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数字技术全面渗透日常，独自旅行从边缘选项转为普遍实践。人们借短暂离场确认自我、稀释现实压力。社交媒体作为虚拟和现实的接口，重塑旅行体验、叙事与意义生成。对独行者而言平台功能早已超出行前信息搜集与行后影像存档，转而扮演多重且悖论的角色。孤独时提供即时数字陪伴，也可能诱发表演式展示与情感负债。算法推送打开异文化入口，却在同质循环中强化偏见，将差异简化为可消费符号。
目前文献较多关注社交媒体的单一面向，集中于其促进旅游营销、目的地形象建构的积极功能，批判其导致旅行体验商业化、真实感丧失的消极影响。但是对于独自旅行者这一特定群体，其社交媒体使用行为中内在的、动态的双重性。积极效应与消极效应如何在同一实践过程中矛盾性地共存，以及使用者如何能动地应对这种矛盾尚未得到充分探讨。这一理论缺口使得我们难以全面理解数字时代独自旅行者复杂的心理体验与行为策略。
本研究旨在深入探究以下核心问题：社交媒体在独自旅行者的旅途体验中究竟扮演何种角色？其使用行为如何呈现出一种依赖又抵抗，联结又疏离的双重性特征？独自旅行者又发展出哪些策略来应对这种矛盾以求在利用技术便利与守护旅行本真性之间寻求动态平衡？
2. 研究设计
2.1. 研究对象
本研究采用目的性抽样与滚雪球抽样相结合的方法，选取20位(编号D01~D20)具有丰富独自旅行经历的独自旅行者作为研究对象。选取标准为年满18周岁，在过去一年内至少有过一次为期3天及以上的国内或国际独自旅行经历，在旅行过程中有主动使用社交媒体的习惯。所有受访者均知情同意并自愿参与本研究。还采用UCLA孤独量表(第三版)对受访者的普遍孤独感进行测度，表明样本涵盖从低到高不同孤独感水平的个体，确保研究能捕捉到不同心理状态下的社交媒体使用差异。
2.2. 研究方法
扎根理论是学者Glaser和Strauss于1967年提出的一种质性研究方法，其内核是采用“理论性抽样”的标准，通过归纳分析原始资料，形成特定概念框架或理论。
2.3. 扎根理论编码过程
1. 开放式编码
在开放式编码阶段，对访谈资料进行细致的逐句分析，通过贴标签、概念化和范畴化的过程，将资料拆分成句子并逐一编码和标记，从而从访谈内容中提炼出初始概念。经过仔细对比和反复归纳，最终确定30个初始概念。
2. 轴心编码
将以上总结出的30个初始范畴进行轴心编码，发现之间的逻辑关联，归结出4个主范畴(如表1)。
Table 1. Example of grounded theory coding process (partial)
表1. 扎根理论编码过程示例(部分)
原始语句(代表性摘录) |
初始概念 |
主范畴 |
“发朋友圈后，有人点赞评论，会觉得路上不是一个人。”(D16) |
虚拟陪伴感 |
情感联结的双重性 |
“会精心修图，选最‘有格调’的照片，文案也要反复改。”(D01) |
表演式自我呈现 |
情感联结的双重性 |
“我会特意绕过小红书上的热门地点，去找那些连名称都没有的小巷。”(D13) |
反打卡行为 |
策略性实践 |
“用私密账号发真实感受，公开账号发‘完美游记’。”(D08) |
账号矩阵管理 |
策略性实践 |
“平台推送的内容越来越像，看多了觉得全世界景点都长一样。”(D10) |
体验同质化 |
文化体验的双重性 |
“我会专门搜索并点赞一些冷门内容，‘训练’算法。”(D03) |
反向驯化算法 |
策略性实践 |
Figure 1. Theoretical model
图1. 理论模型
3. 选择性编码
选择性编码建立在主轴编码的基础之上，通过深入挖掘、归纳和分析主范畴，阐释其与其他范畴间的逻辑关系。将核心范畴和次要范畴通过逻辑关系连接起来，从而揭示整个研究现象的内在逻辑和动态过程，构建出具有解释力的理论模型(见图1)。
4. 饱和度检验
扎根理论要求对文本资料的编码进行理论饱和度检验，以此确保所提炼出的概念、范畴以及理论模型具备完备性与稳定性。当在持续编码过程中再无新的概念涌现，既有的范畴关系结构清晰且稳定，即可判定理论构建达到饱和。本研究通过对预留的5份访谈文本进行开放式编码、主轴编码与选择性编码的三级编码分析，结果显示未涌现出新的重要概念或关系，所有内容均与已建立的编码体系高度吻合。可以认定本研究在理论层面达到饱和，所构建的模型具有较好的解释力与合理性，无需进一步补充数据。
3. 研究发现
3.1. 情感联结的双重性：孤独感的缓解与焦虑的加剧
情感联结是一种基于情感互动而形成的人际关系状态。情感联结作为社会互动的核心要素，是一种深层次的情感共鸣和情感依赖[1]。作为数字基础设施的社交媒体平台，其结构与移动互联网技术共同促进情感的流通与联结的建立。独自旅行者通过分享个人经历与感受，凸显其个性中的共性，进而引发他人的关注与共鸣与回应，深化独自旅行者之间的情感联结。
本研究发现，在情感层面，社交媒体对独自旅行者呈现出显著的双刃剑效应，扮演“数字伴侣”与“焦虑源头”的双重角色。
社交媒体是消解孤独、寻求联结的有效工具。无论是文字交流、音频发送、语音沟通、照片传输还是情感状态的更新都能给予双方较为正面的感受[2]。独自旅行的物理孤独感常常催生对情感支持的即时需求。身处屏幕外空间的物质身体与数字身体的联结，可以通过身体产生意识，从而感受到共在的感觉[3]。研究发现，旅行者通过社交媒体构建起一种“虚拟陪伴感”(D03)，点赞、评论等互动反馈使旅行者产生“有人同行”的心理体验(D16)，有效缓解现实中的孤立无援。与弱连接的互动因社交压力较小，成为更真实的情感表达渠道。社交媒体还充当与远方亲友维持跨时空社交的桥梁，通过简单的动态发布实现基本的安全确认与归属感获取(D12)。
社交媒体的使用不可避免地引发表演焦虑、社会比较还有“数字孤独”。戈夫曼的拟剧理论将社会比作舞台，将社会成员比作演员。人们进行社会交往如同演员在舞台上表演，通过印象管理和角色扮演来呈现自我。戈夫曼提出的“自我呈现”发生在前台，即在“舞台”上呈现，个体在特定情境下即时地进行有目的的印象管理[4]。许多旅行者从事“表演式自我呈现”(D06)，通过精心筛选照片与文案建构理想旅行者形象(D01)。这种自我形象的经营本质上是一种情感劳动，可能导致真实性与表演性之间的内在冲突(D19)。算法驱动下的信息流不断呈现他人完美的旅行体验，易引发社会比较心理，使个体产生自身旅行不够精彩的失落感。当表层的、商品化的线上互动无法替代深度现实交流时，个体反而在虚拟热闹中体验到更深刻的孤独，其特征为“看似联结，实则疏离”。
独自旅行者与社交媒体之间的情感联结并非简单的线性促进关系，是一种介于依赖与抗拒之间的动态博弈过程。旅行者从中获取情感慰藉，又必须承受其带来的心理压力，这一深刻矛盾构成旅行体验中的核心张力。
3.2. 文化体验的双重性：本真记录与符号消费的张力
在身份构建与文化体验的过程中，社交媒体为独自旅行者创造了一种充满张力的双重情境。它可能是深入理解异质文化的通道，也可能变成隔绝真实接触的隔膜。现有研究显示，不少独自出行的人会主动利用抖音、小红书这类平台，刻意寻找非典型旅游性质的本地内容。有受访者D03提到借助Instagram“找到本地人常光顾的小众咖啡馆”，这一做法体现出他们不满足于主流景点、渴望获得更真实文化体验的意图。通过对这些经历的记录与传播，旅行者也在有意或无意地构建某种自我形象。这样的身份展示既服务于个体对自我认同的寻求，也能够连接具有相似价值观的群体，从而推动跨文化间的交流与互动。
在追求旅行本真性的过程中，社交媒体的算法机制常常对其构成限制甚至产生消解作用。算法推荐为使用者提供了相当的便利，也不可避免地构建出一种“信息茧房”。借助情感计算技术，社交平台能够敏锐地捕捉、预测甚至引导用户的社交偏好，不断推送相似内容，以致用户产生“数据比自我更懂我”的依赖感。持续暴露于高度同质的信息环境中，容易引发认知上的偏差与视野窄化[5]。
平台往往优先展示热门打卡地点，在一定程度上挤压了旅行者自主发现的可能性，推动其角色由深度的文化体验者转向浅层的符号消费者。许多人前往著名景点，主要动机转变为拍摄照片和获取网络认同。在这一机制下，目的地文化经历了一种“滤镜化”的重构，被简化为易于传播但却脱离其原本语境的视觉元素。表面上看，旅行者似乎在主动探索世界，实则常常无意识地追随算法的引导，进一步固化对异文化的刻板印象，陷入浅尝辄止的文化接触模式。其结果是所访问的地点数量可能增多，但在每一处的停留时间和对文化的理解却趋于表浅，与当地社群的实质互动也在减少。旅行体验在表面上显得更加丰富，但文化感知的深度与厚度却实际上在不断流失。
3.3. 实用功能的双重性：赋能与束缚的共存
作为一种数字技术手段，社交媒体在提升独自旅行者的便利与安全水平的同时，也可能因其过度使用带来新的依赖与束缚。功能性上的支持体现在多个方面。平台发挥着信息搜集与验证的关键作用，辅助用户做出行程决策。有受访者D04提到，“会先参考小红书上的攻略，了解最佳拍摄方式”。社交媒体也充当了个人旅行经历的记录载体与记忆存储工具，另一位受访者D15说，“发布内容以便将来回顾”。这种实用价值伴随着依赖与抵抗的并存。
过度依赖社交媒体平台容易使旅行者陷入“算法主导的行程束缚”。他们的旅程往往不自觉地被热门推送内容所引导，失去随机发现带来的意外乐趣，整体体验也逐渐变得单一化。不同的人最终可能遵循高度相似的观光与打卡路线。地理位置标记功能同时具备隐私泄露的隐患与安全保障的作用，受访者D11提到，“添加定位是为了保存记忆，可也担心自己的实时位置被公开”。为了抵抗这种技术性控制，部分旅行者会采取“有意识地切断数字连接”的做法(D07)，在特定时段主动退出在线状态，以重新掌握旅行的主导权并恢复对真实世界的沉浸体验。
3.4. 策略性实践：在利用与抵抗之间动态博弈
面对社交媒体带来的三重双重性张力，本研究发现独自旅行者并非被动的接受者，而是积极的策略运用者，发展出一系列微观实践以在利用技术优势与守护旅行本质之间进行动态博弈。这些策略主要包括：
1. 作为抵抗实践的“反打卡”
网红地打卡是出于“表演化生存”对自我形象的建构和想象，个体在社交媒体剧场完成自我表演，他们在社交圈中强调自己的“在场”，在强弱关系网络中通过点赞和评论的方式，获得情感认同，从而完整地构建理想的媒介自我形象，最大限度地展现完美的自我[6]。
网红地打卡作为一种纪实方式，是用户将物理空间的自我影像移至线上空间的媒介再现行为，也是将私人生活公共化的一种机制[7]。这种高度可见的自我展演也逐渐显露出其内在的悖论。
在提供个人认同感和社交联结的同时，社交媒体也可能带来旅行经历的趋同与本真性感知的减弱。随着打卡行为日益受到算法推荐和流量逻辑的支配，一部分旅行者逐渐对这种表演导向的旅行模式感到疲惫，并开始进行反思，进而形成了一种反向的旅行策略。反打卡体现为旅行者有意避开由算法推送的热门景点，主动探寻冷门或未被标注的场所。他们拒绝发布带有地理标记的标准旅游照片，以对抗旅行体验的同质化和自我呈现的表演化。正如受访者D13所说：“我现在会特意绕过小红书上的热门地点，去找那些连名称都没有的小巷——只有在这种无人拍摄的地方，我才感到自己真的在旅行。”另一位参与者D08也提到：“我不添加定位，不拍地标，有时甚至不注明地名。我希望这些影像只属于我自己，而不是变成算法推荐里的另一个打卡目标。”
这些行为体现了部分旅行者对于被算法所规训的旅行模式的自觉与反抗。通过有意选择尚未被主流话语标记的地点，避免分享带有明确位置信息的内容。他们试图减轻自我呈现的压力和标准化体验的束缚，进而重新掌握旅行的节奏与解释权。反打卡不仅代表一种行动策略，更被视为一种带有反思性的数字抵抗实践。它帮助旅行者在高度媒介化的环境中，尽可能保留个体化和真实性的体验。
2. 作为主动调适的反“算法驯化”
算法的“狡黠”之处在于，它不直接灌输欲望，而是通过制造“自主探索”的幻觉，让用户误以为是自己在主导这场认知冒险[8]。算法技术在信息收集、选择、传播、反馈等各个环节深度参与，让算法在无意间获取大量的用户数据信息。通过算法推荐技术，将收集的用户信息进行“加工”从而形成较为精准的用户画像，根据用户画像给用户推送大量用户感兴趣的信息，但这些信息本质上却是“看不出区别的副本”，同样内容的消息“伪装”成不同的样子不断涌向用户，但对于用户而言，所获取到的信息内容并没有任何增加，反而陷入信息冗余的弥散性焦虑[7]。已有研究实证用户积极地主动使用行为和规范可以直接正向影响“信息茧房”的感知与突破，掌握信息主动权，减小陷入“信息茧房”的风险[9]。本研究发现，许多独自旅行者并非被动地受算法支配，而是展现出一种名为反“算法驯化”的主动调适能力。用户可以选择优化、逃离、重组或改造算法，利用算法技能'保持自主性的判断、行动[10]。他们通过有意识的行为策略，积极利用甚至反制算法规则，以实现个性化信息获取与体验优化。他们通过有意识的行为策略，积极利用甚至反制算法规则，以实现个性化信息获取与体验优化。张萌将此类行为界定为一种“受众抵抗战术”，即对算法权力进行回应与重塑[11]。
一些旅行者会有意识地调整内容策略，以更好地适应算法逻辑，从而提升社交互动的可见性与参与度。受访者D06提到，“我清楚哪些内容更容易引起关注，因此会特意加入流行标签，并采用符合平台审美的版式设计。这样更容易被推荐，浏览量和互动率也会显著增加。”这种对算法机制的了解与运用，实际上是通过平台的规则扩大个人表达的受众范围。另一部分旅行者则采取逆向策略，试图通过主动行为“引导”算法，以突破信息茧房的限制。受访者D03解释道：“我会专门搜索一些不那么热门的地点或非典型旅游内容，主动进行点赞和收藏。逐渐地，平台意识到我并非只对网红景点感兴趣，它开始推送更为小众、也更契合我个人偏好的内容。”此类持续而有目的的交互，可视为用户对推荐算法施加的反向塑造，通过反馈行为影响系统判断，使其更准确地反映自身多样化的兴趣，进而增强个体在数字空间中的信息自主权。
在算法推荐面前，用户并非完全丢失了作为行动主体的自主性[12]。反“算法驯化”是用户适应技术环境的一种策略，更是一种积极寻求控制权的数字实践。它反映当代旅行者在与智能系统共存的过程中，逐渐从被动的“被推荐者”转变为具有反思性和能动性的“调适者”。
3. 作为数字化生存策略的“边界治理”
个体在社交媒体中想要完全隐藏个人信息基本上是不可能的。在注册时，绝大多数人根本不会去看用户条例而直接选择同意。除了网站可能会获取用户信息外，在公开的社交媒体平台上，用户进行自我呈现时，实际上也有可能会暴露个人隐私，因为平台上的所有人都能看到这些内容[13]。隐私素养体现为用户在个人信息收集、处理与使用中的自我控制与防护能力[14]。在面对社交媒体所带来的自我呈现压力与隐私泄露风险，独自旅行者逐渐形成了一套细致的数字边界管理方法。他们通过主动控制所分享的内容、对象及发布时机，在虚拟空间中建立起一道可自我调节的防护界限。该策略的关键在于旅行者不再全盘接受平台的默认逻辑，而是借助一系列有意识的实践来实现对在线身份的有效管理。他们既能够维持必要的社交连接，又在一定程度上保障了个人信息的安全与心理层面的舒适感。
这种治理体现在多个维度。在时间层面，许多旅行者采用“即时与延迟”相结合的分享策略。受访者D13提到：“路上发快拍，回国后发精心编辑的长文”，时动态用于满足轻量级互动和实时存在感，而延迟发布的长文则更侧重于深度表达与自我复盘，体现出对分享节奏的高度掌控。在身份与内容层面，不少人通过建立“账号矩阵”来实现情境化表达。D08的做法颇具代表性：“用私密账号发真实感受，公开账号发‘完美游记’”。这种将后台情绪与前台表演相分离的方式使旅行者能够在获得情感宣泄，还仍维持一个符合公共期待的理想旅行者形象，从而缓解因真实情绪暴露可能带来的社交压力。还有受访者提到对特定功能的有意识弃用，D11表示：“我从不开启位置服务，不发带脸的照片，风景可以分享，但‘我在哪里’和‘我是谁’必须模糊处理。”这类行为不仅是技术操作，更是一种具有反思性的数字边界实践。
为进一步探究旅行者的心理状态是否影响其策略偏好，本研究根据UCLA孤独量表得分，将受访者大致分为高孤独感组(得分 ≥ 44分，n = 9)与低孤独感组(得分 ≤ 35分，n = 11)进行对比观察。分析发现，两组人群在策略性实践的选择上呈现出一定的倾向性差异。高孤独感组的旅行者更倾向于采用以维系联结为核心的“边界治理”策略。他们通过精细控制分享的内容与时机，在获得社交反馈的同时规避情感风险，这表明其策略背后有更强的情感补偿与安全维护动机。低孤独感组的旅行者则更主动地践行以追求自主为核心的“反打卡”与“反算法驯化”策略。他们表现出更高的信息自主意愿与体验本真性追求，更敢于脱离算法推荐和主流叙事，进行自我主导的探索。
通过这些高度自觉的策略性实践，他们灵活地穿梭于线上与线下、联结与孤独、真实与表演之间。不彻底拒绝技术，也不全然被技术异化。以一种清醒且主动的姿态，实现对数字工具的为我所用。用户会基于自身所掌握的“算法民间理论”(Algorithmic Folk Theories)与算法进行协商、博弈乃至抵抗，形成一种“人机双向驯化”的复杂关系[12]。他们借此在不断变化的数字社交环境中维持一种动态的、个性化的平衡，从而最大限度地守护独自旅行中最珍贵的自主性和本真体验。
4. 结语与展望
本研究基于扎根理论，系统剖析了社交媒体在独自旅行体验中扮演的矛盾角色，揭示了其在情感联结、文化体验与实用功能三个维度上的双重性。研究发现，旅行者并非被动承受这种张力，而是通过“反打卡”、“反算法驯化”与“边界治理”等一系列策略性实践，在利用技术便利与守护旅行本真性之间进行动态博弈。这一“依赖与抵抗”并存的复杂图景，在理论层面挑战了将社交媒体视为单一工具或决定性结构的传统视角，提出了将其理解为“嵌入性矛盾体”的新视角，强调了个体在技术面前的能动性，为理解数字时代的孤独、联结与自我呈现提供了新的理论框架。在实践层面，本研究对社交媒体平台优化设计具有启示意义：平台应重视用户对自主性与本真性的需求，通过引入“冷门探索”模块、提供更灵活的隐私与内容分发控制，以回应使用者的“反驯化”实践；同时，独自旅行者亦需提升自身的数字素养，通过批判性反思避免陷入表演焦虑与算法依赖，而旅游教育与公共传播则可引入“批判性旅游素养”，引导公众建立更健康的旅行媒介使用习惯。展望未来，后续研究可进一步开展跨文化比较，探索文化价值观如何塑造不同的使用策略；亦可采用长期追踪或计算传播学方法，深入揭示“人–技”博弈的微观动态；并将研究对象拓展至更广泛的群体，以检验本理论模型的普适性与演进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