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在当前的社会环境中，性别分工的划分导致女性在无形中普遍承担了“家庭义务劳动”，包括生育责任和家务工作，这些因素已成为限制女性经济地位提升和劳动自由的主要障碍，同时也限制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本文旨在深入探讨马克思主义视角下的妇女劳动解放问题，关注家庭无偿劳动对女性经济地位和劳动自由的影响。马克思主义认为，女性实现真正的解放不仅需要文化和心理层面的努力，更需在物质力量上取得主导权，这为家庭无偿劳动问题的解决提供了理论指导。对家庭无偿劳动的深入探究不仅能够揭示女性所面临的具体挑战，而且能够进一步丰富马克思主义关于妇女解放的研究内容。下文将详细阐述家庭无偿劳动如何影响女性在社会经济中的角色，借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框架来分析这一问题，以期为妇女劳动解放提供新的视角和解决方案。
2. 妇女劳动解放的概念
“劳动解放”脱胎于马克思对“人的解放”的研究，是马克思为了将无产阶级劳动者从在资本主义社会中“非人”的处境中解放出来，而提出的历史任务。在人的解放理论中，劳动既是被压迫集中的体现，又是人类解放必要的手段，更是自由自在的人的自我实现的展开[1]。有学者把马克思的劳动解放理论分为“劳动解放人”和“解放无产阶级的劳动”，前者是积极劳动，体现为“劳动是人的本质的确证”、“劳动是解放人的必然途径”，后者是消极的异化劳动，是马克思批判资本主义的必然结果[2]。由此可见，马克思将人类解放寓于劳动解放，劳动解放之主体是无产阶级，最终目标是解放以无产阶级为主体的全人类。
而“妇女劳动解放”这一概念就是在劳动解放的批判性范畴里再引入性别范畴。妇女是在人类占据约半数的群体，普遍人类的劳动解放和妇女劳动解放的关系是包含与被包含的关系，如果说无产阶级是以资产来划分的人类群体，那么妇女就是以性别划分的人类群体，因而无产阶级与女性群体是相交的，有无产阶级的女性，也有资产阶级的女性。在劳动解放理论中引入性别范畴的合理性，一个是在于无产阶级中的女性群体是社会中更加“一无所有”的存在，正如恩格斯总结傅立叶的两性关系观时所言：“任何社会中，妇女的解放程度是衡量普遍解放的天然尺度。”[3]另一个层面是在于，马克思主义对近代工业社会的深刻剖析和解放理论是任何一个被压迫群体进行革命战斗的最有力武器，不仅性别范畴是对马克思主义解放理论的补充，而且马克思主义解放理论也是对女性主义的丰富。
无产阶级的劳动解放反映的是无产阶级在劳动领域受到的非人待遇，妇女劳动解放同样体现着劳动领域对女性的压榨，女性必须先在劳动领域获得公平的地位，才能在人的领域获得解放。女性作为性别二元结构中的一环，相对应的是男性群体，与妇女劳动解放对应的现象是，不管在哪个阶级之中，妇女普遍地缺乏男性在劳动领域能得到的同等条件，并且，在劳动领域的劣势是女性普遍的社会地位低于男性的关键原因，也是主要体现。妇女的劳动解放在现阶段是向和男性同等地位为目标去追求，然而妇女劳动的完全解放无法脱离整个人类的真正解放，也就必须以无产阶级解放运动作为自己的终极目标。尽管男性劳工在劳动市场上的地位也不过是“牛马”的地位，而不是人的地位，女性劳工在劳动市场上面临的困境却是，丧失做社会牛马的选择或者被看作次等牛马而被忽视的就业歧视。
究其原因，现代社会的女性虽然在工业生产大发展下，逐渐获得了和男性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上的抽象平等地位，但性别分工下，女性的家庭义务并没有减少，呈现在劳动市场上是劣势的劳动时间和劳动效率。因而，家庭无偿劳动成为了女性追求生产劳动平等的主要障碍。正如恩格斯所说，“只要妇女仍然被排除于社会的生产劳动之外而只限于从事家庭的私人劳动，那么妇女的解放，妇女同男子的平等，现在和将来都是不可能的。妇女的解放，只有在妇女可以大量地、社会规模地参加生产，而家务劳动只占她们极少的工夫的时候，才有可能。”[4]因此，从家庭无偿劳动切入研究妇女的劳动解放问题具有重要意义。
3. 家庭无偿劳动问题的界定及其属性
笔者在文中使用“家庭无偿劳动”这一概念，旨在构建一个整合家务劳动与生育劳动的分析框架。这两种劳动都属于家庭内部进行的、具有突出性别属性的活动，并共享着被剥削的属性。我使用“无偿”一词，是为了强调其在市场经济逻辑下被制度性地排除在价值承认和报酬体系之外，从而凸显女性在经济范畴中被剥削的劳动价值。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的主流理论一般使用的是“家务劳动”这一概念，虽然常常与女性的生育行为及其相关的照料劳动一同探讨，但并不是合并的概念。值得强调的是，“家务劳动”这一概念本身也不是超越历史地天然存在的，其“发现”是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的重要突破。曾经家务劳动被看作是自然的、爱的劳作，而非具有生产价值的劳动。是“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对于家务劳动历史性的提问，成功地明确了近代社会中存在的对女性固有的压迫形态。”[5]接下来，我将阐述家庭无偿劳动的两种属性。
(一) 性别属性：家庭为何专属女性
纵观历史，一种将女性束缚于家庭内部劳动、而将男性推向公共领域的性别化分工，在绝大多数社会中被系统地建构并维持下来，成为父权制结构的关键特征。尽管现代社会经历了对传统的深刻反思、对性别本质论的颠覆以及具备了高度的流动性与不确定性，这种“男主外、女主内”的格局——作为制度性性别不平等的核心体现——并未被深刻动摇，反而以或显或隐的方式在全球绝大部分社会持续运作，塑造着人们的生活选择和社会结构。家庭内务本身是一个无性别的人类活动，为何会被赋予性别属性？
女性主义学者玛丽亚·米斯发现，当追问性别分工的起源时，自19世纪以来的社会科学家们提出来的解释常常是把问题归结为生物学，而停止从社会学层面再进一步探究，从而造成性别分工的生物决定论——即认为性别分工是由生理差异“自然”决定的，而非社会建构的产物[6]。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有相关表述：“分工起初只是性行为方面的分工，后来是由于天赋(例如体力)、需要、偶然性等等才自发地或‘自然地’形成的分工。”[7]这一论述的语境是原始氏族社会的自然分工，此时的分工尚未发展为阶级社会中的社会化生产分工。原始社会的性别分工更多基于生存需求，而阶级社会中的性别分工则与私有制、家庭结构、劳动价值剥削紧密绑定。事实上，现代科学表明男女生理差异在社会文化上被夸大了，并且工业革命后，机械化已使体力差异日益无关紧要，但性别分工依然顽固存在。
米斯认为正是生物决定论的根深蒂固，女性在家庭中生产和再生产过程所付出的努力和承受的代价被视作理所当然的“无偿劳动”。家庭领域的再生产劳动被父权制意识形态建构为女性生理特征的必然延伸，这种“自然化”策略包含两个层面：(1) 通过生物本质主义将劳动能力与劳动责任归因于子宫等器官；(2) 通过否定劳动的社会属性(将其类比自然界活动)，剥夺女性的主体地位。最终使无偿劳动成为既不可见又不可逃脱的压迫装置。这种“自然化”策略最终服务于资本主义–父权制的双重需求：既将女性禁锢在无偿劳动领域，又为剥削提供了“去政治化”的正当性解释。生物决定论的悖论之处在于，劳动者被其身体固有功能所禁锢于家庭，但身体孕育出来的生命价值以及由其延伸的家务劳动价值却并不能相应地归其所有：市场经济对其家庭再生产价值的忽视，还有在集体文化里对子女冠姓权的丧失，以及由此产生的家庭话语权的失落。如果生物决定论只能决定劳动，却不能决定劳动成果，那么该决定论应被视为一种剥削与歧视。
除了在文化意义上根深蒂固的生物决定论，资本主义经济的效率至上也是将女性固化在传统分工模式和劣势地位的重要原因。许多反驳女权主义的声音表示，女性已经在劳动市场获得了和男性同等的地位，因为资本家只考虑利益，而不考虑性别。我们要承认的是在工业生产大发展下，资本逻辑通过劳动力商品化原则，在理论上确立了“性别中立”的市场交换关系，这对于曾经丧失公共空间和社会劳动机会的女性而言是飞跃的进步。这种抽象平等确实使女性获得了(1) 法律层面的就业权利；(2) 工资劳动带来的经济自主可能性。尤其是在工业化和后工业化社会中，女性在劳动力市场中的作用越来越重要，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女性的社会地位。这是资本主义社会超越封建社会、奴隶社会的地方，为不同肤色、性别、地域的人提供了抽象平等的机会，然而也是因为忽略了一切背景信息，抽象平等仅仅是形式平等，而非机会平等，更非结果平等。
无法被量化的生育和照料劳动与市场的“效率至上”原则天然相悖，从而造成女性进入家庭后不可避免地存在“效率缺陷”。正如南茜·弗雷泽(Nancy Fraser)指出的：“资本主义将社会再生产领域的性别压迫，转化为劳动力市场领域的结构性不平等……成为后社会主义时代典型的非正义范式。”[8]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并没有消除性别差异，而是将其转化为劳动时间和劳动效率的现实差异，将女性因生育和家庭责任导致的职业中断转化为“效率缺陷”。在社会依旧存在性别歧视和女性主管家庭内务的倾向的情况下，追求利益最大化和利益转化效率的自由市场会顺应这种社会情形，倾向于招募男性员工。除了文化因素带来的效率缺陷，还有生理因素的干扰，女性的生育劳动需要企业去承担员工产假期间的基本薪资和缺少人员劳动的损失，因而性别歧视在应聘中虽然是受到法律禁止的，但在民间这种情况依旧层出不穷。产假成本内部化与男性连续劳动时间的优势，形成结构性歧视的经济基础。此外还有男性薪资溢价(gender pay gap)制造的“机会成本差异”，男性在劳动力市场里更容易获得高薪资，如果交由男性承担主要家庭劳动，对于大部分家庭而言相当于放弃对以家庭为单位计量的高收入，这种情况会反过来强化“男性养家者–女性照料者”的传统分工模式，形成闭环压迫。
尽管在劳动力市场越来越公平透明的今天，已经出现了部分“男主内，女主外”或者男女平摊家务劳作的家庭分工模式，但这通常仅出现在少数都市知识阶层，这些突破既未改变剩余价值分配格局，也未动摇父权制资本主义的核心矛盾——社会再生产劳动的贬值与性别化分配。
(二) 剥削属性
当我们把家务、育儿这些家庭内部的劳动简单地归为“女人的天性”或“自然活动”时，这背后其实藏着深刻的双重否定。
1) 否定再生产价值：看不见的GDP支柱
“家庭无偿劳动”一词本身蕴含着“应有的价值不被兑现”的意思，因为在探讨家庭无偿劳动的价值时，我们不可避免地要面对一个悖论：尽管这些劳动在经济上没有直接的货币回报，它们却在社会再生产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这种劳动，包括家务和照料工作，构成了社会运作的基础，是市场经济运转不可或缺的支撑。
首先，家庭无偿劳动为市场提供了必要的劳动力资源。正如上野千鹤子在《父权制与资本主义》中所指出的，家庭作为市场的外部支撑，不仅负责原料(即劳动力资源)的供给，还负责处理市场产生的废物(如老人、病人、残疾人)。这种供给并非无偿，因为“人”不会自发地成为劳动力。首先，他们需要被生育，这在近现代以前是被忽略的，人们认为人口的繁衍是一件自然的事情，即使是马克思也将人口的再生产归为无产阶级的繁衍本能：“劳动阶级不间断的持续和再生产仍然是资本再生产的永久性条件。资本家为了满足这一条件，将此依靠于劳动者的自我保存本能和生育本能。”[9]现在劳动力的再生产问题也就是少子化问题成为了全球不少国家的难题，中国也做了非常多的政策措施来刺激生育。但只要生育对于女性就业的“社会性惩罚”没有消除，生育率的提升就依旧困难重重。作为“前劳动者”的婴幼儿被生育出来以后，他们还需要被培养、教育并社会化，这一过程正是家庭无偿劳动的核心部分。然而，这种劳动的价值往往被忽视，因为它不直接转化为市场上的商品或服务。
进一步地，家庭无偿劳动的存在是资本主义社会运作的基础。家庭不仅支持着家庭成员的生存，还维持了社会整体的稳定和发展，为经济发展提供了良好环境。如果家庭不承担起这些劳动，市场将无法正常运作，因为劳动力的再生产和社会成员的照料将无法得到保障。这种劳动的不平等分配，特别是女性在家庭中的重压，不仅限制了她们的职业发展和经济独立，也对社会整体的生产率和经济增长产生了负面影响。有研究估算，2017年中国无酬家务劳动共创造了约142,857.45亿元的经济价值，占同期GDP的18.57%，约为第三产业增加值的37.83% [10]。这一数据表明，家庭劳动不仅是维持社会运转的基础，更是推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然而，现行的经济核算体系却将这些劳动排除在外，导致其价值长期被低估甚至被忽视。
当这个“隐形”的支柱出现问题时，比如在少子化背景下，劳动力供给减少，资本对再生产劳动的依赖就暴露出来。此时，资本往往不会反思自己对家庭劳动的压榨，反而可能将责任归咎于个体，如对不愿生育的女性进行污名化，或对选择丁克家庭的人进行批判。这种将家庭责任个体化的倾向，不仅加剧了女性的经济困境，也进一步强化了性别不平等的结构。
2) 否定主体：我的劳动，谁做主？
无论是家庭主妇还是职场母亲，她们都面临着价值被双重否定的困境。
家庭主妇的困境首先体现在“无产”这一特殊状态上：她们通常名下并无房产、土地等主要资产，不参与市场工作，社会往往认为她们缺乏市场所需的“技能”，从而导致她们在议价时能力极为薄弱。相比于一般无产者，家庭主妇的处境更为特殊且残酷。她们不仅是不占有资本的无产者，而且她们自身，包括她们的生育能力和劳动能力，在某种程度上被“私有化”了，仿佛成了家庭的“生产资料”或“资源”。在家务劳动上，基于前文所揭露的其拥有再生产价值，相当于外出劳作方(通常为成年男子)的后方燃料，外出劳动者通过享受再生产劳动而获得的收入理应与家庭主妇进行合理分配，但又基于家务劳动的“无偿属性”，家庭妇女所获得的收入通常仅仅是维持家庭继续运作的收入，而非个人收入。在资本主义劳动市场里，生产资料由资本家占有，无产阶级要通过出卖自己的劳动力以换取生存所需的工资，资本家则通过支付工人低于其劳动创造的价值的工资来压榨他们的剩余价值。而因家庭是一个被市场排除在外的私人领地，家庭妇女所出卖的劳动力有消费者而无支付者，家庭劳动的剩余价值不是通过低工资与高价值之差来体现的，而是通过被无偿占有来体现的。
相应的，生育劳动作为家庭无偿劳动中重要的一环，也呈现出自主性的削减，与劳动成果所有权在一定程度上的丧失。尽管女性在生育意愿上有一定的自主权，但必须承认在当前父权制的嫁娶文化下，女性的子宫是父系家族传宗接代的必要工具：在父系家族之间交换外姓女孩，进行生育劳动，从而保证家族的血脉传承兼姓氏传承，同时避免近亲繁殖带来的基因缺陷。基于婚嫁模式的底层逻辑是生育能力与经济保障的交换，女性在这个过程中鲜少获得被充分肯定的生育选择空间和子女冠姓权。这种将女性的身体和劳动能力“私有化”的倾向，不仅加剧了性别不平等，也进一步强化了资本主义对女性的剥削。
而在职场中，女性还面临“双重战场”的困境。许多女性选择进入职场，但家庭劳动的重担并没有因此消失。她们不仅要承担市场劳动的经济压力，还要承担家庭劳动的无偿负担。这种叠加不是简单的1 + 1 = 2，而是单位时间价值被双重压低的剥削：在职场，她们因为“可能怀孕生子”的所谓“潜在生育风险”，在求职、晋升、薪酬上可能面临无形的天花板或歧视；而在家庭中，她们又要承担起被看作“自然的”、“爱的付出”的家庭劳动，其巨大的辛苦和价值被系统性地无视和贬低。这种双重剥削不仅加剧了女性的经济困境，也进一步削弱了她们在社会中的主体地位。
女性的再生产劳动不仅是维持资本主义机器运转的关键，也是其最隐秘、最残酷的剥削形式。在资本主义的逻辑下，女性的身体和劳动能力被“自然化”为“母职”的象征，而这种象征背后隐藏着对女性主体性的彻底剥夺。只有当女性真正摆脱对身体的“殖民”与对劳动的“异化”，才能实现真正的解放与平等。
4. 妇女家庭劳动解放探究
基于前文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沉重的家务负担是妇女发展与社会平等的系统性障碍，为妇女的家庭劳动解放寻求有效的解放路径已刻不容缓。接下来，我们在本节探讨常见的四条路径：在家庭内部鼓励男性承担或向老年人转移；在家庭外部寻求市场化解或公共化方案。这些路径在实践中均面临深刻困境，其有效性及本质需被置于“家庭内部–市场–制度”的三层结构性框架中予以辨析与重构。真正的解放并非简单选择其一，而在于厘清其层次与局限，从而指向根本性的社会变革。
(一) 家庭内部的责任转移：起点与局限
解放的起点常置于家庭内部，试图通过责任再分配减轻女性的负担。这主要包括两种相互关联的路径：性别分工的打破(鼓励男性承担)和代际转移(老年人承担)。
第一种路径，寄望于观念变革与家庭民主协商，企图在不动摇其他因素的前提下突破“男主外、女主内”的传统分工。在不改变女性整体社会经济地位及“生育成本”主要由女性承担的结构下，单纯倡导往往难以对抗市场效率逻辑与根深蒂固的性别规范，使得最终能脱离家庭劳动的妇女只有少数人。正如马恩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所说的“解放不是头脑中的风暴，而是推翻使人被奴役的一切关系”[11]，女性的家庭劳动义务本身就是资本主义和父权制结合造成的结构性压迫，不改变女性被排除在社会生产、占有生产资料的物质基础而希冀平等关系，如同“试图用新词汇解释旧世界”。
第二种路径，此路径将负担从性别轴向年龄轴转移，普遍表现为由祖辈承担抚幼与部分家务。这表面上释放了年轻女性的时间，在实际上造成了对年龄和性别的交叉压迫。家庭劳动代际转移是对老年人的转移剥削，老年人丧失了社会劳动机会和社会收入以后，只能寄居于年轻夫妇家庭中或者依靠家庭补贴获得生存，在身体孱弱的情况下进行远低于社会劳动价值的家庭无偿劳动。并且，“隔代抚养”通常而言都是由年老妇女承担繁重的家庭劳动，性别问题并没有得到缓解。这个路径还面临着养老与抚幼的矛盾，只有在满足老人身体尚可的前提下才能实现，一旦养老问题成为家庭问题的焦点，则无法平衡家庭劳动的分配。随着少子化和老龄化趋势的并行，必然会到达一个抚幼与养老矛盾的高度重叠，继续发展下去养老问题将超越抚幼问题成为主要的家庭劳动负担。
(二) 市场层面的权宜之计：补救与悖论
当家庭内部转移不足时，市场被视为一种“外部化”的补救方案，也就是家庭劳动外包(雇佣劳动)：此路径通过购买服务将家务劳动商品化，看似以市场契约解决了私人负担。然而，它存在三重根本悖论：其一，它是阶层特权，为家庭劳动进行额外支出只有少部分家庭才能承担，高昂成本使其主要惠及中上层家庭；其二，它转移而非消除了压迫，就算把大部分家庭劳动外包，家庭劳动的责任承担者并没有改变，管理保姆、协调服务的“元劳动”及不可外包的育儿情感劳动，仍默认由家庭内的女性(母亲)承担。其三，它创造了新的剥削链条。全球范围内，家政工多为农村户籍女性、少数族裔、移民等弱势群体，而在中国范围内，根据《中国家政服务业发展报告(2022)》的数据，76%的家政工为农村户籍女性，其中少数民族占比12% [12]。家政工作普遍工资低、无社保、流动性高，还存在污名化的舆论压力，多为社会底层女性的选择，这些女性不仅要低工资工作剥削，回到家还要进行无偿的家庭劳动。同时也只有在阶级差异较大，拥有廉价劳动力储蓄池的社会，外包家庭劳动才能成为较为普遍的选择，比如美国约67%的家政工为拉丁裔或黑人女性[13]。女性主义学者南希·弗雷泽认为，如果只是鼓励受过教育的中产阶级女性在职场上奋斗，而将“本属于自己的”家务劳动转嫁给低收入的少数族裔或移民的女性，这样会变成女性主义内的阶级压迫，不是代表所有女性的女性主义[14]。同时，这种属于中产阶级的解决办法，迎合了市场中心平等观，奉行了新自由主义企业的观点，为资本主义对他人劳动价值的压榨提供了辩护。
(三) 制度层面的根本出路：公共化的愿景与挑战
超越家庭与市场的局限，马克思主义揭示了更具革命性的方向——家庭劳动公共化(政府与社会负责)。此为根本性方案，其核心在于将再生产劳动(育儿、养老、照料等)从私人领域剥离，转化为由社会共同承担、国家统筹的公共事业。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明确指出：“随着生产资料转归公有，个体家庭不再是社会的经济单位。私人的家务劳动将转变为公共事业。”[15]这一论断揭示了家务劳动公共化的实质是要打破家庭作为社会经济基本单元的功能，使再生产劳动获得与其他社会劳动同等的地位和价值。家务劳动公共化的解放作用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首先是打破空间禁锢，它打破了传统家庭空间对女性的囚禁，使妇女得以从封闭的家庭领域进入开放的社会生产领域。这种空间解放是马克思主义“劳动解放”理论的重要体现；其次是重估劳动价值，公共化重构了家务劳动的价值秩序，通过将育儿、烹饪等传统家务劳动纳入公共服务体系，使其获得与其他社会劳动同等的社会认可和经济报酬；最终可以动摇父权根基，这一转变从根本上动摇了父权制的物质基础，当儿童养育等再生产劳动由社会共同承担时，以血缘继承为核心的父权制度就失去了存在的必要性。
然而，公有化虽然是解放一切通过私有制压迫无产者的最终手段也是最终社会制度体现，但手段本身不能代替社会发展的过程，如果社会生产力、社会文化结构等方面没得到根本性的发展，公有制的落实也最多体现为一种改良性的福利政策。例如，北欧国家通过高税收支撑的普惠性托育服务体系，虽然在减轻女性的家务负担取得一定成效，但巨大的财政压力使得一些国家不堪重负，濒临破产[16]。此外，家务劳动的公共化还受到社会观念的深刻影响，如日本的居家护理劳动虽被制度化，但其行为者属性仍被归类为女性角色，导致其社会评价较低[17]。同时，对生育劳动这一根植于性别生理功能的劳动，其劳动过程在现阶段不可被转移，尽管人造子宫和婴儿体外培养在未来科技面前未必不能实现，我们依旧要考虑一个在现阶段更具有可行性的方案。
(四) 现实性方案：政府、市场与家庭的合力
通过上述分析可见，妇女家庭劳动解放的实践路径，呈现出从家庭内部调整(性别分工、代际转移)，到寻求市场补救(雇佣外包)，最终指向制度根本重构(公共化)的递进逻辑。前两种路径虽能在局部产生缓解效果，但或受困于家庭内部的权力结构，或陷入剥削转嫁的伦理困境，均难以独立实现普遍而彻底的解放。因此，构建一个整合性的结构性框架至关重要：我们应以再生产劳动的公共化为长期战略目标，发挥国家政策的宏观调控作用，引导市场劳动机会的公平分配，并在此过程中，借助政策与市场的双重调节，逐步推动家庭文化与性别观念的转型，最终促使家庭劳动从一种具有性别属性与剥削属性的私人负担，转向为支撑性、共享性的社会照料体系。
以普惠性托育政策为例，202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克劳迪娅·戈尔丁的研究指出，育儿负担是阻碍女性持续参与有偿劳动的关键因素，普惠性托育能显著提升女性就业率[18]。中国的实践清晰地展示了国家角色与政策模式的动态调整：在计划经济时期，国家通过国有单位直接提供福利性托育，近乎免费地承担了0~3岁幼儿的照料；市场经济转型期，托育服务大规模市场化，国家直接供给收缩，家庭(尤其是女性)的育儿负担骤然加重；而自2019年以来，为应对低生育率与老龄化挑战，国家开始主导重建“普惠托育体系”。这一新模式构建了“国家补贴引导–政府定价规范–社区单位嵌入式发展–严格准入监管”的闭环，旨在融合效率与公平[19]。这意味着职业女性得以在社区或单位附近，以可承受的成本获得有质量保障的托育服务。这不仅是历史上公共托育精神的回归，更是在新条件下的制度升级。其本质是将育儿劳动从家庭私域中剥离，转化为由社会共同分担的公共责任，有助于平滑女性因生育而中断的职业生涯，推动其劳动参与率曲线从“M型”向持续稳定的“直线型”过渡。
市场力量在此框架中扮演着积极响应与补充创新的角色。一方面，市场会因应政策激励(如补贴、税收优惠)而增加托育服务供给；另一方面，智能家居、护理机器人等技术领域的发展，为减轻日常家务与照护负担提供了新的解决方案，成为解放家庭无偿劳动的重要科技推力。此外，一个健全的市场体系有助于促进劳动力资源的合理流动，使个体(尤其是女性)得以部分摆脱传统家族结构的束缚，从而为建立更平等的家庭伙伴关系奠定基础。
家庭观念与分工模式是社会变革传导的最终环节，虽有其滞后性，但并非一成不变。随着公共服务体系的完善与市场选择的多样化，家庭内部的性别角色期待也将随之调整，朝着更平等、互助与合作的方向演进，从而在根基上重塑劳动价值的认同。
总而言之，以国家主导、市场响应、家庭转型为核心的综合性路径，其优势在于它不再孤立地看待问题，而是试图系统性地调和社会公平、经济效率与文化变革之间的张力。它既设定了家务劳动公共化的长远革命性目标，也立足于当下生产力与发展阶段的现实，通过可操作的渐进政策(如普惠托育)撬动全局改变。然而，这一路径的成功实践，仍需警惕国家角色的越位或缺位、市场逐利性对公共性的侵蚀，以及根深蒂固的性别文化对制度改革的消解。唯有在动态平衡中持续推动三者的正向互动，才能最终瓦解家庭作为剥削单元的功能，迈向马克思所展望的、将再生产劳动真正转化为自由人联合体共享事业的社会图景。
5. 结语
本文通过对家庭无偿劳动的马克思主义解析，揭露其性别化建构与系统性剥削的双重本质：资本主义通过将再生产劳动私有化于家庭领域，完成对女性劳动价值的隐形剥夺；父权制则借助“自然天职”论，将女性禁锢于无偿照料者的身份牢笼。而当前的解放路径均面临结构性困境：观念引导陷入“民主协商”幻象，忽视物质基础的不对称；代际转移将压迫转化为年龄与性别的交叉剥削；市场外包催生阶级化的照料链条，延续了压迫逻辑；公共化改革虽具革命潜能，却受限于生产力阈值与文化惯性。
妇女劳动解放的本质是“人的解放”的历史组成部分，其短期目标在于争取劳动领域的性别平等，终极归宿则需依托无产阶级解放运动。实践层面的重心依旧在于利用公共化的政策来调整社会的不公平劳动分配，在短期发展生产力支撑的替代方案，在长期推动再生产领域的社会化革命，践行恩格斯“将家务劳动转化为公共事业”的构想。只有当厨房与育儿房不再是性别化剥削的区域，而成为社会共享的创造性空间时，妇女才能真正获得自由发展的物质根基——这不仅关乎性别正义，更是人类解放的历史性路标。