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2008年北京奥运会上，中国代表团获得51枚金牌，位居金牌榜第一名；2010年亚运会上，中国获得199枚金牌，远远超出其他亚洲国家；2011年世界大学生运动会上，中国获得75枚金牌，超出第二名33枚。面对奥运会、亚运会、大运会等国际大型赛事金牌榜第一的荣誉，我国全民体质健康状况却呈现出不断下滑的趋势。在2007年公布的一项世界国民体质排名中，中国排在第32位。中国人的体质状况用新华社记者杨明提供的数据就是“两高一超”，1.6亿人患高血压、1.6亿人患高血脂，有2亿人超重或肥胖，75%的国民处在亚健康状态。更令人堪忧的是，较之2000年，我国青少年肥胖率增长近50%，青少年近视率从20%增长到31%。看到这种对比，我们不得不问，“金牌战略”的实施究竟推动了谁的发展？以金牌榜排名代表的我国竞技体育的“飞速发展”为何没有带动国民体质的提高？未来中国体育的基本发展方向是什么？带着这样的疑问，本文作者搜索了大量文献资料，运用比较分析、逻辑分析的方法，从系统论和价值论等理论角度对中国的“金牌战略”进行了客观分析，得出一些结论与建议，望能引起更多体育理论研究者的思考与讨论。
2. 金牌战略的形成过程
1979年2月的全国体育工作会议国家体委确定了“普及和提高相结合的前提下，侧重抓提高”的发展方针。1980年的全国体育工作会议则对此方针进行了进一步的明确，竞技体育为工作中心的战略由此形成。国家体委随后提出了“在1980年莫斯科奥运会进入总分前10名，在1984年奥运会上进入总分前6名”的具体指标。在1984年10月5日下发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发展体育运动的通知》中如此表述：“中国体育代表团在第23届奥运会上取得了优异成绩，标志着我国已开始全面登上世界体育舞台，踏上了建设体育强国的新里程”。1986年4月15日，国家体委颁布了《关于体育体制改革的决定（草案)》，该文件的核心内容是提出“体育改革要以社会化为突破口，以训练竞赛改革为重点”的改革思路。这一草案实质上是竞技体育的核心地位再次得到强化，而且在该文件中，两个“超前发展”理论(即体育超越经济，竞技体育超越群众体育)被确立[1] 。这一时期，从发展的目标、措施等方面可以看出，高水平体育竞技，确切地说是奥运竞技，被当成是体育的核心和重点。
之后，“奥运战略的需要、满足民族心理的需要、解决资金难题的需要”[2] 催生了“奥运争光计划”的正式出台，1995年7月6日，国家体委发布了《奥运争光计划纲要(1994-2000)》，目的在于坚持把竞技体育的最高目标放在培养能够在奥运会上争夺奖牌的项目以及人才上，即要在短期内，通过提升我国奥运会金牌排位来提升我国在国际上的大国形象。《2001-2010年体育改革与发展纲要》继续“以新世纪我国在奥运会、亚运会等重大国际比赛取得优异成绩为目标全面部署竞技体育的发展重点。”2001年7月14日，在莫斯科举行的国际奥委会第112次会议上，北京获得2008年奥运会主办权，至此，我国竞技体育开始大力提倡“金牌战略”，这是在一个较长时期内，指导竞技体育发展全局，争取金牌最大数量的总方针、总战略。它既是竞技体育发展战略目标的定位，又是竞技体育效益观的反映。
3. 金牌战略的价值分析
3.1. 国家主体
十年前，中国的改革开放创造了举世瞩目的奇迹，而在这个经济与社会剧烈变革时期，国家面临着内聚人心、外示形象的大问题，解决这个问题需要通过多种途径。提高竞技水平，派体育健儿参加奥运会，多得金牌，争取优异成绩，是途径之一。因此，“金牌战略”一经产生就具有强烈的政治色彩，竞技体育比赛的胜负不仅关系到运动员个人的荣誉，更关系到这个国家和地区的荣誉。运动员在国际赛场上的表现代表着国家形象和人民的精神风貌。世界上很多国家把夺取奥运金牌作为提升本国在国际上政治地位、扩大国际影响的重要渠道。胡锦涛在会见参加第28届奥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的讲话中说，我国体育健儿在奥运赛场上所表现出来的顽强拼搏精神和良好的体育道德，极大地激发了全国各族人民的爱国热情，增强了全体中华儿女的民族自尊心和自豪感，成为推动我们事业前进的强大精神力量[3] 。显然，金牌效应展现出了体育在特殊历史时期的强大政治功能。
3.2. 社会主体
对于社会主体1而言，伴随着分金牌和奖牌“指标”的做法，很快这一独具中国特色的体育激励方式自上而下，被各省体育局所采纳，并一直沿用至今。全国各级体育行政管理部门以金牌促竞技体育和促体育的名义，搞起全运会、市运会等各级运动会的金牌战略，在举国体育的体制背景下，体育官员们的命运前所未有地和竞技体育运动的成绩联系在一起，每块金牌都牵扯到他们的政绩和升迁。至此，“金牌GDP”成为衡量各层级体育行政机构工作业绩以及政府政绩的重要指标。
3.3. 个人主体
金牌对于高水平运动员个人而言，也有超越自我的快感和自我实现的满足感，但是在“举国体制”的大背景下，个人的一切利益以及基本的生存条件、生活资料都是国家赋予的，因此，个人的本身价值体验变得微不足道甚至完全消失，拿金牌只是为了国家荣誉和随之而来的个人利益。十一运会冠军苏达金在本届亚运会男子举重77公斤级挺举比赛中失利后，他使劲扇了自己几耳光：“我左手有伤，但不是主要原因，就是太想要(金牌)了。主场都拿不了金牌，真是感觉对不起国家、对不起观众。”因此，金牌战略实际上是国家层面的战略，是国家的政治需要创造了这一战略，个人主体的体育价值观完全依附于国家主体对于体育的需要。
以上可见，金牌战略更多地是满足国家主体以及各级行政机构主体对于体育的政治诉求，并且在之后的各层级“夺金”竞赛中，从国家到个人逐渐将金牌的这种政治功能视同于竞技体育的本质功能。
4. 金牌战略与中国体育全面发展
4.1. 金牌战略与竞技体育功能
金牌战略最初是为实现竞技体育发展目标而产生的，其顺应了时代的要求，是某一历时阶段的任务指标，从功能上讲，它主要满足了国家、各级政府的政治利益，也满足了民众的民族自豪感，然而，金牌战略在不断的扩大和升级过程中导致了相关利益群体对于竞赛结果的过分追求，金牌数量所代表的任务指标逐渐变成了一种战略目标，因此，竞技体育的功能价值在金牌数量快速攀升过程中逐渐偏离了其最根本功能——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对于高水平体育竞技表演的欣赏需要。所谓高水平体育竞技表演不仅是指取得比赛的最终胜利，还有在竞赛过程中运动员所展现出来的高超技战术、顽强拼搏精神等美好心理感受。换言之，竞技体育主要通过消费者观赏的形式来满足人们特殊审美和各种心理感受的需要，它代表着人类用身体运动的方式向自身的生理及心理挑战的最高水平，它对其观赏对象的作用就在于各种高水平的竞赛或表演为他们提供了一类为一切其他表演艺术所不能取代的审美享受和刺激，并且不断激发出越来越多的人们亲身参与体验体育实践的愿望和要求[4] 。
4.2. 金牌大国与体育大国的距离
竞技体育的功能决定了其本身对群众体育具有示范带动作用，而国内的基本现实是，竞技体育已形成了一个独立于群众体育发展的自我循环系统，竞技体育与群众体育之间已发生了关联关系断裂。这种现象表现在大众的意识观念里，即竞技体育只是属于少数具有天赋的高水平运动员的事，与自己的生活包括体育意识和体育活动完全无关，由于大多数群众对体育项目技术规则等内容的不了解，因而对于竞技体育的关注仅在于比赛的结果，即运动员是否拿到了金牌，拿到了多少金牌，竞技体育过程中所展现的高超技艺和美好品德往往被人们所忽视，因此竞技体育当然无法激发人们亲身参与体育实践的愿望。而金牌战略的实施，更在国家行政层面给予了这种现象以肯定，使大众普遍认为竞技体育水平就是等同于金牌榜的排名，而当我们的金牌榜排名已经达到了世界第一，甚至出现了“金牌审美疲劳”，开始有人质问金牌大国是否等同于体育大国？
4.3. 金牌战略无法推动中国体育全面发展
由以上分析，我们知道，金牌不能全然代表竞技体育的发展水平，而体育(产业)内部结构关联关系的断裂和竞技体育(产业)的自我循环，导致了我国竞技体育根本无法带动群众体育的同步发展，所以，金牌数量的攀升与中国体育全面发展之间无法形成有效的连动机制。我国的体育(产业)是一种以国家意志人为地再造社会的投资体系和需求体系条件下的产物，当国家意志发生了转移，体育不再被当作国家的“事业”来做，一方面，国家投资减少，推动体育(产业)自上而下发展的动力不足，另一方面，需求主体多元化，但自下而上的力量又受到现行体育管理体制的阻滞，因此，中国体育的全面发展问题是需要系统化研究的，把中国体育的希望全部寄托在体育比赛金牌榜排名上是没有任何理论依据和现实可能性的，金牌战略缔造的中国竞技体育神话已正式宣告结束。
5. 结论与建议
1) 在中国体育举国体制下诞生的“金牌战略”使得竞技体育变成了取悦国家和各级政府的政治工具，然而，金牌总数的多少不能完全代表一国竞技体育的发展水平，金牌至上的理念阻碍了竞技体育的可持续发展，更不可能带来中国群众体育的发展。
2) 一个国家是否是体育强国，除了国际体育比赛的奖牌排名，学校体育基础、国民身体素质及公共运动设施的数量、对公众开放程度等也是重要的判断依据，并且大众体育的发展水平更为关键，在此基础上的竞技体育高水平发展才是真正的体育强国。
3) 把财政经费用于学校体育的恢复和健全，让体育扎根教育，让更多青少年接触体育运动，形成健康的体育意识观念，重塑中国体育金字塔结构的塔基，为未来群众体育普及工作奠定坚实基础。
4) 利用各种传媒渠道，扩大体育宣传，转变“金牌至上”的观念，树立科学合理的体育发展观，积极培育推动中国体育(产业)自下而上发展的民众力量，并逐渐形成公平合理的市场环境。
5) 在体育系统内部，实行自上而下的体育管理体制改革，转变政府职能，从资源控制者转变为市场运行监督者，进一步明晰产权，帮助尽快建立健全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
总之，在体育强国建设中，应正确看待体育的发展效应和目标，如果仅仅着眼于政绩而紧盯金牌榜，这不仅是狭隘的锦标主义，甚至是违背体育道德等现象的根源，这与“以人为本”的发展理念相去甚远。我们必须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清醒地认识人民根本利益之所在，使体育更好地服务于人民，高度重视并充分发挥体育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促进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把体育的发展融于中国现代化进程的伟大实践之中。
NOTES
1由于中国体育产业实行的依然是计划经济体制下的管理体制，体育作为一种社会经济活动，其需求方与投资方都是由国家或者政府来“扮演”的，因而社会主体主要指的是各级政府行政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