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目的：探讨大学生性别角色与职业性别刻板印象的关系。方法：采用性别角色量表对四川某高校大学生进行测量，并在完成问卷的被试中选取自愿参加内隐联想测验(Implicit Association Test, IAT)实验者，剔除无效数据后最终获得169名有效被试。结果：大学生四种性别角色类型分布由高到低依次为双性化(38.5%)、未分化(23.6%)、女性化(20.1%)、男性化(17.8%)；大学生普遍存在显著的职业性别刻板印象(
t = 11.324,
p < 0.001)；不同性别角色类型在内隐职业性别刻板印象上的差异未达到显著水平(
F = 1.369,
p > 0.05)。结论：大学生群体中双性化性别角色类型占比最高，且大学生普遍存在职业性别刻板印象，即倾向于认为男性更适合从事专业技术类职业，女性更适合从事服务类职业，但不同的性别角色类型的大学生的职业性别刻板印象无显著差异。
Abstract: Objective: To examin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gender roles identity and occupational gender stereotypes among college students. Methods: Gender role identity was assessed among college students from a college in Sichuan Province using a gender role scale. Participants who volunteered to take part in the Implicit Association Test (IAT) were selected from those who completed the questionnaire. After excluding invalid data, a final sample of 169 valid participants was obtained. Results: The distribution of gender role types among college students, from highest to lowest, was androgynous (38.5%), undifferentiated (23.6%), feminine (20.1%), and masculine (17.8%). The results indicated that college students exhibited significant occupational gender stereotypes (t = 11.324, p < 0.001). However, differences in implicit occupational gender stereotypes across different gender role types did not reach statistical significance (F = 1.369, p > 0.05). Conclusion: Androgynous gender roles were the most prevalent among college students, and occupational gender stereotypes were commonly observed. Specifically, students tended to associate males with technical and professional occupations and females with service-oriented occupations. Nevertheles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were found in occupational gender stereotypes among college students with different gender role types.
1. 引言
在英文语境中，“性别”在英文中对应的单词分别是sex和gender，前者指代生理性别，后者倾向于指向社会文化构建下的心理性别，早期研究者对于性别角色的关注更多在于生理差异，将性别角色简单地划分为相互对立的男性角色与女性角色。Rossi在1964年首次提出性别双性化模式，认为个体可以同时拥有具备男性化和女性化的人格特质(Ashmore, 1990)。在此基础上，Bem (1974)编制了贝姆性别角色量表(Bem Sex Role Inventory, BSRI)，这是第一个测量性别角色双性化的量表，并将性别角色分为男性化、女性化、双性化和未分化四种类型；已有研究表明，双性化个体在适应性与心理健康方面表现出明显优势，例如，在学校适应力方面，双性化个体优于男性化和女性化的个体，未分化的个体的学校始适应水平最低(冯嘉慧，2018)。此外，双性化特质的大学生通常表现出更和谐的人际关系，最高的坚韧性和更低的焦虑水平(Miller, 2015; Ivan, 2017; 陈军，2015；栾雅淞等，2015)；性别角色认同是个体在社会化过程中，对不同性别角色所蕴含的社会属性与心理特质进行认知、内化并加以同化的过程(陈国魁，2012)。
刻板印象是个体对特定群体形成的相对固定、简化且过度概括的认知模式，其高度稳定性使其不易改变，并可能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个体适应环境变化，对社会认知和人际关系产生消极影响(林崇德等，2003)，Shinar (1975)指出，职业性别刻板印象表现为个体在性别框架下，对特定职业及其从业者形成的预设性认知与态度。具体来说，指人们简单通过性别因素来了解并划分职业分类，如认为男性更适合医生等职业，而女性更适合教师，秘书等服务类的工作(王茂瑶，2022)，这种刻板印象源于社会中对男女角色的固有观念而非客观事实。对个体理解性别差异产生影响，并可能在现实情境中通过对“非典型”性别行为的标签化评价强化偏见与歧视。从认知神经机制的角度来看，刻板印象的形成与大脑内侧前额叶皮层(mPFC)的神经活动密切相关，这一区域参与社会认知、记忆储存与自动化判断过程。神经影像与脑刺激研究进一步表明，通过技术手段调节mPFC的活动可缓解职业性别刻板印象，从而为理解并干预职业性别刻板印象提供了神经生物学基础(Yuan et al., 2023)。在研究方法层面，关于职业性别刻板印象的测量，研究者采用问卷来测量个体的外显态度或采用内隐联想测验(Implicit Association Test, IAT)来测试不易察觉的内隐态度。
在求职过程中，个体往往会有意或无意地倾向于选择与自身性别相符的职业。这样的固定印象夸大了男女差异。有研究表明，教师在教学中对男女存在差异化期待与隐性偏见，会降低大学生对专业学习的积极性与认同感，从而缩小男女的就业选择范围，也限制了相关行业的发展(史文静等，2019)。在高校持续扩招的背景下，大学生就业形势日益严峻，就业问题不仅受到社会环境和家庭因素等客观条件的影响，也与大学生自身的主观心理因素密切相关，如性别角色认同和职业性别刻板印象。因此，本研究旨在考察大学生的性别角色类型及其职业性别刻板印象水平，并进一步探讨高校大学生性别角色与职业性别刻板印象之间的关系。
2. 研究对象与方法
2.1. 研究对象
本研究采用方便抽样法，于2024年在四川某高校发放问卷，剔除无效问卷并筛选自愿参加实验以及剔除无效数据的学生，得到有效样本169份，其中男生62人，女生107人，年龄范围为17~23岁。
2.2. 研究方法
2.2.1. 性别角色量表(CSRI-50)
本研究使用刘电芝等(2011)根据Bem性别角色量表(BSRI)本土化修订的大学生性别角色量表(Chinese Sex Role Inventory-50, CSRI-50)。量表共50题，其中男性化量表和女性化量表各16题，中性干扰量表18题。男性化量表与女性化量表的Cronbach α系数分别为0.89和0.84，结构效度良好。量表采用Likert-7评分法，7表示“完全符合”，1表示“完全不符合”。根据男性化量表得分(M)和女性化量表得分(F)的中位数，将性别角色划分为四类：男性化(M ≥ 4.8, F < 5.0)、女性化(M < 4.8, F ≥ 5.0)、未分化(M < 4.8, F < 5.0)、双性化(M ≥ 4.8, F ≥ 5.0)。
2.2.2. 内隐联想测验(IAT)
采用Greenwald等(1998)提出的内隐联想测验范式测量个体的内隐态度，而本研究测试大学生的内隐职业性别刻板印象。属性词和概念词是依据《职业与姓名分类调查表》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分类大典》筛选获得，包括男性姓名、女性姓名、专业技术类职业和服务类职业，并通过预调查选取区分度较高的词汇作为正式实验材料。
2.3. 实验设计与程序
实验采用4 (性别角色类型：男性化、女性化、双性化、未分化) × 2 (任务类型：相容、不相容)的二因素混合实验设计。其中，性别角色类型为被试间变量，任务类型为被试内变量。相容任务指符合职业性别刻板印象的分类组合(如男性——技术类职业、女性——服务类职业)，不相容任务则为违反刻板印象的分类组合。
实验是记录电脑按键反应，系统自动记录被试反应时和正确率。
以内隐联想效应值D作为内隐职业性别刻板印象的指标，根据Greenwald等(2003)，在数据分析中仅使用任务类型(相容/不相容)测出的平均反应时之差除以标准差算出的D值作为衡量标准，D值越大，表明个体的职业性别刻板印象越强；正值表示男性——男性化职业、女性——女性化职业的联结，负值则表示相反联结，接近零表示刻板印象不明显。
2.4. 数据处理
采用SPSS 25.0进行统计分析。剔除反应时小于300毫秒的被试或反应时大于10000毫秒的被试、错误率超过20%的被试。
3. 结果
3.1. 性别角色类型分布
本研究中大学生的四种性别角色类型由高到低依次为：双性化65人(38.5%)、未分化40人(23.6%)、女性化34人(20.1%)、男性化30人(17.8%)。
在男大学生中，双性化性别角色类型占比最多，其次为男性化、未分化和女性化；在女大学生中，双性化类型同样占比最高，其次为女性化和未分化，男性化类型最少。结果见表1。
Table 1. Distribution of college students’ gender role [n (%)]
表1. 大学生性别角色的分布情况[n (%)]
|
男性化 |
女性化 |
双性化 |
未分化 |
总数 |
男 |
17 (27.4) |
7 (11.3) |
25 (40.3) |
13 (21.0) |
62 |
女 |
13 (12.1) |
27 (25.2) |
40 (37.4) |
27 (25.2) |
107 |
总数 |
30 (17.8) |
34 (20.1) |
65 (38.5) |
40 (23.6) |
169 |
3.2. 内隐职业性别刻板印象
表2呈现了大学生内隐职业性别刻板印象的IAT效应分析结果。结果显示，被试的IAT效应值显著大于零(M = 0.392, SD = 0.449, t = 11.324, p < 0.001)，说明大学生群体普遍存在显著的内隐职业性别刻板印象，即个体倾向于自动将男性与专业技术类职业、女性与服务类职业进行联结。
Table 2. IAT effect (D value) analysis of implicit occupational gender stereotypes
表2. 内隐职业性别刻板印象的D值分析(IAT效应分析)
|
n |
M |
SD |
t |
p |
内隐刻板印象的IAT效应值 |
169 |
0.392 |
0.449 |
11.324*** |
.000 |
注：*表示p < 0.05；**表示p < 0.01；***表示p < 0.001。
3.3. 不同性别角色类型与内隐职业性别刻板印象
表3显示了不同性别角色类型在内隐职业性别刻板印象IAT效应值上的差异。结果表明，各性别角色类型的差异未达到显著水平(F = 1.369, p > 0.05)。
Table 3. IAT effects (D values) of gender role types on implicit occupational gender stereotypes
表3. 不同性别角色与内隐职业性别刻板印象的IAT效应分析
性别角色 |
M |
SD |
F |
p |
男性化 |
0.267 |
0.455 |
1.369 |
0.254 |
女性化 |
0.342 |
0.517 |
双性化 |
0.443 |
0.432 |
未分化 |
0.443 |
0.404 |
4. 讨论
本研究采用性别角色量表与内隐联想测验(IAT)，探讨了大学生的性别角色类型及其与职业性别刻板印象之间的关系。结果显示，大学生群体中以双性化性别角色类型占比最高。该结果与已有研究结论一致(邢畅，2019；刘湘连，2020；向前等，2024)。随着社会结构与性别观念的持续变迁，个体的性别意识逐渐呈现出融合化趋势，兼具男性化与女性化人格特质的双性化性别角色逐渐成为大学生群体中的主流类型。传统以男性化与女性化为核心的性别角色划分逐渐淡化，大学生更倾向于整合不同性别特质，形成双性化的性别角色取向(邢畅，2019)。一方面，互联网与新媒体的发展为大学生提供了更加多元、开放的性别角色范式，不同性别气质、生活方式与职业路径得以被广泛呈现和接纳，从而弱化了传统性别角色的二元对立。另一方面，多元文化交流的加深使大学生在社会化过程中接触到更加包容和平等的性别观念，促使其在性别认同上表现出更高的灵活性与开放性。进一步分析发现，不同性别角色类型在内隐职业性别刻板印象上的差异未达到显著水平，这与李佳宁(2020)的研究结果一致。这一结果可能与本研究样本量及代表性有关，削弱了性别角色类型对内隐刻板印象影响的检验效力。尽管如此，从结果来看，性别角色的心理特质类型可能在一定程度上与个体的内隐职业刻板印象存在关联，双性化与未分化个体或更容易形成较强的自动化联结，但这一趋势仍有待在更大样本和多情境研究中进一步验证。总体来看，无论性别角色类型如何，大学生群体中普遍存在较为稳定的内隐职业性别刻板印象。
在内隐职业性别刻板印象方面，大学生的IAT效应值显著大于零，表明即使在性别平等教育相对普及的高校环境中，职业性别刻板印象仍然普遍存在，并可能在大学生的职业选择与发展过程中对男女学生产生潜在影响。大学生职业性别刻板印象的形成，根植于家庭、学校与社会文化等多重社会化场域的共同作用。在家庭层面，父母所持有的传统性别刻板观念会影响子女在学科兴趣与职业志向方面的自我认知，如在集体主义文化影响下，父母常将自身职业偏好传递给子女，而“男性不适合从事护理工作”“女性在数理领域能力不足”等刻板观念，仍持续限制年轻一代的职业发展(Chaffee & Plante, 2022；Hassan et al., 2022)；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突发公共事件也在重塑职业性别认知。一项2024年的研究显示，疫情后中国男护理学生对专业的兴趣与留职意愿显著上升，职业投入度也高于疫情前水平(Wang et al., 2024)。新冠疫情显著提升了护理职业的公众能见度与社会评价，进而增强了男性护理学生的专业认同与职业投入。在学校层面，尽管中国的一些英语教材中女性角色已开始呈现非传统职业形象，但在家庭场景中女性仍多被描绘为独自承担家务，反映出性别角色转变尚不彻底；以及教师自身的性别刻板印象进一步强化了学生的职业性别观念(Huang & Liu, 2024; 李超群等，2021)。从社会文化层面来看，现实职业结构中男女分布的不均衡以及大众传媒对性别角色的定型化描绘，也在持续巩固职业性别刻板印象(Cheryan et al., 2017; Koenig & Eagly, 2014)。根据社会角色理论，个体通过长期观察男女在社会中扮演的不同角色，逐渐形成并内化基于性别的职业刻板认知(Eagly & Wood, 2012)。这些发现共同表明，职业性别刻板印象是在多层面社会文化机制长期作用下形成的稳定认知结构。
为系统消减内隐职业性别刻板印象，需构建多方协同、多层面推进的干预体系，可通过社区宣传、家长学校和公共媒体等渠道，提升父母对性别平等与职业多元化的认知。在家庭层面，可鼓励父母主动审视自身可能存在的性别偏见，在家庭对话中呈现更广泛的职业可能性，支持子女基于兴趣与能力而非性别规范进行职业探索。研究表明父母自身的职业观念及从事科学相关行业的经历，亦可通过榜样效应间接影响子女对职业的性别认知(Anaya et al., 2022)；在高校层面，应着力于教育引导与实践体验的结合。课程与职业指导中需系统融入性别平等内容，通过案例分析、角色扮演等方式解构常见职业偏见；发挥榜样效应；特别可借鉴疫情后男护理学生职业投入提升的启示，在教学中突出护理等传统性别化职业的社会价值与发展前景，增强学生的职业认同与使命感；以及推动教材与教学材料的内容审查，呈现去性别化的职业，并开展职业活动，促进学生在真实接触中更新职业认知。在社会与政策层面，政府应通过宏观政策引导职业领域的性别结构均衡，例如，在幼教、工程技术等传统性别隔离明显的行业，可推出专项招聘计划、职业发展补贴及性别平等表彰机制，应加强对媒体及网络平台性别呈现的规范与倡导，减少定型化、标签化的职业描述，塑造多元、平等的职业公众形象。随着部分职业如医生、校长等职业的性别隔离在劳动力市场中逐渐减弱，儿童对相关职业的性别认知亦趋向平衡(Canessa-Pollard et al., 2022)。综上，减少内隐职业性别刻板印象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家庭、高校、政策、媒体等多方持续协作，共同推动形成更加平等、包容的职业认知环境与社会文化氛围。
5. 结论
本研究发现，大学生群体中双性化性别角色类型占比较高，体现了性别角色取向的融合趋势；同时，大学生普遍存在显著的内隐职业性别刻板印象。进一步分析表明，不同性别角色类型在内隐职业性别刻板印象上的差异未达到显著水平，提示性别角色心理特质并未对内隐刻板认知产生明显区分作用。研究结果表明，职业性别刻板印象在大学生群体中具有较强的普遍性与稳定性，仍有必要通过教育与社会干预加以引导与弱化。
基金项目
西南交通大学希望学院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资助(项目编号：S202414262089)，大学生的性别角色认同与职业性别刻板印象的关系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