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视阈下的山西区域社会史研究综述——以近三年期刊为中心(2021~2023)
A Review of Shanxi Regional Social History from a Historical Perspective—Focusing on Journals in the Past Three Years (2021~2023)
DOI: 10.12677/cnc.2026.141045, PDF, HTML, XML,   
作者: 吕慧娴:新疆大学历史学院(中华民族共同体学院),新疆 乌鲁木齐
关键词: 山西区域社会史日常生活Shanxi Region Social History Everyday Life
摘要: 近年来,山西区域社会史研究呈现出蓬勃发展的态势,学界业已从多维度、跨学科的角度出发,深入挖掘近代山西地区的政治生活、经济形态、社会结构等议题。具体而言,山西地区的资源环境、晋商研究等方面是学界重点关注对象。2021~2023年,学人从不同角度对山西区域社会史研究的水利资源、乡村建设、晋商生活等方面进行梳理,深描山西区域社会史研究发展现状。此外,《退想斋日记》的持续性研究取得进展,关于近代晋地文风的个案研究日趋成熟,这对于我们深入理解山西社会发展历史的多样性和各区域社会在历史发展中所具有的相似性具有重大意义。
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the research on regional social history in Shanxi has shown a vigorous trend, and the academic community has deeply explored the political life, economic form, social structure and other issues of modern Shanxi from a multi-dimensional and interdisciplinary perspective. Specifically, the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 Jin merchant research, and Jin gentry research in Shanxi are the key focus of academic circles. From 2021 to 2023, scholars will sort out the water conservancy resources, rural construction, and life of Shanxi merchants in the study of regional social history in Shanxi from different perspectives, and deeply describe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the development of regional social history research in Shanxi. In addition, the continuous research of “The Diary of Tui Xiangzhai” has progressed, and the case studies on the gentry of modern Jin have become more and more mature, which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for us to deeply understand the diversity of Shanxi’s social development history and the similarities of various regional societies in historical development.
文章引用:吕慧娴. 历史视阈下的山西区域社会史研究综述——以近三年期刊为中心(2021~2023)[J]. 国学, 2026, 14(1): 305-311. https://doi.org/10.12677/cnc.2026.141045

1. 山西区域社会史研究回顾——走进田野与社会

中国社会史自20世纪80年代初复兴以来,历经40多年的研究实践已经成为中国历史学界非常具有吸引力的一门显学[1]。“山西之形势,最为完固。关中而外,吾必首及夫山西。盖语其东则太行为之屏障……是故天下之形势,必有取于山西也。”[2]山西以其独特的地理位置和久远的历史,为学界进行区域社会史研究提供了极大知识概念的实践场域。

早在20世纪50年代,乔志强先生就倡导对档案材料的收集抄录和走向田野与社会的研究方法。通过走进田野与社会,将史料、研究内容、理论方法三位一体紧密联系,相互依赖,相互包含[3]。在意识到义和团运动在山西地区的影响之大后,乔先生开始有意识地收集相关资料。在刘大鹏的日记发现后,乔先生就以刘氏史料基础出版《山西地区史料》及其系列研究论文[4]

进入21世纪,在行龙先生的带领下,“走向田野与社会”也成为了研究山西区域史的追求与实践。2007年,行龙的专著出版是该领域的重要里程碑事件[5]。近年以来,山西区域社会史的几个研究实践,都与这一学术构想紧密相联,现择要举隅。

1.1. 人口、资源、环境方面研究学术回顾

以区域社会的角度开展对中国人口、资源、环境等方面的研究,山西无疑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从资源的角度来讲,山西地区总体上呈现出水资源较为匮乏、煤炭资源较为丰富的区域特征。特别是明清之后,随着人口增多,水土流失,人口、资源、环境之间的矛盾愈来愈深。

山西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李嘎从华北区的洪水灾害与水环境研究出发,发表了一系列论文,指出明清之后山西地区城市普遍洪灾严重,且未出现有效措施彻底改变这一状况。从水利方面出发,行龙《从共享到争夺:晋水流域水资源日趋匮乏的历史考察——兼及区域社会史之比较研究》、邓小南《追求用水秩序的努力——从前近代洪洞的水资源管理看“民间”与“官方”》、张俊峰《明清介休水案与地方社会——对“水利社会”的一项类型学分析》等文章都从人口、资源、环境的历史变迁入手,把握历史脉络,水利社会史呈现出勃兴状态,是山西社会史区域研究的重要切入点[6]

环境史的视野下的灾荒史研究也是区域社会研究的热点。以光绪初年的“丁戊奇荒”为例,满志敏的文章探讨了气候因素的影响[7];夏明方在文中重点谈论了大旱形成的社会和制度原因[8];郝平两篇文章都从社会史角度对灾荒现象进行了研究[9]

1.2. 晋商研究学术回顾

晋商起于明代,盛于清代,民国年间退出历史舞台。是明清时期国内重要商帮之一。晋商的崛起是诸多原因合力各方面共同作用下的结果,其在近代经济发展中起到了重要作用,创下辉煌历程。鉴于此,学术界对其研究一直以经济研究为主。但经济的发展是以社会环境为基础的,行龙提出了从社会史角度研究晋商与地方社会的观点,指出晋商与地方社会是应当予以关注和研究的学术领域[10]

近年来,从社会史角度研究晋商与地方社会间的联系的文章也逐渐显现,突破了以往单一的研究模式,从新视野揭示了明清以来山西社会发展与变迁的丰富内涵。张正明总和了关于晋商及其家庭生活、民风民俗等的文章[11];葛贤慧从文化角度,运用家谱、传记等相关史料分析了晋商繁荣近五个世纪的原因,探讨了晋商的职业观点、家族发展、商人伦理等问题;孙丽萍在书中介绍了晋商的日常生活,关注到了晋商个人与家族,注重对富商生平探讨和晋商大家族的兴衰发展过程[12];郭娟娟、张喜琴以榆次常氏为例,从社会学视角切入,研究了晋商家族的代际流动问题。但目前的晋商日常生活研究以个案研究为主,缺乏全面的研究[13]

近年来对晋商生活的各方面研究不仅揭示了明清时期山西商人在中国乃至世界经济史中的独特地位,还探讨了其商业网络、习俗、经营理念对当代社会的启示。

1.3. 山西文人及其生活研究学术回顾

目前山西区域社会史里对于山西文人的研究以对刘大鹏的《退想斋日记》(简称《日记》)的研究为主。《日记》为山西省太原县(现太原市晋源区)赤桥村举人刘大鹏所著,时间跨度长达五十二年,最早为乔志强先生在田野调查中所发现。刘大鹏,清光绪二十年中甲午科举人,三次进京会试均未中,最终隐居家乡。尽管他的活动主要集中在山西太原地区,但由于他对当地社会底层生活有深入的了解和对民众苦难的深刻认识。因此,他的日记详细记录了基层乡村社会如何应对各种重大历史事件,是珍贵的史料。

乔志强先生1981年发表的文章正式开启了对《刘大鹏日记》的研究之路。20世纪90年代起,对其的研究开始形成规模[14]。罗志田发表文章,《刘大鹏日记》开始得到了学术界的重视[15];行龙发表的文章通过历史叙事的方式,展现出了在清末社会大变革背景下一个小人物生活轨迹的巨大改变[16];郭勇平对“刘大鹏人生观进行了探析”[17]

2. 2021~2023年山西区域社会史成果

山西,作为中华民族的发祥地之一,其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为社会史研究提供了丰富的素材。近年来,山西社会史研究正不断拓宽视野,深化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为理解中国社会历史的多样性与复杂性提供了宝贵视角。

2.1. 区域水利史研究综述

随着20世纪90年代中期区域社会史研究日渐兴起,各学者相继提出了“水利社会”概念。我国各地自然环境不一,分区域、分类型研究是研究中国水利社会史发展史的必然要求。而山西作为典型的干旱半干旱地区,独特的地理状况使得水利与社会紧密相连,政府也逐步开始重视,水利建设经历了一个从无意识到有意识,小规模到大规模的转变过程。对山西近现代水利史的探讨,能够更好地挖掘山西区域半干旱地区的用水文化,也为目前北方农村山区水利设施的建设与水利社会的发展提供可资借鉴的历史本土资源。

郜明钰与石涛在文中对清代山西区域水资源配置理论做了进一步的探讨[18]。通过对水利社会下的资源模式、秩序、效率及通过空间等方面进行多元化的研究,指出在清代虽然开始重视水利建设,但并未明确资源配置的主体责任,认为地方资源配置的科学性与官府态度、民众配合度间的关系至关重要。

李建与沈文忠在文中以晋东地区为例,对清末至民国时期的山西农村水利社会的社会基础、乡民参与的根基和现代价值进行了考察探析。文章认为在山西特殊地理位置下,清后期人口的增长、农耕经济的发展、官府对广大农村地区深入治理的缺失以及乡民用水需求的迅速增长等多方面影响下,乡民站在自救的立场上,因势利导地开辟了更为有序的水利建设及利用路径[19]

井黑忍与张俊峰在《社会史研究》发表的文章中运用文献地图和碑刻文物等探讨了帝国晚期山西曲沃县几个村子之间关于水资源的争夺。文中借助对相关文本和地图的研究,与日本的地图边界做了比较,探析了山西水渠网的一些特点[20]

张继莹在对山西湖泊资源辩证时以文湖为例进行讨论。她运用历史文献并实地考察对文湖的历史发展、治理政策等相关文献做了论述,探析了古代文湖的功能与消失过程,解读了文湖存废的现实意义,认为官方政策是湖泊最终命运的决定性因素[21]

张俊峰以绛州鼓堆泉域为例,利用碑刻、方志等资料,对明清至民国时期该地的水利建设做出较为完整的考察。从水程安排、与地亩间的关系、水案及水利组织等方面进行探究,是山西水利社会研究一个典型案例,为今后学者的研究提供了新视野[22]

李嘎以山西孝义市为例,运用比较研究的方法,在长时段视角下对该市明清时期与集体化时期的水患问题进行了考析。文章从对明清时期与集体化时期孝义市的地理、民生及政府治理政策进行比较分析,深入讨论了水患的表现形式、产生原因以及官方治理政策的不同[23]

各学者立足于山西区域,在多学科交叉视野下,或进行宏观研究,或针对个案实施微观考察。各学者将图像史、环境史与水利社会史等各学科进行深入拓展,指出了在山西社会中,水利建设与民生紧密相连,而政府的水权治理话语及水利政策对水利建设的发展历程起着更为重要的作用,官方的政策往往决定地方水利建设的秩序。

上述的各研究成果反映出当代山西水利研究的精细化和多元化,更趋向于以具体个例为研究对象,研究内容、研究理论都得到拓展。

2.2. 乡村建设史研究综述

乡村建设运动是学界重要研究对象,21世纪起相关的学术成果持续增长,并维持热度不减。但以往对乡村建设运动的研究多从思想史、教育史、社会经济史的角度考察乡村建设运动的地位和意义,目前学术界对山西乡村建设的成果不算丰富,仍有讨论空间。

郭婕发表的论文采用文献研究法,对民国时期山西省的三个社会团体的实践活动加以联系、对比,尽力完整还原社会团体在乡村建设中的历史轨迹,客观地评价了其对山西农村社会的影响并探究了山西乡村建设运动的历史地位,总结了对当今社会乡村建设的经验与启示。

日趋增多的各地方乡村建设活动研究则为今后的乡村建设研究提供了更为丰富的历史资料和更为科学的历史认识,为今日的新农村建设提供经验和启示。

2.3. 晋商日常生活史研究综述

近年来的晋商研究逐渐由最初注重商业性的经济史研究逐渐走向多层次、多视角、多学科的方向。行龙教授认为超越已有的“就商言商”的单纯经济史视角,从社会史角度切入晋商史实,尤其注重将其与地方社会紧密结合起来进行再研究,更能全面地展现出晋商的历史图景。

学术界对晋商的研究一直呈现蓬勃发展的局面,各学者所著文章层出不穷。本文由于篇幅关系,只对近三年来相关研究文章选取一少部分进行论述。

郭娟娟以民国旅蒙晋商商号大盛魁在归绥、包头的电气投资为考察切入点展开论述。从投资的过程、投资的主要工业、失败原因等各方面探析了近代旅蒙晋商转型投资近代工业之路的曲折与艰辛,认为他们对近代内蒙古城市工业近代化做出了贡献[24]

梁晟熙、李蕾在文章中以榆次常家为例,从教育视野分析比较了清末民初常家的传统教育和近代教育的内容和影响。文章认为常家重视家族教育的传统不仅有助于家族事业的延续和发展,并且对山西新式教育也发挥了启蒙作用,但其最终的衰落表明只凭教育无法实现救国重任。殷俊玲、薛吏婷在文章中以民间文书《商人孟和信稿及杂记》为考察中心,对信件抄本进行介绍,并从信件内容对清末太谷县商人孟和的经商情况和家庭生活状况进行了分析探讨,详细介绍了孟和的经商状况、心路历程以及女性家庭生活中的贡献和难处。从中也可以看出晋商努力拼搏的精神,对晋商的个案研究有着独特价值[25]

高春平对晋商精神文化的传承做了论述。文章从晋商精神文化的内涵、特征、晋商管理制度的文化内涵等方面做了探析,对晋商开拓性创新的精神做了总结,认为晋商的创新精神与内容不仅是晋商多年蓬勃发展的必要条件,也是当代企业文化建设与产业发展可借鉴的宝贵经验[26]

由对近三年各学者对晋商研究的一部分内容的梳理来看,近年来的晋商研究除了经济方面外,也开始注重晋商日常生活、教育以及精神等方面的社会史研究。一部分学者以个案研究为例,对晋商的投资状况、发展历程等做了分析;对晋商整体的研究中,家族传说、家族精神及艺术成就的研究也开始出现,横向拓展了对晋商方面的研究领域;一部分学者对晋商的教育情况进行考析,认为晋商教育的发展与衰落都与当代背景及家族思想相关,值得注意的是,近年关于晋商女性教育的研究也逐渐兴起,为晋商研究提供了一些新视角。

2.4. 刘大鹏与《退想斋日记》相关研究综述

《退想斋日记》(以下简称《日记》)是作为经历了清末民初时期“三千年未有之变局”的山西举人刘大鹏的遗著。目前世面流传的版本为1990年山西人民出版社版本和2020年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再版版本。

山西区域社会史历来注重对文人文集、日记的研究,在这其中,刘大鹏《日记》的整理研究可谓典范之作。得益于乔志强先生的发现,以及罗志田、行龙、关晓红、沈艾娣等学者先贤的研究,学术界目前关于刘大鹏与《日记》已有诸多著述。而近年来,学术界对于其的研究也更加多元化,对日常生活、人生经历、社会影响等方面都有新的观点与视野出现。行龙先生发表的《刘大鹏与晋祠》通过对晋祠的介绍、刘大鹏《晋祠志》的纂修和对晋祠的修缮等内容展现出刘大鹏为晋祠名迹与文献的保存所作出的贡献,表现了传统士人在时局巨大变迁之下仍有着深深的家国情怀。路赛博、李明以《日记》为中心,从“三千年未有大变局”时代背景下对小人物的日常生活进行分析。文章从日常生活史的角度,对日记的内容、刘大鹏的生活轨迹及思想做了概述,认为在时局变化下,一个小人物的人生轨迹更能细致入微地反映出时代、社会的氛围。所以在进行史学研究时,不应忽略日常生活史、微观史学的研究意义。

郭三娟、陈浩在基于《日记》微观考察的前提下,对晚清时期下层士子在书院改制变化下的反应进行了研究。文章通过书院改制过程中以刘氏为代表的传统士子态度与行动的描写,认为在时代变化下,传统士人的反应已落后于时代发展的主流。但他们对改制的怀疑或批判态度,也反映出社会转型时期士子的家国情怀[27]

此外,亦有学者分别从《日记》的考察中对边缘知识分子的生活和思想变迁做了考述。文章对刘大鹏的书院生活、任教期间交游及儒家教育对其的影响等方面做了论述,对“边缘知识分子”进行分析,探讨了在新旧嬗变之际的时局中,中国社会传统知识群体面临的社会危机[28]

李敏通过对《退想斋日记》与《朱峙三日记》的考察,对晚清底层士人的科举活动状态进行研究。文章从士子的俗态、学态、考态及心态等方面进行论述,还原了士子百态与辛酸,透露出士子在时代背景下考学的不易,展现了晚清时期时局的动荡[29]

由上述文章梳理可得,近几年来学术界对刘大鹏及其著述的研究仍处于蓬勃发展的状态。一部分学者以《日记》为基础,从微观史学的角度对不同环境下小人物的日常生活作了分析,从中窥探时局裹挟下各群体的社会危机;一部分学者以刘大鹏为典型,以小见大,探析了传统士子在时局变化下的命运,分析了这一群体的思想困境和爱国情怀。我们在对刘大鹏及其遗著作研究时,要避免“脸谱化”研究,而应拓宽视野,从多元化视角,运用多个学科交叉的方法立足于历史脉络下研究。

3. 结语

近三年来,山西区域社会史研究在多个领域都取得了显著进展。

各学者通过对山西地区水利资源的调查和探讨,深入研究了水利对社会、经济和环境的影响。他们不仅关注了水资源的管理和分配,还研究了水利工程的建设和维护,以及水利对社会文化的影响。这些研究不仅丰富了我们对山西地区水利历史的认识,也为当前的水资源管理和环境保护提供了重要的历史借鉴。

乡村建设研究也是近三年山西区域社会史研究的热点之一。学者们关注了乡村社会的经济发展、基础设施建设、环境保护和文化传承等方面。他们通过调查和分析乡村建设的实践案例,探讨了乡村建设的成功经验和存在的问题,为推动乡村振兴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支持。

晋商研究的成果丰富。涉及了晋商的历史、经营策略、文化传承和现代价值等多个方面。各学者通过深入挖掘晋商的商业网络、资本运作和经营理念,揭示了晋商在明清时期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同时,晋商的精神价值也在现代社会中得到了广泛的认同和传承。

日常生活史研究也是近三年山西区域社会史研究的亮点之一。研究者们通过对山西地区居民的饮食习惯、民俗文化、民居建筑等方面的研究,揭示了山西地区居民的日常生活方式、价值观念和社会变迁对日常生活的影响。这些研究为我们更好地了解山西地区的历史和社会提供了重要的视角。

综上所述,近三年来山西区域社会史研究在多个领域取得了显著的进展,为我们更好地了解山西地区的历史和社会提供了重要的学术资源。这些研究成果不仅丰富了我们的知识体系,也为推动地方社会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支持。

参考文献

[1] 虞和平. 区域社会史研究的理论方法和实践范例——读行龙《走向田野与社会》有感[J]. 社会史研究, 2022, 12(1): 240.
[2] 顾祖禹. 读史方舆纪要[M]. 北京: 中华书局, 2005.
[3] 行龙. 将社会史研究引入当代史[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25.
[4] 乔志强, 编. 义和团在山西地区史料[M]. 太原: 山西人民出版社, 1980.
[5] 行龙. 走向田野与社会: 区域社会史研究的追求与实践[J]. 山西大学学报, 2012, 32(3): 214.
[6] 行龙. 走向田野与社会[M].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7.
[7] 满志敏. 光绪三年北方大旱的气候背景[J]. 复旦大学学报, 2000, 12(6): 28-35.
[8] 夏明方. 也谈“丁戊奇荒” [J]. 清史研究, 1992, 2(4): 83-89.
[9] 郝平. 山西“丁戊奇荒”的人口亡失情况[J]. 山西大学学报, 2001, 24(6): 10-13.
[10] 行龙. 从社会史角度研究晋商与地方社会[J]. 山西大学学报, 2005, 28(1): 62-66.
[11] 张正明. 明清晋商及民风[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3.
[12] 孙丽萍. 天下晋商-明清山西商人五百年[M]. 太原: 山西人民出版社, 2006.
[13] 郭娟娟, 张喜琴. 清代晋商家族代际流动分析——以山西榆次常氏为中心的考察[J]. 安徽史学, 2014, 7(4): 119-126.
[14] 乔志强. 从《潜园琐记》看义和团[J]. 山西大学学报, 1981, 12(2): 17-23.
[15] 罗志田. 科举制的废除与四民社会的解体——一个内地乡绅眼中的近代社会变迁[J]. 清华学报, 1995, 25(4): 16-19.
[16] 行龙. 怀才不遇: 内地乡绅刘大鹏的生活轨迹[J]. 清史研究, 2005, 13(2): 69-79.
[17] 郭永平. 走向田野与社会的山西区域社会史研究[J]. 社会史研究, 2016, 32(1): 22-31.
[18] 郜明钰, 石涛. 清代区域水资源配置效率的理论空间——山西水利社会问题研究综述[J]. 中国农史, 2023, 42(1): 84-93.
[19] 李建, 沈志忠. 水利的兴修与秩序的重建: 山西农村水利社会探析——以清末至民国晋东地区为中心的考察[J]. 农业考古, 2021, 68(6): 168-177.
[20] 井黑忍, 张俊峰. 自我与他人的边界——水利图碑所见中华帝国晚期山西水利社会的空间分析[J]. 社会史研究, 2021, 11(2): 133-145.
[21] 张继莹. 山西湖泊的资源辩证——以文湖为例的讨论[J]. 社会史研究, 2021, 11(2): 109-132.
[22] 张俊峰. 明清至民国新绛鼓堆泉域社会的权利、纷争与秩序[J]. 社会史研究, 2022, 13(2): 10-49.
[23] 李嘎. 山西孝义城关水患问题考论——长时段视角下明清时期与集体化时代的比较研究[J]. 社会史研究, 2022, 13(2): 50-70.
[24] 郭娟娟. 近代旅蒙晋商由商业到工业的转型——以民国归绥、包头大盛魁投资电气业为考察中心[J]. 晋商研究, 2021, 1(1): 126-138.
[25] 梁晟熙, 李蕾. 由商而学: 晚清民国晋中商人教育事业的特点与影响——以榆次常家为个案[J]. 晋商研究, 2022, 2(1): 134-141.
[26] 高春平. 试论晋商精神文化之传承[J]. 史志学刊, 2022, 45(3): 4-18.
[27] 路赛博, 李明. 变革时局下的个人日常生活史——以刘大鹏《退想斋日记》为中心[J]. 地方文化研究, 2023, 11(6): 90-99.
[28] 行龙. 刘大鹏与晋祠[J]. 地域文化研究, 2021, 26(5): 92-104.
[29] 李敏. 俗态、学态、考态与心态: 晚清底层士人科举活动状态研究——基于《退想斋日记》与《朱峙三日记》的考察[J]. 煤炭高等教育, 2021, 39(3): 106-1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