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婚姻满意度的界定
婚姻满意度的概念最早由汉密尔顿(Hamilton, G)提出，他认为婚姻满意度主要是指已婚夫妇对其所处婚姻关系的主观评价，且婚姻满意度的高低对于婚姻的稳定性与婚姻质量有重要影响。随后，Albert等学者就婚姻满意度的概念、内容及维度等展开了探讨，也一致认为，婚姻满意度就是已婚夫妇对其婚姻关系满意程度的主观评估，是衡量婚姻生活质量的重要的稳定性指标。Fincham and Beach (1999)则提出，婚姻满意并一定必须是婚姻压力的反面，很大程度上也是消极维度(比如，冲突和负性的态度)和积极的维度(比如，爱、情感和正性的态度)并存。也就是说，对婚姻满意的夫妻积极维度是其生活的常态，只是也会有些消极的维度点缀其令人满意的婚姻；然而，对婚姻不满意的夫妻，消极维度是其生活中常见的场景，其中也不可避免的掺插些积极的维度。
综上所述，婚姻满意度是夫妻双方就自己婚姻的体验对婚姻关系做出的主观评价，婚姻满意度对婚姻稳定性及婚姻质量都有重要的影响。而且，当前对于婚姻满意度的研究也逐渐量化和精确。
2. 婚姻满意度研究的理论基础
夫妻互动理论，这一理论继承了戈夫曼的符号互动理论，认为婚姻的满意度和幸福感是一种主观感受，因此情境定义非常重要。只有配偶将对方的语言和非语言的互动定义为积极的，并认定自己是被爱的，才会有令人满意的婚姻。这是配偶间界定的关系，不能通过简单的指标加以衡量(佟新等，2013)。夫妻互动理论强调了婚姻满意度的主观性，并在解释婚姻满意度时，更多的强调情境定义，认为这是配偶间主观界定的关系，会随着不同情境，不同时间的改变而发生变化。
本质主义的理论，认为令人满意的婚姻就是性生活的质量。具有想象力和愉悦的性生活，彼此即使意识到双方存在差异，但依然能产生有安全感和“我们”的意识(佟新等，2013)。本质主义对于婚姻满意度的界定更多的是从“本能”的角度出发，强调“性”在婚姻生活中占据的主导作用，有一定的理论渊源。但是，从现实角度出发，“性”是婚姻生活中很重要的部分，但不是全部，尤其对于谈“性”色变的中国，本质主义理论对于婚姻满意度的解释存在文化差异，有一定的片面性。
社会交换理论，该理论认为夫妻对关系满意度的判断是由与婚姻相关的、在婚姻内的成本与收益决定的。婚姻中的个体将努力谋求收益最大化，感知到收益大于成本的个体其幸福感更高，对婚姻关系也更满意。公平理论认为，当人们发现自己处于一种不对等的状态时，他们就会质疑进而影响婚姻满意度和婚姻的稳定性。行为取向的研究(Spanier & Lewis, 1980)，把回报与付出理解成交换行为在积极面与消极面间的平衡，他们的研究表明痛苦的夫妻更少从事积极或令人愉悦的行为，更倾向于从事令彼此不快的行为。社会交换理论更多的从经济学的层面来研究婚姻满意度。应用该理论对婚姻满意度解释研究居多。
结构功能主义理论，认为夫妻相爱并能够一起为子女和彼此提供身体和情感的照顾，由此形成的物质和经济生活的状况将会对婚姻质量有影响(佟新等，2013)。结构功能主义理论强调夫妻作为一个整体，同伴而存在，并能发挥身体和情感彼此照顾的作用，即是较高婚姻满意度水平的表现。
3. 影响婚姻满意度的一些因素
3.1. 时间变量
在时间与婚姻满意度之间的关系上，主要探究的是结婚年数，年龄，教育年限与婚姻满意度之间的关系。
Rollins和Cannon (1974)等经过大量研究表明，婚姻满意度的周期变动呈U型状态。即结婚后，未生育之前，夫妻之间的婚姻满意度最高。第一个孩子出生后，婚姻满意度开始逐渐下降，孩子进入青春期，婚姻质量最差，满意度水平位至曲线的最底部；到孩子都长大后，离开家庭，婚姻满意度又开始上升。但也有研究指出，婚姻满意度与结婚年数之间关系不显著，Johnson分别从丈夫和妻子的两个样本考察婚姻幸福感和结婚年数的关系，结果表明，随着结婚年数的增长，婚姻满意度的曲线并不是呈现规则的U型。虽然，通过归纳以往的研究结果可知，较多的研究均指出结婚年数和婚姻满意度之间是一种负相关关系，也就是说随着结婚年数的增长，夫妻的婚姻满意度呈下降趋势。在不同的结婚年数中，夫妻婚姻质量最低点都落在结婚后12~15年间。
Anna Bertoni (2009)的研究发现，婚姻满意的女人比对婚姻不满意和接受婚姻治疗的女人年轻；对婚姻不满意的丈夫比对婚姻满意的丈夫或者寻求婚姻咨询的丈夫年龄大。综合以往的研究可知，年龄对大多数夫妻关系满意度指标有一定的影响，但影响力不是很显著，而且各变量的年龄变化趋势大多不是线型和有规律的，其中仅“感情生活满意度”与年龄变量呈负相关。
Anna Bertoni (2009)研究婚姻满意度与夫妻双方受教育程度之间的关系；结果显示接受婚姻咨询帮助的妻子比对婚姻满意度的妻子的受教育年限少，在接受婚姻治疗的夫妻比婚姻满意度和婚姻不满的夫妻的接受教育的年限少；对婚姻不满的夫妻(除了丈夫)的受教育年限介于这两者之间；综合而言，我们发现对婚姻满意度高的夫妻有更多的受教育的年限。
3.2. 婚际因素
婚际因素对婚姻满意度的影响上，主要探究的是夫妻间的期待，夫妻间的互动方式，及解决冲突的方式对婚姻满意度的影响。
夫妻间对婚姻的期待主要指的是进入婚姻后，夫妻对各自及对方角色的期望，有文章指出，夫妻双方相互期待是对双方关系影响最深、最久也最被研究所重视的(张一兵，2003)。也就是说，如果配偶的行为状态与自己的期望一致，就能产生较高婚姻满意度，否则就会对夫妻的婚姻满意度产生负面影响。
佟新等(2013)的研究把夫妻间互动的方式分为，彼此理解力，一起的休闲娱乐，夫妻分歧的解决情况和性生活的满意状况。相比于那些认为配偶无法了解自己感受的，认为能得到配偶理解的人，其对婚姻满意的可能性高出0.96倍；经常娱乐的夫妻对婚姻满意度的可能性是较少一起娱乐的夫妇1.13倍。也有研究者发现，夫妻共同参与休闲活动只是有助于增加婚姻的满意度的因素，如果缺乏高水平的娱乐，即使是夫妻共同参与也未必对婚姻满意度有积极意义，甚至还可能降低婚姻满意度。但是，夫妻一方独自休闲则和婚姻满意度呈现显著的负相。从没有意见分歧的夫妻，婚姻满意的可能性是经常有分歧的夫妻的1.09倍，而偶尔有意见分歧的夫妻对婚姻满意的可能性是分歧频繁的夫妻的6.07倍。总而言之，意见分歧较少的夫妻婚姻满意度较高。科塞提出的“安全阀”机制强调婚姻中分歧对婚姻质量的功用；分歧可以在某种程度上让夫妇双方增加沟通，有助于情感关系的健康发展。这可能意味着偶尔有意见分歧的夫妻是能较好利用分歧而增加良性沟通的夫妻，也是婚姻满意度高的夫妻。性生活满意的夫妻其婚姻满意的可能性是性生活不满意的夫妻1.92倍。
综合以上四个方面可知，夫妻互动对婚姻质量有影响，积极的互动会带来更高的婚姻满意度。批评的或严苟的互动方式会带来较低的关系满意度。Anna Bertoni (2009)在比较婚姻满意的夫妻，婚姻不满意的夫妻和因婚姻满意度差而接受婚姻治疗帮助的夫妻的研究表明，婚姻满意的夫妻在有益的分歧解决模式(如，和解的解决模式)得分较高；然而，对婚姻不满意的夫妻在破坏性的问题解决模式(如，冒犯和暴力的问题解决模式)上得分较高；在接受婚姻咨询的夫妻中，在破坏性的分歧解决模式上，显著的高于其他的两组，更多的选择攻击和伤害彼此。这个结果与最近关于配偶能建设性的解决分歧的方式，更好的沟通，和更小的负性互动，更多水平的自我表露，是亲密和提高婚姻满意度的关键的研究结果相一致。
3.3. 外界因素
外界因素对婚姻满意度的影响，主要探究的是经济情况，与父母、子女的关系对婚姻满意度的影响。
李银河(1996)对北京市2000多名已婚男女的抽样调查证实，收入与婚姻满意度之间不存在显著关系；控制个人因素后，个人收入自评富裕的人与婚姻满意之间有略显著相关关系。
与父母之间的关系，多是考虑原生家庭对其婚姻满意度的影响。Lewis (1979)研究发现父母的婚姻满意度与其成年子女的婚姻满意度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Scabini and Cigoli (2006)是第一个从理论的角度来阐述这一观点。他们把夫妻看成是表达两性和两代关系的纽带，强调了原生家庭在每对夫妻生活中的存在，认为原生家庭是夫妻社交网络的一个重要点，对婚姻满意的夫妻能获得更多的原生家庭对其夫妻关系的认可和支持。Anna Bertoni (2009)在对婚姻满意和对婚姻不满意及接受咨询的夫妻中发现对婚姻满意的夫妻比起对婚姻不满意和接受咨询的夫妻与原生家庭有更多的接触，对他们与原生家庭的关系更满意。
与子女的关系，Tayebeh (2007)研究提出夫妻如果在孩子的问题上取得协调一致将提高其婚姻满意度；Rollins (1970)等验证的婚姻满意度的周期变动所呈现的U型状态也能说明，婚姻满意度受子女的影响，即结婚后，未生育之前，夫妻之间的婚姻满意度最高，第一个孩子出生后，婚姻满意度开始下降，孩子进入青春期，婚姻质量最差，位至曲线的最底部；到孩子都长大后，离开家庭，婚姻满意度又开始上升。总的来说，孩子的出生导致婚姻冲突增多，满意度风险增加。综合以上，原生家庭(夫妻双方的父母家庭)和孩子对夫妻的婚姻满意度均有不同程度的影响，在探讨夫妻婚姻满意度的干预措施时，须慎重考虑这两个因素的重要作用。
4. 测量工具
综合以往的研究，关于婚姻关系的测量，一直沿用的都是社会学的研究范式。主要有如下几个特点：1) 问卷调查为主,客观观察为辅；2) 依据研究的重点不同，所采用的问卷项目数不一致，多的有90题，少的则有6题；3) 以被调查者的自我报告为主；4) 量表多采用信效度较高，经过多次验证的量表。用来测量婚姻满意度的量表主要有：婚姻满意度问卷(ENRICH)、婚姻调适测验(MAT)、家庭适应性和凝聚力评价量表(FACESll)、亲密关系技巧实用量表(PAIRS)、婚姻满意度量表(MSI)、家庭环境量表(FES)、婚前意识量表(PAI)、互动适应量表(DAS)等。其中运用最广的就是Olson婚姻质量问卷和Locke-Wallace婚姻调适测定量表。Olson婚姻质量问卷在美国进行了大样本测试，信度系数0.74，效度0.87，信效度较好；内容包括12个因子；一般婚姻满意度的测量会选择某一个或者几个因子。其判断婚姻满意与否的准确性高达85%~90%。
综合以上论述，关于婚姻满意度问卷，存在方案的多样性，指标项目的差异性特点。我国对于婚姻满意度的研究更多的参照外文，本土化特点不明显。
5. 结论与研究展望
依据众多的文献资料，对婚姻满意度概念进行统合界定，理论基础进行系统梳理，影响因素和测量工具进行有效总结，有利于加深对婚姻满意度的理论认识；推动对婚姻满意度研究工具的进一步完善，呈现出理论与方法论的良性互动。以期形成研究婚姻满意度的一个综合的模型，建立研究婚姻满意度的理论架构基础。
当前的研究还是有很多明显的缺陷。集中体现在对婚姻满意度研究的测量工具上，一般多采用问卷调查的方式，以被调查者回答的主观回答结果作为资料来源。存在研究方法单一，社会赞许性效应难以控制的现象。所以，研究方法应进一步拓展，量化研究应更加精确。且国内对婚姻满意度的研究多数是沿用国外的评估工具，而由于文化、国情等的差异，国外的评估工具是否能真实地评价中国人的婚姻质量及婚姻满意度有待于进一步研究。所以，问卷的本土化编制应提上日程。许多测量过程事先并没有进行慎重的理论思考，也没有对婚姻满意度概念的内涵和外延加以明确界定，使用多少指标和使用什么指标都带有较大的随意性，甚至只以人口调查中仅有的个别指标为度量依据。这在强调夫妻满意度的程度和强度上让人有所怀疑。关于婚姻满意度的不少研究对婚姻满意度究竟含有哪些侧面及各侧面之间的关系关心不够，有时候仅仅从测量婚姻质量，夫妻关系的问卷中选取满意度一个维度进行分析。且常把婚姻满意度的某些侧面和反映这些侧面的指标综合起来进行一个调查测量，造成影响婚姻质量和婚姻满意度的研究界限模糊，度量标准随意雷同，结果不精确的特点。这是让我们警醒，应需引起我们慎重注意，并在今后的研究中付出实践努力的地方。
NOTES
*第一作者。
#通讯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