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前言
《反杜林论》被誉为马克思主义的百科全书，其中就包含了恩格斯对于生态问题的思考和研究，重温经典，总结凝练恩格斯《反杜林论》中的生态观，并以此为新时代中国的生态文明建设提供借鉴和指导。通过梳理文献发现，当前学界对于恩格斯《反杜林论》的研究取得了许多重大成果，但多数集中于对《反杜林论》中的自由观、平等观、公平观等方面的研究。在对《反杜林论》中的生态观研究方面，当前国内外部分学者对《反杜林论》中生态观的内容进行了研究，并取得了一定的学术成果，但关于《反杜林论》中生态观的生成背景和当代价值等方面依然有深化研究的空间。基于此，本文以恩格斯《反杜林论》生态观探析为选题，对《反杜林论》中的生态观进行分析研究，以期为后续进一步研究《反杜林论》生态观提供进一步的借鉴和参考。
2. 恩格斯《反杜林论》生态观的形成背景
2.1. 恩格斯《反杜林论》生态观形成的时代背景
马克思指出：“每个原理都有其出现的世纪。”[1]任何思想的生成，从归根结底的意义上说，都是其所生成时代的社会历史条件所决定的。恩格斯《反杜林论》生态观的形成亦是如此。恩格斯撰写《反杜林论》之际，正值法德等国完成第一次工业革命。蒸汽机、纺织机与铁路网迅速扩张，资本积累速度空前，第一次工业革命的完成，使法德等资本主义国家实现了迅速发展，资本主义工业的快速发展促进了生产力的解放，物质财富被大量创造出来。但资本主义工业所创造的这一切都是建立在对环境的破坏和对无产阶级的剥削压迫之上。恩格斯曾对有着“工业文明的摇篮”之称的曼彻斯特进行过调查，指出：曼彻斯特周围的城市“到处都弥漫着煤烟”，艾尔克河不仅要接纳工厂的脏水和废弃物，而且还会汇集污水沟和厕所里的东西，本来流入时清澈见底的河流在“流出的时候又黑又臭”。“在这种条件下生活的人们，的确不能不降到人类的最低阶段”。[2]伴随着生态环境的日益加重，无产阶级的生产和生活状况也在不断恶化，在无产阶级进行的生产过程中，恩格斯曾指出“250万人的肺和25万个火炉挤在三四平方公里的面积上，消耗着大量的氧气……居民的肺得不到足够的氧气，结果肢体疲劳，精神委靡，生命力减退”。无产阶级的生活状况同样悲惨，[1]他们被赶到这样一些地区去，那里的建筑杂乱无章……他们不仅呼吸街上的污浊空气，还被成打地塞在一间屋子里……给他们住的是潮湿的房屋，不是下面冒水的地下室，就是上面漏雨的阁楼。”[1]资本主义工业发展所带来的严峻的生态恶化与无产阶级生存困境，促使恩格斯把“自然–人–社会”纳入同一批判视野，《反杜林论》的生态之维由此凸显。
2.2. 恩格斯《反杜林论》生态观形成的理论基础
任何思想文化的生成都根植于既定社会存在，即“生活决定意识”。恩格斯《反杜林论》生态观的形成也是在总结以往历史相关成果基础上而形成，其中自然科学和新唯物主义在恩格斯《反杜林论》生态观的形成过程中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支撑。在恩格斯所生活的时代，以细胞学说、能量守恒、达尔文进化论为代表的自然科学理论成果在刷新人们对自然过程的整体认知的同时，也逐步大规模地应用于生产实践和社会领域，并引发了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深刻变革。自然科学成果的发现和运用，不仅推动了生产力进一步发展，也使人们对自然界的认识发生了深刻改变。对自然科学的学习和研究，在恩格斯撰写《反杜林论》这一光辉著作的过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在给马克思的信中，他曾写道：“我的自然科学研究工作，对我批判杜林大有益处”。[3]除了自然科学发展的帮助外，新唯物主义也是恩格斯《反杜林论》在生态观形成中的地位同样重要。新唯物主义的创造摆脱了旧唯物主义存在的唯物主义与辩证法相脱节以及社会历史领域唯心主义的问题，新唯物主义把辩证法从唯心主义体系中“解救”出来，将自然观与历史观重新统一，为剖析资本主义生态矛盾提供了方法论武器，正如恩格斯曾指出的：“马克思和我，可以说是唯一把自觉的辩证法从德国唯心主义哲学中拯救出来并运用于唯物主义的自然观和历史观的人。”[4]正因如此，《反杜林论》才能把生态问题提升到唯物辩证的高度。综上，自然科学的发展和新唯物主义的确立，为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阐述正确的生态观发挥了重要作用。
3. 恩格斯《反杜林论》生态观的主要内容
3.1. 唯物辩证地看待自然
恩格斯在“概论”中提出，要让“阳光照进自然观”。他强调自然界并非一幅静止的物画，而是“有其自身时间历程的演化总体”，天体、生命与人类社会皆处于生灭更替之中。他认为：“自然界同样也有自己的时间上的历史，天体和在适宜条件下生存在天体上的有机物中都是有生有灭的”。[4]人类社会与自然界高度联系，恩格斯在批判杜林错误的自然观的同时，也提出了科学认识自然观的方法即唯物辩证地认识自然、知悉规律。首先，恩格斯在借鉴参考古希腊自然观的基础上，阐释了“一切都在流动，都在不断地变化，不断地生成和消逝。”[5]明确了天地万物、日月星辰都是处在无休止的运动中，运动是物质世界赖以存在的方式，自然界必须以运动的状态去考察和认识。恩格斯批判了杜林从静止的状态去考察和认识自然界即静止的形而上学式地认识自然界，恩格斯指出通过这种方式认识的自然界，是不客观、不全面的，其无法真正反映自然界的真实面貌[5]。其次，恩格斯从运动的角度出发，阐述了辩证法不同于形而上学的考察外物的方法，恩格斯指出辩证法考察事物“本质上是从它们的联系、它们的联结、它们的运动、它们的产生和消逝方面去考察的”。[5]并由此总结出自然界中的各种外在事物相互联系，从而揭示了自然界的联系规律。恩格斯主张从联系、转化、生成与消逝的维度把握自然，揭示出了生态系统的整体性与过程性，抨击了杜林孤立的、片面的、静止的宇宙观和自然观。因此要正确认识自然界，必须以唯物辩证的方式认知自然。
3.2. 人是自然界长期发展的产物
人本身即自然界的产物，与外部自然并非对立，而是相洽。首先，恩格斯强调人来源于自然界，人的思维和意识既是人脑的产物，也是自然界的产物，恩格斯批判了把思维抽离人脑、把精神凌驾自然的唯心论，强调人的意识、语言乃至劳动器官，皆在自然史中生成，恩格斯指出人类与自然界的关系并不是相互矛盾的，而是相互适应、相互依存的。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指出人类对自然的依赖体现为双重关系：其一，自然是劳动对象与资料来源；其二，自然是生命支撑与生态依托。其次，自然界先于人而存在，没有自然界人就什么都不能创造。马克思曾指出人在生产中只能像自然本身那样发挥作用，就是说，人通过劳动只能改变物质的形态，但人在这种改变物质形态的劳动中不是完全独立的，还要经常依靠自然力的帮助。因此，恩格斯便指出外部生态环境是人类生活生产的首要前提，人类要开展生产就必须尊重外部生态环境的平衡，生态的基本平衡是自然界对人的活动设定的绝对界限，人类进行任何活动都不应该超越这种界限，而应尽可能维持这种平衡。没有自然界的生态平衡，人类的生存和发展就无所依靠。若破坏生态平衡，人类再生产便失去根基——北美南部种植园因掠夺式耕作导致地力衰竭、棉花带西移，即为前车之鉴，正是因为其掠夺性的耕作制度耗尽了地力，以致在这些土地上只能生长云杉，而棉花的种植则不得不愈来愈往西移。恩格斯以北美南部的例子再次证明了自然界是先于人而存在的，没有了自然界的支撑，人类什么都不能创造。
3.3. 自然界有独立的运行规律
自然界有其自身的运行规律。恩格斯认为：“从现实世界抽象出来的规律，在一定的发展阶段上，作为世界必须遵循的外来的规律而同现实世界相对立。”[5]人类在向自然界获取资料之时，要充分认识自然界的客观必然性，尊重自然的发展规律，恩格斯强调人类要在尊重自然界规律的基础上，合理利用自然界为我们人类服务。如果人类不正确认识自然规律，不尊重自然规律，对待自然为所欲为的话，必然受到自然界的惩罚。恩格斯指出按照规律办事，不能违背规律应该是人类对待自然界的基本态度，这警示人类在对待自然面前，人类在能动地对自然资源进行利用之时，也要明白自然界有其自身运行的客观规律，必须在尊重自然界客观规律的基础上开发利用自然为人类服务，如果只是一味的掠夺自然资源，不尊重自然界的客观规律，久而久之，人类与自然将会形成一种敌对的关系，人类也将受到大自然的报复。恩格斯在《反杜林中》指出要人类要想实现真正的自由，就要正确地认识自然规律，尊重自然规律，合理利用自然规律为我们人类造福。人与自然是相辅相成的关系，任何时候都不能将二者独立分开来谈。一方面人类要适应自然，尊重自然界的发展规律，要以谦虚的姿态适应和尊重自然，不要想着去征服自然，否则将受到大自然的惩罚。另一方面，人类必须坚持尊重自然规律，顺应自然规律的态度，但这并非意味着人类在它面前无能为力，人类可以在充分认识、尊重、保护自然的基础上，发挥自身的主观能动性，合理利用自然规律，开发和利用自然资源为人类的生产生活提供服务，推动人类社会不断向前发展。
3.4. 人与自然和谐发展
在《反杜林论》中，恩格斯也对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进行了探讨，恩格斯指出随着近代资本主义工业革命的发展，资本主义的生产力得到了极大的提高。但必须指明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也是造成生态环境问题的根源，是导致人与自然相对立的主要原因。恩格斯指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剩余价值最大化为唯一目的，驱使资本无限吸纳自然资源，人与自然关系逐步趋于恶化。恩格斯强调只要私有制与异化劳动存在，生态危机就不可避免，因此恩格斯指明在资本主义社会根本无法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在《反杜林论》中，恩格斯在唯物辩证地看待人与自然二者的关系基础上，他指出，人类只有进入共产主义社会，才能真正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解。恩格斯指出到了共产主义社会由于生产力极度发达，物质资料和精神资料也极大丰富，剥削和两极分化被彻底消除，私有制也全部被消灭，资本主义破坏自然存在的基础完全消失，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良好关系终于建立起来。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这种共产主义是人和人、人和自然界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1]只有进入了马克思和恩格斯所描绘的共产主义社会，人同自然、同人之间的矛盾才能得到根本解决，生态现代化与人的全面发展方能同步达成。
4. 恩格斯《反杜林论》生态观的时代价值
4.1. 尊重自然规律，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新局面
工业文明曾以“征服者”姿态凌驾自然，结果留下疮痍满目的山河，不断恶化的生态环境无时不在告示人类自然先在性不可逾越，但长期以来，人类始终站在大自然之上，以一种征服者的姿态去掠夺、奴役自然，人与自然之间矛盾和冲突加剧，关系不断恶化。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强调人与自然应该是平等的，自然界先于人而存在，自然界也有着自己运行的规律，无论何时，人类都应该尊重自然，合理利用自然规律为自己谋福利。基于此，我们必须始终重视对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视，要始终坚持“按照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理念，贯彻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基本国策，”[6]我们必须充分认识到保护自然即是保护人类自己，遵循自然规律就是遵循人类发展进步的规律。我们必须遵从自然的先在性，遵循自然界的规律性，树立对自然物的敬畏之心，在实践上进一步贯彻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理念，只有以敬畏之心恪守生态红线，才能避免“走弯路”，实现“绿水青山”与“金山银山”的统一。人类与自然界的关系应当是互帮互助的朋友，而非是错位的征服关系，正如恩格斯在书中所提，我们要时刻尊重自然规律，把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新局面作为一项伟大任务，并为之不断努力奋斗，建成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新格局功在当下，利在万方。
4.2. 破解社会主要矛盾，走绿色发展之路
改革开放四十年多年来，我国的生产力得到了巨大的发展，创造出了极大的物质财富，人民生活水平得到显著提升。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也随着我国生产力的发展、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而改变，社会主要矛盾已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7]，其中就包含对优美生态的渴求。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既要创造更多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也要提供更多优质生态产品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需要。”[8]因此我国在快速推动生产力发展的同时也要兼顾环境效益，实现绿色发展。我国要不断优化产业结构，逐步淘汰高污染高耗能的产业，壮大清洁能源、数字经济与绿色制造，推动我国产业结构不断优化，这样既满足了人民对优质生态产品需求，又能以产业升级反哺环境，形成“增长–保护”良性循环，有效提升了人民生活幸福感，进而解决新时代我国社会面临的主要矛盾。新时代下生活的美好不仅要有充足优质的物质资料，更要优质的生态环境，这些希冀既是人们对美好生活向往的生态诉求，同时也是推动我国长远发展的良法所在。
4.3. 着力保护自然，实现可持续发展
新时代以来，党和国家高度重视对于生态环境的保护，对于过往为发展经济，而破坏生态环境而导致所遗留下来的污染欠账，我国投入巨大的人力物力，持续治理污染和修补生态环境。我国将生态环境问题纳入管理制度化、体系化，通过建立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生态补偿与河长制、林长制，把“谁污染、谁付费，谁保护、谁受益”纳入法治轨道，加强对生态环境的系统治理、着力减污降碳，提升我国生态系统稳定性。通过保护环境与治理环境污染相结合的方式，不断增强美好生态环境的稳定性和持续性，让绿水青山常在，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我们必须充分认识到美好的生态环境是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的重要保障，也是社会义不容辞的责任和使命。保护生态环境不仅是在保护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年的发展成果，更是推动新时代我国持续向前发展的持续动力所在。
5. 结语
恩格斯在其《反杜林论》一书中，通过对自然的描述以及人与自然关系的厘清，建构了自己的生态观。党的二十大以来，我国对建设新时代美丽中国的诉求更加迫切。重读《反杜林论》，深刻研究恩格斯关于生态环境的重要论述，我们必须知晓自然没有替代品，生态没有侥幸牌。将经典文本与当代中国实际相结合，既是“回到马克思”的理论自觉，也是建设美丽中国的实践必需。让绿色成为普遍形态，让低碳成为标准动作，方能在高质量发展轨道上实现人与自然的现代化和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