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数字资本主义的理论内涵
劳动资料是划分经济时代的标志，而不同历史时期的生产力水平，可以将资本主义分为三个阶段，商业资本主义、工业资本主义和数字资本主义。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的广泛运用，带领资本主义迈入数字资本主义时代的新纪元。美国教授丹·希勒在《数字资本主义》一书中最早解释了数字资本主义的概念，即“信息网络以一种前所未有的方式与规模渗透到资本主义经济文化的方方面面，成为资本主义发展不可缺少的工具与动力。”[1]将数字资本主义定义为资本主义进入信息时代[2]。在数字技术和互联网技术飞速发展的今天，资本主义发展到了第三个阶段——数字资本主义时代。数字化信息的处理，数字化商品生产等数字劳动成为价值和剩余价值的源泉之一。虽然作为一种新型资本主义模式，但是其获取利润，完成资本主义积累的本质没有改变[3]。作者认为，数字资本主义是资本主义在数字时代的新形态，核心是数字技术与资本的深度融合，以数据为核心生产资料，通过平台化、算法化方式实现资本积累与剥削，它具有正反的双重作用，一方面可以推动各种新科技，新业态的发展，一方面也因其“依赖性、隐蔽性、渗透性”的特征，加重了对劳动者的剥削。
2. 数字资本主义下劳动异化新形态的表征
2.1. 数字劳动异化
1) 劳动产品的新异化
由劳动者的体力和脑力生产出的劳动产品，本该归劳动者自己所有，但却被资本家无偿占有，劳动者没有权利拥有和支配自己付出劳动生产的劳动产品，最后以至于没有能力购买自己生产的产品。“工人生产的财富越多，它的生产影响和规模越大，他就越贫穷。工人创造的商品越多，它就越变成廉价的商品。”凝结着劳动者智慧的劳动产品，本应是劳动者辛勤劳动，美好生活的体现，但现在却被资本家剥夺，变成劳动者被压迫被剥削的罪证，劳动者与劳动产品相对立而存在。
在数字资本主义时代，数据成为重要的生产资料，劳动者通过数字劳动创造出的数字产品，同样被资本所攫取。例如：数字劳动者的劳动成果被平台私有化。短视频创作者在平台创作和发布的作品版权都是归平台所有，直播所获收益平台将进行大半抽成，创作者只能获得微薄利润。同时，平台把持着数据这一核心生产资料，扼制着创作者的创作进程，若缺乏数据支持，创作者也难以完成作品创作这一数字劳动过程，进而便无法获得维持生计的报酬。由此看来，在数字资本主义时代，数字劳动者更加的依赖资本家，所遭受的剥削也随之加重，这进一步加剧了劳动者与其所生产的数字产品之间的异化。
2) 劳动过程的新异化
马克思认为，劳动是一种能够自由自觉地施展才智和体力，确立自己主体地位的一种人类表现自我本质的方式。但是，在资本主义体系下，工人被资本家全面监控，丧失了劳动的自主权，被迫帮助资本家完成超额生产以实现资本的增殖，生产的积极性全无，劳动也退化为谋生的表现，工人们只是为了获得基本的生存粮食和衣物而劳动，并不能从劳动中获得快乐[4]。劳动过程完全脱离劳动本质，劳动者与劳动过程相异化。
在数字资本主义时代，数字劳动分为有偿劳动和无偿劳动。有偿劳动是指数字平台或企业直接支付报酬的劳动形式，以“劳动对价明确”为核心，如平台骑手配送服务、内容创作者的流量分成等，劳动价值通过薪资、佣金等形式直接兑现。无偿劳动是用户在数字场景中无意识付出、未获直接报酬，但为平台创造价值的劳动，核心是“劳动价值被隐性剥削”，如社交平台用户发布内容、点赞评论等等，在无形中为平台贡献了很多流量。但无论是传统劳动还是数字劳动，都是在资本家的监督下进行，数字技术更是帮助资本家实现了“全景式监控”，劳动者的劳动时长，劳动成果都变成精准的数据记录在平台上，劳动过程更加透明化，对劳动者的劳动水平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劳动者也在这个过程中被剥削地更彻底。
3) 人的类本质异化
“一个种的整体特性、种的类特性就在于生命活动的性质，而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恰恰就是人的类特性。”([5]: p. 56)劳动成果是人的本质的外化表现，其中蕴含着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创造和追求。劳动过程中，劳动者通过发挥自己的才能改造客观世界，将自己的本质和生命倾注于对象，但资本主义社会下，劳动则变成个人维持生命的手段，劳动者作为人的自主自觉发挥不出来，人与自己的类本质相异化。
在数字资本主义时代，算法代替人类的理性和意志作出决策和指令，算法有自学能力，可以通过数据检索、排列组合得出最佳答案，以其低运行成本和高反应速度代替廉价劳动力成为企业和平台的最佳选择。而人则在劳动中日益依靠算法的指挥和调配，行动逐渐失去自主性思考，沦为纯机械劳动的角色，人的类本质异化加深。算法的出现，也使得平台任务分工碎片化，精细化，有些劳动者的任务被精确的划分为一小部分，这让劳动者的劳动变得更加机械化和局限化，劳动者没有了任何发挥的空间，每天刻板机械地重复相同工作，人的全面发展也无法实现。
4) 人与人的新异化
马克思指出：“人同自己的劳动产品、自己的生命活动、自己的类本质相异化的直接结果就是人同人相异化。”([5]: p. 58)在资本主义下，每个人先是作为工人而存在，然后才是作为人而存在。人们首先按照工人的尺度去观察和衡量他人，他人同样以工人的尺度来观察自己。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在劳动生产中发生了微妙的变化。传统的资本主义时代，工人创造的商品及其付出的劳动归资本家所有，资本家榨取工人获取高额收益，工人被开具的酬劳却只够一家生存开支，资本家和工人关系变得不平等。数字技术时代，劳动需求量进一步降低，工人会更加激烈竞争来提高自己的就业竞争力，工人之间的关系也趋向异化。例如：人们在社交平台上的劳动会导致社交关系“数字等级分化”。精通作品创作和流量走向的制作者往往能吸引更多的关注度，进而在网络上产生更大的影响力，人与人的关系在网络环境下产生等级分化，处于上端的人更有资源和能力左右网络媒体动向，劳动者之间关系异化。
2.2. 消费异化
社会化大生产的背景下，异化已经从商品生产延伸到价值实现、商品分配和消费环节。消费的异化就是指消费向人的对立面转化，即消费活动转变为异己的或敌对的力量，不仅不受人的支配和控制，反而反过来控制和奴役人。数字资本主义时代，数字化消费成为人们的重要生活方式和交往方式，人们的生活因此变得方便快捷，但也在无形中异化着人们的消费观和消费习惯。
一方面，数字化产品的符号价值会影响人们对自己真实需求的判断。资本为了吸引人们进行数字化消费，不仅会用沉浸式、可体验式的数字广告呈现出数字化产品，还会给产品赋予“个性”、“地位”、“成功”等的符号化价值，创造“虚假需求”，引导消费者为自尊心和从众心理买单，主导着人们的消费观念，这就叫做符号消费。总得来讲，符号消费就是指消费者以占有产品和服务附带的“象征意义”和“符号价值”为主要目的的消费模式。工业资本主义时代也存在符号消费，但它在数字化时代被进一步深化和泛化，成为资本家掌握消费风向和经济流向的重要依据[6]。例如：一夜火爆的玩偶Labubu，凭借“丑萌”的外观，在海内外引发抢购风暴，其背后隐藏的，不仅是消费者对潮流符号的追赶，更是在现代社会的身份认同，随着供小于求，玩偶溢价严重，在此情况下，更是有不少人争相购买，来彰显自己的身份和地位。符号消费营造的氛围让人们逐渐在消费中失去理智，也就逐渐忽略了自己的真实需求，符号化产品消费地越多，人们占有的使用价值就越少，就越难以在生活中获得存在感和体验感，内心愈发空虚，这种空虚又会促使人们忍不住去再次进行符号消费，长此以往，陷入恶性循环。消费中人们忽视了自己的真实需求，而消费的本意本是满足人们的真实需求，人同自己占有的数字化产品相异化。
另一方面，数字资本主义也会利用大数据和算法隐蔽地削弱消费者的自主性。人们在消费过程中产生的数据记录着消费者的行为轨迹、日常习惯，同时它也变成了平台操纵消费者的工具。平台在完成产品销售后，会进行数据采集，算法便会对这些数据进行挖掘推理，找出这其中存在的相关性，进一步预测消费需求，对每位用户进行定向广告推送，谷歌、苹果、微软等垄断公司都控制着搜索引擎、社交网络以及购物平台。虽然算法推送有时也符合人们的预期和需求，但这种个性化的智能推送往往具有一定的强制性，人们会越来越依赖算法，不知不觉中决策都受到算法的影响，这无疑是对人自主性的冲击。
2.3. 社交异化
数字化时代，社交媒体的快速发展虽然缩短了人们的线上距离，深化了人际交往，但也同时引发了社交异化现象。例如“点赞社交”，现如今朋友圈点赞成为一种重要且常见的社交方式，有来有往的点赞举动被默认为彼此心照不宣的互动，也被默认为对方对自己生活的欣赏和认可。长此以往，大家开始追求朋友圈美好形象的营造，希望以此来获取某个圈层的认可和崇拜，陷入一种“情感表演”的循环，朋友圈仿佛不是用来记录自己，而是给他人看的。再例如社交平台的“人设塑造”，刻意塑造“完美形象”或立“典型人设”，以吸引流量和关注，为了迎合网友们的看法，去说违心的话，做违心的事，以求在虚拟世界找到归属感。但这种表演性的社交，会导致真情实感的消解，利益代替情感成为人与人之间的纽带，社会交往产生异化。
3. 数字资本主义下劳动异化的破解路径
在数字技术的加持下，现代社会生产力水平显著提高，人们的生活也更加方便快捷，但其由于受到资本的裹挟，产生的红利无法惠及人民群众，而是被资本家所得。如何发挥数字技术的优势，让数据红利回归到人本身，扬弃数字劳动产生的新异化现象，是我们要探索的路径。
3.1. 重构数字生产关系
随着数字生产力的迅速发展，新的生产关系也逐渐出现，但是在资本主义的主导下，生产资料私人占有和数字化大生产之间的根本矛盾没有改变，其剥削的性质没有改变。在这种生产关系中，数字技术只是以一种更隐蔽的方式对劳动者进行剥削，榨取剩余价值。因此，必须重构数字生产关系，打破数字资本主义下平台垄断、数据剥削与劳动异化的固化格局，建立以数据正义、劳动主权、协同共治为核心的新型关系。具体而言，首先是要建立“数据合作社”，以数据共有制重构价值分配，通过聚合个体或中小主体的零散数据形成集体资产，以“数据贡献度”为核心重新定义数字生产中的权利与利益分配，打破平台对数据要素的独占。强调“平台合作主义”，让劳动者真正掌握生产资料和劳动成果，成为平台的所有者和治理者，消除数字劳动与其生产的数字产品之间的分裂与冲突。还要大力强化数字劳动者的主体地位，突破传统雇佣关系的框架，将平台创作者、零工经济从业者纳入法定劳动保护范畴。鼓励科研机构、媒体等参与监督与研究，大力发展数字技术，共同营造良好的数字生态经济。
3.2. 以人本逻辑代替资本逻辑
以人为本的进行数字化建设是数字劳动应该遵循的价值观[7]。工业资本主义时代，以“物”为本的资本逻辑主导着人们的生产活动，导致了人的异化。数字资本主义时代下，资本逻辑仍然主导着资本主义的历史进程，数字技术以及劳动者产生的数据都成为资本操纵的工具，资本家在此过程中完成了资本增殖，赚取丰厚利润，劳动者难有收获，依然过着贫苦的生活。这并不是发明数字技术的正确意义。我们应该将以人为本融入数字化劳动进程，更多的挖掘其为劳动者和人民群众的生活带来便捷的方面，发挥其正确的价值，突破为资本服务的局限性，释放数字技术的活力和生命力。在我国，我们更要发挥数字技术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社会服务的优势，利用数字技术，将更多的劳动者从危险、繁杂的工作岗位上解放出来，让劳动人民早日享受到科技发展带来的红利。让人们摆脱单调无聊的重复性工作，将更多的体力工作者转化为脑力工作者，减轻人民的工作负担，让人民能有更多的自由时间可供自己支配，让人民真正实现自由全面的发展。
3.3. 提高劳动者的数字劳动技能
随着数字技术的广泛运用，不少低难度的工作岗位已被数字技术替代，劳动力市场对简单劳动力的需求在下降，对高端数字劳动力的需求在增加。2024年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国家统计局联合发布的19个新职业中，近一半的新职业与数字技术密切相关，其中生成式人工智能系统应用员、工业互联网运维员、网络安全等级保护测评师等多个职业均属于数字劳动的范畴，需要较高的数字化劳动能力和数字化专业知识[8]。随着数字技术在各种工作岗位上的运用，市场对能够掌握技术运行的数字劳动者需求增加，供不应求的现状日益严峻。因此，需要调整劳动力的供给结构，提高劳动者的数字技能。政府应出台政策鼓励企业开展内部培训，同时可与高校开展合作开设数字技术实训课程供劳动者学习实践。数字劳动者要提升自身在数字化条件下的自主学习能力，挖掘自身的创新潜能，实现个体价值和人格的全面升华，树立终身学习理念，积极学习互联网技术，人工智能的现实应用等等，以此来提升自身专业能力，增强自身在数字技术时代的核心竞争力[9]。劳动者积极主动的参与学习，不仅能提升自身技能，在数字社会中谋生存，获得更好的工作机会，还能在学习过程中，收获自主自立的学习能力，更好的发挥主观能动性，最终实现自由全面的发展。
4. 结论
数字资本主义时代，资本家利用数字技术对劳动者的剥削方式更隐蔽、更彻底，劳动异化也因此产生了新变化：数字劳动产品与劳动者相对立、劳动过程中劳动者被剥削严重、劳动者主体性地位的消失以及人与人之间不平等关系的加剧。劳动异化还衍生出了消费异化和社交异化现象。这些问题的存在都根源于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私有制的存在和科技异化现象。资本主义的局限性，使得数字技术难以发挥出它的良性作用。而我国则必须发挥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突破数字技术在资本主义国家的局限性，将数字时代的红利惠及劳动者、惠及人民群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