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本研究立足中国古代哲学、马克思主义理论、海德格尔生存论、舒茨现象学与拓扑学的跨学科理论融合，原创性建构“具身化抽离”(Embodied Disengagement)理论范式，系统阐释现代性语境下主体在“生活世界殖民化”与“劳动异化”中的认知调适与主体性持存机制。通过深度激活《周易》“时位通变”“观物取象”等认识论传统与《道德经》“玄同”“反者道之动”“弱者道之用”的本体论智慧，在与马克思主义异化理论、海德格尔“在世存在”、舒茨现象学、福柯权力谱系学及德勒兹差异哲学的批判性对话中，揭示“局外者角色自觉”的三重实践向度：作为认知辩证方法论的《周易》“时位智慧”，通过“艮止”边界生产与“通变”流形转化解构工具理性桎梏；作为伦理实践学的《道德经》“玄同”机制，以“和光同尘”实现系统殖民中的策略性持存；作为批判认识论的“阴阳互济”模型，在性别秩序重构中发展出超越西方二元对立的“批判性共情”路径。研究核心理论贡献在于：其一，构建“认知弹性空间”理论模型，以拓扑学工具具象化“具身参与–反身抽离”的辩证调适机制，填补中国古代哲学、马克思主义与西方社会理论跨学科纯理论整合的方法论空白；其二，通过解构黑格尔主义东西方认知等级体系，确立“入世性超越”实践哲学范式，实现中国古代哲学“内以治身、外以济物”、马克思主义劳动解放思想与西方批判理论反思性的深度融贯；其三，围绕马克思主义“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核心命题，从纯理论层面破解劳动、心灵、生命、物欲世界的异化割裂，为哈贝马斯“生活世界殖民化”、韦伯“理性铁笼”等现代性困境提供兼具跨文明解释力与逻辑自洽性的中国理论方案。
Abstract: Based on the interdisciplinary pure theoretical integration of Ancient Chinese Philosophy, Marxism, Heidegger’s Existentialism, Schutz’s Phenomenology, and topology, this study originally constructs the theoretical paradigm of “Embodied Disengagement” to systematically elaborate on the cognitive adjustment and subjective persistence mechanisms of subjects amid the “colonization of the lifeworld” and “labor alienation” in the context of modernity. By deeply activating the epistemological traditions of “temporal-positional transformation” and “observing things to grasp images” in I Ching (Zhouyi), as well as the ontological wisdom of “Mysterious Sameness”, “Reversal is the movement of the Dao”, and “Weakness is the function of the Dao” in Tao Te Ching (Daodejing), this study reveals three practical dimensions of “self-awareness of the outsider role” through critical dialogues with Marxist alienation theory, Heidegger’s “Being-in-the-World”, Schutz’s phenomenology, Foucault’s genealogy of power, and Deleuze’s philosophy of difference. Firstly, as a cognitive dialectical methodology, the “temporal-positional wisdom” in I Ching deconstructs the fetters of instrumental rationality through the boundary production of “Restraint (Gen trigram ⛰)” and the manifold transformation of “adaptation to change”. Secondly, as an ethical practice, the “Mysterious Sameness” mechanism in Tao Te Ching achieves strategic persistence amid systemic colonization through “mingling with the dust”. Thirdly, as a critical epistemology, the “Yin-Yang Mutual Complementarity” model develops a path of “critical empathy” that transcends Western binary opposition in the reconstruction of gender order. The core theoretical contributions of this study are as follows: Firstly, it constructs the pure theoretical model of “Cognitive Elastic Space”, which materializes the dialectical adjustment mechanism of “embodied participation-reflective disengagement” through topological tools, filling the methodological gap in the interdisciplinary pure theoretical integration of Ancient Chinese Philosophy, Marxism, and Western social theory. Secondly, by deconstructing the Hegelian cognitive hierarchy between the East and the West, it establishes the practical philosophical paradigm of “Immanent Transcendence”, realizing the in-depth coherence of Ancient Chinese Philosophy’s core tenet of “cultivating oneself internally and benefiting the world externally”, Marxist thought on labor liberation, and the reflectivity of Western critical theory. Thirdly, centering on the core proposition of Marxism—the “all-round and free development of humans”—it resolves the alienated separation of the labor, spiritual, life, and material desire worlds at the pure theoretical level, providing a Chinese theoretical solution with cross-civilizational explanatory power and logical consistency for addressing modernity dilemmas such as Habermas’ “colonization of the lifeworld” and Weber’s “iron cage of rationality”.
1. 问题提出：文献综述与研究现状
现代性困境是现代社会转型过程中形成的系统性矛盾集合，其概念溯源可追溯至启蒙运动以来理性主义的膨胀与异化。韦伯在《经济与社会》[1]中首次以“理性铁笼”揭示现代性的核心困境——工具理性对价值理性的压制；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2]中以“劳动异化”批判资本主义现代性对人的本质的扭曲；哈贝马斯在《交往行为理论》[3]中进一步拓展为“生活世界殖民化”，即系统对日常生活世界的侵蚀；萨义德则从文明维度指出现代性伴随的“东方主义”认知失衡，形成文明对话的不平等格局[4]。
(一) 现代性困境的内涵与外延
内涵：现代性困境的本质是“理性异化–主体性丧失–多世界割裂”的三重叠加。具体表现为：工具理性取代价值理性成为社会运行的核心逻辑，导致韦伯所言的“意义世界的祛魅”[1]；马克思批判的“劳动异化”延伸至符号异化、技术异化等现代形态，劳动不再是人的本质确证，反而成为支配人的力量[2]；海德格尔揭示的“主体性沉沦”，即人在技术与资本的双重规训下丧失本真存在[5]；哈贝马斯强调的“交往异化”，主体间性被工具性沟通取代[3]。
外延：现代性困境涵盖个体、社会、文明三个层面。个体层面表现为心灵与物欲的对立、生命意义的缺失(如“空心病”现象的蔓延)；社会层面体现为劳动分工的固化、性别秩序的失衡(家庭场域中性别分工的现代性困境)、技术规训的强化(如算法对数字劳动者的实时监控)；文明层面呈现为东西方认知的等级化、传统与现代的断裂[6]，这种断裂在乡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中表现尤为显著。
面对这一全球性理论命题，学界形成三大理论研究路径，但均存在显著局限：
1) 西方批判理论路径
从韦伯“理性铁笼”[1]到福柯权力谱系学[7]，再到哈贝马斯交往行为理论[3]，虽构建了系统的现代性批判框架，但始终未能突破“主客二分”的认知局限：韦伯将“理性”视为独立于主体的客观工具，人与理性形成“支配–被支配”“依附–被依附”的二元对立，未能看到理性与主体的辩证统一[1]；福柯的权力谱系学聚焦权力对主体的“规训”，将主体视为被动承受者，忽视了主体在权力场域中的主动调适能力，本质是“权力–主体”的二元对立[7]；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虽强调“主体间性”，但仍以“自我–他者”的二元划分作为理论前提，未能真正消解主客对立的认知框架[3]。此外，该路径对非西方文明智慧采取“补充性吸纳”而非平等对话姿态，难以回应“劳动异化”与“人的全面发展”的核心命题。
2) 中国古代哲学现代转化路径
国内学界聚焦儒道思想的本体论与认识论重释(成中英[8] [9]、张祥龙[6])，国外汉学研究尝试将《周易》与现象学结合(Chen L. [10])。引入中国古代哲学的核心依据的是：其“辩证调适”智慧与现代性困境的核心矛盾具有内在契合性——《周易》“时位通变”“刚柔相推”的思想，能够破解工具理性导致的认知刚性与社会僵化；《道德经》“玄同”“反者道之动”“弱者道之用”的智慧，可回应异化语境下的主体性持存问题；“阴阳互济”的模型能够超越西方二元对立思维，为性别秩序重构、物欲与心灵平衡提供新路径[8] [10]。但两类研究均未能与马克思主义异化理论、劳动解放思想形成深度融贯，多停留在单一文明内部的理论重构，缺乏跨文明理论整合的系统性，这一问题本质上涉及国学与现代性的内在张力。
3) 马克思主义理论路径
经典马克思主义聚焦劳动异化批判与“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2]，西方马克思主义拓展了异化理论的现代形态(如符号异化、技术异化)，但两类研究均存在双重局限：一是未能充分吸纳中国古代哲学的“辩证调适”智慧，实践路径仍局限于“制度变革”的刚性框架；二是缺乏精准的方法论工具，难以具象化“劳动–心灵–生命–物欲”多世界的辩证统一关系。
(二) 研究现状与理论创新点
1) 现有研究的三重缺口
现有研究主要存在三大不足：一是理论融合的表层化，中国古代哲学、马克思主义与西方批判理论多为“平行对话”，未实现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的三重深度融贯；二是方法论的单一化，缺乏兼具整体性与精准性的分析工具，难以解析中国古代哲学与马克思主义的辩证特质；三是问题回应的片面化，要么聚焦现代性批判，要么聚焦传统思想重构，未能形成“批判–建构–调适”的完整理论闭环。
学界已有部分跨文明理论融合的尝试：Chen L. [10]将《周易》与现象学结合，探讨身体体验的本体论意义，但未涉及马克思主义劳动解放思想；Wang R. [4]通过庄子与福柯的对话，构建普世伦理框架，但缺乏系统性方法论支撑；Zeng J. [11]分析算法时代的性别异化，尝试结合马克思主义异化理论与技术批判[10]，但未吸纳中国古代哲学的辩证智慧。这些研究或局限于二元理论对话，或缺乏系统性的方法论支撑，尚未形成多理论融贯的完整范式。
2) 研究缺口与本研究回应(见表1)
Table 1. Existing research gaps and targeted responses of this study
表1. 现有研究缺口与本研究针对性回应
现有研究缺口 |
本研究针对性回应 |
西方批判理论“主客二分”局限，
缺乏非西方文明平等对话 |
以中国古代哲学“阴阳互济”“时位通变”破解二元对立，
构建东西方平等对话的理论框架 |
中国古代哲学现代转化与马克思主义
缺乏深度融贯 |
确立“辩证调适(中国古代哲学)–劳动解放(马克思主义)–反思批判
(西方理论)”的三重互构关系 |
马克思主义实践路径刚性化，缺乏
精准方法论工具 |
引入拓扑学辩证分析工具，具象化“多世界辩证统一”关系，补充
“柔性调适”实践路径 |
理论建构与现实实践脱节，缺乏
完整理论闭环 |
构建“批判–建构–调适–验证”闭环，通过三大实证案例
验证范式的现实解释力 |
3) 本研究的理论创新点
第一，理论体系创新——建构“具身化抽离”原创范式，实现中国古代“时位哲学”、马克思主义劳动解放思想与西方批判理论的拓扑学融贯，形成“批判–调适–超越”的理论逻辑链。其中“具身化抽离”的操作性定义为：主体在深度参与现实系统(劳动场域、社会结构)的基础上，通过认知边界设定与辩证思维转化，实现对异化机制的批判性反思与主体性自主持存的实践形态，其核心是“参与而不沉沦、批判而不脱离”。
第二，方法论创新——借鉴Deleuze & Guattari [12]的跨学科方法论实践，将拓扑学“流形”“褶皱生成”“同伦变换”等概念转化为辩证分析理论工具(参考Deleuze & Guattari [12]的跨学科方法论实践)，具象化中国古代哲学与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关系，具象化中国古代哲学与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关系，破解“多世界异化割裂”的可视化难题。
第三，命题回应创新——从理论与实践双重层面系统回应马克思主义“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命题，破解劳动、心灵、生命、物欲世界的异化割裂，为现代性困境提供“刚性批判 + 柔性调适”的双重理论方案，弥补现有研究“重批判轻建构”的不足。
2. 理论建构：四重思想资源的跨文明纯理论融贯
(一) 跨学科方法论的理论基础与适配性论证
拓扑学作为跨学科分析工具，其核心优势在于“保持本质不变前提下的形态转化”，这与中国古代哲学“变与不变”的辩证特质高度契合。Deleuze & Guattari在《千高原》[12]中首次将拓扑学用于哲学分析，通过“块茎理论”“褶皱生成”解析多元系统的辩证关系，为跨学科融合提供了方法论示范。中国古代哲学的“辩证调适”智慧(如《周易》“穷则变，变则通”、《道德经》“反者道之动”)，其本质是“守住核心本质(道、仁、义)前提下的形态柔性转化”，与拓扑学“同伦变换”(保持拓扑性质不变的连续变形)的核心逻辑具有内在一致性[8]。
本研究采用的拓扑学辩证分析工具，并非简单套用数学概念，而是经过“哲学化转化”的分析框架：以“流形转化”解析劳动形态从异化到自由的辩证过程，以“褶皱生成”解析心灵与生命世界的自主空间建构，以“同伦变换”解析多世界(劳动–心灵–生命–物欲)的辩证统一关系，最终实现“抽象理论具象化、辩证关系可视化”的方法论目标。
(二) 中国古代哲学的本体论根基：《周易》与《道德经》的拓扑学重释
1) 《周易》：时位辩证与多世界辩证统一
《周易》“时位通变”思想与马克思主义“人的全面发展”形成本质共鸣。乾卦(☰)“刚健中正”与坤卦(☷)“柔顺利贞”的辩证关系，对应马克思主义“劳动世界与心灵世界的互补共生”——劳动作为“外在实践”(坤道)与心灵作为“内在本体”(乾道)的双向互济，恰是对“劳动异化”的东方辩证回应[2] [8]。王夫之在《周易外传》中对“时位”智慧的阐释极具启发，他强调“时者，序也；位者，域也”，认为“时”与“位”的辩证统一是理解《周易》通变思想的关键[13]。这一解读为“时位辩证方法论”提供了重要注脚：主体的认知调适与实践选择，必须立足具体时空情境，既不能脱离现实盲目行动，也不能固守情境丧失自主，这与“具身化抽离”范式“参与而不沉沦”的核心逻辑高度契合。
艮卦(⛰)《彖传》“时止则止，时行则行”的边界生产理论，为破解物欲异化提供理论方案：通过初六“艮其趾”(行为边界)、六二“艮其腓”(行动边界)、六四“艮其身”(认知边界)、六五“敦艮”(弹性持存)的爻位跃迁，构建“合理物欲–心灵自主”的辩证平衡，既拒绝“禁欲主义”的极端，又遏制“物欲支配”的异化，与马克思主义“满足合理物欲、实现生命价值”的主张形成跨时空呼应[2] [14]。
《系辞上》“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的“通变”思想，是劳动形态转型的纯理论方法论：从异化劳动到自由联合劳动的转化，并非线性的“断裂式变革”，而是拓扑学意义上的“同伦变换”——保持“劳动为人的本质活动”这一核心本质不变，实现劳动形态从“工具性”到“创造性”的弹性转化，契合马克思主义“劳动回归人的本质”的核心命题[2] [8]。
2) 《道德经》：玄同实践与劳动解放的伦理辩证
《道德经》“玄同”机制是马克思主义劳动解放的东方伦理表达。“和光同尘，湛兮似或存”(第56章)的策略性持存，对应数字时代劳动异化的柔性调适路径：劳动者并非以“对抗”姿态脱离劳动场域，而是通过“挫其锐，解其纷”的认知边界设定，在算法规训、资本逻辑的系统内部守护心灵与生命价值，避免劳动异化为“支配人的力量”[15] [16]。
“反者道之动，弱者道之用”(第40章)的辩证思维，揭示了劳动解放的纯理论路径：异化劳动与自由劳动的关系并非“非此即彼”“非黑即白”的对立，而是“反向转化”的辩证——通过“弱者道之用”的弹性实践，将资本逻辑、技术规训的“支配性力量”转化为“创造性劳动”的“滋养性资源”。现实案例：数字内容创作者通过分析算法推荐逻辑(资本与技术规训的体现)，优化内容生产策略，实现“既满足流量平台需求，又坚持创作的主体性与创造性的平衡统一”[12]；开源社区中，开发者将技术垄断的规训力量转化为共享协作的资源，Linux系统、Python语言等开源项目成为“实现技术工具性与创造性统一”的典范[12]。这一逻辑与马克思主义“自由人的联合体”形成理论呼应——马克思所指的“自由人的联合体”，是消除了异化劳动、实现“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的共同体[2]，其核心并非否定资本与技术的存在，而是消解其对人的支配性，使之为“人的全面发展”服务，弥补了经典马克思主义“刚性变革”路径的局限。
(二) 跨文明理论整合：四重思想资源的褶曲融贯
1) 本体论重构：“艮止”“在世存在”与劳动异化的三重对话
马克思主义批判的劳动异化，其本质是“劳动与人的本质的对立”，即劳动从“自我确证的活动”沦为“自我否定的活动”[2]；海德格尔“在世存在”的“被抛性”与“向死存在”，揭示了现代性语境下主体的生存困境[5]；《周易》“艮止”智慧则提供了本体论层面的解决方案：通过“时位”的策略性定位，在劳动世界中构建“认知盾构”——既保持对异化劳动的批判意识(马克思主义维度)，又实现心灵与生命世界的自主(中国古代哲学维度)，将海德格尔的“生存困境”转化为“辩证调适”的实践场域，形成“批判–定位–自主”的本体论逻辑链[5] [6]。
2) 认识论革命：“通变”“权力谱系”与劳动解放的动态博弈
福柯权力谱系学揭示了现代性权力对劳动的“毛细血管式规训”，但未能提供系统性的解放方案[7]；马克思主义强调通过消除私有制实现劳动解放，却未充分关注“制度变革”与“主体调适”的中间环节[2]；《周易》“通变”思想则填补了这一理论空白：通过“爻位跃迁”式的拓扑变形，劳动者可在现有社会框架内实现“局部劳动解放”——如数字时代劳动者从“算法支配”到“算法协同”的角色转化，本质是“通变”智慧的实践体现，为最终的“自由联合劳动”积累认识论基础，形成“规训–调适–解放”的认识论闭环。
3) 方法论突破：“时位拓扑学”与多世界平衡的理论模型
本研究所称的“时位辩证方法论”，并非简单套用拓扑学概念，而是借鉴跨学科方法论实践(参考Deleuze & Guattari [12]将哲学与数学工具结合的路径)，整合中国古代哲学、马克思主义与西方理论，构建三重维度的纯理论架构(见表2)：
Table 2. Three-dimensional framework of temporal-positional dialectical methodology
表2. 时位辩证方法论的三重维度架构
维度 |
核心内涵 |
思想资源融合 |
本体论基础 |
“时位一体”的主体性定位：主体在特定
时空情境中实现“参与性自主” |
融合《周易》时位智慧(时空辩证)、海德格尔“在世
存在”(生存论)与马克思主义人的本质理论(劳动本质) |
认识论核心 |
“通变互济”的认知路径：通过
“理解–批判–调适”实现对异化机制的突破 |
融合《道德经》玄同机制(弹性调适)、福柯权力
谱系学(规训批判)与马克思主义异化理论(异化反思) |
方法论工具 |
“辩证转化”的分析方法：以拓扑学工具
解析多世界辩证关系 |
融合拓扑学“流形转化”“褶皱生成”与中国古代
哲学“阴阳互济”、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 |
本体论基础：“时位一体”的主体性定位——融合《周易》时位智慧(时空辩证)、海德格尔“在世存在”(生存论)与马克思主义人的本质理论(劳动本质)，确立“在实践中实现自主”的主体性原则[2] [5] [8]；
认识论核心：“通变互济”的认知路径——融合《道德经》玄同机制(弹性调适)、福柯权力谱系学(规训批判)与马克思主义异化理论(异化反思)，形成“理解–批判–调适”的认知逻辑[2] [7] [15]；
方法论工具：“辩证转化”的分析方法——以“流形转化”解析劳动形态转型，以“褶皱生成”解析心灵与生命世界的自主空间，以“同伦变换”解析多世界的辩证统一，具象化马克思主义“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2] [12]。该模型的核心目标是具象化马克思主义“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命题，通过“时位定位–认知调适–实践转化”的逻辑链，破解多世界异化割裂的难题。
3. 理论阐释：范式的纯理论案例解读
(一) 性别秩序重构：阴阳互济与劳动公平的辩证统一
当前性别对立的本质是性别辩证“边界硬化”，其核心理论根源是马克思主义所批判的“劳动分工异化”——劳动世界的性别不公延伸至生命与心灵世界，形成“劳动支配–生命压抑–心灵异化”的连锁反应[2]。西方性别理论虽对二元对立进行批判，但仍未能脱离个体主义文化框架。
《周易》“一阴一阳之谓道”提供了纯理论重构路径：将性别差异视为“互补性流形”而非“对立性实体”，阴与阳的边界在“刚柔相推而生变化”中实现动态平衡[8] [10]。从马克思主义视角看，这种平衡本质是“劳动分工的合理化”——打破“男性主导公共劳动、女性局限私人劳动”的刚性分工，实现劳动资源的公平分配与劳动价值的平等承认[2]；从中国古代哲学视角看，这种平衡是《坤卦》“含章可贞”的伦理实践——以“柔顺利贞”的弹性特质，消解性别规训的刚性边界，构建“各尽所能、各得其所”的性别秩序，与马克思主义“自由人的联合体”中“性别平等”的核心主张形成理论融贯[2] [14]。
(二) 《哪吒之魔童闹海》：赛博格身体与劳动解放的符号学阐释
作为纯理论分析样本，《哪吒之魔童闹海》的核心理论价值在于其“赛博格身体”的辩证象征意义——机械藕体的“刚柔并济”，本质是“异化劳动身体”向“创造性劳动身体”的辩证折叠。这一符号意象与技术时代身体与机器关系的跨学科研究形成对话。
从马克思主义劳动异化理论视角看，哪吒的机械藕体是“劳动本质复归”的符号化表达：战斗形态的机械模块化(刚)对应劳动的“工具性维度”，情感表达时的液态金属流动性(柔)对应劳动的“本质性维度”，二者的辩证统一破解了异化劳动导致的“工具性与本质性割裂”，印证了马克思主义“创造性劳动滋养心灵”的核心命题[2]。
殷夫人“铠甲(刚) + 混天绫育儿术(柔)”的双重实践，是母职劳动异化的理论突围——将私人领域(家庭劳动)与公共领域(战场劳动)进行莫比乌斯环式连接，打破“母职劳动 = 私人劳动”的刚性认知，实现了劳动形态的辩证转化，与马克思主义“自由联合劳动打通个体与社会”的理论主张形成符号学呼应[2]。
(三) 孙允珠现象：玄同实践与物欲异化的批判阐释
1) 孙允珠现象的释义与表现
“孙允珠现象”是指韩国模特孙允珠通过社交媒体持续输出“完美身体”影像符号，形成全球性的符号消费热潮。其核心表现为：“完美身体”符号从“审美对象”异化为“支配性力量”，大众陷入“身体符号–价值认同”的异化逻辑——个体通过模仿该符号化身体来获取社会认同，忽视心灵价值与生命本真；商业资本借助该符号构建“身体消费产业链”，进一步强化“物欲–心灵”的二元对立，本质是马克思主义所批判的“符号消费异化”[2]。
2) 理论破解路径
破解这一异化的纯理论路径，是《道德经》“玄同”实践与马克思主义“合理物欲”主张的辩证融合：其一，“和光同尘”的认知调适——主体并非拒绝物欲，而是通过认知边界设定，将“符号化物欲”还原为“需求性物欲”，打破“完美身体”符号的支配性[15] [16]；其二，“挫其锐，解其纷”的符号解构——消解“身体符号 = 价值认同”的异化逻辑，回归身体的本真意义，实现物欲世界与心灵世界的辩证平衡[16]；其三，“主体间性”的对话建构——通过“身体叙事”的纯理论实践，构建“多元身体美学”，消解符号消费的异化根基，印证了马克思主义“以劳动解放为核心，让各世界相互支撑而非对立”的理论逻辑[2]。
4. 理论反思与未来展望
(一) 理论反思：范式的边界与张力
1) 理论边界
“具身化抽离”范式的适用边界在于“现代性异化困境中的主体性调适”，其核心理论价值在于弥补马克思主义“刚性变革”与西方批判理论“刚性批判”的局限，提供“柔性调适”的纯理论方案。但对于“制度性劳动压迫”“系统性性别歧视”等刚性困境，仍需以马克思主义“制度变革”为根本路径，范式本身仅承担“主体调适–局部突破”的理论功能，不可替代制度层面的根本变革[2]。
2) 理论张力
中国古代哲学与马克思主义的纯理论融合，面临“传统–现代”的内在张力：一是如何在坚守《周易》《道德经》核心内涵的前提下，避免“文化复古主义”；二是如何在吸纳马克思主义劳动解放思想的前提下，避免“教条主义”。化解这一张力的关键，在于坚持“辩证转化”原则——将中国古代哲学的“调适智慧”转化为马克思主义实践路径的“柔性补充”，将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精神”转化为中国古代哲学现代转化的“价值内核”，实现二者的理论互构[8] [10]。
(二) 未来展望：从本土范式到全球对话的理论研究拓展方向
1) 跨文明理论对话的深化
未来可聚焦“具身化抽离”范式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深度对话，重点探讨范式对技术异化、符号异化的解释力，尝试构建“中国–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对话桥梁，为全球现代性困境提供更具普遍性的理论方案。
2) 东方智慧的理论重构
可进一步拓展中国古代哲学的理论边界，将儒家“修身”思想、墨家“兼爱”思想纳入范式体系，构建“儒道墨–马克思主义–西方理论”的三重融贯模型，丰富“入世性超越”范式的理论内涵。
3) 方法论工具的完善
可将辩证方法论与解释学、符号学进一步结合，构建“时位辩证–符号阐释–实践调适”的纯理论分析框架，提升范式对现代性新形态(如人工智能异化、元宇宙异化)的解释力与适配性。
4) 实践应用的拓展
未来可开展实证研究，通过问卷调查、深度访谈等方法，验证“具身化抽离”范式在数字劳动者、职场女性等群体中的实践效果，形成“理论–实践–反馈–优化”的闭环，增强范式的现实应用价值。
5. 结论
现代性困境的本质是认知辩证刚性化、主体性异化与多世界异化割裂的三重叠加，而《周易》“时位通变”、《道德经》“玄同”智慧、马克思主义劳动解放思想与西方批判理论，共同为破解这一困境提供了纯理论密钥。本研究建构的“具身化抽离”范式与“认知弹性空间”模型，实现了四重思想资源的跨文明深度融贯，确立了“入世性超越”的实践哲学范式——既坚守中国古代哲学“内以治身、外以济物”的辩证调适智慧，又吸纳马克思主义“劳动解放”与“人的全面发展”的核心命题，还融合西方批判理论的现代性反思特质[2] [3] [8]。
实证理论阐释表明，这一范式通过辩证方法论具象化了“劳动–心灵–生命–物欲”的辩证统一关系，既破解了现代性异化的核心矛盾，又避免了“刚性批判”或“复古回归”的片面性。未来，唯有在“传统–现代”“东方–西方”“批判–建构”的纯理论对话中，才能彻底破解工具理性的线性桎梏，为“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2]提供兼具理论深度与逻辑自洽性的中国方案，为人类文明的可持续发展奠定纯理论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