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作为一部以智力和悬疑探案出圈的美国电影，2019年上映的《利刃出鞘》，其风格与以往充满视觉刺激的好莱坞电影有着很大的区别。这部被称为“新古典主义推理”的代表作，表面是一场围绕亿万遗产的谋杀谜案，实则是对美国社会权力结构、身份政治与文化矛盾的符号化解构。从结构符号学视角来看，影片通过人物、道具、空间等多重符号的创造性编码，将古典推理的“解谜游戏”转化为对现代社会的批判性寓言，那些看似平常的视听元素如一把匕首、一只咖啡杯、一栋庄园，皆成为承载意义的符号载体，在能指与所指的交织中建构起了复杂的叙事网络。
传统悬疑片的视觉冲击往往建立在血腥场景的直观展示之上，《利刃出鞘》却将暴力转化为符号游戏。哈兰的割喉过程被快速剪辑，取而代之的是药品标签被调换、遗嘱分配引发的家庭分裂等“符号暴力”。这种处理方式暗合罗兰·巴特所谓的“含蓄意指”。当观众沉迷于推理解密时，影片已通过符号系统的编码，将批判的矛头指向了更深层的社会矛盾：财富分配的不公、少数族裔的身份困境以及精英阶层的精神空虚等问题。
2. 结构符号学视域下的电影叙事分析框架
2.1. 结构符号学下的影片叙事观
索绪尔在《普通语言学教程》中提出，符号是能指与所指的统一体，前者是符号的物质载体，后者是符号所指向的概念或意义，二者的关联虽具任意性，却在社会文化语境中形成约定俗成的表意系统[1]。这一理论在电影叙事中经常表现为，镜头、道具、人物等视听元素作为能指，通过创作者的编码与观众的解码，实现向社会隐喻、主题思想等所指意义的转化。《利刃出鞘》对符号双重性的运用，首先体现在核心道具的符号建构中。
影片以“利刃”为名，开篇即展现插满刀具的蛛网形屏风，这一视觉元素作为能指，在推理类型的框架下首先指向“凶器”的物理属性。但随着叙事推进，其符号意义逐渐增殖，当富豪哈兰用真刀割喉“自杀”，利刃成为“权力自我解构”的象征[2]；谋杀在影片中往往直接象征暴力、掠夺和侵犯，负面的符号在《利刃出鞘》中成为精巧的、可以被赏玩的娱乐符号。影片中通过利刃的多重意指，完成对“暴力文明化”的批判性解构。
罗兰·巴特进一步在《符号学原理》中提出符号的“含蓄意指”概念，第一层级的符号整体(能指+所指)成为新的能指，与新的文化或意识形态所指结合，生成内涵意义[3]。而《利刃出鞘》正是运用这一理论的典范之作。护工玛尔塔的“说谎呕吐”设定，作为身体能指，表面是推动情节的功能性设计，实则是对虚伪话语体系的生理抵抗(含蓄意指)。她的移民身份与遗产继承者的结局形成符号反转。这种反转“暗喻美国社会主流意识形态与移民之间的抗争”，使玛尔塔从“边缘他者”升华为“道德主体”，其身体符号成为丈量人性真伪的标尺。
2.2. 《利刃出鞘》的符号化叙事特质
作为核心符号的“利刃”，其能指与所指的动态转换构成叙事的关键脉络。影片开篇的匕首屏风既是装饰性道具，又暗含“契诃夫之枪”的类型片符码，“契诃夫之枪”指的是最开始出现的东西，一定要在后文用到，否则便不该出现，这也预示了将会发生不可控的暴力事件。当哈兰以利刃割喉“自杀”，利刃从装饰品变为死亡符号；而兰森拔下屏风假刀企图行凶时，利刃的能指进一步滑向“权力博弈的工具”，它不再是物理凶器，而是精英阶层内部倾轧的软暴力象征[4]。这种符号增殖，使利刃成为贯穿全片的意义锚点，连接着谋杀表象与权力解构的深层主题。
同时，斯隆比家族的庄园作为封闭空间能指，既是古典推理的“密室”，又是美国精英阶层权力飞地的象征。阁楼书房与一楼客厅的垂直构图，通过镜头的俯仰调度，建构起权威与附庸的等级符号；而玛尔塔最终手持“我的房子，我的规则”咖啡杯俯瞰众人的场景，完成从咖啡杯的符号迁移“暗示原有权力结构的象征性颠覆”。
玛尔塔继承遗产的情节，是移民议题符号化表达的高潮。哈兰的遗嘱将财富从精英阶层转移至移民护工，实质上完成了一种权利符号的颠覆性。当玛尔塔手持印有“我的房子，我的规则”的咖啡杯伫立阳台，升降镜头的运用使她从群体边缘升华为了权利主体，这一视觉符号完成了对权力关系的象征性重构[5]。
但这种逆袭具有乌托邦色彩，影片刻意回避玛尔塔作为移民的现实困境，例如移民的生活医疗问题、语言和习俗等多方面现实因素；反而将其成功归因于玛尔塔善良的本性，这就是用符号叙事掩盖了现实中的结构性矛盾。这种叙事策略虽然满足了观众对主角逆袭的期待，又规避了对移民政策的深度批判，但也暴露出类型电影的符号妥协性，并没有表达出现实中边缘群体更加真实的境地。
3. 人物符号的身份解构与象征建构
3.1. 玛尔塔：从“他者”到主体的符号重构
玛尔塔的移民身份从出场便被赋予符号化的“他者”标签。斯隆比家族成员在争夺遗产时，将她的国籍随意猜测为“墨西哥、厄瓜多尔、巴西”等拉美国家，这种模糊化指认本身就是一种符号暴力。这种集体性忽视，将玛尔塔的能指固定为“外籍护工”的工具性符号，其个体价值被简化为了“善良、忠诚”的刻板印象，符合当下的美国社会对少数族裔的认知偏差。
玛尔塔继承巨额遗产的结局，是影片最具冲击力的符号反转。哈兰的遗嘱将能指层面的“财富分配”转化为所指层面的“权力再分配”，曾经被排除在家族权力之外的移民护工，手持印有“我的房子，我的规则”的咖啡杯俯瞰众人，这一视觉符号实现了空间话语权的重新转移。
玛尔塔的符号重构之路，本质是从“被凝视的他者”到“凝视的主体”的转变。同时影片故事与社会背景相融合，台词与情节相衬托，将美国当下苛刻的移民政策、虚伪的阶级统治及丑陋的财富碾压等社会问题展现得淋漓尽致[6]。玛尔塔的边缘身份、身体特质与命运反转，串联起美国社会关于移民、阶层与道德的多重议题。影片通过这一角色的符号化塑造，既批判了主流社会对少数族裔的符号暴力，又以叙事的诗意赋予边缘群体突破符号牢笼的可能性，为类型电影的社会表达提供了充满张力的符号范本。
3.2. 哈兰与兰森：镜像符号的暴力性对照
哈兰的自杀行为是影片最具冲击力的符号事件。作为白手起家的推理小说作家，他的身份兼具“财富掌控者”与“话语权持有者”的双重权威，其家族成员更依赖其版税维系寄生性生存。但哈兰的死亡并非简单的情节转折，而是一场精心设计的自毁，这种自毁本质是精英阶层的自我批判。哈兰拒绝向子女提供财务补贴、修改遗嘱将遗产赠予移民护工玛尔塔，实质是以自杀为代价切断家族的经济寄生链。同时影片还表达出，现在的美国只有通过“自杀”这一方式，切断既得利益者继承财富的路径，美国的社会才会出现变革，才能出现新的活力。
兰森的暴力手段更体现出“阴性化”特征。不同于传统硬汉的直接对抗，他通过调换药品标签、伪造不在场证明等“智力犯罪”实施谋杀，这种隐蔽的暴力形式与哈兰的“阳性”自毁形成对照。兰森的下毒行为与其“阳性气质”形成反差，揭露特权阶层在规则漏洞中实施暴力的虚伪性[7]。同时也暴露出其暴力本质的空洞性，看似强大的精英后代，实则是丧失勇气的内心卑微的弱者。
哈兰与兰森的对照，本质是同一权力体系下的“自我毁灭”与“权利异化”之争。前者以自我毁灭完成对系统的批判，后者以权力的堕落印证了精英系统的腐败。这种镜像张力不仅构成叙事的戏剧核心，更将个体命运升华为对美国社会的寓言式批判。影片通过这对镜像符号的暴力性对照，完成了对阶级固化、身份政治等议题的深刻解构，使悬疑叙事成为反映现实的一面镜子。
3.3. 斯隆比家族：群体性符号的空心化
斯隆比家族成员的身份建构充满符号性矛盾：他们依赖哈兰的财富维系所谓的成功人士形象，却在本质上沦为丧失自主能力的寄生群体。这种身份虚伪性在社交媒体时代更显荒诞。儿媳乔尼以“时尚博主”人设包装自己，却需要哈兰支付女儿的学费，其精致的生活俨然成为消费主义的牺牲品；而长孙兰森经常以叛逆的形象呈现在众人面前，却在遗产争夺中暴露对金钱的极度渴求。他们的身份符号已经被背后的资本经济牢牢捆绑，一旦脱离哈兰的经济支撑便无路可走。这也印证了鲍德里亚关于“符号消费取代真实需求”的论断：当“精英”成为可以购买的能指，其所指的道德与能力便荡然无存[8]。
斯隆比家族成员的群体性符号空心化，本质是资本主义社会当中，精英阶层精神危机的缩影。他们的身份符号因长久的寄生性的生存而丧失了自我，权力符号又因缺乏内部支撑而脆弱不堪。影片通过这一群体的符号解构，既批判了精英阶级的虚假性，也揭示了边缘群体突破符号牢笼的可能性。当玛尔塔以边缘群体的身份接管权力符号时，影片为固化的社会结构提供了象征性的解决方案，使影片成为一部关于符号权力更迭的现代社会寓言。
4. 社会文化隐喻的符号解码与现实指代
4.1. 空间符号的权利结构隐喻
斯隆比家族的哥特式豪宅是典型的“阿加莎式”封闭空间，其设计本身就充满了权力隐喻。建筑外观的尖顶、石墙与环形车道，构成一道物理与符号的双重屏障，将家族成员与外部世界隔绝，形成阿加莎笔下“孤岛式”权力飞地[9]。其家族成员在其中上演的遗产争夺，本质上还是对现有权力秩序的维护与觊觎。
影片通过空间的开放化处理，打破传统推理片的封闭性，赋予空间符号更复杂的社会内涵。当玛尔塔与布兰科侦探的追逐戏从豪宅至乡村公路、废弃洗衣房，这种空间流动性解构了豪宅的权威性，使其不再独立于社会而存在，其内部的矛盾交织影射了社会矛盾的现实存在。同时影片开场的家庭成员问话环节，侦探布兰科的问询场景采用多机位交叉剪辑，客厅、餐厅、走廊等空间碎片通过蒙太奇拼贴，形成“罗生门式”叙事[10]。每个空间单元成为不同权力主体的话语场域，家族成员在其中编造谎言，试图重构一种对己有利的符号秩序，却在对话的交流中暴露了彼此的矛盾。
影片结尾的阳台场景则完成权力符号的颠覆性转移。玛尔塔手持“我的房子，我的规则”咖啡杯伫立阳台，俯视下方的家族成员，通过上升镜头不仅将哈兰家族众人和玛尔塔这一矛盾双方进行了鲜明对比，更暗示边缘人物的玛尔塔，已经正式完成自身阶级的蜕变[11]。这一空间符号的反转具有双重隐喻：一方面，它解构了“精英空间神圣不可侵犯”的神话，阳台从只有精英阶级才能登上的高地这一符号代表，变为了边缘群体亦可审视并占据的符号空间；另一方面，玛尔塔的居高临下也只是规则的主宰更换了主体，并没有打破这片空间的权威性的存在，暗示了权力主体的更迭而非结构性的颠覆。
4.2. 移民议题的符号化表达
斯隆比家族的豪宅作为封闭空间符号，本质是美国社会排外性的缩影。当宣告遗嘱之前，家族成员互相之间控诉谩骂，当宣布玛尔塔成为遗产继承人时，家族成员瞬间一致对外。玛尔塔转瞬被转换了三种身份符号，从异国护工到遗产继承者，再到被一致对外的“移民身份”，均揭示了主流社会对移民的潜意识排斥。
在影片中移民身份从出场便被赋予符号化的“他者”烙印。更具讽刺性的是，在玛尔塔继承遗产后，其母亲的非法移民身份成为斯隆比家族攻击的重点对象。斯隆比家族成员以“非法移民后代无权继承财产”为由施压，将“移民”符号与“道德可疑性”强行绑定。这种符号操控暗合萨义德“东方主义”理论：少数族裔被建构为需要被规训的他者，其价值判断完全受制于主流社会的符号体系[12]。影片通过家族成员的语言暴力，揭示了移民身份在符号层面的可攻击性。
《利刃出鞘》通过移民议题的符号化处理，完成了对美国社会包容性神话的解构：玛尔塔的逆袭是只是影片情感抒发的一种想象呈现，而非真实的结构性变革。影片的进步性在于揭示了移民群体在符号系统中的被动处境，但其局限也在于未能突破类型片的叙事框架，只是将复杂的社会议题简化为了道德寓言。这种符号化表达的双重性，也恰好是当下美国多元文化主义困境的缩影：移民议题可以被讨论，却难以被真正地解构。
4.3. 阶级批判的符号网络
斯隆比家族的存在本身是“美国梦”的符号悖论。作为文化精英哈兰的后代，他们的社会地位建立在对其经济与文化资本的寄生之上。长子沃尔特将父亲的著作视为商品符号，哈兰创作的书籍沦为资本经济变现的道具，这种对文化资本的工具化利用，暴露了精英阶层精神生产能力的退化。同时哈兰的自杀成为阶级自我解构的符号事件。他以利刃割喉的仪式化死亡，主动切断家族的寄生链，其书房内的匕首屏风从权力象征变为自我毁灭的隐喻。匕首屏风就像是铁王座，精英阶级为了登上这把铁王座，都因自我的盲目和寄生性，葬送在了自己的手中。
影片中的物品符号普遍经历“价值异化”。哈兰收藏的匕首本是奢侈品象征，却先后成为自杀与谋杀未遂的道具，奢侈品与凶器的能指滑动，揭露消费社会中物品意义的随意性[13]。影片中的布兰科侦探提出了两条推动剧情发展的理论，其一是“万有引力之虹的终结”，其二是“甜甜圈里的甜甜圈”。《万有引力之虹》是美国作家托马斯·品钦的后现代主义小说，其中提出“热寂说”，即宇宙中的热能在散发完后会冷寂下来，整个世界将会冰冻[14]。影片中将消费主义的狂欢隐喻为终将冷却的能量，而在各种能量消耗光之后，世界就会慢慢地死亡，暗示资本主义中的内部结构危机。而“甜甜圈中的甜甜圈”看似绕口令的台词道出了影片的叙事结构和导演的用意，即真相不一定是最重要的，更重要的是我们在接近真相的过程中所感受到的“无中心”和人性的复杂。
5. 结语
《利刃出鞘》这部影片通过各种符号的指代，很巧妙地向观众刻画了鲜明的人物形象，映射了美国现实社会当中存在的阶级矛盾和人间的悲剧。在最大限度让观众参与到叙事过程的同时，体会到作为边缘群体被“裹挟”和“压榨”的切身感受，通过跌宕的情节，淋漓尽致地展示了人性的贪婪与欲望，人性的凸显与政治的谈判在黑色幽默的表象之下，暗讽美国当下社会阶层的负面现象。像影片最后所展示的复杂的符号一样，在被资本经济裹挟之下，保持善良与忠诚，或许才是人性在资本社会异化的环境下的解脱之道[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