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在数字经济全球化的浪潮中，跨境电商作为国际贸易的新形态，正深刻重构着全球贸易格局。中国海关数据显示，2024年中国跨境电商进出口规模达2.71万亿元，同比增长14%，其中出口额1.83万亿元，占外贸出口总值的7.8%。这一数据印证了跨境电商从“买全球”向“卖全球”的战略转型，B2B业务占比提升标志着传统外贸企业的数字平台化跃迁，而B2C模式则通过品牌直连消费者实现价值传递的精准化。然而，这一蓬勃发展的背后，跨境电商正面临国际政策波动、物流成本高企、合规风险加剧等多重挑战。
近年来，劳动价值论在数字经济领域的应用研究逐渐兴起，为理解跨境电商的价值创造与实现提供了新的理论视角。林婉莹(2025)在《数字经济时代劳动价值论的新发展》中指出，劳动价值论不仅适用于传统工业经济，在数字经济时代同样具有强大的解释力，能够揭示数字劳动对价值创造的本质影响[1]。武记花和曹雄娜(2016)则进一步强调，从劳动价值论视角分析跨境电商，有助于深入理解其价值来源及实现机制，为优化运营策略提供理论支撑[2]。
从劳动价值论的视角审视，跨境电商的价值创造本质是抽象劳动在数字空间的重新配置。马克思指出，商品价值由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而跨境电商通过数字技术压缩了传统贸易中的中间环节，将分散的劳动要素整合为高效的价值链。例如，B2B平台通过大数据匹配供需双方，实质上是优化了劳动要素的时空配置，使单位商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缩短。这种价值创造机制在B2C领域体现为精准营销带来的使用价值增值，通过用户画像实现商品与消费者的精准匹配，提升了交换价值的实现效率。
当前研究多聚焦于跨境电商的经济效应，但鲜少从劳动价值论维度解构其价值实现路径。选择劳动价值论作为理论基点，其独特优势在于：一方面，劳动价值论的双重维度(使用价值与交换价值的统一)能够全面揭示跨境电商如何通过数字劳动重构价值创造逻辑；另一方面，该理论强调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在价值决定中的核心作用，为分析跨境电商面临的国际政策波动、物流成本高企等挑战提供了有效的理论工具。例如，海外仓的“前置存储”模式通过空间置换时间，将仓储劳动转化为即时交付能力，这正是劳动价值论中“减少单位商品价值量”的现实实例。
本研究的意义从理论上看，通过劳动价值论的双重维度，可揭示跨境电商如何通过数字劳动重构价值创造逻辑。实践层面，本研究可为跨境电商企业优化运营策略提供理论支点，如通过劳动要素的数字化重组提升价值创造效率，或通过合规劳动的标准化构建国际竞争力。在政策维度，本研究可为政府制定跨境电商政策提供价值导向参考。面对欧美贸易保护主义抬头，需通过劳动价值论的视角重新审视“数字贸易壁垒”的本质，这些壁垒实质上是阻碍劳动要素跨国流动的制度性成本。通过劳动价值论的分析，可提出更具针对性的政策建议，如构建数字贸易的劳动标准体系，或通过国际合作降低数字劳动的跨境流动成本。
本研究不仅具有理论深化价值，更具备鲜明的实践指导意义。在国际贸易环境不确定性加剧的背景下，从劳动价值论视角解构跨境电商的价值创造与实现路径，既是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当代发展，也是为跨境电商高质量发展提供中国方案的关键路径。这一研究将助力构建更具韧性的全球数字价值链，推动跨境电商从“规模扩张”向“价值创造”的质变转型。
2. 劳动价值论视角下跨境电商的价值创造维度解析
2.1. 劳动者技能重构与价值增值
在劳动价值论视角下，马克思“复杂劳动创造更多价值”的论断在跨境电商领域得到创新性验证。安克创新通过数字化运营培训重构劳动者技能结构，使员工掌握多平台协同、数据洞察等复杂劳动能力，其氮化镓充电器因技术溢价在欧美市场实现品牌溢价，单位商品价值量提升30%，其本质是通过缩短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创造超额价值。高技能劳动将普通劳动转化为需更高教育投入的复杂劳动，如通过VOC系统将用户评价转化为设计标准，使数据线耐用性提升3倍、开发周期压缩至3个月，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缩短50%的同时，因技术壁垒维持超额价值，形成“技能升级–效率提升–价值增值”的正向循环。这种循环印证了复杂劳动通过倍加简单劳动创造更多价值的理论逻辑，且这种价值创造不仅体现在产品附加值提升，更通过品牌溢价和市场竞争力扩大实现可持续的价值增值，最终在数字经济背景下赋予劳动价值论新的实践生命力。
2.2. 劳动资料数字化改造的价值创造路径
在马克思劳动价值论框架下，劳动资料数字化改造通过重构生产要素配置实现价值创造路径的革新。以RFID技术在海外仓的部署为例，其通过实时追踪SKU动态配对将传统人工分拣的“地理拥堵”转化为算法驱动的分钟级精准匹配，使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从包含大量非生产性重复劳动的“价值稀释”状态转向聚焦于生产性环节的“价值纯粹化”过程。这种劳动资料优化既符合马克思“劳动生产力提高导致单位商品价值量降低”的逆向逻辑(因流通效率提升使单位时间内商品价值实现总量增加)，又通过柔性供应链的协同机制将技术升级升华为生产关系调整。当海外仓与前置仓形成数据驱动的动态网络，商品从生产到消费的空间障碍被消解，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计算基准从区域市场扩展至全球市场，单位商品价值量由此获得更广阔的价值实现空间，最终在缩短非生产性劳动时间与扩大价值实现范围的矛盾运动中实现了单位商品价值量与价值创造效率的辩证提升，深刻印证了马克思关于生产资料作为“活的劳动”载体。其数字化改造不仅改变价值创造的技术条件，更通过优化要素配置重构价值实现的制度环境。
2.3. 劳动对象创新与新价值增长点
马克思劳动价值论揭示劳动对象作为价值创造的物质载体，其创新通过深化使用价值内涵开辟新价值增长点。跨境直播电商将传统实体商品转化为内容和体验的复合劳动对象，通过虚拟展示空间与实时互动体验创造新使用价值，使义乌小商品城单品附加值提升50%。这种创新不仅缩短了商品到消费者的认知距离，更通过重构消费链路使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从生产环节延伸至体验环节，在数字经济时代形成“生产–体验–交换”的价值创造新链条。其本质是通过劳动对象创新创造新使用价值，从而在全球化市场中实现价值增值，印证了马克思关于劳动对象创新驱动价值创造的论断。这同时展现了在劳动价值论框架下，劳动对象创新如何通过开辟新市场、创造新使用价值。在缩短传统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同时，通过体验经济的增值效应实现单位商品价值量的提升，最终在劳动对象创新的矛盾运动中实现价值创造效率与价值量的辩证统一。
3. 跨境电商价值实现的路径与模式创新
3.1. 多边贸易网络中的价值实现机制
在马克思劳动价值论中提出“价值实现需通过交换完成”，多边贸易网络中的跨境电商通过数字化交换机制重构价值传递路径。阿里巴巴国际站以全球买家–卖家匹配系统打破传统贸易的中间环节壁垒，使中国制造直接对接海外需求。其“信息展示–智能匹配–跨境结算”的全链路数字化，不仅缩短了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在流通领域的损耗，更通过减少代理商、分销商等多层中间环节的价值加价，实现商品使用价值与交换价值的直接对接。这种交换效率的提升本质上符合马克思关于价值在交换中实现增值的论断。而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区的政策协同效应进一步强化了这一机制，通过税收优惠、通关便利化等政策降低企业运营成本，加速商品跨境流动，使供应链上下游企业形成更紧密的价值共创网络。例如义乌依托“小商品 + 大平台”优势构建的出口生态，通过区域协同优化资源配置，减少因物流延误、信息不对称等导致的价值损失。
同时，供应链整合如柔性履约体系与RFID技术的应用，通过动态配对SKU、优化库存管理，减少商品在运输、仓储中的价值损耗，最终在多边贸易网络的交换过程中实现价值的高效传递与增值，充分印证了劳动价值论中交换作为价值实现核心环节的理论命题，并在数字经济时代赋予其新的实践内涵。
3.2. 柔性供应链与数字化运营的协同效应
柔性供应链与数字化运营的协同效应通过重构劳动生产率实现价值创造路径的革新。Shein的“小单快反”模式以小批量、多频次生产为特征，通过数字化工具实时追踪消费趋势，将市场需求转化为生产指令，形成“测试–反馈–调整–量产”的闭环，既缩短了产品从设计到上架的周期，又通过减少无效生产优化了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分配，符合马克思“劳动生产力越高，生产一种物品所需劳动时间越少”的逻辑。
而义乌数字化运营平台则依托大数据与AI技术构建全链条协同体系，通过历史销售数据与实时市场信息预测需求趋势，指导供应商精准备货并优化库存分布。这种数据驱动的优化路径不仅提升了供应链透明度与可控性，更通过压缩物流、支付等环节的非生产性劳动时间，使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向生产性环节集中，间接降低了单位商品价值量而提升了价值实现效率。
二者共同验证了马克思关于劳动生产率提升与价值创造关系的论断：在数字经济时代，柔性供应链与数字化运营的协同通过缩短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优化劳动要素配置，实现了单位时间内价值创造的最大化，既提升了商品使用价值与交换价值的实现效率，又通过满足市场动态需求创造了新的价值增长点，最终在劳动价值论框架下完成了从生产到消费的价值传递与增值闭环。
3.3. 新兴业态的价值实现创新
跨境电商新兴业态通过复杂劳动重构价值创造逻辑。例如TikTok Shop的“内容 + 交易”模式将娱乐劳动转化为商业价值。其主播与创作者通过创意策划、视频制作、直播互动等复杂劳动，不仅提升商品信息的传播效率与消费者购买意愿，更通过算法推荐技术实现精准供需匹配，缩短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在流通环节的损耗，符合马克思“复杂劳动是倍加的简单劳动”的论断。
义乌直播电商则通过“小商品 + 大平台”的协同，将传统劳动转化为蕴含文化价值的复杂劳动，其单品附加值提升50%的实践，本质是通过内容创作与品牌塑造优化劳动对象属性，使普通劳动在数字空间中升华为创造更多价值的高阶劳动形态。这种新业态的价值实现路径既符合劳动价值论中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缩短提升价值效率的核心逻辑，同时通过数字技术拓展了复杂劳动在跨境贸易中的应用场景，在数字经济时代实现了劳动价值论的创造性转化与价值创造路径的革新。
4. 挑战应对与劳动价值论指导下的策略优化
4.1. 国际贸易政策风险的劳动价值论应对
马克思劳动价值论揭示了商品价值的实现依赖于交换过程中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认可，而国际贸易政策风险本质上通过扭曲价值交换环境，导致跨境电商生产与流通环节的劳动耗费难以足额补偿。劳动价值论双重维度中第二种含义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构成价值实现的数量界限，即社会总劳动需按比例分配到各生产领域以满足社会需求[3]。当前跨境电商面临的关税壁垒、政策波动等风险，正打破这种比例平衡：美国对中国商品实际加征的37%关税及取消800美元小额包裹免税政策，使Temu等平台的“小包裹直发”模式面临价值实现危机——原本符合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商品，因额外税负导致个别劳动耗费远超社会认可范围，价值补偿出现缺口。
劳动价值论视角下的应对策略需围绕“重构价值实现条件”展开。从价值分配比例优化来看，企业可通过市场多元化分散政策风险，如Temu将美国市场销量占比从主导降至35%，转而开拓欧洲、拉美市场，本质是通过调整目标市场结构，使生产劳动总量与不同区域的社会需求形成新的匹配关系，避免单一市场政策变动导致的劳动价值无法实现问题。从劳动耗费补偿机制来看，海外仓布局成为关键抓手：海关总署取消海外仓备案政策后，企业可通过批量前置备货减少单次通关的劳动投入，浙江盈和国际物流通过海外仓模式使通关时间节省3小时以上，人工成本降低10%，实质是通过流通环节劳动效率提升弥补政策成本增量。此外，政策预警体系的构建属于“预防性劳动”范畴，某玩具企业通过订阅RAPEX召回预警提前调整产品材质，避免120万美元损失，这种前瞻性劳动虽不直接创造商品价值，却保障了已有劳动价值的顺利实现，符合“劳动价值论现实应用中对总劳动效率的追求”[4]。
4.2. 物流成本控制的劳动效率优化
跨境电商物流环节的高成本本质是劳动生产率偏低导致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虚高，劳动价值论中 “单位商品价值量与劳动生产率成反比”的规律为成本控制提供了根本遵循。观察跨境电商的现状，物流环节的仓储、运输、清关等仍存在大量无效劳动。当前跨境物流的劳动耗费主要体现在三个层面：活劳动的重复投入(如人工分拣、重复报关)、物化劳动的低效配置(如空驶率过高、仓储积压)、劳动时间的非必要延长(如路线不合理导致的延误)，这些都使实际劳动耗费远超社会必要水平[5]。关于新质生产力的研究表明，数字化技术对劳动效率的提升具有核心驱动作用[6]。劳动效率优化的核心路径是通过技术赋能与流程重构，降低单位物流服务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在活劳动优化方面，自动化技术的应用实现了“减员增效”的价值重构，易邮科技部署的自动化分拣设备将30人的分拣工作压缩至3~5人完成，人力成本降低85%，入库准确率提升至99.5%，这种技术替代不仅减少了简单重复劳动，更将活劳动从体力操作转向设备维护等复杂劳动，使劳动质量与价值创造能力同步提升。在物化劳动配置方面，智能算法有效降低了资源浪费，中通快运通过“云帆AI平台”优化干线运输，燃料消耗率下降10%~15%，单公斤运输成本降低0.01元，实质是通过数据驱动实现物流资源的最优组合，使物化劳动的消耗更符合社会必要标准。流程重构则从制度层面压缩非必要劳动时间，海关总署推广的跨境电商出口拼箱“先查验后装运”模式，使义乌试点企业查验时间节省3小时以上，柜量增长30%，这种监管流程的优化直接减少了流通环节的等待性劳动，提升了整体劳动生产率。
值得注意的是，劳动效率优化需兼顾活劳动与物化劳动的协同。极兔速递通过地址智能解析中台将泰国市场地址准确率从90%提升至99%，不仅节省了人工维护成本，更使运输环节“少走回头路”，减少了车辆、燃油等物化劳动的无效消耗，最终实现运输时效提升19%的双重效益。这种“技术 + 流程”的双轮驱动模式，既符合马克思关于“生产力发展是劳动效率提升根本动力”的论断，也印证了“新质生产力赋能跨境电商价值创造”的理论机制[6]。
4.3. 合规管理的劳动价值创造新维度
传统认知中将合规管理视为“成本负担”的观点，与劳动价值论的现代发展存在偏差。现代经济中管理劳动、技术劳动等复杂劳动同样是价值创造的重要源泉[4]，而双重维度理论则指出，劳动价值的实现需要符合社会对劳动质量的隐性要求[3]。跨境电商合规管理涉及的税务申报、数据保护、知识产权维护等劳动，本质上是保障商品交换持续进行的必要复杂劳动，其价值创造体现在“降低价值实现风险”与“提升价值增值空间”两个层面。当前全球合规环境日趋严格，欧盟GDPR对数据违规的罚款可达全球年营收4%，美国CPSC的产品监管直接决定商品市场准入，这些都意味着合规劳动已成为跨境电商劳动价值体系的核心组成部分。
合规管理的价值创造首先体现在构建价值实现的“安全屏障”。税务合规通过准确的HS编码归类与VAT申报，确保商品在通关环节不被滞留，使生产与流通劳动耗费得到及时补偿。某3C配件企业通过亚马逊“气候承诺友好认证”与欧盟CE认证，不仅规避了政策处罚风险，更使客单价提升54%，这种因合规形成的信任溢价，本质是社会对企业高质量合规劳动的价值认可。数据合规则通过建立用户信任延长价值实现周期，Shopify店铺通过PCI DSS支付安全认证后，支付欺诈风险降低78%，复购率提升41%，说明数据保护劳动通过增强消费信任，使商品的潜在价值得到充分挖掘。知识产权合规更是对创新劳动价值的直接保护，企业通过商标国际备案与专利检索，避免了创新劳动成果被侵权导致的价值流失，符合劳动价值论中“复杂劳动创造更高价值”的基本原理。
合规管理向价值创造的进阶需要构建“劳动标准化–价值显性化”的转化机制。在劳动标准化层面，企业可通过建立合规责任体系将合规要求嵌入各业务环节，如将产品合规审查纳入研发流程，使合规劳动与生产劳动同步进行，避免后期整改导致的无效劳动。在价值显性化层面，合规认证的品牌赋能效应日益凸显：速卖通“金牌卖家”认证使企业自然流量占比从32%提升至51%，Lazada “本土化商家认证”降低物流成本15%~20%，这些数据印证了合规劳动从“隐性保障”向“显性价值”的转化。这种转化既体现了劳动价值论在现代经济中的拓展性，也为跨境电商构建长期竞争优势提供了劳动价值论层面的理论支撑[4]。
5. 结论与展望
本文立足于劳动价值论的经典框架与双重维度理论，系统解构了数字经济时代跨境电商的价值创造逻辑与实现路径。研究发现，跨境电商的价值创造本质是数字技术驱动下劳动要素的重构与优化：劳动者技能向数据洞察等复杂劳动升级、劳动资料的数字化改造压缩非生产性劳动时间、劳动对象向“内容 + 体验”复合形态延伸，三者共同推动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动态优化，印证了马克思“价值创造源于抽象劳动凝结”的核心论断。在价值实现层面，多边贸易网络、柔性供应链与新兴业态通过数字化机制减少流通领域的劳动损耗，而政策风险应对、物流效率提升与合规管理优化则构建了劳动价值补偿与增值的保障体系，形成“创造–实现–增值”的完整闭环。这一研究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数字贸易领域的应用提供了一定阐释。
展望未来，跨境电商的价值演进将呈现更复杂的形态，需从劳动价值论视角进一步深化研究。在技术维度，AI与区块链的深度应用正催生新型数字劳动形态，如何界定算法劳动的价值属性、计量数据劳动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将成为理论拓展的重要方向。在产业维度，“跨境电商 + 产业带”的融合模式下，产业链各环节的劳动协同机制与价值分配规律有待深入挖掘。在全球维度，面对数字贸易规则重构与“丝路电商”合作深化，需进一步探索劳动价值论在国际劳动要素流动中的解释力，为构建公平的全球数字贸易秩序提供理论支撑。实践层面，企业需以劳动价值论为指引，在技术创新中提升劳动质量，在合规运营中挖掘劳动价值，而政策制定者可借鉴横琴自贸区的制度创新经验，通过优化劳动要素跨境流动环境，推动跨境电商从规模扩张向价值创造的深度转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