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人类幸福是马克思一生为无产阶级解放事业所追求的最终价值诉求，但马克思从青年时期就树立了为人类幸福而奋斗的崇高理想。在《青年在选择职业时的考虑》一文中就表达了马克思萌发为人类幸福而奋斗的远大理想。他认为，在我们选择职业时，不应该只是考虑自身一时的爱好和虚荣，而是应考虑到所选择的职业能为更多人类服务的职业，“我们应该遵循的主要指针是人类的幸福和我们自身的完美”[1] 。如果我们选择的职业既能做到为人类幸福而谋利，又能使自己达到完美和提高，那么，这将是崇高而伟大的职业，是一种压不倒的巨大力量，因为我们选择的职业是最能为人类服务的劳动职业，“我们所感到的就不是可怜的、有限的、自私的乐趣，我们的幸福将属于千百万人，我们的事业将默默地、但是永恒发挥作用地存在下去，而面对我们的骨灰，高尚的人们将洒下热泪”[1] 。可见，在青年时期的马克思就反映了他愿意为全人类幸福而服务的崇高信念的世界观。正是对人类幸福的不竭关注，马克思深入到自己所属的时代当中，对资本主义市民社会条件下进行了深入的剖析，揭示出正是由于私有制的普遍存在和劳动异化才造成了人的本质和人的幸福的异化，因而只有通过积极的扬弃市民社会而建立起理想的共产主义社会才能消除人的不幸，使人的本质和人的幸福的复归。
2. 人类幸福思想的存在前提：现实的个人
如何正确确立社会历史的存在与发展是理解和把握历史概念的关键，也是马克思人类幸福思想所关注的存在前提。关于社会历史是如何形成的，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产生以前的传统哲学中，无论是唯心主义还是一切旧唯物主义，其“出发点是现实的宗教和真正的神学”[2] ，因而他们的幸福思想必然是带有着抽象的、神秘的色彩，是建立在彼岸世界的幸福思想。而在马克思看来，真正的哲学是从思辨天国的彼岸回到现实的此岸，只有从人的现实的生活世界中才能揭示出这一历史的秘密，才能正确的理解人类幸福思想的存在前提，因为人类幸福要求“废除作为人民的虚幻幸福的宗教，就是要求人民的现实幸福”[2] 。
幸福与快乐的前提是人的自由，然而在当时普鲁士专制统治下的社会是没有自由的，对此，马克思正是通过研究伊壁鸠鲁哲学，表达出个体在旧共同体里生活的不自由的必然性的反抗的心声，因为他认为伊壁鸠鲁才是注重偶然性的，而不像德谟克利特是注重必然性的。伊壁鸠鲁认为人们在必然性中生活的城邦是不幸的，由于人要受到它的控制和支配，甚至是主宰人的一切事物活动以至于人是不自由和不幸的，因而人们应该注重作为规律的偶然性在自然哲学中的主导作用，这样才有可能打破被必然性规定着人的命运而为人的自由进行斗争。正如他提到“在必然性中生活，是不幸的事，但是在必然性中生活，并不是一种必然性。通向自由道路到处都敞开着，这种道路很多，他们是便捷易行的。因此，我们感谢上帝，因为在生活中谁也不会被束缚住，控制住必然性本身倒是许可的”[3] 。为了反对人们在必然性中不自由和不幸的生活，伊壁鸠鲁通过原子偏斜论使得偶然性凸显出来，从而打破了人们的命运被必然性规定的束缚。他指出：“同原子相对立的相对的存在，即原子应该给予否定的定在，就是直线。这一运动的直线否定是另一种运动，因此，即使从空间的角度来看，也是脱离直线的偏斜”[3] 。可见，伊壁鸠鲁正是想通过原子偏斜论表达出他对自由自在的生活的内在渴望的心声，而这一蕴含的意义正是马克思所追求的个人的自由、幸福和解放精神的所在，而且马克思还超越了伊壁鸠鲁仅满足于内在无声的心灵反抗的幸福思想，他把人的幸福从天国的彼岸世界返回到现实生活的此岸世界中，因而马克思对追求人的自由和幸福也由感性直观上升到理性实践并积极地投入到现实生活的实践斗争以及在现实生活中深刻揭示出人类幸福的存在前提是现实的个人。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明确的指出：“我们开始要谈的前提不是任意提出的，不是教条，而是一些只有在想象中才能撇开的现实前提”[2] ，也就是说，“我们不是从人们所说的、所设想的、所想象的东西出发，也不是从口头说的、思考出来的、设想出来的、想象出来的人出发，去理解有血有肉的人。我们的出发点是从事实际活动的人，而且从他们的现实生活过程中还可以描绘出这一生活过程在意识形态上的反映和反响的发展”[2] 。可见，历史不是从意识、思维、观念那里开始的，更不是按照神的意志来创造出来的，而是从有血有肉的人的现实生活世界开始的，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历史，全部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条件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这种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正是现实的个人，是在一定的社会历史、一定的社会条件和一定的社会关系下，基于自身需要和社会需要而从事一定实践活动的能动性的现实的个人。只有把人看成是现实的人，才能正确理解历史存在的前提和进一步把握人及其活动的本质以及马克思人类幸福思想的存在前提。
3. 人类幸福思想的现实根基：实践的活动
马克思的实践观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基础，也是马克思人类幸福思想的现实根基。人类幸福正是通过现实有生命的个人的活动基于实践能动地认识和改造客观世界的物质活动而获得的。实践是历史的根基，解读历史，把握幸福思想，必须通过实践在现实生活中确立幸福观，这样既克服了与费尔巴哈把“抽象的人”作为幸福思想的理论基础，又从根本上区别了黑格尔以“绝对精神”为核心的幸福思想。
为揭示出历史是怎样生成的和人类是如何获得幸福的，马克思和恩格斯从实践出发阐述了四种实践活动。第一种实践活动是维持生命最基本的物质生产活动，正如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吃喝住穿以及其他一些东西。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2] ，这是人类获得幸福的前提条件。人类通过基本的实践活动满足了自身得以生存与发展下去的现实性，随着实践活动的深入，“已经得到满足的第一个需要本身、满足需要的活动和已经获得的为满足需要而用的工具又引起新的需要，而这种新的需要的产生是第一个历史活动”[2] ，即物质资料的再生产，这也是人类获得幸福的重要条件。物质资料的生产和再生产是人们创造历史的第一个活动，是人们得以维持生存下去和获得幸福的物质保证。同时，创造历史主体的现实的人也需要进行生产与再生产。因此，马克思和恩格斯进一步指出：“一开始就进入历史发展过程的第三种关系是：每日都在重新生产自己生命的人们开始生产另外一些人，即繁殖”[2] 。这就是人类自身的生产，人类通过结合而成的家庭方式，使得自身能够不断地繁殖下去，以至于人类自身不会出现灭绝的可能，这也是人类获得幸福的关键条件。当人们在进行着前三种实践活动即物质资料的生产、再生产和人类自身的生产的同时，也就会自然而然地产生另外一种新的生产即社会关系的生产，这是构成人类的第四种实践活动，也是人类获得幸福的根本条件。
通过上述分析，马克思和恩格斯从唯物史观的视角阐述了社会历史是如何存在以及怎样生成的，从而为人类幸福思想奠定了存在前提和现实根基，即现实有生命存在的人通过实践能动地改造客观世界的物质活动而确立的和不断获得幸福的历史过程。
4. 人类幸福的本质规定：自由自觉的活动
马克思认为，生产劳动即自由自觉的活动是人的类特性，是人区别于动物的类本质。人的自由自觉的活动的类本质，正是通过自己的生命活动本身变成自己的意识的对象化过程来确证的，是人获得幸福的手段。但是在资本主义社会下，人的生产劳动出现了异化，造成了人的幸福的异化，人类所追求的幸福投入越多，就越是觉得难以实现，因而人们感到的不是幸福，而是不幸。在马克思看来，造成这种人的幸福的异化正是资本主义社会私有制条件下的异化劳动。
首先，劳动产品对劳动者的异化。劳动产品是工人通过自己劳动创造出来的劳动对象，是对自身劳动成果的肯定，劳动产品应归劳动者所有。但是，在资本主义社会下，工人所创造的劳动产品是一种异己的存在物，劳动产品不仅不属于工人，而且还变成异己的力量支配和控制着工人，“劳动所生产的对象，即劳动的产品，作为一种异己的存在物，作为不依赖于生产者的力量，同劳动相对立”[4] 。其次，劳动活动本身对劳动者的异化。人的劳动本身是使人获得生存与发展和幸福的活动，然而，现实的劳动活动却成为了一种异己的活动，“这种劳动不是他自己的，而是别人的；劳动不属于他；他在劳动中也不属于他自己，而是属于别人”[4] ，也就是说，人在劳动过程中“不是肯定自己，而是否定自己，不是感到幸福，而是感到不幸，不是自由地发挥自己的体力和智力，而是使自己的肉体受折磨、精神遭摧残”[4] 。因而工人只有在劳动以外才感到自由自在和幸福，但那只是像动物的机能而已。再次，人的类本质对人的异化。人作为一种类存在物，自由自觉的活动即人的类本质是通过对象化活动使自身得到确证。可是，异化劳动不但使人失去了自由自觉的活动，而且也从人那里夺去了人赖以确认的对象世界。因此，异化劳动把人的类生活变成为仅仅维持人的肉体生存的手段方式，使人的类本质与人也相异化了。最后，人对人的异化。当出现前三种异化即劳动产品对劳动者的异化、劳动活动本身对劳动者的异化和人的类本质对人的异化时，必然会导致人对人的异化。“人同自己的劳动产品、自己的生命活动、自己的类本质相异化的直接结果就是人同人相异化”[4] 。
资本主义社会下出现的异化劳动，不仅使人们追求幸福的梦想破灭，而且还使大多数人在劳动过程中陷入了不幸和痛苦。因此，要使人的本质重新得到确证和人的幸福的复归，就必须从根源上消灭私有制，克服劳动异化，从而确保人的幸福在人的类生活中全面地占有人的类本质。
5. 人类幸福思想的前提保障：扬弃市民社会
人的幸福获得总是要通过个人的劳动得以实现的，而个人所从事的任何实践活动也必须是在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一定的社会关系下进行的现实的社会性活动。然而，在资本主义市民社会下造成的人的劳动异化和人的本质异化，使得人在社会生活中不能对自己的本质的完全占有、并将其自由、充分地施展自己的才能去追求人的幸福生活。因此，要实现人的幸福，只有必须扬弃资本主义市民社会对人造成的异化、消除人的不幸和痛苦，才能使人的本质的复归和人的幸福的复归，即通过消除异化来达到人的本质的复归，而消除异化就必须首先从根源上消灭私有制。
消灭私有制即扬弃市民社会，使得生产资料的社会全面占有是人类获得幸福的前提保障。马克思认为，建立在资本主义市民社会私有制统治下的现存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是全面的，这种全面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使阶级的对立达到了极点，一小部分人的“幸福”是建立在牺牲大多数人的基础上，人与人之间是剥削与被剥削的不平等的社会关系，因而“必须推翻那些使人成为被侮辱、被奴役、被蔑视的东西的一切关系”[2] ，必须消灭私有制建立起生产资料社会全面占有的公有制即以公有制为基础的共产主义社会，让劳动者创造出的成果、财富为劳动者所占有，使人的各方面才能和智慧能够得到有效的、积极的发挥出来，从而确保了人获得幸福的前提保障。与此同时，建立以公有制为基础的共产主义社会随之也将消除劳动的异化，使得劳动变成为人的第一需要，而不是谋生的手段，人将通过自由自觉的劳动充分体现出人的各方面才能的发展，并享受劳动给人带来的快乐和幸福。
马克思认为，随着社会历史的不断向前发展，历史终究是要扬弃市民社会而指向一个充分发挥人的才能、体力、智力使之实现人的幸福的理想社会——共产主义社会。这是一个促进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美好社会，在那里，“各个人在自己的联合中并通过这种联合获得自己的自由”[2] ，而且“生产劳动给每一个人提供全面发展和表现自己全部的即体力的和脑力的能力的机会，这样，生产劳动就不再是奴役人的手段，而成了解放人的手段，因此，生产劳动就从一种负担变成一种快乐”[5] ，从而人也将获得全面的幸福。
6. 人类幸福思想的理想社会：共产主义社会
人类幸福的完全实现是人作为“总体的人”对自己的本质的全面占有而形成的，而这种全面实现人类幸福只有通过无产阶级革命，消灭私有制为基础的社会关系，建立起“自由人联合体”、“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的生产能力成为从属于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6] ，实现以公有制为基础的共产主义社会制度，才是实现人类幸福的理想社会。
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人的幸福只有在共同体中才能实现，“只有在共同体中，个人才能获得全面发展其才能的手段，也就是说，只有在共同体中才可能有个人自由”[2] 。以往的各种冒充的共同体在资本主义社会私有制的条件下是虚假的共同体，并非真实的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共同体，因为“从前各个人联合而成的虚假的共同体，总是相对于各个人而独立的；由于这种共同体是一个阶级反对另一个阶级的联合，因此对于被统治的阶级来说，它不仅是完全虚幻的共同体，而且是新的桎梏”[2] 。然而，通过无产阶级革命建立起的共产主义社会才是真实的共同体，是各个人在自己的联合中通过这种联合而获得自己的自由，是人充分发挥自己的本质、个性、才能、智力等而获得的幸福的理想社会状态。
事实上，马克思对共产主义理论的描述是包含着多维度的思想体系，因而对共产主义的理解不应局限于是一种社会制度、一种理论学说、一种实践运动、一种社会形态，更重要的是它是一种人的生存状况、人的幸福的实现。一种社会制度是否优越，其检验的标准是这种社会制度能够促进绝大多数人的生存与发展状况、为人类幸福的实现提供真实的有利的条件，而且是通过现实的个人的实践活动而努力追求能够实现的人的幸福。在资本主义市民社会下出现的人的全面异化，造成了绝大多数人的生存与发展状况的不幸，是对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制约和支配，因而只有到了共产主义社会，人的生存与发展遭到的不幸才能得到根本性的改变，人的异化也将得到克服，人将作为一个“总体的人”全面的占有人自身的现实关系，也就是说，“人以一种全面的方式，就是说，作为一个总体的人，占有自己的全面的本质”[4] ，从而人的幸福的复归也将得到了完全的实现，因为“共产主义是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的扬弃，因而是通过人并且为了人而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4] 。
综上所述，马克思以唯物史观的基本观点对人类幸福的全面实现进行了深入的阐述，他从现实有生命的个人通过现实的社会实践活动来确立历史的存在和生成来把握人类幸福思想，进而指出在资本主义社会私有制条件下造成的人的本质异化和人的劳动异化以及人的幸福的异化，因而只有通过消灭私有制建立起以公有制为基础的共产主义社会制度即促进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自由人联合体”才能恢复人的本质和人的幸福的复归。在此意义上，我们可以得出，作为现实性的人的幸福，是通过现实的人的实践活动不断为自身的幸福而奋斗追求的一种创造性活动，而且真正、全面的幸福并不仅仅是在内体上和精神上的满足，更重要的是能够提供一种促进人的生存与发展状况且能充分发挥人的自由自觉的活动的理想社会。这也是马克思一生所追求的人类幸福的终极目标。
不同的人们有着不同的幸福观，但追求幸福是人们生活的目的和导向，也是人的本性和共性。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是实现人的真实、全面幸福的本质要求，而马克思人类幸福思想正是从通过建立共产主义来扬弃人的本质的异化、消除人的不幸来对实现人的全面的幸福做出了科学地阐述，为人们在现实生活实践中正确理解和追求幸福指明了正确的方向和提供了一条现实、真实的幸福之路。这对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其中，构建和谐社会正是为促进人的生存与发展状况、人的幸福的全面实现奠定了重要的社会保障。我们坚信，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不断向前发展，特别是随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实践活动的深入发展，必将为进一步促进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创造出日益丰富的物质基础和现实条件，我国人民也将越来越感受到一种真实的人生价值及全面的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