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随着数字经济的深入发展，以电商平台为代表的新型经济组织形式重塑了传统的交易模式与社会交往方式。在“陌生人社会”的线上交易环境中，基于数字技术的评分与信用体系——如卖家的钻石皇冠等级、用户的评价分数、基于算法的消费信贷额度，比如“花呗”等提前预支系统取代了传统“熟人社会”中的口碑与人格担保，成为构建信任、降低交易成本的核心基础设施。现有研究多从经济学或管理学的效率视角出发，充分肯定了这些信用体系在减少信息不对称、提升市场效率方面的积极作用。然而，其中立、客观的技术外表之下，却隐藏着深刻的社会变革与权力关系。这些看似简单的数字评分，如何隐秘地重塑了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关系？其运作背后又遵循着怎样的资本逻辑？对于这些问题，现有研究缺乏足够的哲学批判与反思。
基于此，本文引入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物化”理论作为核心分析框架。物化理论深刻揭示了，在商品生产条件下，人与人的社会关系如何被物与物的关系所遮蔽，并取得“虚幻的客观性”([1]: p. 144)。本文将论证，数字平台上的评分与信用体系，正是社会关系“数据物化”的当代典范。本研究旨在穿透数据的中立表象，批判性地剖析其如何将质性的社会信任转化为量化的数据商品，并最终服务于资本的逻辑。这不仅具有丰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数字时代应用的理论意义，更对当下的平台治理、数据伦理与人的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反思意义。
2. 理论框架：物化理论及其在数字时代的新内涵
“物化”概念源于马克思对商品拜物教的分析。十九世纪工业资本主义蓬勃发展，机器大生产席卷欧洲，商品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和速度被生产与交换，整个社会呈现出一种普遍的“商品堆积”景象。在表面繁荣之下，马克思敏锐地洞察到一种深刻的颠倒：人们自己所创造的经济力量，如市场、价格、货币，反而成为一种外部的、异己的、甚至支配着人自身的力量。这种现实体验构成了物化概念最直接的社会土壤。在《资本论》第1卷中，马克思指出，在商品生产条件下，生产者之间的社会关系“不是表现为人们在自己劳动中的直接的社会关系，而是表现为人们之间的物的关系和物之间的社会关系”[2]。换言之，人与人的社会关系被物与物的交换关系所掩盖，并赋予其一种神秘的自然性与客观性，好似这种关系是先天地存在于人的观念中的，是客观存在的。一种原本是社会生产关系的属性，例如价值，现在却表现为商品这个“物”本身的天然属性；人们对自己劳动的社会性质的意识，被他们对这些“物”的崇拜和迷信所取代。货币作为一般等价物，本是社会关系的结晶，却成为似乎能购买一切、主宰一切的神秘力量；资本本身是积累的劳动，是特定的社会生产关系，却表现为能自行增值的“物”。至此，物化完成了其全部过程：主体创造出的商品、货币、资本，不仅独立于主体，反而转过身来支配、统治了主体。人们跪倒在自己双手创造的产物面前，社会生活被一种“物的依赖性”所主导，这便是马克思物化概念所描绘的资本主义社会最根本的现实图景与批判靶心。
匈牙利哲学家乔治·卢卡奇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中进一步发展了此概念，系统地提出了“物化”理论。卢卡奇认为，物化是资本主义社会中普遍的、核心的现象，它不仅作用于经济领域，更渗透到社会与意识的各个方面([1]: p. 42)。
首先，卢卡奇将物化定义为：人与人的关系获得了“物”的性质，并从而获得一种“幽灵般的对象性”，这种对象性以其严格的、仿佛完全封闭的、自洽的规律体系凌驾于人之上，使人忘却其是社会关系的真正起源。这不仅是对马克思商品拜物教的继承，更是一种激进的扩展。在卢卡奇看来，物化不再仅仅局限于经济领域中的商品交换，而是成为整个资本主义社会的普遍结构原则。当劳动力成为商品，其主体——人——也被卷入这一过程，人的物理和心理属性被迫与整个人格相分离，并被转化为可以被计算和管理的“物”。
其次，物化的核心机制是“合理化”与“可计算性”原则的全面贯彻。这是卢卡奇融合韦伯思想的关键点。为了追求最大的效率，资本主义将整个劳动过程，乃至整个社会，按照一种形式化的、可计算的理性原则进行重组。泰罗制的科学管理就是最典型的例子：它将工人的劳动分解为精确、可量化的动作，要求其与人的个性分离，并服从于机械系统的规律。这种“合理化”的结果，是劳动过程的主体性被消除，工人沦为被动观望的、孤立的原子，他们的工作变成了一系列可被预测和控制的标准化操作。时间失去了其本质的、可变的、流动的性质，凝固成一个由可量化“物”填满的、被精确界定的连续体。
再次，物化必然从经济领域渗透到整个社会结构和人的意识之中，形成“物化意识”。这是卢卡奇最具原创性的发展。他认为，当“合理化”原则遍及社会的方方面面——从法律、官僚机构到新闻业时，人们的思维方式也会被其同化。这种物化意识只承认那些可以被计算、被预测、被归纳为规律的现象形式，并将资本主义的这些历史性、暂时性的规律，误认为是永恒的、自然的普遍规律。它习惯于孤立地、静止地看待事物，满足于对局部现象的精确研究，即实证主义方法，却丧失了将社会作为历史的、动态的总体来把握的能力。它只见“物”，不见“关系”；只见“现象”，不见“本质”；只见“局部”，不见“整体”。
最终，物化导致了人的主体性的危机和批判能力的丧失。当人被动地适应一个由“物”的规律构成的现成系统时，他的角色就从历史的创造者变成了旁观者。他的能动性、创造性和批判性思维被压抑，陷入一种被动接受现实的宿命论之中。这种主体性的麻木，正是无产阶级革命意识未能觉醒的根本原因。物化意识使人无法穿透商品形式的迷雾，认识到自己才是那个“幽灵般对象性”的创造者，从而也无法在实践中联合起来，推翻这个由自己创造却又反过来控制自己的世界。
卢卡奇的物化理论描绘了一幅资本主义社会全面异化的图景：它不仅在经济基础上将人的活动变为商品，更通过“合理化”原则，将这一逻辑塑造为整个社会的客观结构，并最终内化到人的思想深处，形成一种顺从现状的“物化意识”。在数字时代，物化理论展现出强大的解释力，并被赋予了新的内涵。数据成为了新的“物”，它仿佛具有中立的客观性，却同样遮蔽了其背后复杂的社会过程与权力关系。平台算法将卢卡奇所言的“理性计算”推向极致，人的情感、信誉、社会关系乃至未来潜力，都被量化为信用分、评分和用户画像。这种“数据物化”构成了本文批判分析的理论基石。
3. 机制剖析：信用评分体系如何实现社会关系的“数据物化”
电商平台的信用体系并非一个中立的记录工具，而是一套精密的数字装置，它通过一系列相互关联的操作，系统地完成了将鲜活社会关系转化为冰冷数据商品的物化过程。这一过程的核心机制体现在量化、去语境化与资本化三个层层递进的环节。
在第一个环节，即量化过程中，平台执行了其最基础也最根本的操作：将基于长期互动、情感体验和道德直觉的质性“信誉”，压缩为可标准化比较的量化“信用分”[3]。在传统的社区或熟人社会中，一个人的信誉是嵌入在具体交往历史中的一种整体性、模糊性判断，它可能通过口碑、风评等形式存在，其建立与瓦解都是一个缓慢的、充满情境性的社会过程。然而，平台通过其评分系统，将一次复杂的购物体验简化为1至5星的数字评级；将一个人过往的履约历史、财务行为乃至社交关系，凝练为一个三位数的分数(如“芝麻信用分”)。于是，信任这种充满不确定性、依赖主观判断的社会心理状态，被转译为精确、冰冷的数字符号。这一转译使得信任首次摆脱了其不可捉摸的质性形态，获得了可计算、可比较、可排序的商品属性，为后续的流通与增值奠定了形式基础。
量化之后，紧随而至的是更为深刻的去语境化过程。被量化的信用数据被从其产生的具体历史情境和社会背景中强行剥离出来[4]，成为漂浮的能指。一个“差评”作为一个数据点，被系统平等地计入总评分，但它无法传递这些负面评价是因为商品本身的质量缺陷、第三方物流的严重延误、卖家沟通时的不耐烦，抑或仅仅是买家在收货当日个人情绪不佳所致。丰富的、多维的、充满偶然性的人际互动与协商过程，被简化为单向的、扁平的、非黑即白的“评价–被评价”关系。社会关系由此丧失了其固有的复杂性和情境依赖性，成为一种抽象的、均质的、可供系统随时调用与计算的数据点。这种抽象化正是物化的关键一步，它掩盖了数据背后真实的社会冲突与人性纠葛，使社会关系呈现出一种纯粹客观的假象。
最终，经过量化和去语境化处理后的信用数据，经历了性质的彻底转变，进入资本化阶段。它不再是一种弥散于社会交往中的公共信任资源，而是被平台通过技术手段和用户协议所私有化、独占的核心生产资料和关键资产。正如斯迈克[5]所指出的，数据是平台资本主义赖以运行的“原材料”。平台垄断这些物化的信用数据，并将它们投入持续的再生产循环：它们被算法咀嚼与消化，用于构建精准的用户画像以实现更有效的广告推送；被用于训练风险模型以决定信贷额度的分配；甚至被包装成新的金融产品进行二次售卖。在此，被物化的社会关系不再是目的本身，它彻底沦为实现资本循环与增值的工具。社会信任这一原本属于公共领域的粘合剂，由此被系统地资本化，成为滋养平台资本巨头的私有养料，完整地展现了马克思所批判的“社会关系物化”在数字时代的终极形态[6]。
4. 批判与反思：物化信任的社会后果与资本逻辑
社会关系的“数据物化”绝非一个无害的技术进程，它已然催生了深远的社会后果，其本质是资本逻辑对人类社会生活领域的深度操控。当信任被简化为可追求的数字指标时，其最根本的属性发生了异化，从社会交往的真诚目的沦为了攫取利润的工具。这一过程催生了普遍的数字表演经济，其中“亲，给个好评哦！”不再仅仅是热情地客套，而是揭示了互动本质的表演性。卖家与买家的关系退化为一种基于算法的印象管理策略，其核心目标不再是构建持久、真实的人际联结，而是高效地生产出那个能够提升排名、吸引流量的“数据物”[7]。真实的服务质量与情感投入，在很多时候让位于对评价数据本身的操控，使得信任的建立变成了精心计算的营销表演。
在这一物化体系中，人的主体性遭遇了深刻的危机。构建信任的主体——人——被迫沦为了被评分所定义和驱使的客体。对卖家而言，其身份从提供优质商品和服务的创造者，异化为“评分的奴仆”[8]。经营决策的核心考量，从“如何更好地满足客户需求”扭曲为“如何维护和提升那个决定生死的数字指标”，从而导致创新精神的萎缩与行为模式的趋同。买家也同样未能幸免，其评价行为常常背离真实的反馈意愿，要么被“评价返现”等平台规则所收编，沦为换取小额经济补偿的机械动作，要么因惧怕潜在的沟通麻烦或报复性差评而选择沉默。人的主动性、批判性思维和真实的情感表达，在此过程中被系统地压抑，主体性在数据指标的凝视下逐渐消融。
更为深刻的是，物化信任的进程催生并固化了一种新型的权力形态——算法权力[9]。平台通过垄断信用数据的生产、定义标准和最终解释权，获得了裁定社会信用的至高权威。信任的重心由此发生了根本性转移：从基于直接交往和经验形成的“人对人”的横向信任，全面转向了对平台数据和算法系统的纵向依赖与崇拜。平台不再是中立的媒介，它通过其评分体系，单方面地定义何为“好”卖家、何为“可靠”的消费者，并据此分配流量、机会与风险。这种权力结构极大地巩固了平台的垄断地位，重塑了社会信任的生态，将其从一种弥散于社会网络中的水平关系，改造为一种由平台自上而下施加的、标准化的垂直控制机制。
纵观全过程，社会关系的“数据物化”绝非技术自主发展的必然结果，其最深层、最持久的驱动力源于资本的增值逻辑。资本永恒追求的是创造一个完全可计算、可预测、可控制的环境，以最大限度地消除市场交易的不确定性，降低交易成本，从而实现剩余价值的最大化汲取。物化的信用体系，正是资本实现这一目的的“完美”工具。它将那些难以驾驭的、充满偶然性的鲜活社会关系，成功地转译并纳入了资本的冰冷运算体系，使其彻底服膺于资本的统治秩序。最终，我们所见证的不仅是一种信任形态的变迁，更是资本逻辑通过数据技术，对人类社交性本身所进行的一次彻底改造与俘获。
5. 抵抗的战术：用户对评分体系的能动性实践
尽管平台通过评分体系构建了强大的物化结构与算法权力，但这并不意味着用户是完全被动接受的客体。遵循德·塞托的日常生活实践理论，我们可以观察到，用户在实践中发展出了一系列丰富的“战术”，以理解、利用甚至颠覆这套系统的规则[10]。这些实践揭示了“数据物化”过程的内部张力，展现了社会关系在试图挣脱数据牢笼时的韧性。
首先，用户展现出对系统规则的深刻理解与战略性利用。卖家早已不再是评分体系被动的服从者，他们通过各种策略主动证明自己的数字身份：例如，在商品包装中附上精心设计的“好评返现”小卡片，将一次性的交易关系转化为有价值的数据生产行为；或是在遭遇意外差评时，通过私下协商、补偿，引导买家追加评价或修改评分，以修复受损的数据形象。更有甚者，会通过发起低风险的虚拟交易来“刷单”或获取虚假好评，直接对抗系统的客观性。这些行为表明，用户并非对物化逻辑无知无觉，而是积极学习其语法，并试图将其转化为对自身有利的工具。
其次，用户发展出更具批判性地抵抗形式，即创造性地“玩弄”系统，以表达不满或寻求正义。 当正式的投诉渠道失效或成本过高时，评分系统本身就成为了一种弱者的武器。买家会利用评价系统的公开性，进行“象征性抵抗”。例如，他们可能给出一个正面的星级评分，却在评价文本中详细陈述商品的缺陷或卖家的不诚信行为，这种“评高分，写差评”的策略，旨在绕过平台对极端评分的过滤机制，确保批评的声音能够被公之于众。另一种常见的战术是“差评威胁”，即买家以给出差评为筹码，在与卖家的售后协商中为自己争取更好的解决方案。这些实践扭曲了评分系统设计的初衷，将其从一个纯粹的数据收集工具，转变为一个充满策略性沟通和社会博弈的灰色地带。
最终，这些看似微观的日常实践，共同构成了一种对平台算法权力的“日常抵抗”。虽然这些战术并未从根本上挑战平台资本主义的结构，但它们确凿无疑地证明了“物化”过程的不完全性。用户的行为表明，他们始终在试图重新注入被系统抹去的“质性”内容——无论是通过文本评价补充量化数据的不足，还是通过战术性行为将冰冷的数字重新拉回到具体的社会关系情境中进行协商。这种抵抗揭示了平台试图构建的封闭、可计算世界存在着无数裂缝。在其中，人的意图、创造力和社会性智慧，仍在持续地与物的逻辑进行着游击战。
6. 结论
从马克思与卢卡奇的物化理论视角审视，信用评分体系构成了社会关系“数据物化”的当代典范。这一过程并非简单的技术中立的数据采集，而是一场深刻的社会关系变革，其核心在于将活生生的、充满具体情境的人际信任，转化为一种可计算、可交易、并最终凌驾于人之上的数据客体[11]。当人们习惯于用分数来定义自我与他人，当维持一个良好的数据画像成为社会生存的首要法则时，主体性便陷入了深刻的危机。行动者不再根据内在的道德直觉或真实的社会连接来行事，而是被动地适应并服务于外部评分系统的规则。人与人之间的信任，蜕变为对平台算法与数据符号的迷信与服从。社会关系的本质被彻底掏空，沦为资本进行高效管理与价值增值的冰冷工具。至此，信用评分体系完成了其物化的全部旅程：它是人们亲手创造的数据产物，反过来成为一种自主的、异己的、支配性的力量，再度证明了物化理论在剖析数字资本主义时的强大生命力。
我们必须以辩证的视角审视这一历史进程。一方面，信用评分体系在特定发展阶段确实显著提升了市场交易的效率，降低了陌生人社会的交易成本，促进了商业活动的规模扩张。然而，另一方面，其带来的深层负面效应不容忽视：信任的工具化导致社会交往的表演化，人的主体性异化抑制了创新精神与真实表达，算法权力的固化则催生了新型的数字鸿沟与控制形态。这些问题的严重性远超其带来的效率增益，警示我们不应沉溺于“技术中立”和“效率至上”[12]的迷思，而必须清醒认识到数据物化背后潜藏的资本权力结构与控制逻辑。
本研究的价值主要在于理论层面的批判性建构，这为后续研究提供了必要的分析框架。未来的研究亟需在此基础上展开更为深入的实证探索：通过对平台卖家、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及普通用户进行深度访谈和参与式观察，揭示不同行动者在这一物化体系中的真实处境、适应性策略及其日常抗争；运用数字民族志等方法，描绘信用体系在日常生活中的微观权力运作图景。同时，比较研究不同文化背景下的数字信用体系，也将有助于我们理解这一现象的普遍性与特殊性。
在治理层面，我们面临着双重紧迫课题：一方面，需要探索打破平台对信用数据垄断的制度创新，如建立数据信托制度、推动数据公有制实践、完善数据可携带权等；另一方面，更需要思考如何设计能够保障人的主体性、体现民主价值和多元文化特性的新型信任机制。这要求我们超越单纯的技术优化思路，从社会制度设计层面寻求突破，如探索基于区块链的分布式信用体系、建立多元主体共治的信用评价标准等。
归根结底，技术的发展方向不应由资本逻辑单一决定，而应服务于人的全面发展。对数据物化的批判并非否定技术本身，而是要通过揭示其背后的权力关系，重新夺回对技术发展方向的民主控制。正如马克思所展望的，技术的终极使命应当是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我们应当努力使数字技术从可能的枷锁转变为促进人类解放的力量，构建一个技术服务于人而非掌控人的数字文明新形态。在这一意义上，对数字信用体系的批判与重构，不仅关乎经济效率，更关乎数字时代人的尊严与解放这一根本命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