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本研究在“双碳”战略目标的时代背景下，系统探讨了青少年环境价值观对亲环境行为的影响机制。通过对相关文献的梳理发现，环境价值观包含利己、利他和生态圈三个维度，它们通过不同路径影响着青少年的亲环境行为。环境关心在环境价值观与亲环境行为之间发挥着重要的中介作用，自然联结、特质敬畏等心理变量也参与构成了复杂的影响机制。在“双碳”目标提出的新形势下，青少年的环境价值观不仅关涉传统的环境保护意识，更涉及低碳生活方式、碳足迹管理等新兴环境议题。尽管现有研究为理解环境价值观与亲环境行为的关系提供了丰富证据，但在研究情境的时代性、影响机制的完整性、研究设计的科学性等方面仍存在不足。未来研究应当更加关注“双碳”背景下青少年环境心理和行为的新特点，采用纵向追踪和干预实验等多元方法，深入探讨环境价值观向亲环境行为转化的动态过程和有效路径，为高校环境教育实践和生态文明建设提供更加坚实的理论支撑和实践指导，推动青少年成为实现“双碳”目标的积极践行者。
Abstract: In the context of the “Dual Carbon” strategic goals, this study systematically examines the mechanisms through which environmental values influence pro-environmental behaviors among adolescents. A review of relevant literature indicates that environmental values encompass three dimensions—egoistic, altruistic, and biospheric—each exerting influence on adolescents’ pro-environmental behaviors via distinct pathways. Environmental concern plays a significant mediating role between environmental values and pro-environmental behaviors, while psychological variables such as nature connectedness and trait awe contribute to a complex influence mechanism. Under the new circumstances posed by the “Dual Carbon” objectives, adolescents’ environmental values not only pertain to traditional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wareness but also extend to emerging issues such as low-carbon lifestyles and carbon footprint management. Although existing research provides substantial evidence for understand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environmental values and pro-environmental behaviors, limitations remain in terms of timeliness of the research context, comprehensiveness of mediating mechanisms, and methodological rigor. Future studies should pay greater attention to the novel characteristics of environmental psychology and behavior among university students within the “Dual Carbon” framework, employing diverse methodologies such as longitudinal tracking and intervention experiments to elucidate the dynamic processes and effective pathways through which environmental values translate into pro-environmental behaviors. Such efforts will provide a more robust theoretical foundation and practical guidance for environmental education in higher education institutions and the advancement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thereby empowering adolescents to become active practitioners in advancing the “Dual Carbon” goals.
1. 引言
在全球气候变化日益严峻的形势下，中国提出了“碳达峰、碳中和”的战略目标。实现“双碳”目标不仅需要国家政策层面的顶层设计和技术创新的支撑，更需要全社会成员环保意识的提升和亲环境行为的广泛践行。教育部于2022年发布了《绿色低碳发展国民教育体系建设实施方案》。该文件指出“到2025年，绿色低碳生活理念与绿色低碳发展规范在大中小学普及传播，绿色低碳理念进入大中小学教育体系；到2030年，实现学生绿色低碳生活方式及行为习惯的系统养成与发展，形成较为完善的多层次绿色低碳理念育人体系并贯通青少年成才全过程”(教育部，2022)。青少年作为未来生态文明建设的核心主体与环境保护的生力军，正处于认知能力发展与价值观建构的关键阶段。该群体具备较强的新知识、新观念接纳能力，且行为模式尚未完全定型，通过系统化的教育引导可有效培育其亲环境行为倾向。基于此，开展青少年亲环境行为的相关研究，既是对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相关政策导向的积极响应，亦是应对全球生态环境治理挑战的必然路径。
2. 相关概念的界定
2.1. 环境价值观
早期国外研究中，Stern和Dietz (1994)基于价值基础理论，将环境价值观划分为利己价值观、利他价值观与生态圈价值观三个维度，认为其是个体判断环境相关行为是否符合自身与生态利益的核心准则，为后续研究奠定了理论框架。这一分类方式被国内学者广泛借鉴，推动了本土化研究的开展，学者们结合中国情境进一步细化概念内涵。环境价值观量表明确环境价值观以利己、利他和生态圈的价值取向划分为核心(刘贤伟，吴建平，2013)。结合价值–信念–规范理论，王红指出环境价值观是个人所持有的对环境友好的信念和准则，具体体现为防治环境污染、尊重地球等方面，是个人最基本和最深层次的行为准则，是个人根据自身的认知和价值判断而形成的对环境的情感态度和行为意向的指导准则(王红，2023)。颜妮萍综合前人研究，将环境价值观定义为评价人们与环境有关的行为能否实现人与自然共生及和谐发展的价值体系(颜妮萍，2024)。本研究将环境价值观界定为：个体基于对自然生态环境的认知与价值判断形成的信念体系，涵盖利己、利他、生态圈三个核心维度，是指导个体评估环境行为意义、塑造环境态度并驱动亲环境行为的深层心理基础。
2.2. 亲环境行为
Stern (2000)率先明确亲环境行为的核心定义，指出其是以保护环境或阻止环境恶化为行为意图，所表现或塑造的人类活动。位双菊将亲环境行为定义为个体有意识地采取保护环境的行动，减少其行为对环境的负面影响(位双菊，2024)。张友妙则将亲环境行为认为是一切有益于环境的行为，或是无法避免危害环境的情况下，尝试采取尽可能小的危害行为，或是牺牲自身利益保护环境的行为(张友妙，2024)。2018年《公民生态环境行为规范(试行)》等官方文件出台后，明确了亲环境行为的实践导向，涵盖关注生态环境、节约能源资源、践行绿色消费等多个维度，弥补了早期学术定义中政策导向性不足的局限。综合以上研究和官方文件，本研究将亲环境行为界定为：个体或群体在公共与私人生活场景中，基于环境保护意图实施的、有利于减少环境负面影响、改善生态质量的各类主动行为，其形式包括公共环保参与、日常资源节约、绿色消费选择、污染行为规劝等，兼具个体自发性与社会规范性。
3. 环境价值观对亲环境行为的影响机制
3.1. 环境价值观对亲环境行为的直接影响
环境价值观作为驱动亲环境行为的深层心理基础，其三个核心维度通过不同路径直接作用于亲环境行为。利他价值观强调对他人及群体利益的关注，持该价值观的学生更易将环保视为责任，在公领域主动参与环保宣传、公益捐赠等行为，在私领域坚持绿色消费、节约资源，对两类亲环境行为均表现出显著正向预测作用(刘贤伟，吴建平，2013)。生态圈价值观聚焦整个生态系统的平衡与可持续，人们更关注物种保护、生态平衡等宏观环境议题，虽对亲环境行为的直接效应不显著，但通过中介变量间接推动行为实践，其核心作用在于塑造长期环保认知。利己价值观以个体利益最大化为核心，与亲环境行为呈负向相关，持该价值观的青少年更易因环保行为的短期成本而回避践行，但部分私领域环保行为(如垃圾分类、资源回收)因能带来间接收益，其负向影响相对弱化。
3.2. 道德情绪的中介作用
张霞研究的发现为促进个体的亲社会行为提供了理论依据。目前全球面临着生物多样性锐减、气候变暖、环境污染等严峻的生态问题，这些问题的妥善处理需要人类在道德上予以关注。因此在现实生活中，创造可以启动或激活相应道德基础的环境，可能会极大地帮助个体或群体做出相应的亲环境行为(张霞，2022)。自然共情作为指向自然的道德情绪，受环境价值观的正向影响，促使青少年感知动植物的生存困境，将环保行为内化为情感驱动的自觉行动，尤其在物种保护、减少污染等行为上表现突出(吴特博心，2025)。
3.3. 自然联结的中介作用与链式中介效应
自然联结作为个体与自然的情感纽带，在环境价值观向亲环境行为转化中发挥关键中介作用。自然联结与环境价值观呈显著正相关，与亲环境行为同样呈显著正相关。当个体的环境价值观越高时，个体可能会倾向于与自然进行接触。当个体感到与自然的联结越紧密时，感到与自然融为一体，更容易做出环境友好行为。环境价值观通过塑造青少年对自然的认知与情感，强化其与自然的归属感和依存感，高自然联结水平的青少年更易将环保视为自身责任，在日常生活中主动践行节约资源、绿色出行等行为(颜妮萍，2024)。同时，初中生自然联结、亲环境行为呈显著正相关，自然联结可以对亲环境的行为进行积极的正向预测。当代初中生出生于21世纪初，国家层面提倡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城市中建设了较多的公共设施，如生态公园等，使得尽管是生活在城市中的初中生从小就有更多与自然相处的机会，因此更加容易与自然拥有亲密的情感联结(洪林林，2022)。
3.4. 环境关心与自然敬畏的调节作用
环境关心在环境价值观与亲环境行为之间起到调节作用，其调节效应因价值观维度与行为领域而异。对于生态圈价值观，高环境关心能强化其对私领域亲环境行为的间接影响，使青少年更易将生态保护认知转化为日常环保习惯(如垃圾分类、节约用电)；对于利己价值观，高环境关心可削弱其对亲环境行为的负向影响，促使青少年认识到环保与长远个人利益的一致性(刘贤伟，吴建平，2013)。自然敬畏的调节作用体现在强化积极路径、弱化消极路径上。高自然敬畏水平能增强生态圈价值观对亲环境行为的正向影响，使青少年在敬畏情绪的驱动下，更主动地参与公领域环保行动(如环保宣传、政策倡导)；同时，自然敬畏能降低利己价值观对亲环境行为的负向作用，通过提升对自然价值的认同，促使青少年在环保与短期利益之间优先选择前者(李文一，2021)。
3.5. “双碳”情境心理变量的调节作用
结合研究，“双碳”政策认知度、政策认同感及感知低碳社会规范会通过不同路径调节环境价值观与亲环境行为的关系：(1) 双碳政策认知度的调节作用：对生态圈价值观与公共领域亲环境行为的调节效应显著。当青少年对“双碳”政策的认知越清晰(如了解碳足迹管理的重要性)，越能明确生态圈价值观与双碳目标的契合性，进而强化生态圈价值观对公共领域行为(如环保政策宣传、低碳公益参与)的正向影响(王晨阳，2022)；而低政策认知会导致价值观与行为脱节，削弱生态圈价值观的驱动作用。(2) 双碳政策认同感的调节作用：主要调节利他价值观与亲环境行为的关系。高政策认同感会使青少年将利他价值观(关注他人与社会利益)与双碳政策倡导的公共利益目标绑定，将低碳生活(如节约资源、垃圾分类)视为履行社会责任的重要途径，从而增强利他价值观对私领域亲环境行为的正向影响(贺新闻，2024)；同时，政策认同感能弱化利己价值观对亲环境行为的负向作用，促使青少年认识到低碳行为的长远个人收益与双碳政策的一致性(王晨阳，2022)。(3) 感知到的低碳社会规范的调节作用：聚焦利己价值观与私领域亲环境行为的调节。青少年行为决策易受同伴与群体氛围影响(李宇慧，2024)，当感知到周围群体普遍践行低碳行为时，利己价值观(如追求社会认同、降低行为成本)会驱动其参与低碳行为(如绿色消费、低碳出行)，进而弱化利己价值观对亲环境行为的负向影响；反之，若低碳社会规范薄弱，利己价值观更易导向高碳行为。
4. 研究现状与不足
4.1. 研究现状
4.1.1. 多元理论深度融合
当前学界已明确环境价值观、道德情绪、自然联结等核心变量与青少年亲环境行为的关联，形成了多维度、多层次的影响机制框架。在理论层面，价值基础理论、计划行为理论等为研究提供了坚实支撑，证实了环境价值观作为深层驱动因素的核心地位(刘贤伟，吴建平，2013；张霞，2022)。价值–信念–规范理论成为核心分析工具，该理论将环境价值观划分为利己、利他、生态圈三个维度，揭示了价值观通过激活个人规范、强化后果意识与责任归属，进而推动亲环境行为的传导路径(王红，2023)。吴特博心的研究中指出生态焦虑与特质敬畏的关系，可以从恐怖管理理论的视角去解释，该理论认为，当个体面临威胁，感到恐慌焦虑时，个体对自身被打破世界观得到很好的顺应时，个体会感受到焦虑得到缓解，生态焦虑作为负面情绪，可能会对个体的心理健康产生负面影响，但特质敬畏可以将这种焦虑转化为对自然的尊重和保护意识，从而缓解焦虑情绪，促进亲环境行为的发生(吴特博心，2025)。基于恐怖管理理论，将特质敬畏与自然共情纳入生态焦虑与亲环境行为的关系研究，揭示了中国文化背景下情绪因素在价值观向行为转化中的中介作用，丰富了本土化理论应用场景。
4.1.2. 中介调节机制探究
实证研究方面，通过问卷法、结构方程模型等方法，验证了环境关心的中介作用、道德情绪与自然联结的链式中介效应，以及环境关心与自然敬畏的调节作用，明确了各变量间的量化关系(吴特博心，2025；李文一，2021)。颜妮萍指出环境价值观对亲环境行为的影响主要是通过自然联结、绿色自我效能感的链式中介作用产生影响(颜妮萍，2024)。张霞指出，生态内疚作为补偿性动机，促使利他价值观较强的青少年通过环保行为缓解心理压力(张霞，2022)。规范认知层面，王红的研究显示，社会规范与个人规范形成链式中介，环境价值观通过影响社会规范内化，进而激活个人规范，最终转化为亲环境行为，且个人规范的中介效应大于社会规范(王红，2023)。自然共情对亲环境行为的驱动作用具有跨行为领域的普适性。同时还发现，状态性自然共情(即由自然场景即时诱发的共情)更适合激发群体性的公共亲环境行为；而特质性自然共情因其稳定性特征，能够对各类亲环境行为产生持续且显著的影响(高晶涛，2025)。
4.1.3. 测量工具完善与本土化修订
现有研究多采用经过验证的成熟量表，确保测量的科学性与可靠性。环境价值观测量以许黔宜(2008)编制、刘贤伟和吴建平(2013)修订的量表为核心，涵盖利己、利他、生态圈三个维度，信效度良好，已广泛应用于青少年群体研究(刘贤伟，吴建平，2013；颜妮萍，2024)。亲环境行为测量常用龚文娟(2008)编制的量表，分为公、私领域两个维度(颜妮萍，2024；吴特博心，2025)。中介变量测量工具不断完善，特质敬畏采用董蕊(2016)修订的特质积极情绪量表分量表，自然共情使用宗阳等人(2017)修订的自然特质共情量表，均表现出良好的信效度(吴特博心，2025)。位双菊修订的自然感恩与自然厌恶量表，也为相关中介变量的本土化测量提供了可靠工具(位双菊，2024)。
4.2. 研究不足
研究情境的时代性不足，现有研究虽涉及“双碳”背景，但未深入探讨低碳认知、碳足迹管理等新兴议题对环境价值观与亲环境行为关系的影响，与当前生态文明建设的现实需求结合不够紧密。影响机制的完整性欠缺，现有研究多聚焦单一中介或调节变量，对多变量交互作用的探讨不足，尤其缺乏对社会规范、绿色自我效能感等变量与核心机制的整合分析，未能全面揭示行为转化的复杂路径(颜妮萍，2024；张友妙，2024)。研究设计的科学性有待提升，多数研究采用横断面调查，难以揭示变量间的因果关系与动态变化；干预研究较少，且干预手段(如交互式阅读疗法)的适用场景与长效性未得到充分验证，缺乏针对青少年群体的精准干预方案(李文一，2021)。
5. 未来研究展望
未来研究应强化时代情境融合，聚焦“双碳”目标下的新兴环境议题，探讨低碳价值观、碳责任意识等新变量对青少年亲环境行为的影响，分析传统环境价值观维度与新兴议题的适配性。完善影响机制研究，采用多元统计方法整合社会规范、绿色自我效能感等变量，构建多路径、多层面的整合模型，深入分析变量间的交互作用与边界条件，揭示环境价值观向亲环境行为转化的完整链条(颜妮萍，2024；张霞，2022)。创新研究设计与方法，结合纵向追踪研究揭示变量间的因果关系与长期变化趋势；开展更多干预实验，开发针对青少年群体的精准干预方案，验证干预效果的长效性与推广价值(李文一，2021；吴特博心，2025)。拓展研究样本与场景，扩大样本覆盖范围，纳入不同地区、不同类型学校的，探讨群体差异的深层原因；结合线上线下多场景，分析虚拟环境体验、社交媒体环保宣传等新兴场景对亲环境行为的影响(刘贤伟、吴建平，2013；张友妙，2024)。应结合我国的优秀传统文化，寻找地域性文化特点，构建和谐的社会，从而挖掘亲环境行为的新思路。深化“双碳”情境变量化研究：一是开发针对青少年群体的双碳心理变量量表，精准测量双碳政策认知度、政策认同感及感知低碳社会规范的维度与内涵(李宇慧，2024)；二是通过实证研究以及追踪数据验证双碳心理变量的调节效应，明确不同变量在利己、利他、生态圈价值观与公、私领域亲环境行为之间的调节强度与边界条件(王晨阳，2022)；三是探究双碳心理变量与传统调节变量(如环境关心)的交互作用，构建多变量整合的调节模型(贺新闻，2024)。
6. 结语
本研究在“双碳”目标的时代背景下，系统梳理了青少年环境价值观对亲环境行为的影响机制及相关研究现状。研究表明，环境价值观作为深层心理基础，通过利己、利他、生态圈三个核心维度，借助道德情绪、自然联结的中介作用，以及环境关心、自然敬畏的调节作用，多路径影响青少年的公领域与私领域亲环境行为。这一研究框架既呼应了价值基础理论、计划行为理论等经典理论成果，也结合了“双碳”背景下低碳生活、碳足迹管理等新兴议题，为理解青少年环保心理与行为提供了全面视角。然而，现有研究在时代情境融合、影响机制完整性、研究设计科学性等方面仍存在不足。未来研究需进一步强化“双碳”背景的深度融入，完善多变量交互的整合模型，创新纵向追踪与干预实验等研究方法，拓展多样化样本与场景。通过持续深化研究，可为高校环境教育提供精准指导，推动构建多层次绿色低碳育人体系，助力青少年将环境价值观转化为稳定的亲环境行为，使其成为“双碳”目标实现与生态文明建设的积极践行者，为全社会绿色低碳发展注入持久动力。
NOTES
*通讯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