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近年来，我国人口发展呈现出前所未有的新态势，生育率持续走低已成为关系国家长远发展的基础性挑战。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过去十年间我国人口年均增长率仅为0.53%，相较于第六次人口普查下降了0.04个百分点，人口继续保持低速增长态势。这一趋势在经济发达、城镇化水平高的地区表现得尤为明显。面对这一严峻形势，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关于人口发展的重要批示中明确指出：“人口问题是关系中华民族发展的基础性、全局性、战略性问题，要减轻群众生育、养育、教育负担，实施好三孩生育政策。”这一指示标志着完善生育支持政策体系已成为国家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
为应对人口转变挑战，我国生育政策经历了从严格控制到逐步鼓励的演变历程，先后实施了单独二孩、全面二孩及全面三孩政策。但从实际效果看，政策调整并未带来预期的生育率回升。数据显示，政策放宽后全国的出生人口数量在短暂反弹后再度进入下降通道，表明单一生育数量限制的解除难以从根本上扭转低生育率趋势。这种现象背后折射出一个关键问题：传统的以“放开数量限制”为主导的生育政策框架已不能完全适应新时期人口发展的内在规律，亟需向更加精细化、多维度的支持体系转型。
江苏省政府于2023年出台了《关于完善和落实生育支持政策的若干措施》，提出要“完善生育支持政策体系，降低生育、养育、教育成本”。扬州市作为江苏省的重要区域中心城市，积极响应中央和省级政策导向，推出了一系列具有地方特色的生育支持措施。从2021年开始，扬州大力发展普惠托育，扩大托育服务供给，提升普惠托育质效；积极推进“一街道一乡镇一普惠”，建设一批百姓上得起的普惠托育机构，真正做到“幼有所育”。2024年以来，扬州市进一步加大了生育支持力度，包括提高生育津贴标准、延长产假、增加育儿假等措施，试图通过多种途径减轻家庭的生育负担。
然而，现有政策在设计与实施过程中仍存在一定的局限性。目前的生育支持政策多以“均质化家庭”为假设前提，重在通过提供经济补助或弥补开支来刺激家庭生育意愿，缺乏对不同收入群体异质性需求的精准识别。实际上，家庭在生育决策中考虑的因素极为复杂，涉及到个人发展、家庭关系、社会环境等多个方面，收入水平的提高并不一定会直接转化为生育意愿的增加。
在此背景下，本研究选择扬州市区作为调查区域，聚焦于收入与生育决策的异质性关系，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扬州作为长三角地区的重要城市，经济发展水平较高，人口结构完整，正面临着城镇化深化期的人口挑战，对同类城市具有典型性与代表性。本研究将通过科学抽样的问卷调查和深度访谈，收集扬州市区适龄人群的微观数据，重点考察经济激励与服务支持两类政策工具在不同收入群体中的预期效果差异，探索影响家庭生育决策的多重机制。
本研究期望通过实证调查，为优化生育支持政策提供三方面的贡献：一是揭示收入水平与生育决策之间的异质性关系及其内在机制；二是评估不同类型生育支持政策在不同收入群体中的预期效果差异；三是提出差异化、精准化的政策建议，推动生育支持政策从“一刀切”向“分类施策”转变，为构建生育友好型社会提供学术支持和政策参考。
2. 文献综述
2.1. 理论演进：从抑制到促进的认知转向
经典人口经济学理论，如贝克尔的“孩子质量–数量替代”模型，为收入与生育的负相关关系提供了强有力的解释框架。然而，随着全球范围内U型生育曲线的发现以及中国“政策–成本”双重压力下生育图景的演变，学界开始反思并修正这一经典认知。
一方面，大量研究证实了收入抑制效应的存在，但其机制已从单纯的“质量–数量”权衡，深化为对生育机会成本和收入不确定性的考量。袁益与张力(2021)利用机器学习方法，精准识别了女性生育机会成本的异质性，发现对于高学历、高收入的职业女性而言，其收入水平越高，因生育而牺牲的职业发展代价就越大，从而强烈抑制其生育意愿[1]。盛紫涵(2024)的研究进一步指出，不仅仅是收入水平，收入不确定性对多孩生育意愿有着显著的负面影响[2]。在经济预期不稳的背景下，即使当前收入尚可，家庭也会出于避险动机而推迟或放弃生育决策。于欣晔、冯永琦(2023)则从家庭负债角度切入，揭示了“生育成本”的现实压力，当家庭收入增长被高额负债(尤其是房贷)所侵蚀时，收入对生育的正面效应将难以显现[3]。
另一方面，支持收入正向促进作用的证据也在积累。王志华等人(2024)的研究发现，收入差距对生育意愿的影响是双重的，但对中高收入群体而言，其收入优势能够有效缓解生育的经济约束，从而可能表现出更强的生育能力[4]。姜茂敏(2024)在宏观层面分析生育率驱动因素时也暗示，当收入增长足以覆盖并超越生育成本时，其促进效应可能占据主导[5]。这些研究为本论文的核心假设“收入与生育决策正相关”提供了部分支持，但均强调这种正相关是有条件的。
2.2. 异质性的多维呈现
2.2.1. 家庭特征异质性与假设
假设中指出收入效应因家庭特征而异，且存在“阈值效应”。
收入分层与“阈值效应”：陈航(2024)对中国城乡家庭的研究明确揭示了资产和收入水平的非线性影响[6]。研究发现，只有当家庭财富积累到一定程度，才能显著提升生育二孩及以上的概率。对于低收入家庭，满足基本生活需求已是挑战，收入增长对生育的边际效应很低；而高收入家庭则能从容应对生育带来的经济压力，甚至通过购买市场服务(如育儿嫂、私立教育)来抵消时间成本，从而使收入的正向效应得以释放。
2.2.2. 代际背景与独生子女家庭的特殊性
独生子女结合家庭的生育决策一直是学界关注的重点议题，相关研究形成了两类对立观点。一类观点认为独生子女结合家庭的生育意愿更高。余媛媛(2024)在探讨政策宽松激励时，明确强调代际支持的关键作用[7]。独生子女结合家庭中，双方父母无其他子女分散资源，能够为小家庭提供更集中的经济资助、育儿照料等支持，这种“双向代际支持”模式可显著降低生育的直接成本与时间成本，进而激励家庭生育多孩，以维系家族血缘延续。梁嘉宁(2023)的家庭生育研究也证实，代际互动频率与支持力度正向影响生育决策，独生子女家庭的代际支持优势可能转化为生育动力[8]。此外，部分研究指出，独生子女群体成长过程中缺乏兄弟姐妹陪伴，更易产生对家庭人口规模的向往，这种主观诉求可能促使其在组建家庭后倾向于生育更多子女。
另一类观点则认为独生子女结合家庭生育意愿更低。杨娟等人的研究表明，这类家庭面临“4-2-1”的家庭结构，未来需承担双方四位老人的养老责任，养老压力的预期会显著抑制生育决策[9]。同时，独生子女在成长过程中形成的“自我中心”思维模式与生活习惯，可能使其更注重个人生活品质与发展空间，生育多孩带来的精力分散、生活质量下降等问题，会降低其生育意愿。还有研究指出，独生子女父母的生育观念具有代际传递性，其自身经历的“少生”政策环境与“精养”育儿模式，会对子女的生育决策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导致独生子女结合家庭更倾向于少生。
现有研究尚未形成统一结论，且多基于全国性样本或特定区域宏观数据，缺乏针对二三线城市独生子女结合家庭生育决策的精细化分析，这为本研究提供了探索空间。
2.2.3. 影响机制的其他关键因素
本研究还提出三个关键因素“受教育水平、家庭女性收入占比、家庭氛围开放”，同样是理解异质性机制的核心。
受教育水平：这是一个具有双重作用的变量。蒋靖雯(2024)的研究清晰地展示了教育在生育与工资关系中的异质性[10]。高教育通常伴随高收入和高机会成本，对女性生育的抑制效应明显(肖琴，王婷，2022) [11]。然而，高教育也往往意味着更科学的育儿观念和更强的资源获取能力，这可能在一定收入基础上转化为生育优势。
家庭女性收入占比(夫妻相对收入)：钟琼瑶(2024) [12]和郑璐璐(2023) [13]的论文均聚焦于此。他们的研究发现，妻子相对收入的提高，通常会挑战传统的性别角色分工，如果丈夫未能分担更多的家务育儿责任，则可能引发家庭内部博弈，从而抑制生育(“bargaining power”效应)。这与邓禧嘉、胡新艳(2025)提出的“收入抑制”效应相呼应，即女性经济地位的提升，若与传统性别角色观念冲突，会对生育产生抑制作用[14]。然而，若夫妻关系平等、共担育儿责任，女性收入占比高的正向经济贡献则会凸显。
家庭氛围开放程度：在文献中，这一概念常被操作化为“性别角色观念”或“家庭价值观”。邓禧嘉、胡新艳(2025)的论文标题直接点明了“性别角色观念的双重效应”[13]，即平等的性别观念既能通过激励男性参与育儿而促进生育(生育激励)，也可能因强化女性的自主权而抑制生育(收入抑制)。胡英慧(2025)从家庭视角出发的研究，也必然涉及家庭内部沟通、决策模式等“氛围”因素[15]。一个开放、平等的家庭氛围，有助于夫妻就生育、育儿分工达成共识，从而可能成为收入正向效应实现的“润滑剂”。
2.3. 对以上综述的评价
综上所述，现有文献为本论文假设提供了坚实且多元的理论与实证基础。研究趋势已从争论“促进还是抑制”转向深入剖析“在何种条件下，对何种群体产生何种影响”。这为本研究定位提供了清晰的方向。
然而，现有研究仍存在以下可拓展之处：
1) 地域聚焦不足：多数研究基于全国性样本或省级数据，其结论是宏观平均化的，无法精准反映扬州这类生活成本适中、文化底蕴深厚、正处于发展中的二三线城市的独特生态。
2) 异质性维度有待整合：现有研究多从单一维度(如性别、城乡)切入，缺乏将收入层级、代际背景、性别观念、夫妻权力结构等多个异质性维度置于同一分析框架下的整合研究。
3) 对“独生子女结合家庭”这一关键群体的忽视：这一群体是中国特色独生子女政策的产物，其生育决策蕴含着独特的代际动力学，但尚未得到学界的充分关注和实证检验。
本论文恰恰填补了以上空白。不仅是对现有理论的检验，更是在中国特定城市语境下，对收入与生育关系进行的一次精细化、立体化的探索。
3.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本研究聚焦扬州市20~40岁女性群体，核心目标是探究收入与生育决策间是否存在显著相关性，并进一步揭示二者呈现相关或无相关关系的内在成因，同时识别对这一关系具有显著影响的调节变量，为优化生育政策提供依据。
以下将基于贝克尔家庭经济学理论、社会分层理论、社会支持理论三大框架，结合扬州2011年到2023年扬州出生率的变化和“70.3%受访者倾向生育0~1孩”的现实特征，拆解理论与假设的对应逻辑：一方面明确各理论对生育决策的作用机制，另一方面推导具体研究假设，确保理论支撑与研究问题高度契合。
3.1. 理论分析
3.1.1. 贝克尔家庭经济学理论
家庭是理性决策单位，通过资源配置最大化效用，生育决策是收入、时间成本、子女质量与数量权衡的结果。通过贝克尔家庭经济学理论，我们可以把生育行为看作对人的生命生产行为，因为随着家庭收入的提高，家庭对孩子的人力资本的投入需求会增加更多，结果是家庭会减少对孩子数目的需求，而增加对每一个孩子的人力资本的投入[16]。值得注意的是，这一“质量–数量”替代效应的经典逻辑，在现代中国社会尤其是生活压力相对较小的二三线城市，可能因“高昂的单一子女精英化教育成本”发生变异，即教育成本的刚性约束可能使收入水平不再成为该替代效应的主导因素。
3.1.2. 社会分层理论
社会分层理论的核心观点是社会分层(如教育、收入、家庭结构)导致行为模式差异，生育决策受阶层特征影响，不同社会分层的个体对于生育孩子所产生的成本和效用的判断存在着很大的主观差异[17]。
3.1.3. 社会支持理论
社会支持理论是一种关于社会关系如何塑造个体生活、影响健康和适应的理论。它关注个体在社会关系网络中获得的支持，包括情感上的理解、信息支持、实质性的援助和社交互动。我们在假设中认为家庭、社区等外部支持可以缓解育儿压力，促进生育决策[18]。
3.2. 研究假设
基于以上理论，本文得出以下三个假设：
1) 假设H1：收入与生育决策之间可能存在负相关关系。依据贝克尔家庭经济学理论，生育决策是家庭资源配置的结果，收入提升会增强家庭对子女人力资本投入的能力与意愿。在“精英化教育”成为普遍诉求的背景下，家庭倾向于将更多资源投入到少数子女的质量提升上，而非数量扩张，进而可能导致收入与生育决策呈现负相关。同时，收入提升往往伴随生育机会成本的增加，高收入群体尤其是职业女性，可能因生育面临更大的职业发展损失，从而抑制生育意愿。
2) 假设H2：同等收入条件下，独生子女结合家庭可能生育率更高。基于社会分层理论，家庭代际结构作为重要的阶层特征之一，会影响生育决策的成本与效用判断。独生子女结合家庭可获得双方父母更集中的经济支持与育儿照料，降低生育的直接成本与时间成本，提升生育的效用感知；同时，独生子女群体成长过程中对兄弟姐妹陪伴的需求，可能转化为生育多孩的意愿，因此在同等收入条件下，其生育率可能更高。
3) 假设H3：影响收入与生育决策关系的因素有受教育水平、教育费用、家庭女性收入占比、家庭氛围开放等。结合三大理论，受教育水平通过影响收入水平与生育机会成本，调节收入与生育决策的关系；教育费用作为生育成本的核心组成部分，强化或弱化收入对生育决策的约束作用；家庭女性收入占比影响家庭内部权力结构与育儿分工模式，进而调节收入与生育决策的关联；家庭氛围开放程度影响夫妻育儿责任分担与生育观念，间接作用于收入与生育决策的关系。
4. 数据分析
本次研究的调查对象主要为在扬州市区的年龄在20~40岁的女性，旨在探究收入与生育决策间是否存在显著相关性，并进一步揭示二者呈现相关或无相关关系的内在成因，同时识别对这一关系具有显著影响的调节变量，进而改进目前的生育政策，提高政府激励的针对性和效果。本次调查共收集了202份问卷，经过筛选保留有效问卷174份。
4.1. 样本人口统计学特征
在年龄分布上，20~25岁32人占比18.4%，26~30岁68人，占比39.1%，31~35岁51人占比29.3%，36~40岁23人占比13.2%，人口普查数据上没有详细的人口数据信息，但结合七普数据及年龄分组逻辑，20~40岁女性的总量估算约65~70万人，占全市女性总人口的28.7%~30.9%，其中25~34岁女性约35~40万人，占20~40岁女性的53.8%~57.1%，与普查数据趋势一致。
受教育水平方面，高中及以下占比12.1%，大专45人占比25.9%，本科92人占比52.9%，硕士及以上16人占比9.2%；普查数据中市区女性本科及以上学历占比48.7%，样本中为62.1%，略高于普查数据，这可能与问卷填写群体的参与意愿相关，但整体符合城市人口教育水平特征。
家庭年收入上，10万元及以下38人，占比21.8%，10~20万元65人占比37.4%，20~30万元47人占比27.0%，30万元及以上24人占比13.8%；普查数据中市区家庭年均收入中位数约18万元，样本中10~30万元收入群体占比64.4%，与中位数水平匹配，收入分布呈正态分布，具有代表性。
综合上述内容可以表明，样本在核心人口统计学特征上与扬州市区普查数据高度契合，能够反映研究对象的整体情况，样本代表性良好。
4.2. 信效度检验
4.2.1. 信度检验
信度检验旨在评估问卷设计的稳定性和一致性，确保测量结果的可靠性。在本次调查中，团队采用Cronbach Alpha系数对问卷各维度进行信度分析，Cronbach Alpha系数反映了问卷内部各题项之间的内在一致性。一般而言，信度系数越高，说明问卷的测量结果越可靠，能够真实反映被测特征。
根据表1的数据可以看出，克隆巴赫值为0.883，高于0.70，表明问卷在这些维度上的内部一致性较强，测量的结果较为可信。
Table 1. Reliability test
表1. 信度检验
克隆巴赫Alpha |
基于标准化项的克隆巴赫Alpha |
项数 |
0.883 |
0.883 |
6 |
4.2.2. 效度检验
效度检验主要用于评估问卷是否有效地测量了预期的研究内容，确保问卷测量的是所设定的变量。根据表2的数据可以看出，KMO值为0.872，数据较高，且显著性小于0.05，说明问卷的数据适合进行因子分析，测量的效度越高。
Table 2. Validity test
表2. 效度检验
KMO和巴特利特检验 |
KMO取样适切性量数 |
0.872 |
巴特利特球形度检验 |
近似卡方 |
510.860 |
自由度 |
21 |
显著性 |
0.000 |
4.3. 假设验证
1) 假设H1：收入与生育决策关系是负相关的。
采用线性回归的方法检验收入与生育之间的关系，根据表3数据显示，显著性大于0.05，说明二者之间没有较强的相关性，即收入无法影响生育决策。这与本文假设相悖，但调查扬州近年来的人口出生率发现，见表4可知，从2017年开始扬州市的生育率一直呈下降趋势，而扬州市在2017年之后经济一直保持较为稳定的水平，这侧面说明了扬州收入与生育之间呈现弱关联。
Table 3. Linear regression analysis
表3. 线性回归分析
系数a |
模型 |
未标准化系数 |
标准化系数Beta |
t |
显著性 |
共线性统计 |
|
|
B |
标准错误 |
容差 |
VIF |
1 |
(常量) |
2.058 |
0.159 |
|
12.925 |
0.000 |
|
|
|
家庭年收入 |
0.023 |
0.079 |
0.022 |
0.290 |
0.772 |
1.000 |
1.000 |
Table 4. Yangzhou’s population birth rate (2011~2023)
表4. 2011~2023年扬州人口出生率
年份 |
户籍人口出生率_市辖区(‰) |
年份 |
户籍人口出生率_市辖区(‰) |
2011 |
8.28 |
2018 |
7.92 |
2012 |
8.86 |
2019 |
6.51 |
2013 |
8.76 |
2020 |
6.57 |
2014 |
8.89 |
2021 |
4.45 |
2015 |
8.85 |
2022 |
4.02 |
2016 |
8.62 |
2023 |
3.72 |
2017 |
12.16 |
|
|
2) 假设H2：同等收入条件下，独生子女结合家庭可能生育率更高。
根据表5结果显示，所有统计检验的p值均大于0.05，这表明在同等收入条件下，独生子女家庭组合未能对生育情况产生显著影响。综合各收入层次的分层分析结果可见，无论是低收入、中收入还是高收入群体，均缺乏足够统计证据证明独生子女家庭情况与计划生育孩子数量之间存在关联性。
进一步观察生育选择的分布特征发现，无论家庭是否为独生子女组合，选择生育1个孩子的受访者均占比最高。这一现象的形成可从历史政策惯性与扬州地方生活特质两方面追溯根源：一方面，受我国过往长期施行的计划生育政策影响，扬州市在政策执行阶段对“少生”要求的落实力度较强，不仅直接推动了当时生育数量的减少，更在代际间形成了“少生优育”的集体生育记忆，这种观念即便在政策调整后仍对扬州人的生育决策产生深远影响；另一方面，扬州本地生活节奏以悠闲、舒缓为典型特质，居民对现有生活平衡的重视度较高，而生育多个孩子往往意味着需要投入更多时间、精力与经济成本，可能打破当前稳定的生活节奏与资源分配平衡。双重因素叠加下，最终呈现出“无论家庭是否为独生子女组合、处于何种收入层次，选择生育1个孩子的倾向均较为突出”的特征，也进一步印证了独生子女家庭情况并非影响扬州人生育决策的关键变量。社会分层理论强调社会分层导致行为模式差异，生育决策受阶层特征影响。本研究中，同等收入条件下独生子女结合家庭与非独生子女结合家庭的生育意愿无显著差异，这一结果部分支持了社会分层理论中阶层特征对生育决策的影响并非绝对的观点。计划生育政策形成的“少生优育”观念与扬州本地生活节奏特征，共同弱化了家庭代际结构这一阶层特征对生育决策的影响。这表明，在社会政策和文化环境的共同作用下，社会分层对生育决策的影响可能被削弱或改变，提示我们在分析生育决策时需要综合考虑多种因素的交互作用。
Table 5. Relationship between only child status and fertility number under different income conditions
表5. 各收入条件下独生子女情况与生育数量的关系
收入层次 |
卡方值 |
p |
1 |
0.47 |
1.0 |
2 |
2.84 |
0.83 |
3 |
6.23 |
0.4 |
4 |
7.29 |
0.29 |
3) 假设H3：影响收入与生育决策关系的因素有受教育水平、教育费用、家庭女性收入占比、家庭氛围开放等。
根据表6数据可以看出，p值小于0.05且|t|值大于1.96的是祖辈育儿的经济支持力度、对政策了解情况和子女教育费用，其中祖辈育儿经济支持力度与生育孩子数量之间呈现正相关，这是因为祖辈的经济支持力度可减少对生育的顾虑，为家庭的生育决策提供保障，这也导致经济支持力度越大，生育孩子数量越多；对政策了解程度越高的人生育孩子的数量越少，这可能是因为对政府政策了解越多的人考虑的方面也越多，顾虑也越多，生育决策通常会经过较多的思考之后才做出，这也导致了对政策的了解程度与生育政策呈现负相关；社会支持理论关注个体在社会关系网络中获得的支持对生活、健康和适应的影响。本研究发现祖辈育儿经济支持力度和生育政策了解度是影响生育决策的关键调节因素。祖辈的经济支持能直接缓解生育压力，促进家庭生育决策；而对政策了解越深入的群体，生育决策越谨慎，这反映出社会支持在生育决策中的重要作用。这与社会支持理论中外部支持可以缓解个体压力、促进积极行为的观点相吻合。子女教育费用越高生育孩子数量越少，进一步统计显示，在受访扬州群体中，选择生育0个或1个孩子的比例达70.3%，这一数据背后折射出当地鲜明的养育特征——家庭对子女的教育投入呈现“集中化”倾向，普遍奉行“精英教育”理念，无论是课外辅导、兴趣培养还是升学规划等方面，均愿意投入更多资源。而以教育投入为核心的养育成本居高不下，直接推高了家庭生育的经济与精力负担，也使得扬州受访者在生育决策上更为谨慎，倾向于通过控制生育数量来保障现有子女的教育质量，避免因生育多孩导致资源分散，最终形成“高教育成本→谨慎生育→少孩倾向”的决策逻辑闭环。结合贝克尔家庭经济学理论来看，这一结果恰好印证了“质量–数量”替代效应在二三线城市的变异特征——扬州作为生活压力相对较小的城市，家庭对子女的“精英化教育”投入已成为刚性需求，无论收入高低，教育费用的高使得家庭普遍选择“少生优育”，收入水平不再能主导“质量–数量”的替代选择，最终导致收入与生育决策无显著关联。
Table 6. Regression analysis results
表6. 回归分析结果
系数a |
模型 |
未标准化系数
B |
标准错误 |
标准化系数 Beta |
t |
显著性 |
B的95.0%置信区间 |
|
|
下限 |
上限 |
1 |
(常量) |
1.908 |
0.437 |
|
4.363 |
0.000 |
1.045 |
2.771 |
|
学历情况 |
−0.007 |
0.108 |
−0.005 |
−0.063 |
0.950 |
−0.220 |
0.206 |
|
家庭年收入 |
0.036 |
0.077 |
0.035 |
0.462 |
0.644 |
−0.117 |
0.188 |
|
女性收入占比 |
0.024 |
0.070 |
0.026 |
0.349 |
0.727 |
−0.113 |
0.162 |
|
祖辈育儿日常
照顾频率 |
−0.123 |
0.083 |
−0.154 |
−1.490 |
0.138 |
−0.286 |
0.040 |
|
独生子女情况 |
0.161 |
0.131 |
0.103 |
1.232 |
0.219 |
−0.097 |
0.419 |
|
经济支持力度 |
0.175 |
0.088 |
0.219 |
1.994 |
0.048 |
0.002 |
0.348 |
|
生育压力 |
−0.011 |
0.079 |
−0.014 |
−0.136 |
0.892 |
−0.166 |
0.145 |
|
多子多福 |
−0.046 |
0.086 |
−0.060 |
−0.529 |
0.598 |
−0.216 |
0.125 |
|
回归家庭 |
0.110 |
0.083 |
0.146 |
1.328 |
0.186 |
−0.054 |
0.274 |
|
生育支持政策 |
−0.182 |
0.094 |
−0.200 |
−1.965 |
0.05 |
−0.369 |
0.004 |
|
教育费用 |
−0.203 |
0.091 |
−0.235 |
−2.231 |
0.031 |
−0.385 |
−0.021 |
a 因变量：4. 您计划生育几个孩子? |
5. 结论、局限性与展望
5.1. 研究结论
本文探索了扬州市区20~40岁女性探讨收入与生育关系的异质性，得出以下结论：
1) 收入与生育意愿无显著关联，扬州市区生育率自2017年起持续下降，这一趋势与同期稳定的经济发展水平形成呼应，印证二三线城市收入对生育决策的弱影响特征。
2) 同等收入条件下，独生子女结合家庭与非独生子女结合家庭的生育意愿无显著差异，计划生育政策形成的“少生优育”观念与扬州本地生活节奏特征，共同弱化了家庭代际结构对生育决策的影响。
3) 教育费用、祖辈育儿经济支持力度和生育政策了解度是影响生育决策的关键调节变量，教育费用高强化少孩倾向，祖辈经济支持缓解生育压力，政策了解度深化则使生育决策更趋谨慎。
5.2. 理论贡献
本研究验证了贝克尔家庭经济学理论在二三线城市的变异特征，即“精英化教育”成本的刚性约束使收入不再主导“质量–数量”替代选择；同时拓展了社会分层理论的应用场景，揭示社会政策与地方文化可弱化家庭代际结构这一阶层特征对生育决策的影响；此外，补充了独生子女结合家庭生育决策的实证证据，为理解中国特色家庭结构下的生育行为提供了来自二三线城市的案例支撑。
5.3. 研究局限性
样本规模有限，本次研究仅获取174份有效问卷，虽样本在人口统计学特征上与扬州市区普查数据契合，但较小的样本量可能限制结论的普适性，难以全面覆盖不同职业、户籍类型等细分群体的差异。
研究视角单一，聚焦于女性群体的生育决策，未纳入男性视角，而生育决策本质上是家庭共同决策的结果，男性的生育观念、育儿参与意愿等因素未得到充分考量。
变量测量存在局限，对“家庭氛围开放程度”等潜变量的测量仅通过少量题项实现，可能未能全面捕捉变量内涵；同时，未充分考虑生育决策的动态性，仅通过横截面数据难以反映家庭生命周期不同阶段生育意愿的变化。
5.4. 未来展望
扩大样本规模与范围，未来可增加样本数量，并将调查范围拓展至扬州下辖县域及周边同类二三线城市，通过多区域对比分析，提升结论的普适性与代表性。
丰富研究视角与变量，纳入男性群体作为调查对象，探究夫妻双方生育决策的互动机制；同时细化潜变量测量维度，引入家庭生命周期、职业类型、住房压力等更多可能影响生育决策的变量，构建更全面的分析框架。
采用混合研究方法，结合问卷调查与深度访谈、案例分析等质性研究方法，深入挖掘生育决策的内在逻辑与情感因素；此外，可通过追踪调查获取面板数据，分析生育意愿向生育行为的转化过程及影响因素。
6. 对策与建议
扬州市女性生育意愿的下降并非单一经济因素所致，而是多重家庭、社会与文化机制共同作用的结果。未来政策应从观念重塑、家庭社会支持与制度保障完善三方面协同推进，构建生育友好型社会环境。
6.1. 重塑社会生育文化与现代家庭认知
强化积极生育价值的公共传播。打造扬州特色生育文化传播品牌，依托瘦西湖、大运河等地方文化IP，设计“生育友好”主题宣传活动，通过短视频、公益广告、社区文化节等形式，传递“适度生育、共同育儿”理念，弱化“少生优育”的单一认知。推动性别平等与家庭责任共享。通过教育体系、媒体宣传与社区活动，宣传强化男性在育儿与家务劳动中的角色认同，减少女性因性别分工固化所承受的育儿压力；从政策告知转向政策沟通。政府应通过社区座谈、政策体验式讲解与典型案例分享提升政策透明度与信任度，以增强居民对政策意图与实施效果的理解。
6.2. 完善教育、托育与代际支持体系
精准缓解教育成本压力，针对扬州优质教育资源集中的现状，推进义务教育阶段学校集团化办学、教师轮岗交流，均衡教育资源配置；规范校外培训收费标准，设立“教育成本补贴专项基金”，对生育二孩及以上家庭给予课外辅导、兴趣培养等费用补贴。扩大普惠托育服务供给，结合扬州“一街道一乡镇一普惠”规划，在老城区利用闲置校舍、社区服务用房改建普惠托育机构，在新城区同步规划建设托育设施；鼓励幼儿园开设托班，支持企事业单位、工业园区兴办托育机构，为职工提供就近托育服务，按接纳婴幼儿数量给予运营补贴。强化代际共同育儿支持，设立“隔代育儿补贴”，对祖辈参与日常育儿的家庭，每月给予一定金额的现金补贴或育儿消费券；在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开设“祖辈育儿技能培训”课程，涵盖科学喂养、疾病预防、早期教育等内容，提升祖辈育儿能力；建立社区家庭支持中心，提供育儿咨询、代际沟通指导等服务。
6.3. 完善生育政策体系与制度执行机制
构建全周期生育保障体系，提高扬州本地生育津贴发放标准，将产假期间工资补贴由企业承担部分改为政府与企业共担；对生育二孩及以上家庭给予一次性生育奖励，在住房公积金贷款、购房补贴等方面给予倾斜；推行“育儿减税”政策，按子女数量提高个人所得税专项附加扣除标准。提升政策信息传导精准性，建立“扬州生育政策”线上服务平台，整合生育津贴申领、托育机构查询、政策咨询等功能，实现政策信息“一键查询”；针对不同收入群体、职业类型定制政策推送服务，通过短信、微信公众号等渠道精准传递政策内容。
强化生育政策与劳动保障衔接，开展扬州企业生育友好度评估，对落实产假、育儿假、女性职场保护政策较好的企业，给予税收优惠、社保缴费减免；建立女性职场回归支持机制，为休完产假的女性提供职业技能培训补贴，鼓励企业设立“育儿弹性岗位”，推行远程办公、灵活上下班等制度。
基金项目
校级一般项目：扬州大学科创基金项目，项目编号：XCX20240973。
NOTES
*共同一作。
#通讯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