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随着我国城镇化发展进程推进，进城务工人员队伍膨胀，同时，城乡二元体制的划分形成了“离散化”的家庭结构或“边缘化”的家庭状况(康钊，2018；刘群等，2023)，乡–城流动不可避免地造就了留守儿童与流动儿童两类特殊群体，统称“受人口流动影响儿童”(李成贵，2007；沈纪，2019)。根据《2020年中国儿童人口状况事实与数据》报告，基于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2020年中国存在1.38亿0~17周岁儿童直接受到人口流动影响。已有多项研究探讨并证实了“人口流动”对留守儿童、流动儿童的心理、社会适应及学业产生重要影响，尽管城镇化过程对儿童成长发展可能带来新机遇(韩毅初等，2020)，但是，有大量研究证实，城镇化过程中的制度差异、文化障碍、父母照顾质量下降，均对儿童身心发育造成负面影响：校园欺凌(陈云龙，吕利丹，2025)，人际关系压力(徐华等，2024)，自我孤独感(张婷皮美，石智雷，2021)以及生命意义感的缺失(郭雯等，2023)。
Frankl在Man’s searching for meaning一书中提出“自我超越的生命意义(self-transcendence)”。Steger在随后的研究中将生命意义感定义为人们理解自己的生活、认为生活重要性的程度，以及人们认为自己在多大程度上拥有生活的目的(聂晗颖，甘怡群，2017)。有研究证实，受人口流动影响儿童的心理痛苦源于生存环境及流动经历增加了儿童与身边参照群体的社会对比进而产生“身处不利地位感知”(叶一舵，熊猛，2017；池平清等，2022)；外部环境与个体经历产生的被剥夺感同时削弱了个体生命意义体验(郭雯等，2023；商士杰等，2016；Stillman et al., 2009)；另有研究证实家庭亲密度、老师、同学的良好社会支持为个体生命意义的发展提供基础(周欣然等，2020)。
以往有关留守儿童的研究表明，亲子分离的情境显著降低亲子互动频次进而削弱亲子依恋质量(裴欣欣，2010)。留守儿童为补偿家庭支持系统的情感缺位通常将依恋需求系统转向同伴群体并促成紧密的同伴依恋结构(周丹青等，2021)。同伴依恋是青少年社会性发展过程的关键组成部分(琚晓燕等，2011)，有研究发现，紧密的同伴依恋能够显著正向预测留守儿童的学校适应，并在独处偏好与学校适应之间发挥完全中介作用，对留守儿童的心理健康也具有积极保护效应：同伴信任与沟通维度得分越高，留守儿童的心理适应状况越佳(陈英敏等，2018)。此外，青春期阶段儿童的人际发展重心逐渐表现出“外移趋势”：即由家庭系统转向同伴系统，儿童与同伴共处的时长显著超越亲子共处时长。随着同伴互动频率梯度上升，儿童从同伴互动中获得的情感需求满足加速了同伴依恋水平上升(王美萍，张文新，2007；肖紫韫，2022)。有研究证实同伴依恋类型可能影响个体归因倾向(Collins, 2006)，而归因方式的差异影响个体意义的感知(潘佳雁，2001；Park, 2010)安全型依恋个体在人际冲突中倾向外归因，将矛盾解释为情境限制或双方认知差异，个体自我价值体系受损程度较低，因而意义感知保持相对稳定。相反，逃避型和矛盾型个体偏向内归因，将冲突归于自身特质缺陷，易诱发自我怀疑与自我价值贬损，进而削弱个体生命意义感(Collins, 2006)。实证研究表明，同伴依恋类型正向预测生命意义感(马茜芝，张志杰，2020)，即安全型依恋个体的生命意义感水平高于逃避型和矛盾型依恋个体。综上所述，本研究提出假设1：同伴依恋类型正向预测生命意义感。
此外，有关依恋关系的理论和实证研究中，研究者们发现逃避型和矛盾型的个体倾向于使用表达抑制策略(John & Gross, 2004)，而安全型的个体则会更多使用认知重评策略(Mikulincer & Florian, 1998)。表达抑制策略的使用会使个体体验到更多的负性感情更少的正性感情，认知重评策略的使用则正好相反(Gross & John, 2003)。相关研究表明，消极情绪调节策略的反复使用会进一步削弱个体对自身情绪调节能力的评估，表现为低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在削弱个体对冲突解决可能性预期的同时加剧个体对冲突情境的无助感，增加个体的自我怀疑与自我价值贬损(黄于飞等，2022)。实证研究发现，安全型依恋个体的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水平高于逃避型和矛盾型依恋个体，良好的同伴依恋能够提高青少年的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减少不安等负性情绪(连帅磊等，2016；李心悦等，2023)。
Figure 1. Research hypotheses framework
图1. 研究假设框架
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Regulatory Emotional Self-Efficacy, RSES)的三维结构模型认为，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可以形成从认知评估到行为应对的完整闭环机制(Bandura & Locke, 2003)。个体通过调节对环境刺激的认知加工路径，激活个体内在心理资源获得生命意义感(刘丽娟，2021)。多项研究表明，高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个体在负性情绪诱发情境中表现出更高的控制感与应对信心，能有效缓解焦虑、抑郁等负性情绪反应，增强对自身能力与价值的积极评价，最终提升个体生命意义感(Thartori et al., 2021; 何炎宸，2025)。基于此，本研究提出假设2：同伴依恋、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和生命意义感三者之间显著正相关；假设3：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在同伴依恋与生命意义感的影响中起中介作用。中介效应模型图如图1所示。
2. 研究方法
2.1. 研究对象
采用分层整群抽样法，选取武汉市城乡结合部及远郊地区某小学5~6年级学生、某中学7~8年级学生进行问卷调查，共发放602份调查问卷，符合“受人口流动影响”特征的有效问卷446份，其中男生231人(51.8%)，女生215人(48.2%)；小学197人(44.2%)，初中249人(55.8%)。
2.2. 研究工具
2.2.1. 同伴依恋量表
采用父母与同伴依恋量表(IPPA-R)中的同伴依恋分量表。IPPA-R问卷由Armsden and Greenberg (1987)根据依恋理论(Bowlby)编制而成，由张迎黎等(2011)人于年修订，其中同伴依恋分量表共24个项目，包含同伴沟通、同伴信任和同伴疏离三个维度。量表采用5点计分法，其中1代表“完全不符合”，5代表“完全符合”，同伴信任和同伴沟通维度上得分越高依恋质量越好；同伴疏离维度上得分越低，依恋质量越好。本研究中同伴依恋的Cronbach’s α系数0.915，说明同伴依恋分量表信度良好。
2.2.2. 生命意义感量表(C-MLQ)
采用由美国学者Steger编制，我国学者王鑫强(2013)进行本土化修订的生命意义感中文修订量表(C-MLQ)。该量表包括生命意义感和寻求意义感两个维度，共10个项目，其中每个维度各5个条目，采用7点计分，“完全不符合”记1分，“完全符合”记7分，两个维度总分和越高表示生命意义感水平越高。本研究中该量表的Cronbach’s a系数为0.804，说明生命意义感量表信度良好。
2.2.3. 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量表(SRESE-17)
采用由Caprara et al. (2008)编制，王玉洁等(2013)中文修订的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量表(SRESE-17)，修订版量表共17个项目，分为表达积极情绪自我效能感(POS)和管理消极情绪自我效能感(NEG)两个一级子维。其中，表达积极情绪自我效能感(POS)包括：表达快乐的情绪效能感和表达自豪的情绪效能感；管理消极情绪自我效能感(NEG)包括：管理愤怒的情绪效能感、管理内疚的情绪效能感、管理沮丧的情绪效能感。采用5点计分，“完全不符合”记1分，“完全符合”记5分，得分越高表明情绪调节的自信程度越高。本研究中总量表的Cronbach’s a系数为0.911，说明该量表信效度良好。
2.2.4. 数据处理
数据收集后，采用SPSS 25.0软件进行统计分析，包括共同方法偏差检验、描述性统计、皮尔逊相关分析，以及中介效应检验。
3. 结果
3.1. 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根据Herman单因素检验，对研究数据进行共同方法偏差检验(周浩，龙立荣，2004)，对数据的所有项目进行因子分析时发现，特征值大于1的因子有9个，而且第一个主因子的方差占比等于27.965% (低于40%的临界标准值)，所以本研究共同方法偏差不严重。
3.2. 各变量在人口学变量上的差异检验
采用独立样本t检验方法对样本群体同伴依恋、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生命意义感三个变量在性别、年级(小学、初中)上的差异进行检验。
3.2.1. 同伴依恋、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生命意义感在性别上的差异
对样本群体在同伴依恋、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和生命意义感的得分上进行性别差异比较，结果如表1所示。
Table 1. Differences in gender across various variables (M ± SD)
表1. 性别在各变量上的差异(M ± SD)
|
男(n = 231) |
女(n = 215) |
t |
P |
同伴依恋 |
85.10 ± 17.135 |
83.96 ± 14.691 |
0.757 |
0.450 |
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 |
61.52 ± 12.970 |
58.01 ± 11.721 |
3.002** |
0.003 |
生命意义感 |
51.65 ± 11.293 |
50.20 ± 10.351 |
1.414 |
0.158 |
注：*p < 0.05，**p < 0.01，***p < 0.001。
由表1结果可知，样本群体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存在显著的性别差异，男生的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得分显著高于女生；同伴依恋和生命意义感两个变量上不存在显著性别差异。对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的性别差异进行各维度上的差异检验，结果如表2所示。
Table 2. Differences in dimensions of emotional regulation self-efficacy by gender (M ± SD)
表2. 性别在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各维度上的差异(M ± SD)
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 |
男(n = 231) |
女(n = 215) |
t |
p |
表达快乐/兴奋的情绪效能感 |
11.45 ± 2.869 |
11.59 ± 2.411 |
−0.525 |
0.600 |
表达自豪的情绪效能感 |
12.52 ± 2.383 |
12.10 ± 2.529 |
1.814 |
0.070 |
管理生气/愤怒的情绪效能感 |
13.43 ± 3.999 |
12.17 ± 3.929 |
3.356*** |
<0.001 |
管理沮丧/痛苦的情绪效能感 |
13.82 ± 3.847 |
12.67 ± 3.618 |
3.228*** |
<0.001 |
管理内疚/羞耻的情绪效能感 |
10.30 ± 3.152 |
9.48 ± 2.906 |
2.833** |
0.005 |
表达积极情绪自我效能感(POS) |
23.97 ± 4.787 |
23.68 ± 4.305 |
0.674 |
0.501 |
管理消极情绪自我效能感(NEG) |
37.55 ± 9.869 |
34.33 ± 9.440 |
3.516*** |
<0.001 |
注：*p < 0.05，**p < 0.01，***p < 0.001。
由表2结果可知，样本群体在管理消极情绪自我效能感上存在显著性别差异，具体表现为，男生在管理消极情绪自我效能感上得分高于女生。进一步分析发现，该一级子维度下的三个维度上均表现出显著的性别差异；在表达积极情绪自我效能感及其下属两个维度上，性别差异不显著。
3.2.2. 同伴依恋、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生命意义感在年级(小学、初中)上的差异
对样本群体在同伴依恋、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和生命意义感的得分上进行年级(小学、初中)差异比较，结果如表3所示。
Table 3. Differences in various variables across grade levels (M ± SD)
表3. 年级(小学､初中)在各变量上的差异(M ± SD)
|
小学组(n = 197) |
中学组(n = 249) |
t |
p |
同伴依恋 |
87.99 ± 15.783 |
81.84 ± 15.666 |
4.103*** |
<0.001 |
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 |
64.58 ± 12.716 |
56.07 ± 10.963 |
7.454*** |
<0.001 |
生命意义感 |
51.61 ± 12.054 |
50.42 ± 9.809 |
1.125 |
0.261 |
注：*p < 0.05，**p < 0.01，***p < 0.001。
由表3结果可知，样本群体在同伴依恋和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两个变量上表现出显著年级差异。5~6年级小学生的同伴依恋得分显著高于7~8年级初中生；小学生的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显著高于初中生。生命意义感不存在显著的年级差异。进一步比较同伴依恋、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各维度在年级(小学、初中)上的差异，结果如表4和表5所示。
Table 4. Differences in dimensions of peer attachment by grade level (M ± SD)
表4. 年级在同伴依恋各维度上的差异(M ± SD)
|
小学组(n = 197) |
中学组(n = 249) |
t |
p |
同伴沟通 |
29.28 ± 7.052 |
26.10 ± 6.825 |
4.815*** |
<0.001 |
同伴信任 |
35.64 ± 6.849 |
34.31 ± 7.157 |
1.993** |
0.047 |
同伴疏离 |
23.07 ± 4.469 |
21.43 ± 4.360 |
3.902*** |
<0.001 |
注：*p < 0.05，**p < 0.01，***p < 0.001。
Table 5. Differences in emotional regulation self-efficacy across grade levels (M ± SD)
表5. 年级在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各维度上的差异(M ± SD)
|
小学组(n = 197) |
中学组(n = 249) |
t |
p |
表达快乐/兴奋的情绪效能感 |
12.19 ± 2.497 |
10.99 ± 2.663 |
4.856*** |
<0.001 |
表达自豪的情绪效能感 |
12.84 ± 2.326 |
11.90 ± 2.489 |
4.090*** |
<0.001 |
管理生气/愤怒的情绪效能感 |
14.00 ± 4.113 |
11.89 ± 3.677 |
5.642*** |
<0.001 |
管理沮丧/痛苦的情绪效能感 |
14.48 ± 3.823 |
12.31 ± 3.458 |
6.227*** |
<0.001 |
管理内疚/羞耻的情绪效能感 |
11.07 ± 2.969 |
8.99 ± 2.813 |
7.558*** |
<0.001 |
表达积极情绪自我效能感 |
25.03±4.295 |
22.89 ± 4.546 |
5.065*** |
<0.001 |
管理消极情绪自我效能感 |
39.55 ± 10.072 |
33.18 ± 8.587 |
7.070*** |
<0.001 |
注：*p < 0.05，**p < 0.01，***p < 0.001。
3.3. 皮尔逊相关分析及中介效应检验
样本群体同伴依恋、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与生命意义感的相关系数如表6所示，三个变量之间均表现出显著正相关，研究假设2得到验证。
采用Bootstrap对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进行中介效应检验，结果如表7所示。样本群体的同伴依恋对生命意义感影响的总效应值为0.240，其中，同伴依恋与生命意义感间的直接效应值为0.064，占总效应比例26.7%；同伴依恋通过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对生命意义感产生影响的间接效应估计值为0.176且在95%置信区间中不包含0，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中介效应显著，研究假设3得到验证，中介效应占总效应比例73.3%，见图2。
Table 6. Results of correlation analysis between variables (r)
表6. 变量间相关分析结果(r)
变量 |
同伴依恋 |
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 |
生命意义感 |
同伴依恋 |
1 |
|
|
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 |
0.522** |
1 |
|
生命意义感 |
0.353** |
0.551** |
1 |
注：*p < 0.05，**p < 0.01，***p < 0.001。
Table 7. Test and analysis of the mediating effect of peer attachment on the sense of life meaning
表7. 同伴依恋对生命意义感的中介效应检验分析
类型 |
效应值 |
SE |
95%CI上限 |
95%CI下限 |
效应占比 |
总效应 |
0.240*** |
0.031 |
0.301 |
0.180 |
|
直接效应 |
0.064* |
0.031 |
0.126 |
0.003 |
26.7% |
间接效应 |
0.176 |
0.023 |
0.224 |
0.133 |
73.3% |
注：*p < 0.05，**p < 0.01，***p < 0.001。
注：*p < 0.05，**p < 0.01，***p < 0.001。
Figure 2. Mediating effect model
图2. 中介效应模型
4. 分析与讨论
4.1. 描述性统计
描述统计发现，样本群体同伴依恋的三个维度中，同伴信任与同伴沟通得分显著高于同伴疏离，呈现出“高信任、高沟通、低疏离”特征的同伴依恋结构，表明样本群体在同伴关系中维持较高水平的情感联结质量，这与周丹青等(2021)的研究结果一致，在亲子分离或频繁迁移的社会情境或成长经历中，青少年个体通过强化同伴依恋弥补来自家庭的亲子情感支持缺位。同伴依恋的高水平维度得分揭示了同伴关系作为家庭功能缺位补充路径的实践意义，可以为后续干预提供“以同伴关系为核心”的实证依据。
4.2. 同伴依恋与生命意义感
本研究相关分析发现，同伴依恋、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和生命意义感之间两两显著正相关。良好的同伴依恋个体表现出更高水平的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和生命意义感，这与以往的研究结果相同(Liu et al., 2021; 郭宇洁，2020)，表明拥有高质量同伴依恋的个体会体验到更多的生命意义感，说明在青少年时期，个体同伴依恋需求的满足程度对身心健康发展有至关重要的影响(曾晓强，2009)。个体通过与周围人建立联系并在亲密和互惠关系中提高幸福感和个人意义感(Stillman et al., 2009)。依据皮亚杰的认知发展理论，青少年个体处于形式运算阶段，同伴互动是其社会认知发展的重要途径与载体。通过与同伴的平等交往及观点碰撞，个体得以摆脱自我中心思维建构起更为成熟的社会认知与自我概念；而清晰的自我认知是生命意义感建构的核心前提，这为同伴关系对生命意义感的积极影响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佐证。对于青少年来说，同伴是个体最重要的亲密关系之一，是青少年满足亲密感、安全感和信任等社会性需要、获取社会支持的重要来源，对个人的身心发展有重大影响(Mota & Mators, 2013)。具有良好同伴依恋关系的个体在与同伴的相处中更易形成密切的联结，他们可以从同伴关系中获得更多情感和社会支持，从而有效满足亲密、安全与归属的需求，这有助于个体更好地形成积极的生命意义感(马茜芝，张志杰，2020)。由此可见，从同伴依恋的角度出发，鼓励发展同伴间的亲密关系，给彼此提供足够的社会支持与安全感，形成安全的同伴依恋关系，对提高青少年的生命意义感具有一定现实意义。
4.3. 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的中介作用
本研究从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的角度出发，进一步讨论了同伴依恋对生命意义感的影响机制。中介效应分析发现，同伴依恋除了可以直接影响生命意义感，还可以通过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提高生命意义感，即良好的同伴依恋可通过增强青少年的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进而显著提升个体生命意义感水平，这与以往的实证研究结果吻合(Liu et al., 2021; 肖紫韫，2022)。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作为一种个人资源，可以有效地提高个体的生命意义感，同时也受到同伴依恋的影响(田学英，2012)。一方面，高质量同伴依恋个体拥有更安全的依恋模式，更倾向于主动寻求并接受来自同伴的情感和社会支持，进而有效地管理情绪提升个体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Mota et al., 2024)，增强个体能力感与自信感，有助于提升个体对生命意义的认知(何炎宸，2025)；另一方面，高水平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的个体在人际冲突中具备更高的情绪管理信心，能迅速采取恰当的情绪调节策略恢复积极情绪，降低失败情境下的无助体验，维持了对生命意义的稳定感知(元栋娟，2020)。研究结果表明，青少年需兼顾同伴关系质量的优化与情绪调节效能的培育，整合外部社会支持与内在心理资源协同强化，以促进个体生命意义感稳定发展。
5. 不足与展望
本研究得出以下结论：良好的同伴依恋不仅能直接提升受人口流动影响的儿童的生命意义感，还能通过增强其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来间接促进生命意义感的发展。未来研究可针对本研究局限优化方案：采用纵向追踪验证变量因果关系与中介效应稳定性，结合质性研究深挖个体主观体验；扩大样本提升代表性，纳入更多人口学因素，细化同伴依恋类型差异及其对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的影响路径与机制，为学校构建积极同伴关系、促进受人口流动影响儿童生命意义感良性发展提供实证基础。
基金项目
湖北高校省级招标类教育教学改革项目(项目编号：20253013)。
NOTES
*通讯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