五脏为病的解释颇为独到，在论述中直接将六气与病位相关联，如：风者为厥阴风木之主，肝木为病，人气在头；暑者为少阴君火之主，肺金为病，人气在胸腹；湿者为太阴湿土之主，肾水为病；火者为少阳相火之主，肺金为病；燥者为阳明燥金之主，肝木为病；寒者为太阳寒水之主，心火为病。张从正认为，疾病皆因邪气而生，“先论攻其邪，邪去而元气自复也”。
既已阐明六气为病因之本，张从正就以六气为纲，提出了顾护之要点。张从正在临证用药中倡导“发表不远热，攻里不远寒”，并不拘泥于司气寒热用药之忌。在《儒门事亲·攻里发表寒热殊途笺》里称：“此寒热二字，谓六气中司气之寒热。”依据常法，司气用寒时不用寒药，司气用热时不用热药，但张从正应用在攻里、发表时，用法却恰恰相反，“若病在表者，虽畏日流金之时，亦必以热药发其表；若病在里者，虽坚冰积雪之时，亦必以寒药攻其里”。而用药时亦关注药性与病性的联系，以辛甘发散，“发散者归于汗”；以酸、咸、苦涌泄，“涌者归于吐，而泄者归于下”；以淡渗泄，“渗为解表，归于汗，泄为利小溲，归于下”。这就是张从正尊重病性的内在规律，因季节气候顾护。关于六味的记叙更是遵循食物的性味之本，在《儒门事亲·卷二·偶有所遇厥疾获瘳记十一》中，记录了“有病目不睹者，思食苦苣，顿顿不阙。大渐明，俄然大见”，属于目疾案例。这表明通过食用苦味的苦苣，对眼疾起到了调治作用。张从正通过诸多医案总结出六气对人体的影响，并由此深挖以用药、饮食进行顾护的规律，体现出大医家遵从天地人法的超然睿智。
2.3. 特色应用食补
张从正虽然以攻邪派著称，但其运用补法也相当有特色。张从正把补法分为6种[9]，即平补、峻补、寒补、温补、筋力之补、房室之补，他在治疗时注重攻法补法的结合，使二者的作用相得益彰。与药补相比，张从正对食补的重视也为后世称道。而补益之物悉来自日常：“故病蠲之后，续以五谷养之，五果助之，五畜益之，五菜充之，相五脏所宜，毋使偏倾可也”，主张常以谷肉果菜补益养生，他尤其重视患者的胃气，认为“善用药者，使病者而进五谷者，真得补之道也”[10]。人身患病，以药石攻伐可祛除邪气，然脾胃正气也会损耗，因此“病蠲之后，以五谷养之、五果助之、五畜益之、五菜充之”。既强调了治病当用药物、养生当用五谷果菜等养生观点，又强调了饮食结构当以素食为主，粗细搭配，肉食为辅，杂合以服的调和饮食方法，这充分体现了张从正在使用攻邪之法后以食疗来顾护脾胃的思想[11]。
作为攻邪大师的张从正，其实绝非一味攻伐，仍在顺应自然之法，极为推崇食疗养生[12]，主张药补不如食补。食补从古至今是养生的重要方法之一。张从正在《儒门事亲》的诸多篇章中阐述食补之于病患的重要意义，他在《儒门事亲·推原补法利害非轻说十七》提出：“夫养生当论食补，治病当论药攻”，“补者，以谷、肉、果、菜养口体也……若人无病，粱肉而已”。即人们在无病的情况下，当以合理进食“谷、肉、果、菜”等饮食物养生，患病后方可以药物治疗[13]。他反对盲目用药，强调：“凡药皆毒也……久服必有偏胜，气增而久，夭之由也。”和孙思邈在《备急千金要方》中的论述“若能用食平疴，释情遣疾者，可谓良工……夫为医者，当需先洞晓病源，知其所犯，以食治之，食疗不愈，然后命药”。有异曲同工之处，这些观念至今仍被世人认同。张从正重视食疗，他对食疗的贡献亦广受肯定，清代医家魏玉璜称之“第其用补，专重饮食调摄，而不恃药饵，故万全无弊，而亦无可举之功”[14]。
2.4. 注重情志调护
张从正精于情志调护，他深研《内经》，并以其为理论基础，在临床推广应用的同时进一步丰富了先人的理论，扩充了情志调护所涉疾病的范围，为后世留下了宝贵的经验。其情志疗法理论深刻，运用巧妙，为后世所称道[15]。在《儒门事亲·九气感疾更相为治衍》中，张从正云：“所谓九者，怒、喜、悲、恐、寒、暑、惊、思、劳也”，并对情志过极引起脏腑气机逆乱导致的症状进行了系统梳理，还列举了大量具体表现“怒气所至，为呕血，为飧泄”“喜气所至，为笑不休，为毛发焦”，“悲气所至，为阴缩，为筋挛”“气所至，为不眠，为卧”等共53种症状，大大扩充了情志致病理论的内涵，使其更有临床指导意义。《儒门事亲》记载了运用情志调护的病证达60余种，从理论到医案，记载详细、内容生动，足见张从正在医疗实践中对情志疗法的广泛应用[16]。
《儒门事亲·卷七·内伤形·因忧结块》篇中记载，息城司侯因父去世大悲而致心痛结块。“戴人至，适巫者在其旁，乃学巫者，杂以狂言以谑病者，至是大笑，不忍回，面向壁，一、二日，心下结块皆散。”张从正模仿巫师动作，使其大笑而病症愈，此案突出情绪调节在抑郁形成及治疗中的重要作用[17]，表明其深谙情志疏导在心理疾病康复中不可替代的作用，气机流畅，病症方可得解。《儒门事亲·卷七·内伤形之惊一百三》的“卫德新之妻”一案为历代医家叫绝，卫德新之妻因恐惧盗贼，惊堕床下，自后每闻声响，则惊倒不知人。张从正见而断其为惊怕则胆伤矣，治疗时当“以木击几”、“以杖击门”、“夜使人击其门窗”，逐渐提高刺激等级，发展到“使其习见习闻则不惊矣”，“嗣后虽闻雷声亦不惊”。张从正对出自《素问·至真要大论篇》的“惊者平之”进行创造性的诠释和运用，认为：“惊者平之，平者常也，平常见之，则无惊。”其触类旁通的巧妙治疗令人折服，使不良敏感刺激转化为普通频繁的非敏感性刺激，其治疗思路与现代心理学中的系统脱敏法非常相似，系统脱敏法由美国学者沃尔普在1958年提出，落后于张从正700余年。此病案历来被赞为中医心理治疗方法的经典案例之一，也有学者将其总结为“习见习闻法”[18]。张从正在治疗该患者时，没有机械搬用安神定志药物，而是设法祛除恐惧这一致病因素，选用了传统心理疗法——“习以平惊”来处置。这与现代临床工作者所推崇的情志调护在理念上完全契合。
2.5. 提倡药物调护
在药物调护方面，张从正主张根据患者的具体病情和体质，合理选用药物进行调理。张从正在《儒门事亲》中提出的药物调护思想，是其“攻邪派”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主张以汗、吐、下三法驱邪为主，但强调攻邪后必须通过药物调护恢复正气，形成“先攻后调”的完整治疗链。这一思想体现在方剂配伍、用药原则、调护策略等多个维度，对后世中医临床具有深远影响。
“脾胃为后天之本”是张氏药物调护的重要理论基础，他在《儒门事亲·卷一》中强调“胃气强则五脏六腑皆强”，认为攻邪后脾胃功能的恢复是调护的关键。例如，在使用吐法后，要求患者“以淡浆粥养肠胃三两日”，再服五苓散、益元散分利湿热，防止“过吐伤胃”，以此为法综补益之用，共铸调护之功；此外，针对攻邪后可能出现的寒热失衡，张从正提出“寒者温之，热者清之”的调护原则。例如，治疗寒湿水肿时，避免“过下伤阳”，而治疗真热假寒证时，张从正临证颇多变通，未必完全用苦寒之药物和方剂，只是用苦剂或寒凉的方法发散热邪[19]，这体现了张从正药物调护的寒热平衡观。《儒门事亲·卷九·误中涌法嗽》篇中，张从正记录在病人在吐法后会有不同表现：“涌后有顿快者，有徐快者，有反闷者，病未尽也；有反热者，不可不下也。大抵三日后，无不快者。凡下不止者，以冰水解之”，在这里，他没有反复强调药物之用，而提出“药不能久服，中病即止，攻后调养，以复元气。”[20]体现了注重调养，方随证变。张从正的药物调护思想以“攻邪为要，调护为辅”为核心，然而为辅亦是不可或缺，调护体现在用药过程的诸多环节，契合了以人的健康为主体的现代医学观念，时时处处勿忘调护，倡导寒热、补泻间的相互制衡，遣方用药皆遵从于人体的客观状态。
3. 讨论
张从正的调护思想虽源于古代，但与现代医学“整体护理”、“个体化干预”、“预防为主”的理念高度契合，其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3.1. 指导现代临床治疗-调护协同
张从正调护需配合治疗目标的思想直接影响现代临床的围治疗期护理规范。例如，现代医学中，使用化疗药物(类似“攻邪”)时，护理需指导患者清淡饮食、少量多餐(对应张从正“薄滋味”)，避免辛辣刺激加重胃肠道反应；术后使用抗生素(祛邪)时，需指导患者规律作息、避免劳累(助正气恢复)，防止免疫力下降导致“邪复感”。
3.2. 为慢性病管理提供非药物干预依据
现代慢性病(如高血压、糖尿病、脂肪肝等)的核心诱因之一是不良生活方式，而张从正的饮食、起居调护思想，正是现代慢性病管理的传统源头。饮食管理方面，张从正“忌厚味”的主张，与现代医学“低盐、低脂、低糖饮食”完全契合；起居管理方面，张从正“顺应天时、劳逸适度”的理念，指导现代慢性病患者规律作息、适度运动，避免“熬夜伤阴”、“久坐伤气”，减少慢性病急性发作风险。
3.3. 推动现代心理护理的规范化发展
张从正提出的情志疏导四法(告之、语之、导之、开之)，是现代医学心理护理的雏形，对当前临床心理干预有直接启发。例如：肿瘤患者常因恐惧病情导致焦虑、抑郁(即张从正“情志郁结伤正”)，现代临床会通过医患沟通、同伴支持、放松训练等手段疏导情绪，与张从正“疏畅气机”的调护逻辑完全一致；对于思虑过度的患者，现代护理会指导患者情绪调节，本质与张从正提倡的“避免情志助邪”思想一脉相承。
4. 结语
张从正在《儒门事亲》中可发掘的调护学术思想并非“过时的古代经验”，而是以“邪正平衡”为核心，涵盖了攻邪、六气、饮食、情志和药物等多个方面，其对现代临床的最大启示在于，临床工作不仅要关注如何治病，更要重视如何通过调护帮助患者“助正祛邪”，这与现代医学“生物–心理–社会”的整体医学模式高度契合。张从正的调护思想以“攻邪扶正”为纲领，融合药物、饮食、情志、起居等多维度干预，形成独具特色的调护体系。其核心价值体现于以下几点：精准辨位，即根据病位深浅选择攻法，调护时兼顾脏腑功能；治法创新，即突破传统温补局限，提出“寒热并用”“攻补兼施”等新思路；整体调护，即将治疗与调护相结合，强调“形神共调”。在现代临床中，如果能够灵活运用张从正《儒门事亲》中的调护学术思想，可提升对常见疾病的治疗水平，同时为中医护理、慢性病管理和康复医学的发展提供可靠的理论支持。
NOTES
*第一作者。
#通讯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