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绿色转型的价值影响文献综述

A Review of the Value Impacts of Corporate Green Transformation

摘要: 企业绿色转型作为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与实现“双碳”目标的关键路径，其价值影响已逐渐从单一的环境效益拓展至经济绩效提升、生态效率优化以及社会资本积累等多个维度。现有文献表明，绿色转型显著增强了企业的社会资本，通过利益相关者信任的强化、制度合法性的获取以及社会影响力的外溢，为企业可持续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未来研究可进一步深化绿色转型的价值量化模型、跨界协同机制以及全球治理适配等方向，从而为企业实践与政策制定提供更为坚实的理论支撑。

Abstract: The green transformation of enterprises, as a key pathway to promote high-quality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achieve the “dual carbon” goals, has gradually expanded its value impact from a single environmental benefit to multiple dimensions including economic performance enhancement, ecological efficiency optimization, and social capital accumulation. Existing literature indicates that green transformation significantly enhances the social capital of enterprises by strengthening stakeholder trust, obtaining institutional legitimacy, and creating spillover social influence, thus laying a solid foundation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enterprises. Future research could further deepen the value quantification model of green transformation, cross-sectoral collaboration mechanisms, and global governance adaptation, thereby providing stronger theoretical support for enterprise practices and policy formulation.

1. 引言

在国家战略层面，绿色转型已被确立为推动经济结构优化与生态文明建设的关键抓手。自2016年工业和信息化部联合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发布《绿色制造标准体系建设指南》以来，我国逐步构建起以绿色工厂、绿色产品、绿色园区及绿色供应链为核心的标准化框架，这不仅为绿色转型提供了制度保障，更通过市场化机制设计，引导企业将环境责任内化为竞争优势。该政策体系以“高效、清洁、低碳、循环”为核心理念，实质上构建了绿色转型的价值评估坐标系，使企业在降本增效的传统目标之外，获得了碳减排绩效、资源循环效率等新型价值衡量维度。2023年全国两会期间关于“推动制造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的论述，进一步明确了绿色转型的战略定位，即通过数字化技术赋能与产业升级，实现经济效益、环境效益与社会效益的动态平衡。这种政策演进轨迹揭示，企业绿色转型已超越单纯的环保合规要求，演变为参与全球价值链重构、获取可持续发展能力的战略选择，其价值影响正从生产端的技术改造延伸至组织变革、商业模式创新乃至宏观产业生态重构等深层领域。

本文以“绿色转型的价值影响”为核心，构建系统性分析框架。第二章从概念演变切入，梳理国内外学者对企业绿色转型内涵的界定；第三章从国家、市场、企业三个层面出发，解析环境规制、政府激励、媒体监督、消费者决策、战略导向与技术突破等作用机制；第四章提出绿色转型的实践路径，涵盖绿色战略与绿色创新关键环节；第五章则基于价值影响视角，先阐述了绿色转型对企业价值的影响路径，再量化评估绿色转型对企业财务绩效、环境绩效与社会绩效的影响；第六章通过理论评述与未来展望，指出当前研究的局限性与突破方向。本文旨在为理解企业绿色转型的复杂作用机理提供整合性理论框架，并为政策制定者与企业战略决策者提供参照。

2. 企业绿色转型内涵

国外“绿色转型”概念的萌芽可追溯至对“绿色经济”的理论探索，其学术渊源最早见于Peirce等学者1989年发布的开创性研究报告。这一术语自提出后，逐渐演化为涵盖资源高效利用与低碳排放特征的经济模式，并被学界界定为以生态保护为核心的可持续发展路径(Johnston D, 2005) [1]。Levine等(2010) [2]通过博弈论框架揭示了企业绿色转型的内在动力机制，指出当环境压力、能源结构变革与技术突破形成临界效应时，市场主体将主动顺应低碳化发展趋势。Janson A (2013) [3]强调绿色转型需彻底改变线性资源消耗模式，通过引入清洁生产技术和循环工艺体系，构建与自然生态系统相容的产业发展模式。Cagno (2015) [4]则从企业微观视角提出，绿色转型的本质是通过技术研发突破实现环境绩效的飞跃，这一过程需要持续加大创新投入(Thomas, 2015) [5]。D. D’Amato (2017) [6]将绿色经济喻为整合性框架，强调其包含循环经济、生物经济等子系统，需以生态效率提升和可再生能源开发为支柱构建系统性解决方案。

国内学术界对绿色转型的关注始于“绿色经济”与“绿色增长”研究领域，其理论演进呈现出鲜明的本土化特征。刘纯彬与张晨(2009) [7]率先构建了三维分析框架，通过整合社会、环境、经济维度构建了资源型城市绿色发展评估体系，论证了绿色转型相较于传统经济转型模式的科学性与先进性。胡鞍钢(2013) [8]则从宏观发展视角出发，指出中国当前绿色转型是对工业化阶段“高碳”发展模式的系统性矫正，标志着发展模式的根本性转变。赵洪生(2017) [9]在工业领域研究中提出“双轨并行”原则，主张通过技术改造与流程再造实现节能减排与经济效益的动态平衡。申晨与李胜兰等(2018) [10]基于工业实证分析提出，需通过要素配置结构调整与全过程监管体系完善来破解环境外部性难题。国家战略已将生态文明建设确立为绿色转型的政策主轴，正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绿色转型推进机制。曾江洪等(2020) [11]聚焦能源产业，将绿色转型定义为以技术创新为驱动、以资源循环利用和生态效益提升为目标的产业升级路径，强调需构建覆盖研发设计、生产制造到末端治理的全周期绿色发展模式。

3. 绿色转型动因

3.1. 国家层面

3.1.1. 环境规制

在环境规制与企业绿色转型关联性研究领域，现有文献大多基于多元理论框架开展研究。康莹和严成樑(2024) [12]研究发现环境规制通过绿色福利性与生产性财税支出双重路径，协同发挥成本约束与创新激励作用，从而有效推动绿色转型进程。叶春梅等(2023) [13]认为环境政策对企业绿色转型具有重要影响，其所形成的外部压力能够有效促进企业实施绿色转型发展。王晓祺等(2020) [14]通过准自然实验设计发现，强制性环境信息披露制度对微观企业绿色实践具有显著引导作用。进一步异质性检验表明，这种政策效应在非国有产权主体、治理透明度较高的企业以及垄断性市场结构中呈现边际效应递增特征。

3.1.2. 政府激励

在政府激励政策与企业绿色转型的关联性研究中，学术界围绕政策工具的作用展开了各个维度的探讨。聚焦绿色金融政策维度，陈国进团队(2021) [15]构建了包含环境、社会与治理(ESG)要素的资产定价模型，揭示了绿色信贷政策通过差异化信用利差调整实现资源配置优化的作用路径。其研究表明，政策干预不仅通过压缩绿色债券信用溢价直接降低低碳企业融资成本，更通过扩大高碳债券融资门槛形成倒逼，这种“双轨调整”效应在资本市场上构建了促进企业绿色转型的信号传导机制。

在税收政策领域，吴非等学者(2022) [16]创新性地运用文本挖掘技术量化企业绿色转型强度，发现以固定资产加速折旧为代表的税收优惠政策具有多维激励效应。该政策通过递延纳税效应改善企业现金流状况，形成“资金释放–研发强化–预期改善”的传导链条。具体而言，税收优惠既直接降低企业技术改造的财务门槛，又向市场传递政策导向信号，优化利益相关者预期，这种多方效应的叠加最终能驱动企业加速绿色转型进程。

3.2. 市场层面

3.2.1. 媒体的舆论压力

Aerts (2009) [17]的研究均表明，舆论是推动企业进行变革调整的关键因素。高厚宾等(2023) [18]则发现，增加媒体对企业环保行为的关注，有助于促进企业环境绩效的提升。媒体的曝光和追踪报道往往能形成强大的舆情压力，这种压力不仅体现在企业的公众形象上，更通过正向影响企业的环境伦理观念和环境战略制定，直接推动企业向绿色转型方向发展。这种监督作用不仅限于对个别企业的曝光，更通过舆论的传导效应，对整个行业乃至社会形成一种倒逼机制，推动所有企业向更加可持续的方向发展(张彦博等，2022) [19]。

3.2.2. 利益相关者需求

利益相关者的需求也驱动了企业积极进行绿色转型。姜雨峰和田虹(2014) [20]则对企业绿色转型进行了全面系统的分析后发现，企业绿色转型背后的主要驱动力是制度和市场压力，包括环境规制、竞争对手威胁和消费者需求等。

环境问题受到利益相关者的高度重视，成为推动企业进行绿色转型的关键驱动因素(Rui和Lu，2021 [21]；Singh等，2022 [22])。具体地，随着消费者对企业环境影响的日益关注(Khan等，2021 [23])，客户的相关需求(解学梅和韩宇航，2022 [24])使其购物决策可能受此影响，促使企业在绿色产品方面进行创新。

3.3. 企业层面

3.3.1. 企业战略

在企业绿色转型的动因研究中，企业战略被视为核心驱动力。现有文献从多个维度探讨了决策层在推动绿色转型中的作用。Moini等(2014) [23]通过丹麦企业对比实验发现，系统性构建战略决策机制对组织绿色转型具有显著影响，其研究通过分组对照方法验证了战略规划完整性对转型效能的调节作用。

孔令英团队(2022) [25]在绿色绩效研究范式下提出双因素驱动模型，指出企业内生管理行为与外部利益相关者压力共同构成转型驱动力。该研究突破传统单因素分析框架，通过多案例比较揭示了微观主体互动对转型路径的塑造机制。Burki与Dahlstrom (2017) [26]构建的管理认知-行为响应模型进一步证实，决策者通过战略决策中介变量显著影响企业绿色实践强度，其跨国实证研究特别强调，在转型经济体中，管理者认知更新对突破路径依赖具有关键作用。

3.3.2. 技术创新

在技术创新驱动企业绿色转型的研究领域，学术界围绕技术变革的作用机理形成了多维认知框架。从理论层面看，技术创新被视为重构企业生产函数的核心变量，通过改变要素组合方式推动低碳化转型。Tang等学者(2018) [27]基于资源基础理论提出，绿色产品创新具有双元价值创造效应：既可通过技术迭代优化资源利用效率，挖掘传统生产流程的隐性资源，又能构建环境合规能力壁垒，帮助企业在环境规制约束下实现成本结构重构与转型绩效提升。

在实证研究层面，朱东波(2020) [28]构建的动态面板模型揭示了技术创新的非线性效应：在静态视角下，研发活动对工业结构绿色化的直接效应呈现抑制特征，但当纳入环境规制强度作为调节变量时，政策压力与技术创新的交互项系数显著为正，表明在适度规制环境下，技术创新可实现环境效益与经济效益的动态平衡。

4. 绿色转型路径

于连超等人(2019) [29]基于对中国工业企业的实证分析，构建了涵盖绿色文化、绿色战略、绿色创新、资源投入、清洁生产和污染控制的六维绿色转型框架。其中，绿色战略作为核心驱动要素，通过整合绿色生产体系、生态设计理念、环境管理体系及组织文化认同，形成系统性转型方案(卢强等，2000) [30]。现有文献多从概念内涵解析企业绿色转型路径，普遍认为该过程主要依托绿色战略规划与技术创新共同推进，前者提供方向指引，后者驱动效能提升。

4.1. 绿色战略

绿色战略作为企业系统性转型的核心驱动机制，现有研究已形成多维分析框架。李帅(2021) [31]运用SWOT战略分析工具，通过解析企业内外部资源条件与转型约束条件，构建了石油产业链绿色升级的具体路径体系；王旭(2021) [32]则聚焦组织架构适配性，提出需建立与战略目标相匹配的层级化转型方案，并设计治理机制保障战略落地；解学梅(2022) [24]从管理者认知视角切入，提炼出长期价值导向加上市场响应机制协同驱动的转型路径；许晖等(2024) [33]认为企业的绿色转型主要是通过识别绿色机会，利用不同资产组合捕获绿色机会，进而形成动态能力得以实现。

在战略内涵界定方面，Olson (2008) [34]将绿色战略定义为驱动企业全要素变革的顶层设计，其作用涵盖组织变革、产品服务创新、环境绩效改善及发展模式重构等维度。Huang等(2014) [35]的对比研究发现，产品导向型主动战略与企业财务绩效呈正相关，而流程导向型战略可能产生短期成本压力。

4.2. 绿色创新

绿色创新作为驱动企业低碳转型的核心动力机制，已形成多维研究框架。张辉(2020) [36]基于国企与制造业转型特征分析，指出技术突破、组织重构、产业迭代构成阶梯式升级路径。张倩(2016) [37]基于生命周期理论，揭示煤炭企业需根据行业周期特征实施差异化绿色技术创新策略。宋典等(2020) [38]通过跨国比较研究证实，自主创新对绿色发展水平具有显著提升效应。关于创新的效应，现有研究正形成阐述绿色创新的作用机制、探讨其调节效应并对绩效异质性进行分析的研究框架。

5. 绿色转型的价值影响

5.1. 绿色转型对企业价值的影响路径

5.1.1. 促进绿色创新，取得技术优势

在创新驱动发展的理论框架下，企业价值创造逻辑正经历深刻变革。创新驱动型增长已成为现代企业价值创造的核心逻辑，其本质在于通过理论研究与能力提升来实现可持续的竞争优势。金颖颖(2023) [39]基于事件研究法的实证发现，其研究显示突破性创新事件能够引发资本市场积极反应，通过信号传递机制提升企业估值水平。该研究创新性地采用文本挖掘技术量化投资者情绪，揭示创新披露强度与累计异常收益率之间存在非线性关联，为理解创新活动的资本市场价值提供了微观证据。

5.1.2. 产品结构转型，构建可持续性

现有研究普遍认为，产业结构优化是推动绿色转型的核心路径。王璟(2023) [40]以山西省煤电产业为样本，提出在保障能源安全的基础上，需通过控制煤炭产能规模、引入智能化开采技术等手段优化资源利用效率，从而实现产业可持续发展。这一观点与邓文钱(2017) [41]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框架形成呼应，其研究强调绿色转型应以环保型产品与服务供给为导向，通过实施淘汰落后产能、培育新兴业态、提升技术转化效率、破除体制障碍等策略推动经济系统向低碳模式转型。

5.1.3. 加强节能减排，降低生产成本

学界对节能减排路径的研究呈现多维度特征。谷树忠等(2016) [42]指出，这种全流程绿色化管理需要政策引导与市场机制协同发力，通过碳排放权交易等制度设计倒逼企业优化生产流程。技术革新被公认为核心驱动力，这种管理创新与技术创新相结合的模式，正在重塑企业的价值评估体系，使得传统财务指标逐渐与碳排放强度、生态效益等非财务指标形成互补，推动企业价值评估向三维平衡计分卡模式演进。

5.2. 绿色转型对企业价值的影响效果

5.2.1. 财务绩效

波特假说框架下，Porter (1995) [43]认为技术突破可对冲合规成本。万攀兵等(2021) [44]证实环境规制通过创新效应提升盈利能力。王晓祺等(2020) [14]发现强制CSR披露制度强化了绿色转型的绩效转化效应。解学梅等(2022) [24]进一步揭示绿色创造力通过绿色产品创新的中介作用提升财务绩效，且绿色培训水平具有正向调节效应。徐枫等(2022) [45]以制造业为样本，证实绿色低碳转型通过创新投入与融资约束缓解机制显著改善盈利能力，且民营企业转型效益更显著。车德欣等(2023) [46]指出，企业绿色转型对主营业务绩效具有积极影响，并能进一步促进整体经营水平的提升。李长英、赵忠涛(2020) [47]基于Tobin-Q分析发现，绿色转型引发资本市场正向反应，但这种价值提升在制造业样本中存在行业异质性。刘伊宁(2024) [48]以国内发制品行业龙头企业河南瑞贝卡发制品股份有限公司为案例，基于盈利、偿债、营运及发展能力四个维度，采用熵值法构建了企业财务绩效综合评价模型。张玖荣(2025) [49]指出资源型企业实现可持续发展必须进行绿色转型，并构建了涵盖经济、环境、社会及创新四维度的综合评价指标体系，结合熵权法与TOPSIS法对资源型企业绿色转型效果展开实证分析。蒋鹏(2025) [50]聚焦家电行业上市公司美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结合行业特征与企业实际经营状况，从偿债、营运、成长及盈利四个层面建立了财务绩效评价体系。

5.2.2. 环境绩效

现有研究认为企业开展绿色转型确定了其发展方向，通过自我约束和绿色人力资源管理等方式推动企业施行绿色设计、绿色采购、绿色制造、绿色营销和绿色回收的生产管理，实现对废水、废气等污染物的集中处理，推动企业实现可持续发展(赵春琳，2021) [51]。

企业绿色转型还可以改善环境绩效。余东升(2024) [52]的实证研究发现，ESG表现对企业环境绩效的提升效应在低环境规制强度、高信息透明度及大规模企业中更为显著。范伟杰(2020) [53]的研究发现，产业转型与企业环境绩效呈正相关。胡梦楚等(2022) [54]对火电企业进行了研究分析，发现火电企业进行绿色转型会给环境绩效带来正向的推动作用，并同时能够增强企业的盈利能力，将持续为企业带来良好收益。

5.2.3. 社会绩效

企业绿色转型对社会绩效的积极影响呈现多维度驱动趋势。研究表明，主动践行绿色转型的企业通过承担环境责任(王锋正等，2018) [55]，不仅能显著提升社会声誉和利益相关者认可度，还可通过绿色产品创新构建差异化竞争优势，这种创新行为在外部环境规制压力与市场竞争的协同驱动下，促使企业将环保理念融入核心价值链，进而转化为品牌价值提升和社会形象优化。朴秀婷和胡洋(2025) [56]实证检验了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对劳动收入份额的作用机制，发现绿色技术创新显著提升了劳动收入份额，表现出明确的“赋能效应”。绿色转型的社会价值实现具有动态强化特征：企业探索性学习能力在应对环境压力过程中被激活，通过技术迭代与市场响应能力的协同提升(郭丕斌等，2021) [57]，形成“压力–创新–价值”的正向循环，最终实现从合规性环保实践到战略性社会价值创造的转变。

6. 评述与展望

6.1. 评述

现有研究已初步构建企业绿色转型的理论框架，明确环境规制、市场压力等驱动因素与财务、环境、社会绩效的关联机制，但存在三方面局限：其一，研究视角多聚焦宏观战略或单一生产环节，缺乏对全流程转型路径的系统分析建构，尤其对绿色供应链整合、跨部门协同机制等关键问题探讨不足；其二，方法论上重统计推断轻案例分析，虽证实驱动因素与转型策略的关联性，但未深入揭示不同的驱动因素组合如何通过管理决策转化为具体的转型路径；其三，绩效评估体系缺乏将经济收益、生态效益与社会认同三者统一的综合分析。

6.2. 展望

未来研究需在三方面实现突破：一是基于价值创造理论构建企业全流程绿色转型路径模型，运用过程追溯法分析技术改造、组织变革与制度适配的动态协同机制；二是结合行业特性开展纵向案例研究，通过扎根理论提炼环境规制强度、消费者偏好等情境变量如何影响转型路径选择；三是开发多维度绩效评估工具，运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等方法，探究不同驱动情境下绿色创新、供应链重构等路径对财务、环境及社会绩效的差异化影响，并验证其是否存在行业异质性，从而为制定差异化转型战略提供理论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