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与建设数字中国的时代背景下，农村电子商务作为连接农业生产与现代化市场体系的重要纽带，正以前所未有的深度和广度重塑乡村产业发展格局。根据商务部统计数据显示，2024年全国农村网络零售额同比增长6.4%，其中农产品网络零售额增幅达15.8% [1]。这一持续快速增长的态势，充分展现了农村电商在推动乡村产业转型升级、促进农民增收致富方面的重要作用。
土地作为最基本的生产要素，在农村电商发展过程中扮演着不可或缺的基础性角色。从物理空间承载到资源价值实现，土地要素以其独特的多维属性为农村电商的发展提供了全方位的支撑。在传统农业向数字化农业转型的过程中，土地不仅继续承担着农产品生产的基础功能，更通过功能拓展和价值提升，为农村电商的创新发展和能级跃升提供了有利条件。这种要素支撑作用的有效发挥，对于构建现代化农村电商体系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纵观现有研究文献，学界对农村电商发展的探讨主要集中在三个维度：在技术应用层面，学者们重点关注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数字技术对农村电商运营效率的提升作用[2]-[4]；在商业模式层面，研究聚焦于平台经济、共享经济等新型业态在农村场域的创新实践[5] [6]；在政策支持层面，分析主要围绕增强基础设施建设、金融扶持、人才引进等政策工具对产业发展的促进作用[7] [8]。这些研究从不同角度丰富了对农村电商发展的认识，为实践探索提供了有益参考。然而，上述研究多将土地视为一种静态的、背景化的资源而忽略，其基础性的要素赋能角色未被充分激活和系统论述，土地要素作为农村地区最重要的资源禀赋，其优化配置对农村电商的可持续发展具有基础性、全局性影响，在数字经济快速发展的背景下，土地要素的功能定位和价值实现方式也在发生深刻变化，其与农村电商发展的内在关联机制值得深入探讨。本文研究正是在肯定前人关于技术、模式与政策研究价值的基础上，致力于弥补这一研究视角的欠缺，研究的创新之处在于，系统性地揭示土地要素从被动承载到主动赋能的多维路径，从而将农村电商发展的研究从技术、商业和政策层面，深化并锚定到最为基础性的生产要素层面。
基于以上认识，本文尝试构建一个系统的理论分析框架，深入探讨土地要素赋能农村电商发展的内在逻辑与实践路径。研究将重点阐释三个核心问题：首先，系统分析土地要素通过哪些具体路径和机制支撑农村电商发展；其次，全面评估这种赋能模式所产生的多维价值；最后，针对现实发展需求，提出优化土地要素配置等提升赋能效果的政策建议。本文旨在弥补现有研究视角的不足，为深化农村电商发展认识、优化相关政策设计提供一定参考。
2. 土地要素赋能农村电商发展的理论逻辑
土地要素对农村电商的赋能，并非单一维度的线性支持，而是一个多功能、多层次的系统性过程，它通过自身角色的转换与功能的深化，为农村电商的产业链、价值链和供应链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2.1. 作为“生产载体”：奠定产业化与标准化的供给基础
农村电商的核心构成部分是农产品的线上交易，其供给端的质量、稳定性与规模至关重要，而土地作为农业生产最基本的载体，其配置方式直接塑造了电商供给端的形态。
首先，土地经营权的有序流转为规模化经营提供了空间前提。传统小农经济下分散、细碎的土地承包经营模式，难以支撑电商对农产品“同品同质、稳定供应”的严苛要求，而“三权分置”改革的深化，尤其是土地经营权的健康流转，有效破解了这一难题，通过土地托管、股份合作、反租倒包等多元化流转形式，分散的土地资源得以集中连片，形成了适度规模的现代农业生产单元[9]。这种空间格局的重构，将碎片化的土地整合为标准化的“生产车间”，使得引入自动化灌溉、无人机植保、智慧农业传感器等先进技术成为可能，也为统一生产标准、实现全程机械化作业创造了条件[10]。
其次，稳定明晰的土地产权强化了品质控制的微观动力。土地产权的稳定性给予经营者长期的安全预期，这是驱动其进行“土地资本化”投入的关键心理基础。长期、有保障的土地经营权，让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敢于进行土壤改良、水利设施建设、有机生产方式转型等需要较长回报周期的长期性投资，这些投入可直接转化为农产品品质的提升，并通过电商平台的可视化展示(如产地直播、溯源二维码)和消费者评价，迅速转化为品牌信誉和市场溢价。在此逻辑下，土地不仅是生产要素，更是品质承诺的物质载体，支撑着电商模式下“品质–品牌–溢价”这一核心价值实现路径的顺畅运转。
2.2. 作为“设施基底”：承载数字化与现代化的流通网络
从田间地头到城市餐桌，多数农产品需要经历分级、包装、预冷、仓储、加工、运输等一系列复杂环节，而每一个环节都离不开相应的物理空间与设施作为支撑。
土地利用制度创新为流通设施建设提供了合法空间。农产品电商的供应链有其独特的空间需求，即各类设施必须尽可能靠近产地，以实现“最先一公里”的保鲜和减损。长期以来，严格的农用地用途管制，使得在农村地区建设仓储物流等设施面临合规性难题，而“深化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试点”等改革举措，为此打开了关键的政策窗口。这项改革允许符合规划的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与国有建设用地“同等入市”[11]，使得村集体和新型经营主体可以在集体建设用地上合法合规地建设产地仓、预冷库、分拣包装中心、冷链集散点等关键设施，能够有效破解长期困扰农村电商的“最初一公里”难题。
土地是数字基础设施落地的物理依托。如果说物流网络是农村电商的动脉，那么数字网络就是其神经系统，农村电商的信息流、商流、资金流均依赖于畅通的数字网络，无论是5G基站的选址建设，还是光纤网络的铺设入户，抑或是未来支撑农业大数据运算的边缘计算中心，都需要土地空间作为物理支撑。合理的土地规划与高效的用地审批，保障了农村地区网络覆盖的广度和深度，为直播带货、在线交易、数字管理等电商活动的顺利开展提供了基础网络条件。没有土地要素对这些新基建的有效承载，数字技术便如无根之木，农村电商亦将成为无源之水。
2.3. 作为“功能平台”：催生复合化与新业态的融合发展
随着消费升级和体验经济的兴起，农村电商的发展已超越了单纯的线上卖货，呈现出产业深度融合、功能高度复合的新趋势。土地要素以其多功能性和空间可塑性，为这种融合创新提供了重要平台。
一方面，“点状供地”、“复合用地”等灵活用地政策催生了田园综合体新模式。这些政策创新是对传统城乡二元土地制度的重大突破，承认并顺应了乡村产业发展的内在需求，它们打破了传统地块整体出让、单一用途的限制，允许在不改变地貌、不破坏生态的前提下，将建设用地指标“点状”布局在广阔的农林地块之中[12]。同一空间内可以兼具农业生产、农产加工、电商直播、仓储物流、休闲体验、科普教育等多种功能，催生了“前店后厂”式的直播基地、集采摘体验与线上销售于一体的智慧农场、融合电商与乡村旅游的农旅综合体等创新模式。从空间经济学的视角看，灵活的供地方式能有效降低产业链上下游环节的地理集中成本，促进生产要素在特定空间范围内的集聚，不仅可以实现基础设施共享与成本节约，还能通过知识外溢和协同创新，形成强大的规模效应与范围经济。
另一方面，农村闲置资源的盘活利用为电商创业提供了低成本空间，这不仅是经济行为，更是一种社会资源的再配置，有效降低了乡村振兴中“人”回归的门槛。随着城镇化进程，农村出现了大量闲置的宅基地和农房，宅基地“三权分置”改革的探索，为依法、自愿、有偿地盘活这些沉睡的资产开辟了道路[13]。通过租赁、合作等方式，农村闲置住宅可被改造为电商工作室、产品展示厅、民宿接待点、创意设计坊等，为返乡青年、电商创客提供了极具吸引力的低成本创业场所，成为吸引人才、技术、资本回流乡村的重要磁极。
2.4. 作为“信用资产”：激活金融化与资本投入的源头活水
资金短缺是制约农村电商主体发展壮大的普遍瓶颈。农村电商多为轻资产运营，缺乏传统金融机构认可的抵押物，导致金融机构可能因信息不对称而产生惜贷现象，而土地产权的明晰化和市场化，正在成为破解这一融资困局的有效途径。
首先，土地经营权的抵押融资功能为电商创业注入了启动资金和发展资本。在全面完成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登记颁证的基础上，土地经营权的权能更加完整、权属更加清晰，其作为一种可抵押、可担保的无形资产的金融属性日益凸显[14] [15]。从产权经济学的视角看，清晰且稳定的产权界定是降低交易成本、促进市场交易的关键，这份由国家背书的权利证书，成为一种强有力的信用凭证，有效降低了金融机构因产权模糊而产生的信息不对称与风险评估成本。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可以凭借合法获得的、价值稳定的土地经营权，向银行等金融机构申请抵押贷款，从而将沉睡的土地资源转化为“活”的资本。
其次，清晰稳定的土地产权增强了外部社会资本的投资信心。与追求短期债权收益的金融机构不同，社会资本往往进行的是长期的股权投资，其更看重投资标的的长期稳定性和资产安全性。对于有意投资农村电商产业的社会资本而言，一个稳定、清晰、受法律保护的土地使用权是其投资安全最重要的保障。明确的土地产权关系，通过构建一个可预期的、法治化的投资环境，极大地降低了因产权纠纷导致的“制度性交易成本”，为资本的进入和退出提供了明确的法律框架，发挥着“定心丸”的作用，吸引更多社会资本进入农村电商领域。
3. 土地要素赋能农村电商的时代价值
土地要素与农村电商的有机结合与良性互动，其意义远超经济层面，正从经济、社会、治理等多个维度，深刻地重塑着乡村发展的整体格局，彰显出非凡的时代价值。
3.1. 经济价值：驱动产业振兴与农民增收
在传统农业社会，土地的价值主要通过单一的农作物产出来实现，价值创造的渠道狭窄且链条短，而在电商赋能的背景下，经过优化配置的土地，成为了一个多元价值创造的平台。一方面，通过规模化经营提升效率、通过功能复合和产业融合提升附加值，单位土地面积的综合产出价值得以迅猛提升，实现了农业价值链的根本性延展，从过去只在生产环节获益，延伸至加工、品牌、营销、服务等高附加值环节。另一方面，农民与土地的联结方式也发生了深刻变革，部分农民不再仅仅是土地的耕作者，可以通过土地流转、入股分红、就近务工、参与电商运营等多种形式，分享到产业链各环节的增值收益[16] [17]，收入结构从单一的农业收入，转变为“租金 + 薪金 + 股金”的多元复合型收入，增收渠道更加稳定。这种变革能让农民从单纯的要素提供者，转变为产业发展的参与者和受益者，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微观基础。
3.2. 社会价值：促进城乡融合与乡村复兴
土地承载的农村电商新业态，正在成为重塑城乡关系、促进乡村社会复兴的强大动力。首先，农村电商的发展打破了城乡之间长久以来的信息壁垒和市场壁垒，使得乡村的特色产品、生态价值和文化资源能够通过数字渠道直达城市消费市场，拉近了城乡之间的经济与心理距离，让乡村不再是城市的被动附属，而是一个能够主动输出独特价值的、充满活力的经济空间。更重要的是，土地承载的电商创业机会与富有吸引力的田园生活方式，正在创造一种强大的逆向吸引力，有效促进了人才、知识、资本等高端要素向乡村回流，一批懂技术、会经营、有情怀的“新农人”返乡创业，不仅带来了先进的理念、技术和商业模式，也深刻改变了乡村的人口结构和精神风貌[18]。回归的青年人才成为乡村社区的活力因子，他们不仅是电商经营者，更是乡村公共事务的积极参与者，成为推动乡村全面振兴不可或缺的中坚力量。
3.3. 治理价值：推动乡村治理体系的现代化
电商与土地的深度互动，在微观层面正有力地推动着乡村治理体系的现代化转型。其一，土地流转、电商经营、股权合作等一系列市场化行为，本质上是建立在明晰的产权和规范的契约之上的，这些经济活动在乡村的普及，客观上要求一个更加规范、透明、法治化的制度环境，从而倒逼村级组织转变治理观念，从传统的熟人社会经验管理，转向更加注重规则、程序和契约精神的法治化、规范化治理。其二，伴随土地规模化经营而成长起来的家庭农场、农民专业合作社、农业企业等新型经营主体，逐渐成为乡村社会中举足轻重的新生力量，它们改变了传统乡村以原子化小农为主体的治理微观基础，培育了多元共治的新格局，这些主体在参与市场竞争和电商发展过程中，会主动要求清晰的产权界定、公平的市场环境和高效的公共服务，从而成为推动基层政府职能转变和治理能力提升的内生压力，构成现代乡村治理不可或缺的社会资本。
4. 当前困境与未来优化路径
尽管土地要素赋能农村电商已展现出巨大潜力与显著成效，但在实践探索过程中，仍然存在一些现实困境，需系统性优化。
4.1. 现实困境剖析
其一，用地保障的制度性短缺与政策性错配并存。当前面临的首要困境，源于现行土地管理制度与农村新业态发展需求之间的结构性矛盾，大量土地管理领域的研究指出，我国长期以来实行的城乡二元土地制度以及“增减挂钩”的建设用地指标分配模式，客观上导致了优质指标向城市倾斜，而乡村产业发展则长期面临指标不足的制度性短缺[19]-[21]。同时，严格的农地用途管制，使得农村电商所需的仓储、加工、分拣、直播等融合性设施用地在选址上常常面临合规性风险[22] [23]。尽管近年来国家层面推出了“点状供地”等创新政策，但部分研究指出，这些政策在地方层面仍面临缺少法律支撑、操作流程复杂、规划衔接困难等实践难题，使得好政策的落地效果大打折扣[24]。这种双重约束，直接导致电商主体用地成本高昂、投资预期不稳，严重抑制了产业的规模化扩张与升级。
其二，要素市场的分割壁垒与高昂交易成本突出。土地要素的有效赋能，依赖于其与资本、人才、技术等其他生产要素的顺畅结合，然而，关于要素市场化的研究普遍认为，我国城乡之间、区域之间的要素市场仍存在明显的分割壁垒[25] [26]。在农村内部，土地资源信息、资本需求信息、人才供给信息分散在不同主体和平台，形成了信息孤岛，这直接导致了高昂的交易成本，新制度经济学理论早已揭示，过高的交易成本是市场失灵和资源错配的重要诱因[27]，具体表现为：一方面，大量农村闲置宅基地、闲置农房和低效利用的集体建设用地资源沉睡，另一方面，返乡创业的电商人才难以找到合适的、低成本的创业空间；资本方有意投资，却因缺乏可靠的项目信息和资产评估渠道而犹豫不前。此类因市场不完善导致的要素供需错配，极大降低了整体资源配置效率。
其三，利益联结机制的单一固化与增值收益分配不公。土地要素与电商产业结合所产生的增值收益，能否公平地惠及广大农民，是决定该赋能模式能否可持续的关键。历年的中央一号文件都反复强调要“完善利益联结机制”、“让农民更多分享产业增值收益”，这本身就说明了当前利益分配中存在着普遍性问题。相关研究表明，在“资本下乡”过程中，若缺乏有效的制度设计和集体组织的协调保护，普通农户在与资本方的博弈中常处于弱势地位[28]。当前最普遍的土地流转模式仍是“一次性付租”的简单租赁关系，这种单一固化的机制将农民排斥在产业链的价值分配环节之外，使其沦为单纯的“食租者”或低端劳动力，无法分享品牌溢价、加工增值等后续收益，该分配格局不仅影响农民的长期增收，长远看还可能引发社会矛盾，侵蚀产业发展的社会基础。
4.2. 系统性优化路径
针对上述现实困境，须坚持问题导向和系统思维，可从制度创新、平台建设、规划引领和机制完善四个方面协同发力，本文构建系统性的优化路径如下：
破解制度性短缺与政策性错配问题，应在坚守耕地红线和生态红线的前提下，深化土地管理制度改革。建议在国家层面出台专门针对农村新产业新业态的用地指导意见，推行更为灵活的“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用地负面清单”管理，清单之外的用地类型在符合规划的前提下简化审批。同时，完善并推广“点状供地”等政策的实施细则，明确供地标准、流程与监管责任，加强对基层干部的培训，确保创新政策能落地、见实效。此外，应探索建立县域内的农村存量建设用地和闲置宅基地“指标池”，允许其通过市场化手段在乡镇、村集体之间流转和再配置，优先满足农村内部的产业发展需求。
针对要素市场的分割壁垒和高昂的交易成本，应运用数字化手段，以县域为单位建设“农村产权与要素流转数字平台”。该平台运用地理信息系统、大数据等技术，将闲置土地、农房、厂房等存量资源信息，以及资本、人才、技术的需求信息进行整合、评估和可视化展示，形成“要素一张图”，为供需双方提供智能匹配和精准推送服务。在此基础上，大力发展“共享仓储”、“共享工厂”等模式，提高存量设施的利用效率。平台还应嵌入法律、金融、评估等专业服务，为交易双方提供一站式、标准化的服务，从而显著降低信息不对称，减少要素流转的制度性交易成本。
应对农村电商设施分散、布局无序的问题，必须强化国土空间规划的战略引领作用。应将农村电商及其配套产业的发展，作为县、乡级国土空间规划的重要专项内容，结合各地的资源禀赋与产业基础，科学划定“农村电商融合发展区”或“特色农产品加工物流园”，在空间上有序引导生产、加工、物流、研发、销售等产业链上下游环节的集聚，形成规模效应和协同效应。在规划的产业集聚区内，优先保障用地指标，完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配套，着力打造产业生态完善、要素流动顺畅的农村电商发展高地。
解决增值收益分配不公的问题，须引导和鼓励构建多元化、深层次的利益联结机制。在合适的背景条件下，大力推广“土地经营权入股 + 保底收益 + 按股分红”模式，让农民以土地为资本，转变为产业链的股东，长期分享产业发展的增值收益；探索发展“订单农业 + 土地托管 + 二次返利”模式，由电商企业提供市场订单，合作社负责统一生产，农户在获得基础收益上，还能根据最终销售利润获得二次分红。同时，必须强化村集体经济组织在土地流转、产业合作中的监督、协调和谈判作用，确保合同条款的公平性，保障普通农户，特别是弱势群体的合法权益，构建起真正的“风险共担、利益共享”发展共同体。
5. 结论与展望
本文通过构建“要素–功能–价值”的分析框架，系统地揭示了土地要素作为生产载体、设施基底、功能平台和信用资产，通过四大路径全方位赋能农村电商发展的内在逻辑，并阐明了此种赋能模式在驱动产业振兴、促进城乡融合、优化乡村治理等方面的深刻时代价值。研究指出，土地要素并非农村电商发展的被动背景，而是具有多维功能的主动赋能者，同时，深化土地制度改革，优化要素配置等优化路径是应对当前农村电商发展困境、激发其内生潜力的有效举措。
作为宏观层面的理论探析，本文所分析的具体赋能机制与效果，在不同区域、不同产业背景下可能存在显著差异，这有待未来通过更深入的实证研究进行检验。例如，针对不同区域的主导产业类型，未来研究可聚焦于比较不同土地流转模式对电商品牌孵化效率的影响，并结合不同地区的政策试点实践，量化评估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政策对降低电商物流成本的具体贡献。更进一步，还可以探讨在土地要素赋能过程中，如何平衡经济效率与社会公平，如何防范“资本下乡”可能带来的风险，以及如何构建一个既能激发市场活力又能保障农民基本权益的综合性制度体系。
展望未来，在乡村振兴与数字中国两大战略的持续推动下，土地要素与农村电商的融合必将向更深层次、更广领域迈进。随着数字孪生、人工智能等前沿技术在农业农村领域的应用，土地的利用方式、管理模式和价值形态将可能发生新的革命性变化。通过持续不懈的制度创新与实践探索，将土地这一最古老的生产要素，与农村电商这一最新锐的发展动能更紧密地结合起来，必将为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和城乡融合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强劲动力，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实现共同富裕提供更为坚实的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